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见 | 陈丹青如何“退步”成为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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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见第108个

关于美的故事

作者 | 小荐

80年代的时候，陈丹青在纽约买了一幅小画的印刷品。他喜欢得不得了，配了框子，在家里一挂挂了三十年。1993年到纽约的刘小东在他家墙上看到了这幅画，看了很久，脸色痛苦，忽然声音软下来，轻轻地说：“我X！画得太好了！”

这幅画画于1883年。当年作者学画才几年，完全是初学者的涂抹，之后他又画了七年，1890年，他就死了。死后，他开始有名，变成人人知道的梵高。

“我说不出好在哪里：你看，这个小混蛋站在海边，脸上的五官一笔给抹掉了，肯定给作者事先画砸了，上身、裤腿、鞋子，都画得歪歪扭扭，可是整幅画真是有味道。”陈丹青后来说。

梵高《海边的渔夫》，1882年作，现藏于荷兰克勒勒—米勒博物馆。陈丹青说，他经常更换墙上挂的画，可这幅画挂了三十年了，还在那里，每次看，都会心里叹气

我们能在陈丹青的很多作品里看见这幅画的影子。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今天在北京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同步推出艺术家陈丹青迄今为止的最大个展“退步1968-2019”，展出自1968年至今50年来陈丹青创作的“西藏组图”、“名画临摹”、“人像写生”、“静物”和“自画像”等油画和素描作品100余件，展览名取自陈丹青文集《退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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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陈丹青在中国只待了两年：80、81年。1982年1月初他就出国了。他回忆说，记忆里那几年很平静，“我就记得出国前到处喇叭播放那首歌：‘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以后陈丹青一想起八十年代，就想起这首歌。

      

他说，他记得那女声颤微微的，比听惯了的广播腔调要温柔多了，但比后来的流行歌，又还没放开。那时候还没有“流行”这一说。

陈丹青出道时是在1970年代。1972年后他陆续发表作品，油画、连环画、宣传画，文学插图……

他的第一张静物是15岁时，画的是三个西红柿散落在白色的盘子里，稚嫩，却透着一股机灵劲儿，挡不住的才华。

陈丹青15岁时的第一幅作品：《第一幅静物画》

纸本油彩，12.2×20.5 cm，1968年

作为知青画家的一员，1976年陈丹青第一次去西藏，画了《泪水撒满丰收田》。画里面，人们在丰收的田野里哭泣。中间的人手里抱着着收音机告诉了看画的人，这幅画在讲述什么。他们哭泣的事件背景是一位大人物的离世。

《泪水洒满丰收田》，布面油彩，120×200 cm，1976年，陈丹青23岁时作。画面中村民手中的收音机是解读事件的隐藏暗语

这幅画是国家对个人发生的一系列影响，在陈丹青身上的具体体现之一。《泪水撒满丰收田》入选了1977年名为“双庆”的全国美展，成了陈丹青的成名作。”我画许多人在哭，当时绝对不允许的。但那是哭主席，所以全国美展接受了。“陈丹青后来回忆说。
画完“泪水撒满丰收田”，所谓的”成名“并没有给陈丹青带来什么实质性改变。他继续回到插队的村子里熬着。

70年代国家对个人发生的一系列影响在陈丹青身上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八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西藏的知青生活结束了，陈丹青在1978年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班，终于上学了。

童年和青年陈丹青

1980年陈丹青画了他著名的毕业创作。他说，“多年后我才恍然，西藏组画只是1978年法国乡村画展来华展出后的私人效应，而当我在画展中梦游般踯躅不去，中学时代躲在上海阁楼临摹欧洲画片的记忆，倏忽复活了。”      西藏组图之《母与子》，纸本油彩54×78.7 cm，1980年陈丹青27岁作画完这组后来被叫做“西藏组画”的作品没多久，陈丹青就出国了。直到九十年代回国，他才知道他的这批作品被艺术评论界称为“生活流”，当年在国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甚至代表着中国美术史中最为标志性的变化：艺术不再是政治的工具，而是重新回到生活的瞬间了。      在这场重要的变化里，法国现实主义替代了苏联革命现实主义，库尔贝、勒帕日、柯罗、米勒们成为陈丹青努力接近的想象。      但为了让这些”想象“不止停留在”想象“中，陈丹青仍然做出了出国的个人选择。
后来很多人问过陈丹青当年作出这个选择的理由，陈丹青反复解释说，”我就是诚心诚意出来留学。就是为了出来看看美术馆，看原作。我祖籍是广东台山人，旧金山、纽约好多亲戚，办个担保就出来了，当时国内美术界自费留学，陈逸飞走得最早，80年，单个儿出去了！这之前谁敢想自费留学呀！所以陈逸飞很有勇气，他带动了很多画家的出国梦。”     陈丹青意识到知青这一代根本上是个巨大的断层：既不知道中国的过去，也不知道什么是西方。于是他在《泪水撒满丰收田》这些作品里，选择绕过苏联影响，回到欧洲19世纪之前的大传统，再去接续徐悲鸿他们被中断的一切。      在他看来，到了国外，看到美术馆，就算有条件认识西方绘画的根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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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的八十年代就是这样开始了。

出国前朋友为他摆酒席送行。陈丹青回忆说，“有哥儿们站起来祝酒：丹青，你出去了！要做李正道杨振宁，要做贝聿铭……我心下吃惊：原来是这思路？！我那时就讨厌中国诺贝尔奖得主，讨厌这类思路。我们有奖主，我们有爱国主义，中国人的意识到了爱国主义，到了‘国际承认’，就到了顶了——赤裸裸的事功主义，抱大腿，找虎皮，认同权力……我们有沙卡洛夫那样的人物吗？”

他说，所有八十年代的人都背着七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遗产。”八十年代中期、末期，美术界的谷文达、徐冰……陆续来纽约了，我一看，好像第二个我、第三个我出来了……就是成功了，国内地盘打下来了，出来打纽约了——后来我才知道别人也这么看我：这家伙牛了，出去打天下去了。”而陈丹青认为他从来没有这种心态，他一到美国就从中国出局了，然后在美国又自动边缘。1985年，他写了篇文章，说在他只是个旁观者。

陈丹青去美国那天的一大早，作家阿城因为要上班，不能去机场相送，就在校门口送行。两个人就站在校门口，扶着胳膊流眼泪。

出国时陈丹青被看成是个准官方画家，但他认为自己其实一直是个顽固的老知青，所以才会对星星画展那么认同。他有次回忆说，星星画展五个领袖被学生会请来学校讲演：马德生，王克平，曲磊磊，黄锐，钟阿城。“这帮家伙坐在台上，介于流氓和社会青年之间，我羡慕他们那股子野性，我发现和他们根本就是一类动物嘛！夜里送他们到校门口，曲磊磊——据说他爹就是写《林海雪原》的作者——对我说：我他妈真羡慕你们啊，你们考上啦！我听了心里难过，但他说的是真话。”

陈丹青说他自己感受时代总要慢好几拍，“总是怀旧”，他说，“八十年代对他来说太快了，刚刚经历的七十年代还没好好琢磨。怎么就已经是‘八十年新一代’了？多少灾难……还没想过来。仅仅几年前我们还是一群流浪的瘪三、一帮子愤青，我脑门子青春痘还是七十年代的，忽然就‘新一代’？”美国时间，是他学习和打开自己的新的开始。

到纽约后，陈丹青开始了“临摹”。这种在博物馆里临摹原作的创作，满足了他作为一个“外乡人”来纽约感受到的喜悦和最大程度靠近西方绘画的经验。

1987年，陈丹青致敬梵高的布面油彩作品《自己的皮鞋与皮靴》

陈丹青说，他的脑袋可能有偏见，但眼睛没有偏见：本来想看传统，一出来，发现那是一个整体：希腊、文艺复兴、印象主义、现代主义，直到当时在苏荷发生的所有当代艺术：连现代主义都早已过时了。

1982年，陈丹青被从陈丹青的“19世纪”假想里一下子扔到“后现代”。

“从那时起，我跟国内同行的语境和立场完全不一样了，整个儿打翻。鲁迅说，人最痛苦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我醒了——此后十多年，源源不断国内的哥们儿出来，全在梦中，有的很快醒了，有的继续做梦……”陈丹青说，“国内发生的事，我会觉得好奇，什么第五代电影啊、新文学啊、摇滚啊——我仍然往回看：我们知道的太少、懂得太少了，我们从来没把西方弄清楚，不论是传统还是现代，从来没有弄清楚。”

       陈丹青到美国的第二年，他在纽约时报看见一张黑白照片，给他极为强烈的感受。这张照片报道山东潍坊县举办国际风筝节，一群人挤着、笑着，仰望天空。陈丹青说自己几乎要哭出来。因为照片上的人们笑着，却带着长期的政治磨难给每个人脸上刻下的苦相。而当时在纽约，他天天看见满大街美国人的集体表情，是自由了好几辈子的集体表情。     　陈丹青说他当时的感受“不知道是难受还是宽慰，总之心里委屈，为几代人委屈：中国人不闹运动了，知道玩儿了！放风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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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第一次从美国回国是1992年底。离开中国11年的陈丹青，感受到的国内景观跟八十年代差不多，生活方式也差不多，很穷，住房、车、城市状况，都还不很不发达。但他看到了崔健、刘小东、王朔......陈丹青说，“这些新人给我感到一种跟我八十年代同龄人不一样的东西……我模模糊糊地感到些东西。”
再次回国，是1995年，到2000年陈丹青正式回国定居。在陈丹青的观察里，九十年代中国的城市景观、文化景观，渐渐成型，大家发生新的交往方式：过去长期政治运动时期的人际关系——那种紧张、侵略性、人我之间没有界限——被九十年代的人际关系逐渐替代了。而陈丹青也在这样的观察中慢慢意识到，这种新的交往方式里，八十年代的那种争论、那种追求真理、启蒙的热情，也消失了。群居生活没有了，个人有了自己的空间，出路多了，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多，大家相对地明白了、成熟了，也更世故了。似乎有种贯穿王朔作品的，对上一代集体主义文化的厌烦和警觉。 他说，“个人”又被融化了，变成一个期待被策划、被消费的状态，譬如“双年展”啊，出版商啊，音乐包装系统啊，一切变成兑换、交易……真正的，在他周围没有支持系统的“个人”，又变得稀有，脆弱。同时所有人都关心自己的利益，巴望自己尽快卖出去。而这种个人主义又和美国的个人主义不太一样。

“比较让我沮丧的反而是2000年以后，那年我回来定居，进入体制，我对九十年代的幻象又破灭了。我发现内在的问题根本没变，那种权力关系根本没变，只是权力的形态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各不一样。2000年回来一看，体制内的情形甚至比过去更糟糕：过去集体生活的保障和安全感消失了，自由、自主，更谈不上。所谓竞争机制进来了：西方的竞争是无情，中国式的竞争是卑鄙，是关于卑鄙的竞争。那些成功者的脸上都有另一种表情，关起门来才有的表情。他根本不跟你争论，他内心牢牢把握另一种真理，深刻的机会主义的真理。”陈丹青说。

      “无论是体制内体制外，八十年代可爱的一面荡然无存。我曾经嘲笑的东西忽然没有了。生活的动机变得非常单面、功利。在文艺创作中，八十年代文化激进主义那种好的一面，已经消散了。”陈丹青说，“八十年代那群人其实全是各种‘单位’里的官方艺术家。一切都是体制内的吵闹、撒娇——国家单位大大小小的悲剧都透着一股子喜剧性。”
可是九十年代，即便是体制内的文艺圈也受惠于太多体制外社会空间的好处。就是说，体制更强大了，空间更多，更有钱，它同时既是单位又是公司，既是官又是老板……在经济层面你很难划分体制的界限，整个体制整过容了。到了新世纪，所有官家早有了私产，所有官差同时是私活儿……房子、手机、车，宾馆、酒吧、小姐、歌厅，这一切重新塑造了大家。新的权力分配，新的秩序和格局：一群人得道了，一群人出局了……总之，牌理牌局全变了。”
在2010年后的人物写生系列里，陈丹青从文革画家变成了个人画家，彻底告别了70年代至80年代的目的和想象
陈丹青在美国的那些年办展，被人问起他的“成功观”，陈丹青说：“中国人出国就已经失败了，谈什么成功。哪有美国人大批到中国去的？中国人从晚清到现在，好几代人出国，谈什么成功啊！我们能不失败，就是大成功啊。”     “我只知道我是保守主义，激进的保守主义。我从来都想往回走。走不回去，我会退回个人。”这是陈丹青一直放在口中的“退步”。
陈丹青2010年后的画册系列《题未定之二》
《巴洛克群像之二》、《书帖丛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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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渊里仰望星空》

奖品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提供。

从慷慨悲凉的建安七子，到魏晋禅代之际睿智却凄凉的正始名士，从放荡不羁却落入凡尘的竹林七贤，到五胡入中原、世乱时危而狷介轻狂的中朝名士，再到晋室南渡之后的一手麈尾轻扬一手挥鞭北指的太元名士，他们是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他们中有人天姿秀出、有人行止彪悍、有人坦率慷慨，有人甚似蛇精病。他们终于脱离了道德模范高高在上的神坛，变成了活泼泼的值得尊敬让人欣赏却无法复制的个体。这么多闪烁着智慧和生命之美的个体，如同当风的披帛，如同流过溪涧的酒觞，如同和暖的阳光，给了我们俯仰天地的情怀，给了我们高贵、直率又让人喜爱的范本。 

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时代，拥挤而焦虑的十字路口，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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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展览可以这样看👀

陈丹青

退步1968-2019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2019.11.02—2019.12.28

展讯播报

排版编辑 / Alexan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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