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在人类交往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香料贸易促生大航海时代、鸦片由药物蜕变为毒品进而引发战争影响中国、清朝试图以大黄左右中西外交、人参贸易影响东北亚政局等等。自唐代以来，牛黄在中原和朝鲜半岛的交往史中担任重要角色。中国自古以来对牛黄产地的认知，有一个逐步向东转移的轨迹。在唐朝的土贡体系中，山东半岛牛黄地位日渐提升。就在此时，与山东半岛气候、地理接近的新罗所生产的牛黄，借着新罗与唐朝外交关系的迅速升温进入“国礼”范畴，成为两国关系的“润滑剂”。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维系与周边国家、地区或民族关系的纽带和象征是贡赐，明清时期，牛黄是朝天使、燕行使入华后重要的外交礼品，具有重要作用。陈明认为，正是高丽牛黄这一地道药材的功效，才使得清心丸在时人眼中具有非凡疗效，“‘真真高丽丸子’（清心丸）在人们的心目中，之所以具有非凡的疗效，其原因就是此处所谓的地道药材——高丽牛黄。晚清时，高丽人参和清心丸的知识流传在北京仍余音不绝，并传入法国军医之书中。人们对高丽牛黄和清心丸的称许，甚至延续到了民国时期”。在日韩交往史上，牛黄也曾是朝鲜半岛对日输出的重要物品。可以说，东亚地区存在着对朝鲜半岛牛黄的“普遍信任”。实际上此类认知肇始于唐代，尤其是新罗统一战争期间。在唐与新罗的关系中，国礼的往来是深思熟虑的，目的是加深两国情谊，对付共同的敌人。朝鲜半岛的牛黄借此登堂入室，成为中国医药界公认的精品。此后千年，它在中原“道地药材”观念中地位的起伏变化，始终跟外交密切相关。汉唐时期的牛黄认知及其产地变迁新罗首次向唐朝赠送牛黄起自新罗统一战争时期。据《三国史记》记载，文武王二年（662）春正月，“唐使臣在馆。至是，册命王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乐浪郡王新罗王。拜伊餐文训为中侍。王命庾信与仁问、良图等九将军，以车二千余两（辆），载米四千石，租二万二千余石，赴平壤……（二月）六日，至杨隩，庾信遣阿餐良图、大监仁仙等致军粮。赠定方以银五千七百分，细布三十匹，头发三十两，牛黄十九两。定方得军粮便罢还”。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唐与新罗牛黄交流的最早材料，也就在此之后，新罗牛黄逐步登堂入室，成为中国传统药学公认的精品。新罗牛黄得到认可，借助了汉唐以来中国牛黄道地产地逐步东移的势头。牛黄在中国的药用历史悠久，汉代《神农本草经》中已将牛黄列为兽部上品之一，可见古人很早便认识到了其药用价值。唐及以前医籍和敦煌文书中对于牛黄功效的记载如下（表1）。表1 汉唐五代医籍牛黄功效由上可知，唐代及以前医药家们总结出的牛黄药效以益肝胆、除热、治惊痫、治小儿百病为主，在妇科和中风后遗症、传染病治疗等方面也有所应用。相较于早已认识到的牛黄的药用价值，有关牛黄产生部位、产生原因和获取途经的认识则稍显滞后。牛黄本是牛患胆结石的产物，但宋以前对牛黄形成原因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三国吴普《吴普本草经》载牛黄：“味苦无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胆中，如鸡子黄。”《酉阳杂俎·物异篇》“牛黄在胆中，牛有黄者，或吐弄之。集贤校理张希复言，常有人得其所吐黄剖之，中有物如蝶飞去。”牛黄出于牛角、牛死后入胆中、“夜有光”“中有物如蝶飞去”等记述并不符合实际，且带有一定的神异色彩。唐代《新修本草》开始意识到牛黄与肝胆的关联性：“牛有黄者，必多吼唤喝，拍而得之，谓之生黄，最佳。黄有慢黄若鸡卵中黄糊，在肝胆间；圆黄为块形，有大小，并在肝胆中，多生于特牛，其吴牛未闻有黄也。”宋代以后逐渐形成了较为正确的认知，人们意识到牛黄为牛病所致，王家葵辑校《本草经集注》笺疏：“牛黄是牛的胆结石，历来贵重，陶弘景说：‘药中之贵，莫复过此。一子起三二分，好者值五六千至一万。’早期文献对牛黄的形成认识不足，故有种种传说。《本草图经》说：‘凡牛有黄者，毛皮光泽，眼如血色，时复鸣吼。又好照水，人以盆水承之，伺其吐出，乃喝迫，即堕水中。’《本草纲目》不以此说为然，发明项李时珍说：‘牛之黄，牛之病也。故有黄之牛，多病而易死。诸兽皆有黄，人之病黄者亦然。因其病在心及肝胆之间，凝结成黄，故还能治心及肝胆之病。正如人之淋石，复能治淋也。按《宋史》云：宗泽知莱州，使者取牛黄。泽云：方春疫疠，牛饮其毒则结为黄。今和气流行，牛无黄矣。观此，则黄为牛病，尤可征矣。’这是比较正确的认识。”不仅牛黄如此，动物体内赘生物被神化的现象在中国药材史上也屡见不鲜，且这种来源神异化的药材一般都具有稀有、昂贵的特点。比如龙涎香，本为抹香鲸肠内的分泌物，古人却将其视为龙的产物，《游宦记闻》云：“海旁常有云气出，山间土人郎知龙睡其下，更相守之。俟云散，知龙已去，往求必得龙涎。”又比如“龙骨”，被认为是龙死后产生或龙蜕而来，实际龙骨是犀类、牛类等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而琥珀，本非动物体内产生，古人以其为虎目精魄堕地而成，故称之为“虎魄”。诸如此类以当时认知水平无法解释的事物，古人往往将之纳入超自然体系之中，通过赋予其神异性的方式减少说明成本，并获取大众的接受与认可。相较于西方对逻辑分析的重视，中国传统思维更依赖于经验，而“经验论习惯于以旧的经验比况、理解新事物，把它纳入已有的知识系统中”。中国传统经验论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越完善，一旦其中出现错误时，纠正起来便越困难。作为一种动物药材，从理论上看，凡是牛类生长的地区都可以成为牛黄的产地。但受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各地牛黄的产出数量及质量自不可相提并论，从汉代史料中第一次出现牛黄的记载开始，到唐代牛黄成为重要贡物，其主要产地概括而言大致有中原、西北、西南和华北四地，但这四地在不同时代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变动的过程。东汉《神农本草经》仅记载牛黄“生平泽”，平泽并非地名，指平原山泽地区，这样的地区适宜农业耕种，饲养耕牛也是情理之中。《名医别录》中又进一步明确为“生晋地平泽”。李时珍作《本草纲目》时引《别录》又增作“牛黄生陇西（甘肃东南部）及晋地”，又引陶弘景言：“药中之贵，莫复过此。一子及三二分，好者值五六千至一万也。多出梁州、益州。”综合历代其他记载和现代情况来看，西北与西南地区产出牛黄当无疑问。到唐代，《新修本草》记载：“牛黄，今出莱州、密州、淄州、青州、嶲州、戎州。”莱州、密州、淄州、青州和登州，均为今山东东部地区。嶲州与戎州在今四川、云南交界处，即西南地区。结合土贡情况来看，牛黄最佳产地开始出现于山东半岛。《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开元年间的贡赋中，密州、莱州、登州均贡牛黄。《通典》所记为唐玄宗天宝初年改州为郡后的贡赋情况，其中还对各地贡物的数量进行了详细记录，其所载河南道牛黄进贡情况为：高密郡（密州）一斤，东牟郡（登州）百二十八铢，东莱郡（莱州）百二十二两。《新唐书》地理志中除登、莱、密三州外，又补充了其他几处土贡牛黄之地，包括剑南道的黎州洪源郡（四川中部）和羁縻州中诸蛮州之一的昆州（云南昆明周边），详见表2。表2 唐代土贡牛黄记载情况孙思邈的记述则与官方有所区别，《千金翼方》“药出州土”一章除了记录莱州、密州产出牛黄外，还提到江南西道朗州（湖南洞庭湖西部）地区的道地药材为牛黄。照此来看，朗州应当也是唐代盛产牛黄的地区之一，但是朗州并不在各种版本的官方本草和土贡名单中。这种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唐代民间医学与官方医学各走各路的普遍现象。笔者在《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第五章中曾有论述：“药材与其他物产不一样，不是国家行政力量延伸到某一地，某地的药材就马上为外界所知，对一地药材的认知牵涉到主流医学观念与当地医学观念的交流、信息的传递、长期使用经验的积累（这一点对于高度依靠经验积累的中古医学来说更为重要），更何况，如前所述，官方医学与民间医学对于道地药材的认识并不一致，官方医学对于某地（尤其是原本并不了解的地域）药材的认识，往往来自于民间医学的信息传递，并且要加以自己的整合，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综上所述，唐代牛黄主要产地包括莱州、密州、淄州、青州、嶲州、戎州、登州、黎州、昆州，其中由于牛黄品质上佳而被选为贡品进奉给皇室的，又以莱州、登州、密州为先，且记载次数最多。黎州与昆州也曾有过土贡牛黄的记载。至宋代《本草图经》则说牛黄“出晋地山泽，今出登、莱州，它处或有，不甚佳”。可见自唐至宋，起码在官方医学视角下牛黄产地处于一个收缩状态，被认可的最佳产地逐渐固定为今山东地区。究其原因，一方面要考虑时代视野与认识的变动，另一方面也要切实分析山东半岛的地缘优势。唐代《新修本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由政府组织颁布的药录，在此之前的药录全部是私家修撰。相较于政府能够发动全国各地力量全面收集信息，一位或数位医者一生所能到达的地区和见识到的药材是有限的，故而其记录的内容会具有狭隘性。例如历来备受赞誉的《本草经集注》，本身就有很大缺陷，唐代编纂《新修本草》时，于志宁曾这样评价陶弘景的著作：“旧《本草》是陶弘景合《神农本经》及《名医别录》而注解之，弘景僻在江南，不能遍识药物，多有纰谬。”《新唐书》卷一〇四《于志宁传》记载略同。其实无论是《神农本草经》还是《名医别录》，都存在类似问题。其所记录的药材产地，只能视为作者个人经验，与官修本草差距明显。直至《新修本草》颁布，有关牛黄产地的内容也明显增多，在此基础上唐皇室也得以优中选优，将品质最为上乘的山东半岛所产牛黄纳入土贡物品之中。而山东半岛的牛黄能脱颖而出的另一原因是当地的黄牛养殖业十分发达，故而产出牛黄的几率也较大。据《新修本草》记载，牛黄“多生于特牛，其吴牛未闻有黄也。也就是说，在唐人眼中，并非所有的牛都会产出牛黄，牛黄仅为“ 特牛”的特殊产物。何为“ 特牛”？据《本草纲目》引唐代医家陈藏器解释：北牛曰，南牛曰 ，又牛有牛、水牛二种。牛小而水牛大。牛有黄、黑、赤、白、驳杂数色。水牛色青苍，大腹锐头，其状类猪，角若担矛，能与虎斗，亦有白色者，郁林人谓之周留牛。李超等《牛黄历代品种的本草考证》认为牛实际是北方常见的黄牛。基于仅有黄牛产出牛黄的认知，唐代牛黄产地首先被限制在了北方地区和少数饲养黄牛的南方地区。由于有保护耕牛的律令存在，虽然民间难免会有私杀耕牛的情况，但绝大多数耕牛的寿命是可以得到保障，且一直存活至年老力衰的。而年老体弱使得其患胆结石的几率也相应提升，老牛数目的增多使得病牛出现概率提高，牛黄产出几率自然增加。虽然对耕牛数量的相关记载未留存于世，但山东半岛地区作为传统的农耕区，其农业基础雄厚，耕地面积广阔，黄牛作为重要的劳动力，其养殖数量在全国各地中也当居于前列，基数优势自然可以为当地牛黄的产出奠定良好基础。新罗牛黄入唐原委与山东半岛纬度相近、隔黄海相望又往来便利的新罗同样盛产优质牛黄，且在唐高宗以后逐渐成为外来牛黄的重要源头。至于来华途径，一则可能是贸易，二则可能是外交活动推进的结果，而后者与当时的东北亚政局息息相关。《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唐朝对外交通7条主要道路中的东北路线，“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均可通往新罗，发达的水路交通推动了两国贸易的发展，“新罗商人运至唐朝的牛黄、人参、海豹皮、金、银等物，占唐朝进口物产的首位”。同时，莱州、登州等地众多新罗馆、新罗坊等专门接待新罗人的客站和新罗侨民聚居区也显示出山东半岛地区与新罗的往来之频繁。唐王朝的土贡制度虽要求“贡需任土”，但从他处购买珍稀物品进贡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岭南道土贡的犀角、玳瑁、真珠（珍珠）等，均为南海诸国特产，自汉代起便是南海诸国向中原王朝朝贡及贸易的主要物品，《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旧额贡献，多非土物。或本处不产，而外处市供；或当土所宜，缘无额遂止。”为了邀宠，在中央明令禁止之下仍有不少州郡“外处市贡”，而本地出产之物，也常常超额进贡。由此推测，凭借着地缘优势，除了本地所产牛黄外，山东半岛还可以通过贸易的途经从新罗处购买牛黄，所以说，唐代土贡名单中莱州、登州等地牛黄，不能完全排除其中一部分来自于新罗的可能。唐代从西域获得的牛黄应该也是贸易行为。另外一部分新罗牛黄则来自于官方进贡和馈赠。其实除了新罗，还有一些周边国家也曾向唐王朝进贡牛黄。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条”记载，天宝七载（748）三月，黑水靺鞨与黄头室韦、和解室韦、如者室韦、赂丹室韦“并遣臣献金银及六十综布、鱼牙䌷、朝霞䌷、牛黄、头发、人参”。又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唐王朝派遣使者册封南诏国王异牟寻为云南王，异牟寻派清平官尹辅酋等人封表谢恩，同时向唐进贡，“吐蕃赞普钟印一面并献铎鞘、浪川剑、生金、瑟瑟、牛黄、琥珀、白毡、纺丝、象牙、犀角、越赕马、统备甲马、并甲文金”。但黑水靺鞨、室韦和南诏的牛黄进贡情况都仅有一次记载，算不得唐朝外来牛黄的主要来源地。新罗首次向唐朝赠送牛黄起自新罗统一战争时期，即前揭《三国史记》所记文武王二年（662）春正月金庾信给赠苏定方赠送的“银五千七百分，细布三十匹，头发三十两，牛黄十九两”。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唐与新罗官方牛黄交流的最早史料，不过我们无法断定两国民间牛黄贸易的起始时间，但是考虑到百济被灭之前，新罗与唐的交通往往受阻（这与当时以目视导航为主，海路交通均沿海岸线前进有关），甚至使者都备受困扰，所以民间贸易估计也不会很通畅。李贤淑《김유신의 풍병과 신라 통일전쟁기의 질병》（金庾信的风病和新罗统一战争时期的疾病）一文指出：通过新罗统一战争时期作为补给品的药材，可以推测当时主要的疾病，金庾信向薛定方军队提供军粮的同时提供了牛黄和头发，是因为二者皆可用作药材，其中牛黄可以用于治疗惊吓、缓解发烧和剧痛，因此是军阵医学的必备药品。在《7 세기 신라 통일전쟁과 전염병》（7世纪新罗统一战争与传染病）一文中，李贤淑也曾提到了这一点，并分析认为，新罗不能预知唐军所需的药材，所以牛黄和头发这类药品供应是按照唐提出的医药品目提供的，其依据是《三国史记》中的记载，文武王九年正月时，唐天子曾命人向新罗要求进献同样可以作为药品的磁石，“唐僧法安来，传天子命，求磁石”。到了夏五月，文武王便“遣祗珍山级餐等入唐，献磁石二箱”。但笔者认为这一证据的力度稍显不足。首先，二者在表述上便有明显不同，后者是唐天子明确索求磁石后，新罗王派使者入唐献上磁石两箱，前者是新罗将军奉命运输军粮的同时“赠”予唐军将领苏定方包括牛黄在内的一系列特产，且此前并未出现唐方索求相关物品的任何材料。其次，唐朝军队用药在《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七《治人药方第八十》中有明确记载，但其中并未出现使用牛黄的任何迹象：按“夫稠人多厉疫，屯久人气郁蒸，或病瘟㾮疟痢，金疮堕马。随军备用，药与方所必须也”，该书记载的药方及药物有很强的针对性，即针对军人常见病（尤其传染病和金创伤折）和战马常见病。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大约著作于唐代宗大历前后，距离苏定方时代为晚，但其撰写本就是在旧的军用药方基础上增益损改而来,岑仲勉曾说：“然细审筌书，同是拾袭旧籍而成。”那么李筌所依据的资料可以说是有传承性的。但不论今方、旧方，均无牛黄身影。牛黄昂贵且稀少，不适合军用，对于军队来说，方便廉价的药物才堪大规模使用。假如需要治疗惊吓、发烧和剧痛等病，自然有很多能起到类似作用但却更廉价的药物，从制度上来讲没有对牛黄的需求。新罗赠送苏定方的牛黄，极有可能就是私人之间的馈赠，仅限于高级将领的享用。同样的，头发有可能药用，但也有可能是唐代上层社会人士需要的假发原材料。因此文武王二年新罗方面赠薛定方头发、牛黄等物品一事，与其说是在按照唐军的要求提供药材，不如说是以当地特产投唐人所好的私人赠予。这种政治上层人物之间的馈赠属于国礼范畴，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牛黄昂贵，又是新罗特产，还能投唐人所好，正好可以用来敦进两国友谊。唐与新罗的关系，是从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御驾亲征高句丽失利之后开始升温的，贞观十九年的战役使唐太宗意识到平定高句丽不能只依靠北面战线，必须要搞好与新罗的关系，以新罗牵制高句丽、百济，从而使高句丽腹背受敌，陷入两线作战。所以从这个阶段开始，唐太宗积极修复在贞观十九年之前陷入低谷的唐罗关系。《旧唐书》卷一九九《东夷·新罗传》：（贞观）二十一年，善德卒，赠光禄大夫，余官封并如故。因立其妹真德为王，加授柱国，封乐浪郡王。二十二年，真德遣其弟国相伊赞干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诏授春秋为特进，文王为左武卫将军。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将归国，令三品已上宴饯之，优礼甚称。金春秋之入唐，为唐罗关系史上之大事，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的赐物与一般外交活动中常见的对外国使臣金银绢帛的赏赐不同，而是具有特别的意义，《温汤铭》和《晋祠碑》都是唐太宗的亲笔作品，《晋书》则是贞观时期刚刚修成的官修史书，将史书赠送给外国使臣，本身就是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史书多诡计奇谋，所以诸侯王及外国均不宜有。汉元帝时东平思王刘宇求《史记》，大将军王凤认为此书不合予诸侯观之：“《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唐玄宗开元年间，吐蕃通过金城公主向唐政府求书，于休烈坚决反对，云：“今西戎，国之寇仇，岂可贻经典之事！且臣闻吐蕃之性，慓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回。若达于书，必能知战。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兴废之兵；深于《传》，则知用师多诡诈之计；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何异借寇兵而资盗粮也！”即便是在印刷术开始普及的宋代，固有的思维模式仍然促使北宋政府对辽、高丽、交趾实行“书禁”政策，除了九经之类宣传儒家思想的书籍以外，其他一概禁止流入上述国家和地区。所以唐以新修《晋书》赐新罗，足以见两国关系的升温。可以说，在共同的敌人面前，两国的关系格外密切。文武王二年（662）正月是唐罗联军联手攻打高句丽、战事吃紧、双方关系微妙的时刻。当时唐军契苾何力部为北线，苏定方与新罗联军为南线，两相夹攻高句丽都城平壤。北线唐军已经击破鸭绿江防线，正要与苏定方部汇合的时候，主力奉诏回撤（可能与回纥、同罗、仆骨叛乱有关），南线唐罗联军压力陡然加大，最大的问题是缺粮。唐高宗派新罗王子金仁问返回新罗，催促新罗出兵，同时敕令新罗向平壤前线运送军粮。《三国史记》卷四二《金庾信传》记载了苏定方对新罗的不满：“九月二十七日，城陷，捉贼将戮之，放其民……于是，飨士秣马，欲往会唐兵。大王前遣大监文泉，移书苏将军，至是复命，遂传定方之言曰：‘我受命万里，涉沧海而讨贼，舣舟海岸，既逾月矣。大王军士不至，粮道不继，其危殆甚矣。王其图之。’”在这段话中，苏定方的情绪是不加掩饰的，因新罗援军和军粮均不致，所以直接催促新罗王。苏定方催粮是在当年秋季，而金庾信出发送粮则是在冬季，历尽艰险，粮食送到已经是次年二月初。此阶段内战事胶着，高句丽方面曾向日本描述过当时战况，《日本书纪》卷二七：“十二月，高丽言……高丽士率胆勇雄壮，故更取唐二垒。唯有二塞，亦备夜取之计。唐兵抱膝而哭，锐钝力竭而不能拔。”这是高句丽使者前往日本的汇报，目的是显示高句丽不会亡，坚固日本朝野上下决心，以援助高句丽。虽然言辞极尽夸大之能事，但唐军当时陷入困境、进展乏力是事实。龙朔二年（662）二月份，苏定方收到新罗军粮后，又逢庞孝泰大败阵亡，所以在苇岛击败高句丽军，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后即撤军，这次对平壤的围攻无果而终。可以想见，对于新罗文武王和金庾信等人来说，安抚不满的苏定方也是重要的事情，所以馈赠厚礼至关重要，这些物品一要厚重，二要体现新罗特色，而且又要能迎合唐人对于异域药材格外的喜好（见后文），那么毫无疑问，牛黄是非常合适的。可以说牛黄在唐罗外交中第一次出现就是负有特别的使命。而且有趣的是，从数年后唐朝皇帝主动索求磁石而不是牛黄来看，新罗的牛黄在唐朝的声誉传播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但是毕竟唐朝将帅接触到了新罗牛黄，随着时间流逝，新罗牛黄逐渐声名鹊起，新罗也成了唐朝宫廷牛黄的重要来源。仅《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向唐朝进贡牛黄的次数便不下6次，是向唐王朝进献牛黄次数最多的国家，其具体情况如下：新罗文武王十二年（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向唐王朝“兼进贡银三万三千五百分，铜三万三千分，针四百枚，牛黄百二十分，金百二十分，四十升综布六匹，三十升布六十匹”；圣德王二十二年（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夏四月，遣使入唐，献果下马一匹、牛黄、人参、美髢、朝霞䌷、鱼牙䌷、镂鹰铃、海豹皮、金银等”；又圣德王三十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降诏书于新罗使者金志良称：“所进牛黄及金银等物，省表具之”；三十三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又进贡“小马两匹、狗三头、金五百两、银二十两、布六十匹、牛黄二十两、人参二百斤、头发一百两、海豹皮一十六张”；惠恭王八年，（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夏四月，遣使如唐贺正，献金银、牛黄、鱼牙䌷、朝霞䌷等方物”；景文王九年（唐懿宗咸通十年，869）“遣王子苏判金胤等入唐，谢恩兼进奉马二匹、麸金一百两、银二百两、牛黄十五两”。新罗圣德王向唐玄宗上表时称：“臣乡居海曲，地处遐陬，元无泉客之珍，本乏宝人之货，敢将方产之物，尘渎天官，驽蹇之才，滓秽龙厩。”从“方产之物”一词可见，牛黄确实是新罗特产，也是新罗入唐贡物中的常客。牛黄的一次次入贡，成为历代新罗王向唐示好的重要手段，而这也成为明清时期朝鲜朝天使、燕行使以牛黄清心丸疏通关节、拉拢中国官员的滥觞。新罗牛黄与唐罗交流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是——最初新罗对于牛黄的认知，是本土医学的产物，还是受到中国医学的影响？目前看来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就大的背景而言，此阶段内新罗医学处在向唐朝学习的阶段，根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孝昭王元年（692）设置了“医学”，且“教授学生以《本草经》《甲乙经》《素问经》《针经》《脉经》《名堂经》《难经》为之业”。这些医书也是《唐六典》规定唐朝太医署的必习教材。《통일 신라의 임상 의학은 어떻게 이뤄졌을까 ：의학 교육 기관‘의학（醫學）’의 설치와 그영향》（统一新罗的临床医学是如何形成的：医学教育机构“医学”的设置及其影响）一文认为，新罗医学机构的设置和医学教育的开展是对神文王仿照《唐六典》建立统治体制的汉化政策的延续。尹善泰《월성해자 출토 신라 문서목간》（月城垓子出土新罗文书木简）一文认为，新罗在6-7世纪就学习了中国医书，或者正在熟知中国医药处方中的药材效用及使用剂量。李贤淑《신라 약재명 목간에 대한 분석》（新罗药材名木简分析）一文同样对月城垓子167号木简和雁鸭池198号木简进行分析，认为当时新罗医学可能受到了魏晋南北朝医书和唐初期编撰的《千金方》的影响。就官方层面而言，新罗医学受到中国医学的巨大影响，但是彼时新罗与中国一样，应该也存在民间医学与官方医学的差异，民间如何认识和使用牛黄，目前来看缺乏进一步的史料来做判断。但是正因为熟悉中国医学，所以新罗方面对中国对牛黄的喜爱毫无疑问是了然于胸的。无论如李贤淑所推测，是唐朝随军医生在对朝鲜半岛的药材进行调查后向新罗索求牛黄，还是新罗主动投其所好，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通过新罗统一战争期间两军的联合与交往，新罗与唐之间增进了对彼此物产、风俗的了解，新罗认识到了唐人对牛黄、头发等物的喜爱，唐人也意识到了新罗是牛黄等物的优质来源地。从此，两国史书之中开始频繁出现新罗向中国进贡牛黄的记录。可以说，从新罗向唐进贡牛黄，到明清朝鲜使臣携牛黄清心丸入清，牛黄成了沟通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之间外交的代表性礼物。也就是说，牛黄在长达千年的两国关系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现有材料来看，朝鲜半岛的牛黄产出一直十分稳定。李宗勋《新罗村落民生产及生活状况》一文研究《新罗帐籍》发现，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三国之后，帐籍中出现的牛马数量相当之多，一户平均有牛一头以上，可见牛耕在新罗也被普遍利用。类比山东半岛的情况，两地的外部环境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且都从客观上为牛黄的稳定产出提供了条件。而作为有史料可考的第一个与古代中国进行牛黄往来的国家，新罗牛黄早早为唐人所知，且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两国之间交通往来十分便利，这一优势在上文中已有论述，不再赘述。此外，在长期的牛黄交流中，新罗牛黄的功效必是值得肯定的，良好的品质当是新罗在唐王朝的一众外来牛黄供应地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原因，也是新罗自信以此可以巩固唐罗关系的底气所在。牛黄来自异域，也迎合了唐人的医药观念。在唐代的药效观念中，“贵远贱近”是十分突出的现象，人们普遍相信来自异域的药材更加有效，唐人苏游曾经批评人们的这种迷信：“应是矫俗之人故述斯诈，以惑凡庶矣。嗟乎！莫不贵远贱近乎。”也正因为如此，外来药品和香料就成了炙手可热的商品，而随之而起的就是药材造假风，有关于这一点，陈明在《“商胡辄自夸”：中古胡商的药材贸易与作伪》一文中有详尽剖析。由于牛黄生成不易，价格昂贵，所以假造牛黄以牟利的现象在历朝历代屡见不鲜。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牛黄条中就特意点明：“药中之贵，莫复过此。一子起二三分，好者直五六千至一万也。世人多假作，甚相似，唯以磨爪甲舐拭不脱者，是真之。”西域的牛黄造假现象较为严重。李建民《丝路上的牛黄药物交流史》一文聚焦中国历代医书对西戎牛黄真伪性的强调，在此基础上分析中西方牛黄的药物消费心理，指出清代《胡庆余堂丸散膏丹全集》在使用牛黄的相关药方中特别强调“真西牛黄”，可见牛黄造假尤以西域牛黄为主，且西域的牛黄造假技术早已有之，唐代《新修本草》卷十五“禽兽部”记录了一种来自拂菻的成药底野迦，其条文为：“底野迦，味辛、苦，平，无毒。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又注“云用诸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亦甚珍贵，试用有效。新附”。此物可能是鸦片和胆汁的复合药物，到了宋代苏颂《本草图经》则直接将其附在牛黄条下，说：“又有底野迦，是西戎人用诸胆和合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今南海或有之。”结合语境来看，当时应当存在以底野迦替代牛黄的现象。郑金生认为“古代用胆汁合和以代牛黄是有其医疗实践作为基础的”，并指出以动物胆汁制成人工牛黄的技术是“随中西陆路贸易发展，当作药材输入中国的”。简而言之，牛黄造假以西戎牛黄最为典型，且古代中国医者也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而有趣的是，同样是外来牛黄，朝鲜半岛的牛黄却并未被特意点明需辨别真伪。一东一西相比，东面的牛黄来源似乎更加可靠。这可能与民风有关，也可能与新罗与唐朝的贸易关系中政府的能动性较强有关。唐以后朝鲜半岛牛黄在华声誉唐代新罗牛黄获得的良好声誉在宋代并没有得到有效延续，宋代牛黄主要还是求诸本土，山东半岛仍是土贡牛黄的重要来源地。《宋史》卷八十五地理一《京东路》记载，登、莱、密州土贡牛黄。另外，据《太平寰宇记》载，新州、封州也土贡牛黄。对牛黄需求之大，使其成为部分地区 民众沉重的负担，因此，宋代常见官员请求罢免牛黄岁贡的记载。宋《京口耆旧传》卷四载翟汝文曾奏请停罢：“东武多牛，朝廷岁需牛黄，牛失黄辄瘠死，民坐是多破产者。（翟）汝文奏罢之。”在《宋史·翟汝文传》中亦可找到相关记载。又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六三：“国朝刘衷，为京兆府路廉访。一日，承朝命索牛黄五百斤，公抗论力止其事，有旨镌一官。公曰：‘削一官，活千百命，得失孰为多？’”《宋稗类钞·吏治》：“宗汝霖，政和初知莱州掖县。时户部下提举司科买牛黄，以供在京惠民和剂局合药用。督责急于星火，百姓竞屠牛以取黄。既不登所科之数，则相与敛钱，以赂上下胥吏丐免。汝霖独以状申提举司，言牛遇岁疫，则病瘠而生黄。今太平已久，和气充塞，境内牛皆肥腯，无黄可取。使者不能诘，一县获免。”除了本土，宋代外来牛黄渠道以西戎为主，宋人寇宗奭《本草衍义》言：“牛黄，亦有骆驼黄，皆西戎所出也。”另有西南等来源。对于朝鲜半岛牛黄，宋人似乎评价不高，王继先（1127-1130）等撰《绍兴本草》言牛黄“山东与新罗皆有之，但山东者佳”。甚至还有宋朝赐予高丽牛黄的记载，1090年高丽文宗谋求恢复两国关系，宋朝医疗团出使高丽，《高丽史》卷九《世家九》：“秋七月辛末，宋遣王舜封、邢慥、朱道能、沈绅、邵化及等八十八人来……别赐牛黄五十两、龙脑八十两、朱砂三百两、麝香五十脐，已上各用间金镀银钑花合一具盛，共重四百两，朱漆外匣全。”此次出使是应高丽文宗请求，为其治疗风痹，药物中出现了牛黄。不过这似乎只是个例，在此之前双方关系中断近半个世纪，中国医官可能对朝鲜半岛牛黄并不了解，而且使团带着治疗高丽文宗疾病所需要的药物和器具，所有东西都不假求于朝鲜半岛本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展现“天恩”。高丽牛黄在宋代的“缺位”，原因还不是很清楚，可能与993年辽朝征高丽，导致高丽奉辽为正朔，行辽国年号，宋丽外交陷入低谷长达近半个世纪有关，苏轼《论高丽进奉状》：“而契丹之强，足以祸福高丽；若不阴相计构，则高丽岂敢公然入朝中国？”高丽未敢轻易入华朝贡，官方进贡渠道自然不通畅。双方关系到了高丽文宗时期才有所恢复，宋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才取消了商船前往高丽的禁令，而后来随着金朝和蒙古崛起，两国官方关系时断时续，不温不火，金康植统计指出：“在两宋约320年间，高丽和宋朝之间的官方使团交往有5次中断，时间约计186年。其中的138年，交往被迫中断2次，是由于蒙古族，南宋被迫迁都杭州。另外48年则有3次中断。”由于先后有契丹、女真、蒙古掣肘，对宋朝与高丽之间的民间贸易也多有影响，可能就是这个“空档期”，导致其他来源的牛黄成了宋人用药主流。一种观念的养成需要漫长的过程，一旦遭到破损，再度恢复同样需要机遇和时间。道地药材观念概莫能外。宋代外来牛黄多出西戎，但前文提到西戎等地牛黄造假氛围严重，因此西域牛黄逐渐失去了信用。李建民指出，宋人医籍之中多有对西戎以诸胆合药伪造牛黄的记载，而随着牛黄仿制品的增多，牛黄相关用药的失败案例自宋以降也渐多。可即便如此，对于高价的伪药消费者也会由于崇拜性消费心理的影响而乐于购买，“元代以降，牛黄的交流越来越依赖海路”，另外蒙古统治者也重视西藏牛黄。明清时期，朝鲜奉行“事大”，进贡不辍。由于市面上牛黄的仿制品日益增多，医家对于牛黄的应用也越加谨慎，在医籍中强调各类牛黄处方必用“真牛黄”的同时，社会各阶层对于从朝鲜来华的“朝天使”“燕行使”携带而来的牛黄清心丸越发趋之若鹜。李肇源《黄粱吟》卷中《清心丸歌》曰：“有个团药金弹丸，名曰清心出三韩，韩人不曾为珍异，中国一辞称神丹。”目前学界公认牛黄清心丸的处方是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朝鲜半岛有关牛黄清心丸的可考记载最早见于1445年，该药方中包含了30种药材，与元代《世医得效方》中牛黄清心丸用药相同，仅个别药材剂量有所变化。到了1613年，《东医宝鉴》中的牛黄清心丸多加入了朱砂，变为31种药材，与明代《古今医鉴》所记载的药材种类相同。牛黄清心丸发源于宋代，在中国的传承亦从未断绝，传入朝鲜半岛后也并未出现质的变化，因而就连燕行使者也曾对中国人独独钟爱朝鲜清心丸的现象表现出了困惑。李田秀《入沈记》卷中记载，他曾向清代文人张裕昆表达过疑惑：“仍书问曰：‘清心丸是古方中药，材料亦是中国所有，而此中必要我国所制者，何也?’书答曰：‘牛黄短故也。’”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对朝鲜牛黄清心丸的追捧是与对其牛黄品质的认可相关联的。张锡纯《衷中参西录》中表述更为直白：“盖牛黄之好者，出于高丽，因高丽之牛大，故所出之黄亦最美。从前高丽清心丸甚佳，以其有牛黄也，特别之曰东牛黄，而其价亦较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