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风 || 妹尾达彦：史念海教授追思

史念海教授追思

（日本）妹尾达彦

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

去年（2001年）3月28日，我在住处接到了来自中国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发来的一份传真获知该中心名誉主任、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史念海先生于前一天（27日）的早展不幸逝世。

于是，我立刻打电话给和史念海先生同居一处的该中心主任朱士光先生，得知了史念海先生在此前一年中与顽疾抗争之后病逝于西安的陕西省人民医院的情况，其享年虚岁90岁。自1985年夏到史念海先生门下作短期访学之后，直到1997~1999年间围绕黄土高原历史与史念海先生一起进行的日中共同研究为止，我始终以史念海先生的研究为指向而学习。此时此刻，回忆真是汹涌澎湃，感慨万千。在此谨以此悼念之文祈祷史念海先生天福，并对其生前的真情关照深表感谢!

照片说明：1997 年9 月，聘请日本隋唐史学者妹尾达彦先生为历史地理研究所兼职教授

史念海先生，字筱苏，1912年6月24日生于山西省南部的平陆县。自省会太原的进山中学（日本称为高中）毕业后，于1932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史学系。进山中学时代的教课已采用英语，正值受到了中国国民政府时期新式教育的时代。

北京辅仁大学作为罗马天主教创办的大学设立于1925年，从史念海先生在校期间的 1933年起，又转为德国天主教会大学，它还是新兴的中国学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1952年辅仁大学被合并于北京师范大学，而台湾则在1963年重建了该大学。入学后的1934年，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就任辅仁大学校长，并亲自担当了本科生课程的教授。可以说史念海先生在辅仁大学就已经掌握了历史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在大学他还听取过年轻的谭其骧先生(1911~1992)的讲座。谭其先生自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曾担任辅仁大学中国地理沿革史课程的教学，他与史念海先生后来成为一生的学术研究同伴和朋友。当时执取教鞭的谭其骧先生才年满22岁，比史念海先生仅年长一岁。后来，谭其骧(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史念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两人因分别工作、居住于南方、北方而被人们称作“南谭北史”，成为各自代表中国南北方的历史地理学家。在接受大学教育的同时，给予史念海先生学问形成以很大影响的还有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北京城的学术研究氛围。当时的北京（北平）与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政治中心南京相比，充满着作为文化和教育中心的清新风气。在国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多位代表中国硕学鸿儒的先生在此执教，欧美系统的大学除史念海先生就读的德国天主教会辅仁大学外，还有美国基督教新教徒的燕京大学（1920年开办，1952年停办，其一部分被合并于清华大学）、法国办的中法大学（1920年成立，1950年被华北大学工学院即现今北京理工大学合并）等高水准的大学在相互竞争；研究所方面，则以中央研究院（1928年创立）和北平研究所（1929年建立）成立最早，此外还有中国地质研究所（1916年成立）、美国洛克菲勒财团设立的协和医学堂（1919年建设）人类化石及古生物研究所、日本外务省(外交部)管辖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1927年创立）等。故官博物院（1925年成立）与中国历史博物馆（1926年建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新馆建成）等，亦相继发挥着学术机构上的重要作用。在这种十分活跃的学术氛围中，30年代中期的北京,有近10个学术团体在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积极地开展活动。对史念海先生的研究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禹贡学会便是其中之一。禹贡学会是中国近代历史学之父之一的顾颉刚先生（1893~1980）同谭其骧先生一起于1936年5月24日正式设立的以开展中国历史地理和民族研究为宗旨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成立的直接契机是因东亚方面日本军事势力的抬头和对中国大陆侵略扩大的形势而引发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参照《禹贡》发刊之词：史念海“重排版本前言”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禹贡学会的会员是由顾颉刚先生曾经执教的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以及顾先生之徒谭其骧先生执教的辅仁大学的学生为中心的一批 20至30岁的年轻学者构成的。当时办公室就设置在燕京大学附近的顾颉刚先生自己的家中。禹贡学会1934年3月业已出版发行学术杂志《禹贡》的创刊号。向《禹贡》投稿的学者们后来被人们称为禹贡学派，直至今日仍旧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力。史念海先生的最初论文便是写于本科二年级，后刊载于《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8期上的《两汉郡国县邑增损表》（1934年6月16日出版，第15~27 页）。曾经执笔于《禹贡》的同学辈三名青年学子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1911年一，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后来都继承了顾颉刚先生的学术研究，作为历史地理学第一代学者成长起来，并且都将各自的工作之地发展成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三大中心之一。史念海先生常常提起参加禹贡学会的北京学生时代的情形：回忆起时常顺便来到位于景山和北海之间夕阳充裕的史念海先生住处的顾颉刚先生，常常是将写完的原稿随手留下让其进行校正而感到不安的往事，还有那些日子在学习完后已是深夜，就经常出去到附近的胡同小酒馆，从摆放在店铺前的大酒樽里用杯子招便宜的酒喝的乐趣十足的趣事，等等。然而，在北京的幸福日子并未持续很久。1937年7月29日，随着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北京被日本军队占领。由此，北京多年营造培育起来的研究环境毁于一旦，中国学术界遭受到了无法估算的打击。史念海先生也逃到四川省的重庆，担任了国立编译馆的副编审。在这里，他出版了和顾颉刚先生共同写作的《中国疆域沿革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37年；1998年重刊），明确了处于危机之中的祖国领土的历史沿革。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史念海先生就任由疏散地尚未返回上海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47年至1948年间，又代替已接受赴任邀请的顾颉刚先生作为教授赴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1949年后移住西安，历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副校长和唐史研究所所长以及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还曾担任过中国古都学会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自安居于西安后的学术研究应该特别书写的是，史念海先生因为树立了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独创的研究方法，使为数众多的新的历史事实得以究明。尤其是其将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从历史学家的立场以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为基础成功地进行了细致且有体系的复原，得到了国内外很高的评价（史念海先生的黄土高原研究之概要，请参照妹尾达彦《环境的历史学》，载《亚洲游学 20：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与汉唐长安》，东京，勉诚社，2000年）。史念海先生著作等身，主要的著作有《中国的运河》（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增订本，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河山集》初集~8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等，1963 年~1999年）,《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

照片说明：1997 年，史念海先生与妹尾达彦先生等人一起考察黄土高原现在回想起，我1987年夏再度访学之际的宿舍，与史念海先生的住处恰好相对。尽管同史念海先生由关中平原的实地调查归来已是疲惫困顿之夜，但是，望见史念海先生书斋的窗户，总是直到深夜仍旧明灯不息，我真对即使调查而归也不知疲倦地继续研究且已年龄 70 过半的老师之精力感到惊叹！可以说，兼备非凡的智力和体力条件并且从年轻之时便开始要求持续每日10小时以上学习时间的史念海先生，其一生取得许多极具学问水准的丰硕成果是理所当然的。再次衷心祈愿先生在天之福!

（原载日本《唐代史研究》第五号，2002年6月，第168~170页，李久昌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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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编：《史念海教授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6页—28页。

责任编辑/张梦晨

审核/冯立君、胡耀飞、王子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