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见 | 一线志愿者故事：我在武汉做了35天“地下”工作者
美是共识，美是见识
“我们也算跟这座城市的人都是生死之交了。”参与抗疫一个多月的她和我说。
今天的故事来自一位一线志愿者，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她建立了一支名为“口罩天使小分队”的志愿者小组，帮助一线单位和各路捐赠者对接物资。她们已经奋战了30多个日夜，至今未下“火线”。
“口罩小分队”的负责人叫邓歌。几年前她从高校里辞去教职，创办武汉街头文化厂牌“不良公社”，随后成立一个为名“不良少年”的女子说唱团体。武汉封城前后朋友圈的一个求助信息，让这名文艺女中年从正在手机上组队找人打游戏的“避疫者”，成为参与到疫情防控支援中去的当事人。
从4名同行，到一支100多人的小分队；从第一个个案，到55家武汉市内医疗机构、上万件防护服和20万只口罩......邓歌的故事，代表了“抗疫”以来来自民间的爱心、力量、勇气、奉献，以及智慧，代表了朴素而伟大的“市民精神”。
就和所有民间救援者遇到的问题一样，在医疗物资最终抵达一线医务人员手中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她们要和时间竞赛，还要像排雷一样清除障碍，解决问题里的问题——这不仅是爱心和热情，更有技术和专业。
排在第一的问题，是在十万火急时刻的一个硬性规定：想要让医院以院办名义接收并开具捐赠说明，所有的医疗物资必须符号国家“三证”标准。但绝大部分来自民间的捐赠者们，几乎无法成批量找到这样的厂家。大部分有生产资质的厂家都被各地政府管控了。
一边是弹尽粮绝、哭着求援的医护人员，一边是困在外围、急得愤怒的各种物资和钱。在这种情况下，邓歌和她的小组，就像她多年从事的地下音乐一样，不得不从“地上”转到了“地下”。
生死一线，在效率和规则的两难里，她们和很多一线的医生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推进着一个一个求助的解决，缓解着最初混乱的武汉。这惊心动魄的35天的地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它太值得被记录下来，也需要你的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以下为邓歌的口述：
口述 | 邓歌
采访、整理 | 一博
1
我是做地下音乐的。有人经常问我什么叫街头？什么叫地下？地下就是上面有一层生存规则，地下的人没有人照顾，有另外一层生存规则。地下的人，最了解不为人知的底层的痛苦。
武汉经历过一段各大医院纷纷向外界求助的混乱阶段。在当时混乱的原因是因为他慢，有些部门不练兵。而我们都是善于在底层打拼的市场性人才，本身在文化这块做得比较地下，很清楚怎么样在不被别人照顾的时候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1月23号武汉一封城，我立马想到的是，我从来没有依靠过上面，虽然我是一个四年前从体制内辞职的人。我从来就知道体制内的办事是很慢的，我的仓库就在红十字会的后面。而且我只是一个个人，没有什么责任义务，本来不该我做。我能做的就是我碰到什么我就决定什么，我碰到了一万个口罩我就买了，捐赠之后还有人来找。
当时我们很快就知道了武汉所有的厂都出不了货，我们有一个朋友是搞医药品的，他们肯定认识一些对外出口的。于是就通过这个搞了一些对外出口的，一看能用。医生那时候啥都没有，医生说快给我，然后我们就给了。
我们比较看重一个实际的“人”大过医院。我们看重的永远是个体，它不是医院或机构。医生在求救，那我的东西就给他，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方式。物资，政府觉得不可以，医生要，我就愿意送。
天使队从最初的4个人，发展到现在一百多个大群，医生也在里面。团队的志愿者有20来人，4人调动物资，十几个人负责运送。我们各方寻找捐赠，收到捐赠的物资，就直接调配捐出。收到捐款就记录每一笔明细，自己找途径买医疗用品。
邓歌（右一）
物资最大量的捐赠是防护服，排第二的是护目镜和防护屏。接受的医用药品捐赠有一批北京赛升药业提供的价值几百万的胸腺肽。很多团体捐款，像本古群、大象群两个艺术家群体，捐了近百箱物资。
我很感谢捐赠者，但真正牵动我心的是医生，我永远是往下看的，我们所有做的，都是为了弱势群体。我是看到这个医生需要救助，我就把这些给到这个医生。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医院，这个医院比较特殊，它不在市级的名单里面，是一个非常小的医院，但是他们也承载了对感染病护很大的照顾量。他们通过很多人向外面求助，当我们联系到其中一个医生的时候，他有点不敢相信，因为他们医院从来没有接到过捐赠。
这个医生他对我说，这真的能给我们吗？因为他觉得这是很多钱的东西。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的一直照顾着这些弱势的医院，因为这是在地下做志愿者最本能的东西，就是你要照顾弱势的人。
我们送东西尽量分得很细，我希望每个哭声都得到回应，基于这一点我定下来了平均分配的原则。尽量兼顾到每个求助的医院，都能收到捐赠。
很快，武汉出现了新的情况，很多被感染的人因为没有床位，进不了医院。那我们就想办法救助病人，帮他们在医院找到床位。当时来了一个中央的小组，正在解决这件事，我们有一个帮忙填表的机会。我当时接触的大约几十位直接的病患，他们被隔离在家，全家感染，都没有病床，就是在家等待。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朋友让我加一个女孩，说她感染在家已经很绝望了。因为我的微信名字是口罩天使，我加她的时候，她以为我是送口罩的。她说：“口罩你给别人吧，反正我俩都染上了，我们就在家，没有用了，我也不出门。”
后来我就跟她说，你只要花几分钟配合我，我把你拉到一个群里面，填一个表格，你就有希望找到病床。她刚开始有些不情愿，但被我劝动就填了表，然后两个小时之内，她就和她老公两个人都被接到了医院。前几天她出院了，特别感激。
当时，我们所有帮填表的人全进医院了，两个小时，很快就可以找到床位。我们整个一个群，一个个的说“我进去了！我进去了！”另一个也说，“我进去了！”每一个先进去的人，会变成鼓励后面的人。你会觉得底层这种传染的希望，它的力度也是很大的。就是我们传播的这种东西，爱与希望，它也很有力量。
其实，绝望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病毒。一个人本来还可以有生机，但是因为他的绝望，他的放弃，在这样一个急性发作的病例当中可能会失去一切，意志是非常重要的。之后，我联系了“上海外服心理援助中心”，让心理学的援助也同期介入。
2
筹备捐赠不到一周时间，我们停止了接受捐款。最大的问题不是物资了，而是调配捐赠运输到医院，我们的车队就正式上场了。
我成为团队里的最后一棒，负责管理车队、调度车队，把捐赠发到各家医院。我的上一棒会给我提供医院名单，比如今天他们给我十家医院，告诉我这些医院缺什么。我们把货物放在一个地方进行点货，然后拍照，贴标签。拍一张大合照，向捐赠人交代以后开始送往各个医院。
我们合作的车队名叫抗议者联盟，领队是一个叫嘞皮的小孩子，98年的，小我20岁，我们两个配合。他在我们这个城市是一个涂鸦比较厉害的人，非常的有才华，他没有车，但他是这个车队的总调度，骑一个摩托车。
志愿者嘞皮
嘞皮一个车队有20多辆，全都是自己家的车。我认识一个叫小钱的小女孩，头像就是一个萌妹子，需要运货时我第一次跟她联系，她问我“有多少货，我可以开货车”，太厉害了。一见本人也是清清爽爽的小姑娘，很可爱，扎了两个小辫子，后来我们就一起开个面包车送物资。因为我们俩都很喜欢猫，所以小钱会随身携带猫粮和狗粮，在外面开车时，看见流浪猫就停车下来喂。
志愿者小钱
我们的关系不是大人、小孩，我们都是底层的志愿者。虽然我四十岁了，但是我觉得我能融入到年轻人他们当中，也能融入到司机当中。我能融入到他们的感受当中，医生的感觉，病人的感觉，我觉得我懂了很多。
整个武汉市车队大概有二十家，我认识的就有五六家。但是我们合作的这个车队是年龄最小的，也是最地下的。第一，我们很自由，我们决定给谁送就给谁送，什么人都不要给我有号令。第二，你请我帮这件事，我觉得你是诚意的，我就帮你办，并不是因为你是什么机构你是什么。现在有正规的收编志愿者，我们不会被收编。有一次有一个机构来收编，说一切要听从命令，我们一听说那可算了吧。我们一切都凭感觉。
而且我们车队的人全都倒贴油钱，不收一分钱。有个捐赠人要给钱，我说不给，后来找了一个人给他们画像，画头表像。有一个纹身师他没钱挣，就90块钱给人画一个头像，我就把人家要给志愿者补贴的，比如说今天的油钱，要补贴他90块钱，我就让纹身师画成像送给他们。
3
所有预计发出的捐赠物资，我们会在头天晚上用一个表格，把送达、明细、车牌全都列好。因为我们天使队都是女强人，第二个创始人，小喻，她是一个集团里的总裁办主任，我感觉我们的管理都很顺畅，没有出现过混乱的情况。
嘞皮和我同做一张表格，我做货物的表格，嘞皮做发车的表格，第二天一起执行。装货的时候，所有车都在现场，拿到的数量不同的货。同时，我们也会和医院沟通好，车队到了就打我们提前沟通好的医生的电话，送进去。
我第一次去医院送的物资是送自嗨锅。当时我觉得好帅，十几个车，陆续全都来了，往路边一扎。大家说两点集合，两点前十分钟大家全部都到，车队准时出发。
到了医院以后，一开始我是很怕的。我们隔着很远，先把货摆在那。后来来了两个小护士，她们就穿普通的白大褂，像高中生一样，我一看都是孩子。连她们都不怕危险，每天在那种环境里面，我只是偶尔进一下医院，我觉得我不会被感染到，而且我很小心，我每次都戴口罩和手套，而且注重消毒。
我后来我发现了几个原则，首先不要进医院大门，你先把东西放路边，等医生来了再把医生和货物拍照。医生会拿着签收单，然后我们再把签收单一排，也不接触签收单，然后我们就走。
有一次我送货的时候路过一个小卖铺，看到一个小孩。因为我的孩子不在武汉，别人的孩子都关在家里，我只看得到志愿者。在武汉，我这一个月都没有看到一个小孩，那是我到现在为止看到的唯一的一个孩子。
他是一个小卖铺老板的孩子，他暴露在外，每天都很开心，我非常怕他感染。就让我们一个志愿者专门的去给这个孩子送了6个口罩。
武汉在外玩耍的小孩
还有一件印象特别深刻的事，2月11号，武汉所有小区封闭管理，道路封闭，很多路用土封住或者交警直接戒严。地下有地下的办法，我们从那时候开始用手推车辅助送货，不仅要拖，还要搬，这个比开车往医院送货还累。我和小钱搭伴，往中医院送。二医院我也用拖车送过，最远的一次推了一个小时，非常非常累。
有一次因为别的车跑了三个任务，过不来。我要收一批货，我就用板车推，一次推4箱，推了20箱，堆了一墙。全是我自己从一个快运站拖到家里的，整整拖了3个小时，最后浑身都被汗湿透了。我体力真不是盖的，累死了，头都疼了，喝了热水睡一觉，第二天我还是一条“壮汉”。
除了武汉之外，我们还一直在做下沉，有告急小组往黄冈、天门、鄂州送物资，或者专门盯着他们做。但我们只能照顾到湖北其他城市里最大的医院，当然也会把有些捐款人直接对接给当地的人。
我们的车队遍布湖北各个市区，车上贴着志愿者的通行证，交警从来不会拦我们，我们一说“送物资”，交警就说“走吧”。
有一次我们在运防护服，路边有四个警察，我喊他们，“你们怎么什么防护的衣服都没穿？”他们说“我们没有”。那我说给他们十件，他们说真的吗？我说你们只要签个字就可以。最后他们都签了字，还给我们敬了个礼。还有火神山突击队，我们给他们不到一百件防护服，他们还专门给我们拍了一个视频，五个人敬礼，感谢口罩天使小分队。
所有的警察，你给他东西，他都会给你恭恭敬敬的敬一个礼。他们也是底层，理解我们在做什么。
4
我曾经被有一些人质疑过，因为我们给住在地下道的人送饭吃，记录了下来。质疑攻击我的人，说我在给这个城市蒙羞，给国家丢脸。我跟他们说，这些真实的东西，你遮不住的，人要进步，你必须要面对这些，遮丑是不行的。后来流浪汉的采访遍地都是，情况也改善，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在外面流浪。
我们就秉着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是底层的、地下的志愿者，我们只能去面对和改善我们亲眼所见的东西，并且一个都不放过。但是我们不可能救那么多人，那就仅仅是去救我们见到的，以各种形式，为什么不可以呢？
现在我们在做志愿者食堂，因为志愿者们都没有收入，自己往里倒贴油钱，我们至少要给大家一口饭吃。我找了一个三串肆季餐饮业的老板小尤，我只要跟她说这些事，她就哭起来了，我跟她说医生没饭吃，她也哭起来了，发誓和我一起要做这个志愿者食堂。现在，她已经把厨师都调动到这个地方了，而且我们已经开始接医生订单。我相信她能做好，她有心。
上一个刚刚下的订单，是一个120急救中心，中午要20份饭，晚上要18份饭，有订单我们就慢慢做。我们食堂的原则是，流浪汉和志愿者免费，医院20元一份，但是肉要给足，我们不赚钱。我希望能给大家和所有需要的人一口饭吃。
我们一路走来就是见招拆招，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人民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你遇到一个困难你就拆，遇到一个困难你就拆，就只能这样。
遇到瓶颈就想后路，遇到现状就想怎么解决，人生就是这样的。
我们不断的变化形态，都是为了生存，这就是底层，这就是地下。我们从来就是很明白这个道理，你想我们原来一首歌一首歌的卖，做涂鸦几百几千的赚，做演出就是几百人几百人的演。我们是最底层的，我们怎么生存，别人其实都看得到，但是我们底层的生命力也是很强大的。
像我们底层这种搞街头文化的，又是热爱艺术的，性格都是非常开朗的。我们都很坚强，很开朗，没有那么多感伤。到现在为止，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感谢，有医生，有病人，但这些我都不在意。因为说实话，我们没有资格去接受任何嘉奖。要知道我们的城市变成这样，这些苦难，我们也有责任，每个人都有责任。
本文封面作品为小野洋子装置艺术《难民船》，2018年展于日本森美术馆。1961年，小野洋子首次发表了“增添色彩的彩绘系列”作品，她在画廊展示了白色画布和一个地球仪，观众可以在上面自己添加想表达的色彩与文字。这件作品依然取材于61年那件作品的系列，创作思路来自于日本地震海啸难民危机，观众可以用蜡笔在他们希望的任何地方写下他们对于和平的愿望，从墙壁到展览空间的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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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编辑 / 施冬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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