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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秀的人物总是先死，因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死而无憾，这就是生活。”
当加缪在《鼠疫》中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绝没想到，这是一个需要他自己去实现的预言。
1960年1月4日，阿尔贝·加缪坐上米歇尔·伽利玛的车离开卢尔马兰，同行的还有后者的妻子雅尼娜、女儿安娜，以及他们的爱犬。
米歇尔出了名的爱开快车，而加缪厌恶开快车，他曾说过：“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愚蠢的了。”早午餐后，旅程继续，米歇尔握着方向盘，加缪坐在他的右侧，没有系安全带。
事故发生在一瞬间，“雅尼娜没有听见丈夫发出任何叫喊或者反应”。加缪被甩向后车窗，脑袋穿过玻璃，颅骨破裂，颈椎折断，当场死亡——死于发生在一条九米宽、三车道、空无一人、刚刚下过微雨的通衢上的车祸。
次日，加缪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最后一部戏剧《群魔》照常公演。
三天内，演员们陆续收到加缪从卢尔马兰寄出的信，信中表达了对他们的鼓励和惦念。
而加缪……“他看不见今天的早晨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神思恍惚地说。2009年，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打算将加缪的遗体移至先贤祠，遭到加缪的儿子让·加缪的反对，指责其“利用和消费”加缪，遂作罢。
同年，由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加缪编纂的《孤独与团结：阿尔贝·加缪影像集》出版。先贤祠是供奉法兰西民族最孚众望的贤人的地方，而出版一本影像集，可以通过照片鲜活地呈现加缪的一生。
在这两种致敬的方式之间，加缪的儿子替他的父亲选择了后者。他说：“父亲一生反对虚名，是不会同意住进先贤祠供人膜拜的。”
看来，这对双胞胎子女是理解他们的父亲的：比起在高台上受人瞻仰，不如“与人数最多的那些人在一起”。
也正因为此，我们才拥有了这本可以捧在手中阅读的珍贵影像集。
卡特琳娜·加缪知道，用照片呈现一个人的一生是困难的，因为“一个生命是变化，怀疑，矛盾”。但是，一位叫做雅克琳·列维-瓦朗齐的批评家说服了她：
他（加缪）向我们呈现的神话，远非一些美丽的谎言，从而出卖了真实，这些神话揭示了人类条件的深刻的真理、世界的美、人的痛苦、他们的孤独、他们对生命的热爱……
因为不爱虚名，所以加缪是孤独的，他在巴黎的知识分子中间感到“浑身不自在”，对“很豪华的生活”感到“疏远”和“怜悯”。
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之后，加缪在普罗旺斯的一个小村庄卢尔马兰买了一栋房子，终于可以不受干扰地安心写作了：
重新工作。《第一个人》的第一部分有进展。感谢这个地方，感谢它的孤独，感谢它的美。
但是加缪又在普通人中间收获了友谊。正如卡特琳娜·加缪所说：“我的父亲和那些人在一起，所有的那些人，人数最多的那些人，他们每天都兢兢业业地做着他们该做的事。不知其名。”阿尔贝·加缪葬在卢尔马兰。在一个小小的公墓里，一丛荒草下，有一方粗粝的、没有打磨过的石头，上面刻着“阿尔贝·加缪1913-1960”的字样，没有墓志铭。
旁边是他妻子的墓，墓碑比他的大而整齐；周围是一些当地普通居民的墓地。
加缪在“人数最多的那些人”中间发现了友爱，发现了“他们对幸福之绝望的追求和他们的兄弟之情”，并最终回到了他们中去。
除了简短的前言和照片的说明之外，《孤独与团结》的几乎所有文字都引自加缪的作品。
卡特琳娜将加缪的一生分为“起源”、“觉醒·行动”、“反抗”和“孤独·团结”四个阶段，其中“孤独·团结”所占篇幅最多，亦与书名相呼应，为艺术家、哲学家、剧作家、作家、记者、丈夫、父亲、情人……加缪的一生做出了最精当的注解。阿尔贝·加缪的一生始于贫穷，终于清贫，但是他并不以为耻，为困，为苦，或为罪。他说得好：
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其中撒播着它的财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
贫穷与光明，贯穿了加缪的一生。他从不羡慕，从不嫉妒，从不觊觎，没有“怨恨之心”，而是更热情地投入灵与肉的狂欢之中。他“生活在窘迫之中，生活在某种快乐之中”。加缪坦然地面对贫穷，免除了嫉妒之心，这首先应归功于他的家庭、他童年的生活环境，他说：
免除嫉妒，我首先要归功于我的亲人，他们几乎什么都缺，却几乎什么也不羡慕。这个家庭甚至不识字，它以沉默、谨慎、自然而朴素的骄傲给了我最高的教诲，我毕生受用不尽。……所谓的资产者的幸福使我厌倦，使我害怕。
贫穷与高贵，在加缪看来，并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反而激发了他的才华：
我发现，一个穷孩子可以通过艺术表达自己和解放自己。十六岁的加缪，英俊、贫穷，病弱，患了肺结核，多次咯血，不得不远离人群。在最具生命力的年纪直面医院、死亡和孤独，他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荒诞，以及对生活的热爱：
贫穷而有尊严，这是他的选择，这种选择使他在荒诞之中找到了一条幸福的道路：
我们不寻求什么教训，也不寻求伟人所要求的那种苦涩的哲学。阳光之外，亲吻之外，原野的香气之外，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微不足道。阿尔贝·加缪被认为是一位荒诞哲学家，然而什么是荒诞？加缪的荒诞是存在主义的荒诞吗？
他认为，“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所谓“共存”，其表现形式乃是人类社会。但是，认识到此并未完结，仅仅是迈开了第一步。在他看来，荒诞只是个出发点，重要的是面对荒诞采取什么态度，即在荒诞的条件下，人应该如何行动。
是以死来结束荒诞的状态，如“局外人”默尔索？还是以反抗来赋予人生某种意义，如推巨石的西绪福斯？默尔索是“一个没有任何英雄姿态的人”，但他“不大会欺骗自己”，不流俗，不从众，坦然地“接受了为真理而死”，并在死前感到了幸福。
实际上，加缪对默尔索是欣赏的。在《局外人》新译本《陌路人》美国版作者前言里，他写道：
默尔索并非落魄之人，而是一个寒伧而外露的男子，爱好太阳，因为阳光不留阴影。远非缺乏一切感受性，他具有一种深厚的激情，鼓励着他，因为他坚忍不拔，凭着他对绝对和对真理的那股激情。与此相关的一种真实，尽管还是负面的，即存在的真实性和感知的真实性，如果缺乏这种真实性，任何对自己和世界的征服都将永远不可能。……默尔索虽然没有任何英雄姿态，却接受为真理而死。
默尔索不是与法官、社会的法律以及符合习俗的感情站在一边的。他像一块石头或一股风一样存在于太阳底下，这些人从不会撒谎。如果您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就会看到面对世界的快乐的一种真诚的道德，一种既嘲讽又悲剧性的颂扬。
而西绪福斯是荒诞的英雄的典型：他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巨石旋即滚落下来，他又得重新下山，再把巨石推上去，如此反复，了无终期。
加缪感兴趣的是下山途中的西绪福斯，他敢于正视那块巨石，敢于把它再次推上山顶，这种精神是对命运的蔑视、挑战和反抗——
“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照亮人的心灵”，加缪发现了这条千古不灭的真理。影像集中的加缪，是在病中吹长笛的忧郁少年，是与女伴嬉水、与妻子同游的情郎，是为贫穷和战乱奔走疾呼的记者，是有子有女万事足的老父亲，是激情迸发的编剧和导演，是与左岸若即若离的知识分子，是与存在主义决裂的荒诞派哲学家，是声势日隆的诺贝尔奖作家，是排版工人的挚友，是离群索居的艺术家……让·格勒尼埃、纪德、勒内·夏尔、萨特、波伏瓦、阿拉贡……这些出没在影像集里的人们，他们爱加缪，有的或许也恨他，却终在他戏剧般地退场后，怀念他，颂扬他。
翻看一张张照片、手稿、信件、海报，与海明威影像集传递的“活着是一种姿态”的激情、冲突与挣扎不同，加缪是放松的、愉悦的。海明威说，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那加缪，可能就是这席盛宴中，最倜傥的身影。这并不是说，加缪缺乏深度。相反，与海明威自毁式的抗争不同，加缪的抗争是自愈并治愈他人的。
海明威用掏空自己向世界宣战的方式树立起一个“可以被摧毁，但不可以被打败”的精神偶像，而加缪坦言，“我一部分非常蔑视这个时代……常常失去信心”，“另一部分却想承担这种衰退和共同的斗争”。
毫无英雄姿态的局外人，没有犹疑地接受了西绪福斯的命运，用对生活的彻底的投入和热爱，在战后欧洲的精神废墟上，为流浪的青年们提供了永不冷却的热源。
我的孩子，我的孙子，我的侄孙女，没有见过他。为了他们，我愿意历数所有的形象。为了重现他的笑、他的随意和他的宽容，为了重现这个赋予我生命的亲切、热情的人。为了展现阿尔贝·加缪是“众生中的一人，他试图在众生中尽力为人”……
毕竟，他曾那么热切地爱过每一个人，直到今天，那温度仍依稀可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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