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见 | 武汉终于要解封，全球输入下北京能不能抗住？
美是共识，美是见识
作者 | 董冀宁
编辑 | 见叔
昨天，湖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4月8日零时，封城将近两个半月的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这意味着“武汉战役”的重大阶段性胜利，同时也意味着，“战疫”将正式进入对抗境外输入的新阶段。这场新战役的重点是：北京！
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国门”保卫战！
1
北京的压力有多大？
最近两周来，新冠病毒在全球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时，中国境内迎来了一次爆发性的回国潮：北京是目前国内出入境人数最多的城市。
航空分析师李远对我说，
上海机场外航航班相对更多，在疫情初期大量外航停飞了往返中国的航班，而北京的航线大都由中资航空公司在运营，包括一些日常盈利状况并不很好的非洲航线，在这种特殊时期，都被大量不计成本只希望回到国内的转机旅客填满。
北京因此取代上海成为目前国内出入境人数最多的城市。在国际航班每天入境的2万人次中，约有6000至8000人从北京入境，其中有不少人通过北京中转回老家。某种程度上，北京替国内其它地区承担了相当程度的输入性风险。
从境内输入性风险变为境外输入性风险，意味着一个逻辑的变化：疫源地变了！公共卫生专家、上海市医学病毒学会副主任委员缪晓辉对我说，“问题是这种逻辑变化转为一座城市具体的公共卫生政策，涉及的影响就很广了。”
行之有效的社区防控对入境人员是否依旧有效？如何对每天到港的近万名国际旅客全部进行监测和防控？世界范围内没有先例，北京17年前的抗SARS经历里也缺乏这类经验。
这座超级城市曾经引以为豪的标志：最大的枢纽型机场、最多条国际航线……都成为当前“外防输入”最大的挑战，也成为首当其冲的第一防线。
俄罗斯航空上即将入境的归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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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防控模式”应对境外入境人员时的盲区
缪晓辉说，总结我们国家在疫情方面上的核心经验，就是：严防死守，把人管住。
而在这场“战疫”里承担“严防死守”最直接责任的“社区”，在面对境外入境人员时，之前的经验似乎并不管用了。
月坛街道工作人员卢梅和我说，从境内输入，到境外输入，看似病毒的传播模式没发生什么变化，但对社工们来说，“这些外国回来的人实在是难管极了。”
卢梅说，并不是说这些外国回来的人主观上有逃避检查的故意，而是说因为这些入境人员不少人是长期不在国内，在北京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网络，所以社区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掌握他们的动向。而境内流动人口则容易得多，一个身份证号就可以辨识出人的所有流动轨迹。
国家卫健委的指导方案里包括“地毯式追踪”和“拍门行动”，就是要求社区工作不仅是电话排查，还要上门核实。卢梅和她所在社区的上千名社工、志愿者，所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排查返京人员的情况。
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下面有26个社区，十几万的人口规模，除了我们要挨家挨户摸排到之外，比如铁路部门、公路运输部门、还有电信运营商、辖区内的这些单位、工会实际上都会和我们有报备，遇到高危旅客返京，会有及时通报，”卢梅说，
“但是这一套体系在起初并没有出入境部门的信息，包括一些外国航空公司，实际上也没有和我们的通报体系。某种程度上说，这群人在社区管理的层面是失控的。”
卢梅们的困境和压力，在现实里就会表现为防控环节的漏洞。北京曾通报的郭某某和黎某，就是因此发生的两起典型案例。家住河南郑州郭某某从意大利米兰转机阿联酋阿布扎比飞回北京，后乘坐机场大巴至北京西站，再搭乘列车，于7日晚抵达郑州站西广场，后步行到家。连续两天上下班后，郭某某被当地社区发现有境外旅居史时，密切接触者已经超过百人。
这是要命的漏洞，必须要堵起来。但社区经验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升级，现有管控模式在面对境外输入人员时出现的盲区，必然要求：战疫“防线”需要前置！
这样一来，首都机场，这个过去被称为“国门”的地方，将成为防疫交锋的第一防线，也是第一现场。
“严防死守”的北京某小区入口处
3
机场，压力里的压力中心
3月16日零时起，北京市要求从所有境外进京人员，均应转送至集中观察点进行14天隔离观察，费用自理。这一政策就是在上述逻辑切换和现实条件下，作出的政策应对。
北京的压力将全线集中于机场。机场成为阻断疫情输入最重要的地方。第一个难题就是：每天近1万名入境旅客怎么防？怎么守？怎么分流？
这是一场无声而惊险的战斗。
一位民航局人士对我说，机场防控比较有经验的城市是上海。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通过实施分类管控，已经有一套相对成熟的管理方案——来自重点国家的航班停靠机场专用桥位，到达旅客使用专用通道，与普通旅客物理隔离。下机前，上海海关将先派人在机上进行体温筛查，若发现发热或疑似新冠肺炎旅客，将直接送至上海的各家定点医院。上海各区和江浙工作组分别向浦东及虹桥两个机场派驻团队，在机场指定地点设置集散点，记录返回本区的旅客信息，并负责运送至居住地或集中隔离点。
两个机场同时运行最大的好处是，人流不会那么集中，可以避免可能出现的交叉感染。但在北京，大兴机场前期的使用中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位民航局人士对我说，
“比如说，大兴机场国内旅客的出发和到达是同层混流的，从日常运营角度，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建设商业设施，两者共享一片更开阔的商业和服务区，最大化的利用空间。但是从疫情隔离的角度，这样大型的公共空间，非常多转机的通道，肯定会增加管控难度。”
于是在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两场运行取得了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北京采用了不同的机场防控策略。3月12日，北京将投入使用不足半年的大兴机场的国际航班，全部转入首都机场运营。
这条看上去与上海相反的路径选择，显然是希望集中所有的人力、资源，管理一片完全可控的区域，把漏网可能在第一道防线就降到最低。
从防控效率来说，“集中分散人群”似乎是优选。但集中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因为T3航站楼D区之前曾作为奥运会专机楼，有独立的海关和检验检疫设施，同时有摆渡车接驳的通道，而且位于机场正中央，易于集中隔离管理。民航局因此放弃了平时用来承接国际旅客的40万平米的T3E区域，专门在T3航站楼D区开辟出了10万平方米的专门处置区，接纳入境旅客。
但比起T3E，承担起接驳所有入境航班重任的T3D少了四分之三的面积，这无疑给集中人群带来了天然的不利。
同时T3D还有更多先天性短板，使它一直是首都机场当中被诟病最多的区域。参与了大兴机场和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建设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王晓群对我说，
当年T3号航站楼及第三跑道在修建时受到狭长用地闲置，航站楼被两条必须修建的滑行道穿过，从而切成了3段。北侧的T3E和南侧的T3C分别供国际航班和国内航班使用，中间的T3D起初作为奥运代表团的专机楼使用，但几年后，首都机场国内航班出现了爆发性增长，而国际航班数量并没有预期的增长量，所以在2013年，经过改造后的T3D被投入给国内航班。但由于链接三座建筑的旅客捷运设施都是为国际进出港设计的，为避免与往来T3E区域的国际旅客混流，国内旅客在到达T3D后，没有办法搭乘捷运系统，必须再次乘坐摆渡车返回T3C，给旅客造成了非常多不便。
而面对汹涌入境的人群和“一个不漏”的排查要求，T3D的“短板”就会更加被放大。
3月15日是全部国际航班转往T3D的第一天，据首都机场通报，客流量与调整之前相比增长了220%，旅客积压情况十分明显。疫情期间返京的很多旅客携带了大量行李，T3D并没有大量行李处理能力，也发生了不少等行李超过3小时的情况。
某架航班上的5名旅客，行李多达121件。国航飞行员叶开对我说，
“当前，制约机场效率的并非是航管人员，而是包括海关、检验检疫在内的地面工作人员。海关之前针对入关旅客大部分是抽查随身行李，但现在每一件都有检查，这是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工作量。”
当T3D的接纳、排查和处理能力接近饱和时，民航局颁布的新政策是将航班分流给周边城市，为往来北京航班增加第一入境点，并对机上旅客进行提前筛查。3月19日开始实施部分国内航司的国际航班被分流至周边机场，如今这一政策的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所有往来北京的国际航班。
所有防疫环节都在消化着严控疫情传入的终极压力。机场，成为压力场的中心。
而压力层层传递，最直接的承受者还是那些个体：这个时期的“入境者们”。
抵京后等待检疫、排查的入境者们
4
其实每个人都在战斗
其实每个人都在为保卫北京，为严防疫情传入而战斗，包括入境者们。
尼奥就是其中之一。他按照北京市的防疫要求走完了所有的申报程序，但还是没能顺利回家。
从搭上东京成田机场返回北京的航班开始，尼奥填写了入境健康卡，并测了三四次体温；飞机在北京时间3月14日下午5点半落地，下飞机后在T3D过海关、边检，他又填写了七八张内容相似但是交给不同部门的健康卡；在这之前，朋友提醒他在“京心互助”小程序上填写个人的出行信息，向社区报备他在西城区有一套单独居住的住房；接着他在到达大厅等了两个小时行李，然后被大巴车拉到了位于顺义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测试体温正常后被分流给西城区，排队接受西城区医生的问询。
这个过程比他入境日本时还要复杂得多，但尼奥认为，他配合这些用生命换来的“战疫”经验，也就是在为防疫作贡献。
尼奥整个春节期间没有离开过北京。但因为商务活动的需求，他定了3月8日、3月14日的往返日本机票。虽然离境不到一周，但在防疫大势里，他还是成了“入境者”。
赴日前，尼奥专门查询了北京的入境政策：“在京有固定住所且单独居住者，可以申请居家隔离。” 他在离家前甚至准备了足够14天的食物。
而当他经过了机场的人山人海和漫长等待，终于被拉到“新国展”后，西城区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社区不肯接收你，建议你去隔离点集中隔离。”不解的尼奥打电话给12345市长热线，对方也确认了这一政策，并承诺会与西城区政府进行沟通，尽量尊重他愿意居家隔离的意愿。
四个小时后，也就是凌晨12:40，西城区政府决定派专门接送旅客的车将尼奥送到他所住的地藏庵10号楼。尼奥在小区门口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深夜1点多的夜幕里，一群大爷大妈堵在小区门口，阻止他进入小区，“你去隔离吧，小区现在不欢迎你。”“你回来是对大家的不负责。”
尼奥走了一圈，又走到了我们前面说的“社区盲点”闭环上——社区不敢接收他这样“来路不明”的境外人士——虽然他才离开小区6天而已。
在这个闭环上，他只有一个选择：回到起点。凌晨两点，在西城区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他又回到了首都机场T3的出发层。
疫情从境内到境外的快速变化，让相当多跨境旅行的人和尼奥一样陷入进退失据的麻烦。而他们的麻烦和付出其实也都在分担，北京这座枢纽性超大城市乃至全国正在面临的新冠疫情“武汉会战”结束后的新一轮压力和考验。
在新国展集散点外，不断有满载旅客的大巴车驶入。来自其他省市的警车、救护车、大巴车停靠在外，亦有救护车不断穿行。这个“首都机场的集中分流点”，从3月10日开始设立，以应对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给北京这个“国门”带来的输入性风险。
国家移民局开始每天排查信息通过全国口岸入境人员信息，并通报给各地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目前已通报110万条。
所有人都在战斗。所有人也都在为这场战斗付出不小不同的代价。我们要感谢在医院、在机场、在社区的一线人员，也要感谢每一位为抗疫作出牺牲的个体。
上海市医学病毒学会副主任委员缪晓辉说，
“这是SARS时期所没有的新考验，而且会是一个漫长的考验。但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输入性风险的改善，不仅取决于我们的应对，更取决于国外何时能控制住疫情。”
封面图为已故艺术家黄永砯装置作品“蝙蝠计划”的一部分。现代文明把追求效率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飞机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宠儿。而如今这些象征现代文明的交通工具正在成为疫情全球化的重要推手。
听你说👏
这篇文章荐见采访了大量的一线人士
文章很长，但值得你耐心读完
并来留言区聊聊疫情里你和你身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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