西岳史风 || 周晓薇：丹漆随梦：黄永年先生指导我们做古籍整理的岁月

丹漆随梦：黄永年先生

指导我们做古籍整理的岁月

周晓薇

秋河耿耿夜沈沈

往事三更尽到心

——（唐）罗隐

《秋夜寄进士顾荣》

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搭乘着“上山下乡”的最后几班列车，“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9年，在“科学的春天”里，考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1981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将古籍工作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982年，陕西师范大学获教育部批准设置了文献学硕士学位点。这一年，黄永年先生为历史系80级本科生开设了目录学课程。我们听说黄先生是著名唐史专家，并且是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推荐来本校任教的。此时黄先生正与史先生一起招收唐史学硕士研究生，学问很大，于是纷纷申请去旁听目录学课。因为当时自己的文献学根底太浅，虽然认真记了一大本笔记，对目录学有了初步了解并产生兴趣，但还真谈不上有多少收获，只是被先生优雅的风度与广博的学识深深打动。1983年，陕西师范大学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成为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科研和博硕士人才培养单位，黄永年先生任所长，并招收历史文献学研究生。这年我面临毕业，一心打算报考黄先生的硕士生。可是我的外语程度不好，加之听先生说当年有77级的贾二强、李向群两位学长准备报考，并说他们“实力很强”，就没敢冒然报考，暗下决心认真备考。毕业留校第二年，我于1985年考上了先生名下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古籍整理。这一年，先生招了一个研究生班，加上正式名额及委培生，一共19名学生。黄先生说：能一下有这么多招生名额，当是教育部遵照和执行了陈云同志“早出快出古籍整理人才”的文件精神。当时黄先生为我们开设了目录学、版本学、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碑刻学、文史专题研究、《太平广记》研究、《吴梅村诗》研究等课程，皆为黄先生亲自讲授，每次一讲就是4课时，连课间休息时还侃侃而谈，精力非常充沛。

读研二时，先生还请北京大学教授为我们集中讲授了几门课程：有裘锡圭先生的古文字学、白化文先生的古代文化史、严绍璗先生的日本中国学。每门课程约两周讲完，结课时进行考试。得益于那个追求学术的年代，在安排课程上也相对自由宽松，我们因此能在本校聆听北京大学几位著名教授的课程。

黄先生学识渊博，听他讲课往往有意外的启发和收获，比如他讲目录学时，提到 “九流十家”中“小说家”，说它与明清时的古典小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小说家”也确为古代小说开了先河，并将古代小说发展，从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到唐代的传奇，从宋元的话本到明清的章回小说，细细道来。条理清晰，脉络分明，引人入胜。当他谈到《水浒传》时，涉及到对成书问题的研究，说学界大多是通过考证朴刀杆棒话本的源流入手，但也有另辟蹊径如童书业先生就着眼于书中所描写的宋代定窑瓷器而判断成书时代，证据也十分有力。同时提到还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研究，因为《水浒传》中记叙的宋代刑狱诸事颇多，除了可以与宋代的法律制度证实，亦可关注宋代笔记小说的相关记载，比如李元弼做县令时为自勉而撰写的《作邑自箴》。我听了很受启发也非常感兴趣，毕业论文就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写了《〈水浒传〉与〈作邑自箴〉》，答辩时还得到优秀成绩，次年收入黄永年先生主编的《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一辑中。而先生指导我做学问写学术论文的方法，在我日后的教学生涯中，亦成为我指导学生始终如一的范式。

研究生班按规定是读两年毕业，分配到相关单位一边工作一边完成毕业论文，一年后的六月再回校进行硕士论文答辩。为的就是让年轻学子尽早投身到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中去。一九八八年五月，我们研究生班同学如约而至，回校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当时聘请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的安平秋和孙钦善教授做答辩委员会主席，两位先生对本届学生的学位论文给予颇高评价，并对黄先生培养研究生所付出的艰辛与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极高的肯定。

毕业后我留在古籍所工作，正好赶上参加国家教委古籍整理“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与两位师姊妹承担《徐霞客游记选译》工作。

记得这年暑假前，先生召集我们三人开会，布置任务，要求我们全文阅读《徐霞客游记》、丁文江《徐霞客先生年谱》、陈垣《滇黔佛教考》，并且个人列出要选译的篇目。开学伊始，黄先生召集我们三人谈读书情况，并一一汇报选译的篇目及其理由，由他当场敲定。篇目确定后，先生让我们先试着注译某一卷中的篇目，然后交给他审阅。我们原以为《徐霞客游记》为日记体，文字简单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当黄先生严肃认真的拿出他修改过的、布满密密红字的稿子，真使我们感到汗颜。先生说:做古籍今注，光靠翻《辞海》《辞源》是根本不行的，一定要深入到古籍原典中查找人物、制度、典故的来源出处，还要参考前人的旧注，今人的新注，才能将注释工作做扎实做好。他还为我们树立高标准，说要以陈寅恪先生笺释唐诗和顾颉刚先生注译的《尚书》为榜样。陈寅恪先生笺注唐诗所凭借的是历史的眼光与考据的方法：一是以诗为史料，或纠正旧史之误，或增补史实阙漏，或别备异说；一是以史证诗，不仅考其“古典”还求其“今典”，探索渊源，以求通解。而顾颉刚先生对《尚书》的注译，则下了很大功夫，因为传世资料的有限，惟有下“沙里掏金”的功夫，除了青铜器铭文外，惟有从春秋、战国的记载中寻取夹缝的资料，甚至还得选取秦汉以下可信的资料来补充。因此才真正做到了“释古”，此“释古”有别于随便找条不可靠的资料而任臆想作解释的所谓“释古”。为我们认识如何做好古籍今注，朝什么要求什么水平努力，点明了方向。他还指出：古籍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研究，没有准确、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而且“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能做古籍今译工作”。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我们牢牢记在了心中。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遵照先生的教诲，字斟句酌认真做好每条今注和每段今译，又经先生多次抽检审查，终于完成任务。1991年，这本书由巴蜀出版社出版。2011年凤凰出版社再版，2017年又编入“珍藏版”图书系列。接下来，我又承担了《历代名画记》等书的选译工作，此时先生已放手让我们自己选定今译的版本、篇目，完成后再交给他审阅。有了前一本书的经验，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多了。后在来又在先生的指导下，参加了辽宁教育出版 “新世纪万有文库”的古籍点校工作，承担了《战国策》《历代名画记》和由南宋金盈之、罗烨分别编撰的两种《新编醉翁谈录》等古籍的点校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我们参加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的重点项目、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二十四史全译》中的两《唐书》全译工作，分主编为黄永年先生。

我们从接到任务起，直到2004年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用时达十多年时间。在今译过程中，先生要求我们下功夫阅读个人所承担的内容，真正做到读懂读通，不但要透彻理解两《唐书》上的每段文字，还要掌握和参考与两《唐书》相关的史书、政书，然后再下笔翻译。当时黄先生将全所人员分了两个小组，由贾二强、赵望秦师长任组长。组员初步完成每卷的译稿后，由组长进行审核。并定期召开例会。例会由黄先生主持，气氛十分严峻，组长将出现的问题一条条摆出来剖析指正，组员们则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来听批评。这样的做法的确为今译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很好的效用，不但使我们意识到自身水平的不足，而且鞭策我们在以后的今译工作中避免了许多错误，更加认真努力的工作，在忠实两《唐书》内容的基础上，力求做出高质量的今译。通过这样的集训，会上的批评一次比一次少了，黄先生与两位组长的言辞也温和了许多，大家深深感到自己的水平渐次有了提升和进步。黄先生反复强调译文还要讲究“信”、“达”、“雅”。即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文字不仅要通顺，还要有文采，达到“雅”的境界。

至于如何“雅”，先生教导我们：对两《唐书》中出现的歌赋及乐词，乃至诏书奏章中的骈俪对句，要尽量对仗、压韵，以使原著中典雅的文词自然传递在译文中。他还指出：“过去有个别古籍今译，文笔很漂亮，但加进了不少译者的想象，成为一种变像的创作，这对想通过今译读懂古籍的人是不会有多大帮助的。”译文成稿后，我们多方听取出版社的意见，又经过多次修改，最终完成了这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将两《唐书》以至《二十四史》这部辉煌巨著做成精确、完整的文白对照全译本，能够使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成果成为文史爱好者通俗易懂的读物，为人类共享如此璀璨辉煌的文化遗产，架起了通往古代历史的桥梁。这是古籍整理领域产出的丰硕成果，也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成功尝试，充分说明这项今译工作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有幸参加了中两《唐书》的全译工作，从中受到的磨炼，这对我们一生的学术研究道路，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和先生王其祎近二十年来一直围绕碑刻墓志文献做隋代墓志铭的整理研究工作。多年来，我们所做隋代墓志铭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其实皆运用了古籍整理的方法，每方墓志都是从最基础的录文断句做起，再进行校勘考释及研究工作。而我们潜心不辍的研究，正是充盈着对先生悉心栽培与期望的报答。当然，也是怀着传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信念，进行着石刻墓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恰逢去年春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两办发布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读后感慨万千，我们在黄永年先生指导下做古籍整理的往事，便一件件涌上心头。于是，写下了这段回忆，即是对先生的怀念，也鞭策自己在新时代仍要肩负起古籍工作者的使命，把祖国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保护好，整理好，履践致远，薪火传递。

本文刊载《陕西师大报》

2013年10月31第四版

（作者及工作单位：周晓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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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公众号

责任编辑/杨洪金

审核/王子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