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买婚、换亲与租妻：一个荒唐却无奈的农村单身世界！

电影《光棍儿》

据报道，当前中国至少有3000万左右适婚年龄后的男性娶不上老婆，而成为单身汉，这部分人中的大部分将可能一生无婚、终老孤寂。这部分人群主要集中在贫困农村，或者是偏远农村户籍的单身群体。

一方面，他们逐渐沦为底层的边缘人，生活窘迫、老年无着；另一方面，他们无家、无产、无后，因此也较易成为滋扰社会、孤注犯罪的高危群体。“单身汉”问题亟需社会的关注，本文作者立足于一手的调查资料，为我们展现了农村单身汉在结婚无望之时，为延续子嗣，会做出何种抉择。

本文摘编自《村落里的单身汉》，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本文旨在考察：当农村的单身汉结婚无望，为了延续子嗣，单身汉及其家人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买婚

所谓的购买婚姻是指婚姻的缔结是以金钱交换的方式完成的。购买婚姻有两种：一种是男性以金钱、财物交换女性为妻，另一种是女性以金钱财富购买男性为丈夫，这两类都属于购买婚姻。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前一类婚姻形态。

对于购买婚姻，一般认为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公开的，即第三方（父母或媒人）同男方讲定姑娘的身价，由男方通过金钱支付的方式，购买女方为妻。另一种是隐含的，女方父母（或其他第三方）并不标明女方身价，而是通过索要一定数额的彩礼（一般大大高于正常的婚姻彩礼数额），男方才能最终交换到女性为妻。

江边村一户人家，嫁女儿的时候就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其中一项彩礼费用就高达10万。这两种婚姻形态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公开要价，后者变相要价，很多学者将二者一并称为购买婚姻。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考虑，后者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购买婚姻。法律上界定的购买婚姻是指第三方以违背婚姻自主的原则，以索要钱财为目的而造成的婚姻。而索要彩礼与第三方定价是有区别的。在法律上，前者不受婚姻法保护，是无效婚姻，后者则被视为合法婚姻的范畴，受婚姻法的保护。

在一些女性资源稀缺的农村地区，购买婚姻正在成为大龄男青年实现婚姻的重要手段，成为单身汉们摆脱单身的一种策略行为。在男多女少的江边村，有许多家庭都是通过购买的方式，实现了结婚的愿望。在我们随机访谈的村民中，就不乏是从贵州、湖北、云南等地购买媳妇并结婚生子的。许多单身汉，甚至将赚到足够的钱去买媳妇儿，当成生活的新动力。

购买婚姻存在被骗的风险，但为了实现婚姻，许多单身汉家庭还是愿意冒险一试。前文所述及的老张一家被骗婚的遭遇，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在江边村上演。实际上，老张在决定为儿子购买媳妇之时，已经做足了“功课”，并有意识地去防范各种风险，但最终还是难逃被骗的下场。当然，在江边村也有一些人通过购买婚姻的方式成功实现了婚姻。这些婚姻成功，让单身汉充满了希望与期待。甚至有些单身汉以此作为生活的新动力，努力赚钱，为的是有一天攒了足够的钱，便能结婚成家。

中国农村的光棍

小花是早年从云南一个山村“嫁”到江边村的媳妇，也是唯一愿意接受我访谈的外地媳妇。小花的婚姻，与其说是“嫁”倒不如说是被“卖”到江边村。

那一年，我父亲得了重病，需要钱做手术。前一年哥哥结婚，花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为了筹钱给父亲治病，我只得同意了母亲的建议，早点出嫁。只有出嫁了，才能交换到彩礼，父亲才能有钱治病。在我们那里，找个条件好的婆家不容易，先后看过几家，也拿不出多少彩礼钱。后来，一个收山货的外地生意人（后来知道是江边村人），在我家借宿。他告诉我母亲可以帮我找个条件好的人家嫁了，就是地儿远，彩礼比这里多。那人问我愿不愿意嫁到外地，我很犹豫，想想躺在床上等钱治病的父亲，我同意了。出嫁那天，没有按照我家乡的习俗搞个出嫁仪式。母亲和几个随行的亲戚，将我送到车站，算是出嫁了。我就这样到了江边村。到了之后才知道，婆家也一贫如洗，给我家的彩礼钱也是东挪西借的，欠下一屁股债，后悔已经晚了。路途遥远不说，就是退了亲将钱还给人家，父亲的病怎么办啊。我只有努力去适应新的生活，安心地待在这个新地方。好在公公婆婆待我都很好，老公虽然话不多，但对我也很体贴，很快也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回想起当初刚刚嫁到江边村的时候，小花说“我都想逃掉，但还是说服自己留了下来。有了孩子以后，就再也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直到后来，她才知道当初介绍她来的那个生意人，是老公的一个远房表哥。为了答谢他，家里也给了不少“好处”。再后来，这个生意人就干脆干起了“婚姻中介”，专门将外地的，更为贫穷村落的姑娘“介绍”到江边村。这个人很精明，他清楚地知道江边村有许多单身汉等着结婚。只要能结婚，许多家庭愿意赌上全部的家当，为单身汉儿子买个老婆。正是单身汉及其家人急切结婚的心理，让这个生意人觉得其间有利可图。如果“介绍”成功还能名利双收，两相比较下，这种婚姻介绍所获得的好处，更具诱惑力。据老苏讲，经这个人成功“介绍”的外地女孩，少说也有7～8户。介绍的手段是连哄带骗，有的甚至受到了胁迫。只要将这些姑娘带到了当地单身汉家，收了钱之后，就不再与他相关了。一些外地女孩适应不了，试图在婚后逃走，但在被抓回来之后，通常都会受到家庭和其他熟悉村民的严密监控，难以逃离。

尽管我国法律早就明文规定，在违背妇女意愿的情况下，通过金钱交换、欺骗等行为达成的婚姻属于违法行为，但对于江边村的单身汉而言，这却是最重要、最有效达成自己婚姻愿望的办法了。因此，购买婚姻仍然是当前中国农村单身汉摆脱单身的重要途径。许多单身汉家庭以及单身汉本人都寄希望于用金钱购买一个老婆。

换亲

无疑，以金钱为交换媒介的购买婚姻为单身汉摆脱单身、实现结婚的愿望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然而，这种交换中，需要男方家庭筹集一大笔钱。对于贫困家庭而言，往往难以筹集到这样一笔“巨款”。如果家里不能筹集足够的钱，还有一种办法，也同样能达成这一愿望。这种办法就是用另一桩婚姻作为交换的筹码换取婚姻。当然，这种交换发生的条件是双方家庭都有这种需求。

以另一桩婚姻为媒介的交换婚姻，在有些文献中称之为换亲。人类学者认为，换亲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形式交换，另一种是对称交换。前者又包括了对等交换婚姻、三角交换婚姻和多边交换婚姻。后者包括了同期交换婚姻和信用交换婚姻。

对等交换指男方为了能够顺利结婚，用自己的姊妹交换新娘，自己姊妹同新娘的兄弟结婚，由此而形成对等交换婚姻。对等交换婚姻又被通俗地称为来回亲。例如，张家把女儿许配给李家儿子时，就商定李家应把女儿嫁给张家的儿子。一般而言，这种婚姻要求两个家庭都有儿有女，才能构成对等交换的条件。这种交换，有的是同时发生，马上兑现（称为同期交换）；有的是先成人者先行一步，举办仪式的同时，需要为未成年的人订立婚约，待成年以后，再行兑现（信用交换）。三角交换婚姻是指A家庭里儿子娶了B家庭的女儿为妻，作为交换，A家把女儿嫁到C家，C家将自己的女儿家给B家做儿媳，形成一种三角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属于间接交换、单向的，是非对称交换。以此类推，如果多于三家以上的交换婚姻，则成为多边交换婚姻。由于婚姻中的三角交换关系、多边交换关系比较少，这里主要聚焦于对称交换婚姻的情况。

对称交换婚姻是交换婚姻中的常见模式，换亲的条件是两个家庭都有儿有女，将自己家里的女儿嫁给对方家庭做儿媳妇，换来对方的女儿做自己的儿媳妇。这是典型的一对一交换婚姻。在婚姻史中的早期出现的族外群婚，典型特征是男子相互交换姊妹或其他亲族子女为妻。中国古代有“西周之初，迄于春秋，姬姜两姓世为婚姻”的记载，这表明自那时起中国有过交换婚姻的踪迹。现代社会，交换婚姻已经很少出现。但在那些偏远、贫穷的农村地区，交换亲作为一种单身汉摆脱单身的策略，有时还会在这些地方上演。对于那些家里贫穷，却又没有姊妹进行交换的单身汉而言，只有被迫沦为光棍。正如孙淑敏在西北赵村研究中所指出来的，这些家庭换亲的动因并不仅仅是因为没钱，更多的还是基于女性资源的稀缺。我们在江边村发现两例换亲情况，这两例换亲行为无一例外地都说明了，一些家庭在女性资源稀缺和男性择偶困境双重压力下，不得已才做出换亲行为。在江边村我们发现了两例大龄青年，通过换亲，达成了婚姻的愿望，摆脱单身。无一例外，这两种换亲都属于对等交换类型。

小杨和小香是换亲结成夫妻的。小杨是江边村村民，小香是石头村的，两个村庄并不毗邻，小香能嫁给小杨，全依赖小杨大姨，是她做媒撮合了两个家庭的两桩婚姻。小杨的妹妹嫁给了小香的哥哥，小香家才同意将她嫁给小杨。小香哥哥手有残疾，只有一只手臂，据说是小时候村里修水库的时候被雷管炸掉的。小香说哥哥能捡回一条命算是幸运的了。落下的残疾给日后的结婚成家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在农村一个男人没了手臂，就等于丧失了劳动力。托媒人找对象多次，都没有结果，年龄也越来越大，找对象越来越难。小杨这边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小杨没有残疾，但长相不好，又黑又瘦。在江边村“男多女少”的环境里，想要找个对象也很难。小杨没有找到对象，家里也不敢将妹妹嫁出去，眼看着两个孩子的年龄越来越大，小杨的父母越来越着急。小杨的大姨在石头村，对两家的情况都很熟悉，为了撮合外甥的婚事，遂将有意促成两家换亲的想法告诉小杨的母亲。起初，杨母不同意。考虑到家里就小杨这根独苗，如果结不了婚，杨家这一“脉”就断了。家里商讨再三，才决定换的亲。出嫁那天，杨母和小杨的妹妹哭得天昏地暗的。在场的人都看得出来，母亲是舍不得女儿嫁给一个残疾人受苦，女儿心里也不情愿嫁给一个残疾人，却又无可奈何。小杨心里清楚自己欠了妹妹的情，此后的日子里凡是妹妹家需要帮助，就算放下家里的庄稼不种，也要先帮妹妹。

在访谈中，我从小杨父亲那里得知两个家庭都生活得很幸福，小杨的妹夫虽然手脚有残疾，但凭着父亲是石头村大队书记，在当地开了第一家百货店，赚的钱不比那些外出务工的人少，一家人过得很幸福。小杨是瓦工，进了一家建筑公司，这几年村里正搞新农村建设，建房修路不断，活儿不断，也干得不错。另外，媳妇小香也给杨家添了孙子，这是让老杨夫妇最称意的一件事。

李二和兰花是兄妹俩，李二比兰花大8岁。自小父母双亡，让这个苦难的家庭更加艰难。在亲友的帮助下，总算度过了最初的艰难。俗话说“长兄如父”，作为哥哥，李二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还让妹妹读了小学。这在江边村这个小村庄里，曾传为佳话。等到兰花辍学那一年李二正好20岁，在农村，这是谈婚论嫁的最佳年龄。别人家都有父母做主，早早地定了亲，可是李二却不能。一来家里一贫如洗，除了两间破瓦房，什么也没有；二来李二憨厚老实，见了姑娘也不敢开口说话。家里的长辈也托媒人为他说媒多次，却无一成功。妹妹兰花已然长成了一位美丽的大姑娘，上门说亲的人络绎不绝。但兰花说，要等哥哥结了婚，才能放心出嫁。哥哥29岁那年，兰花21岁，一户人家同意将女儿嫁给李二，但条件是他儿子必须娶兰花。说白了就是换亲，李二的大伯作为家长出来主事。李二一开始便反对用妹妹的幸福换自己的婚姻，但这一想法遭到了长辈们的一致反对。他们说换亲是祖先留下来的规矩，不丢人，如果打一辈子光棍才丢祖先的脸。就这样，这桩换亲就此发生。

从这两例换亲的个案中，我们似乎都能看到，换亲行为是单身汉家庭和个体为了达成婚姻，而不得已采取的策略行为。涉入其中的家庭或个人，存在着多方博弈关系。一些个体成为受益者，一些个体则成了利益受损者。从双方家庭而言，则是一种共赢。在这里我们也注意到了这样的现象，换亲中受益者多是男性，而受损者多数为女性。在个案1中，小杨的妹妹嫁给一个残疾人，虽然内心不愿意，但面对家庭压力不得不服从。个案2中兰花虽然表示愿意嫁给游手好闲的刘家人，但在心里是为了报答哥哥的养育之恩。我们也注意到这两例换亲均发生在20年前，那时的农村，父母是儿女婚姻的主要决策者，特别是女儿出嫁上，父母的决策更是举足轻重的，女儿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只能服从父母的安排。当然，父母亲的安排也是出于家庭整体利益的考虑，比如为单身汉儿子“讨媳妇”，不得已才牺牲了女儿的婚姻自主性。

然而，时过境迁，当下的农村的婚姻缔结中，男女两性主体地位的崛起，特别是女性对于婚姻决策权的掌握，使得换亲的发生率极低。中国农村在经历了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之后，即便那些边远地的村落，父权制也已经开始衰微。不排除一些家庭，在单身汉儿子无法结婚成家之时，仍然会考虑用女儿来交换儿子的“婚姻”，但女性在婚姻决策中主体地位的崛起，强烈地拮抗着家庭权威对于个体婚姻做出的安排，让这种婚姻策略越来越难以实施。

典妻

如果我们认同婚姻是一种契约关系，那么以金钱为媒介的交换以及用一桩婚姻为媒介的交换婚姻，旨在建立一种长期的契约关系。在人类婚姻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过一种短期的契约婚姻关系。这种短期的契约婚姻关系称为典妻/租妻。

所谓的典妻/租妻在不同的地区，典妻/租妻的称谓有所不同。例如在东北称为搭伙或拉帮套，甘肃称为僦妻、陕西称为串门子等等不一而足。称谓不同，但婚姻形态基本类似，动因也大体相同。，就是将妻子当成商品典当给别人，双方签订契约，约定期限、租价以及具体要求。一旦契约签订完毕，出典的妻子就和承典人形成一种临时的夫妻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典妻和商品交易中的物权转移相同，男子典妻之后，失去了对妻子的占有权，而承典人则相应地获得了这种权利。尽管典妻婚姻是建立一种临时的夫妻关系，却也讲究仪式，一般要经过媒证、订约、下聘、迎娶等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讲，典妻也是一种婚姻制度，至少是正式婚姻的一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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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典租婚姻需要双方（出典人和承典人出典人一般是妻子的丈夫，承典人是出钱典租妇女建立临时夫妻关系的人。被出典的女性一般不在契约上签字，由此可见古代社会里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签订契约。契约中对典租价格、典租年限以及双方的义务责任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一般而言，出典年限通常为3～5年小于3年的称为租妻，3年以上才称典妻。。典租价格则根据女性的年龄、典租年限来确定。此外，契约上还对被出典的女性做出规定：如出典的妻子在出典期间不得同原来的丈夫同居，不得探望子女。有的契约甚至要求出典的妻子有生育能力。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典妻契约对于出典的妇女而言无异于签订了卖身契。一旦签订这样的契约，被出典的女性就要供人玩乐，为其生育后代，甚至要忍受与自己子女骨肉分离之痛。一份现存于辽宁省档案馆中清朝时期的典妻契约，内容如下：

赵喜堂因手中空乏，难以度日，进退两难，出其无奈，实事无法，情愿出于本身于结发妻送与张慕氏家中营业为主，同更言明使国票六百元整，当面交足，并不短少，定期八年为满。如要到期，将自己妻领回倘有八年以里，有天灾病孽，各凭天命，于有逃走，两家同找，如找不着，一家失人一家失钱。期满赵喜堂领人，不如张慕氏相干，恐后无凭，立租字人为证。

在这份契约上，有出典女子的丈夫赵喜堂和张慕氏的签字画押，唯独没有出典妇女的签字。由此可见，古代社会中女子的社会地位之低下。因为这种婚姻关系是一种违背人性的婚姻形态，被视为中国婚姻制度的一个“毒瘤”。因此，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婚姻形态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直至消失。

典妻婚姻何以形成？根据相关资料，典妻婚姻的形成大体有以下原因：

（1）贫穷。在一些地方有“富人典业，贫子典妻”之说。《汉书·主父偃传》中记载：“男子疾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生活贫困使得典妻现象大量出现。

（2）战乱。由于战争频繁，许多人生活难以为继，导致买卖妻子现象频发。

（3）地方风俗。《涿县志》记载典妻行为在当地发生频繁，并逐渐成为一种风俗。根据该县志记载，“男子因家庭贫困，将妻子嫁卖出去以求自活，女方家庭概不干涉，不仅如此，女方还与承典人以亲戚关系交往”。

（4）妇女地位低下，对男性形成人身依附。当男方家庭陷入生活困境的时候，典妻也成为顺理成章之举。

（5）作为处罚不贞妇女的一种手段。据《清史》记载：“孙富有与大功弟妻通奸，后其夫将奸妇卖于他人为妻。”

（6）社会保障体系缺失。在封建社会，很多农村地区的宗族在建立族规的时候，都有要求族人相互帮助的条文。如有些家谱中就规定，“夫亡独可哀而节义至重，如有寡妇孤儿最宜存恤使幼有所依而节得以全”。

电影《光棍儿》

尽管典妻婚姻形式在民国之后已经衰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基本消失，但由此衍生出一些新的变体仍然在某些地方存在。例如，坐堂招夫、租妻生子等典妻新变体在一些贫穷落后的农村时有发生。

河南孙店妇女常某和张某婚后育有一儿一女。1999年张某在工地作业时发生意外身亡。张某家境贫穷，常某在丈夫死后无力抚养子女。在征得家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同村单身汉闫某招入家中，闫某提供子女抚养费（算作典资），常某则与闫某组建成临时夫妻。

这是一则典型的“坐堂招夫”形式的婚姻。它与招婿上门不同，招婿上门是法律允许的婚姻形态，而坐堂招夫则是通过私下签订协议组建临时夫妻，是一种非法的婚姻形态，不受法律保护。因此，这类婚姻的发生，只有在双方各有需求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其一丈夫及其家庭有实际困难，有招夫需求。本例中，丈夫死亡，无力抚养子女。其二承典人需是单身汉，并愿意上门充当典夫，承担养家之义务。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变体的典妻婚姻形态在贫穷落后、单身汉较多的农村地区发生率较高。在我所访谈的江边村，同样也发现了类似的案例。

老高是一个年近50的单身汉，虽然是光棍，却也勤劳节俭，没有抽烟酗酒的不良嗜好。考虑到自己无子无女，老高就每年攒些钱存上，以备不时之需。吴远是老高的邻居，两家相处虽谈不上融洽，也没有什么冲突。吴远40多岁，好赌博，总是输多赢少，外欠了不少债务。每年打工的钱也只够还赌博欠下的债务，家里的日常开销实际上靠妻子打临工来维持。妻子对此多有抱怨，也曾以离婚相威胁，但最终因为舍不得孩子而继续在一起生活。在一次赌博中，吴远又输得精光，为了把本钱扳回来，他不得不四处借钱。和他相熟的人都知道他借钱赌博，没有人愿意借给他钱。于是，他打起了单身汉邻居老高的主意。他提出将妻子以每天50元的价格“租”给老高，为期10天。在付过钱之后，老高就将吴远的妻子领回家。

这则个案中，吴远将妻子租给单身汉老高，获取500元租金。虽然双方仅限于口头约定，却仍然符合典妻的特征。单身汉性缺乏，有夫妻生活的需要，而典妻家庭急需用钱。两种需求，促成了这桩荒唐的交易。知情人透露，要不是这桩交易最后变卦引发纠纷，恐怕外人并不知晓。原来吴远不到3天就偷偷地把妻子接回了家，老高上门讨要租金未果，并遭到对方殴打。事发后，村委会出面调解此事，才让事态得以平息。

尽管，当下中国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与过去社会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随之而来的贫富差异问题却日益突出。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民终日围绕生存而苦苦挣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大有人在；而一些东部的农村地区，村民们却过上了与城市人无差异的现代化生活。贫困偏远地区的未婚女性在比较优势的驱使下，嫁到条件更好的地区，女性资源外流加剧了本已失衡的性别比，从而导致许多单身男性无法建立家庭。性匮乏与贫困两种因素的叠加，使得像典妻/租妻这样的荒唐行为在贫困落后农村的发生在所难免。在江边村调查过程中，我们还了解到10年前的一桩租妻生子的个案。

简言之，类似典妻这类有违人性婚姻形态的发生，是农村经济贫困、社会保障缺失以及性别比失衡等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现在也成为某些单身汉获取短暂婚姻生活和性满足的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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