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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你能不能走慢一点?关心一下他们

张炯强 金海岸 2021-03-24

“2020年,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在不久前举行的复旦管理学新年论坛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教授卢向华阐述了这样的观点。


去年初,因为疫情,互联网越来越“火”。阿里支付宝团队只花了7天就开发了健康码项目,并快速推广到了全国。腾讯也是如此,腾讯会议进行了十几次大的更新,以支持远程会议的需求。百度的AI多人体温快速检测,从研发到上线也就花了一周多的时间。其他的互联网企业也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扩张了在线生鲜、在线医疗等民生相关的业务,并且集中上线了在线教育、在线办公等,很好地解决了疫情下的民生民计问题。


视频答辩


中国品牌日“云”上见,并联动五五购物节


随后,上海市发布了《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还启动了非常吸引人的“五五购物节”。北京市也快速跟进,发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壮大新业态新模式的若干意见》。这些政策的背后是政府看到了在线新经济在带动新一轮GDP增长上的重要意义,都希望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等等手段来加速复工复产和经济回暖,甚至是带来新的增长点。上海的很多企业,比如说Bilibili、小红书、叮咚买菜、盒马等也纷纷迎来了新一波的快速增长。


卢向华介绍,然而到了9月,互联网企业头顶光环似乎很快就到头了。一篇名为困在系统里的报道,把美团推上了风口浪尖。11月份,《反垄断法》推出,并且在12月份对若干企业正式做出了裁定。12月份,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互联网巨头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担当,有更多追求,而不应只盯着几块钱的小菜。



为什么短短一年期间

互联网企业就从

一个“科技英雄”

快速跌落神坛

成为被监管的重要对象了呢?


卢向华认为,本质上是

科技带来的效率提升速度过快

与人类认知改变速度非常缓慢之间的冲突


英国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曾经总结过科技三定律,其中第三定律说,“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要遭天谴的。”虽然有夸张的成分在,却特别能反映其实人的认知是很难被改变的这一事实。



互联网行业的矛盾是如何形成的

在2020年这一年又是如何开始激化的?


卢向华举例,大众点评网最初其实只是简单地聚合了大家对餐饮的一些点评,但是随着信息越来越多,它对餐饮行业的理解就越来越透,慢慢地它就成了餐饮行业的知识集成者。一旦你成为这个行业的知识集成者,它对相关信息的处理能力、匹配能力、资源调配能力就会比其他企业强,然后慢慢地很多企业就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代理。比如说餐馆就会请大众点评来做推广、排名,甚至是设计配菜,久而久之大众点评网就从最初的网络信息聚合者变成了价值链的重要整合者,在其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显然,互联网慢慢在传统行业里面建立起了足够大的影响力,再加上一些资本的加入之后,它就可以快速地跨界合作,拓展业务领域,深入渗透到整个产业里面,增长迅速,赢者通吃。美团如此,今日头条也是如此,小红书更是如此。可是,互联网企业在孜孜不倦地利用技术提升传统产业效率时,却没有对社会的接受和配套能力做出有效的评估现在如果借力资本市场的力量改变一个旧的模式,互联网企业也许只需要两到三个月就可以实现突破,但是社会要来接受这种变化的能力却需要更长的时间



卢向华指出,互联网的网络效应带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原有竞争对手来不及调整,不战而败,被迫退出市场。今年的社区团购为什么大家会对互联网企业群起而攻之,是因为这次互联网企业改变的对象不是银行、物流、汽车制造等多少还有点能力抗衡的在位者,而是去改变那些数以百万计根本都没有什么能力来抗衡的生鲜行业劳动岗位。如果,互联网直接替代掉了一大批底层菜贩子们的工作,这就涉及到了最基本的民生和社会公平的问题。


卢向华指出,到了2020年,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体量大,市场支配地位强,已经对社会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监管治理体系到了不得不出台的时候。


事实上,全球各大经济实体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也都陆续采取了行动。早在2018年,欧盟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2020年12月15日,欧盟又正式公布了《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草案》。欧盟近三年来,对Google开出的反垄断处罚金额已经累计超过90亿。2020年10月,在长达16个月的调查之后,美国众议院发布了一份长达449页的科技反垄断调查报告,报告认为目前互联网公司拥有太多权利,必须限制这种权利,并使其接受适当的监管。



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一年

未来,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何去何从?

我们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卢向华认为,新事物总是在创新和风险的博弈中发展成长的,科技对产业的赋能有巨大价值,互联网作为一种更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互联网行业在未来一定会成为经济、社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数字化的大势所趋。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技术效率的提升应该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其实在工业革命时期,很多后发国家在向英国学习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南非、南美等等后发国家在农业革命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就直接发展工业化,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农业生产力严重不足,粮食短缺,引起了非常普遍的社会矛盾。所以,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接受能力而一味地去追求科技的效率


著名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曾提到过,变迁速度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变迁本身的方向,虽然后者经常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意愿来决定的,但是我们所能忍受的变迁速度却允许由我们来决定。


数字时代,互联网企业除了追求效率至上,还要形成自己的数字智慧。科技除了要上天,也要能下地,要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






金海岸工作 

作 者 | 张炯强

图 片 | 孙中钦  王  凯  网   络

编 辑 | 梁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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