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民国报人（上）：用生命和真诚坚守理想（收藏）
民国时代，中国风云激荡，战乱纷争，植根于这样土壤的报纸，生命力都较短暂。然而，即使在这此起彼落、瞬息万变的“短暂”里，也出现一些才识过人、品格高尚、无愧于“报人”称号的先贤们。那是一个大师云集、群星璀璨的年代，他们用他们的笔，唱响了属于他们那一代的时代强音。
身处乱世，一群以笔为武器的报人，只手与各专制独裁势力博击，彰显着“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意气，他们横遭杀害的不幸命运，令中国近代报业充满悲壮的血色。
民国报人不失风骨——人有人格，报有报格，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邵飘萍】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
邵飘萍，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邵飘萍做过记者、新闻讲师，还办过报纸、办过通讯社。他是民国时最著名的“揭黑记者”之一。
邵飘萍的新闻生涯始于1912年，时任《汉民日报》记者时便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主张，揭贪反腐，反对暴政。面对强权，邵飘萍称，“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这句话成为民国时新闻界的一大名言。在文章中，邵飘萍直接将“内务部”称为“内腐部”，这份勇气至今鲜有记者能及。
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后，邵飘萍发表文章直指背后主谋袁世凯，结果可想而知，北洋政府遂以“扰害治安罪”，查封了《汉民日报》，并逮捕了邵飘萍。而“邵飘萍”一名为读者熟知的并不是这次被捕，而是在其担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期间，其揭露北洋政府黑暗和丑闻的“通讯”，一时风靡全国，大快人心。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从《申报》辞职，创办了民国时著名报纸《京报》，如今的《新京报》一名即因它而来。为了自勉和激励同事，邵飘萍特意写下了“铁肩辣手”四字，挂在编辑室正面的墙上。此四字取自明朝被奸相严嵩杀害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可见其揭黑反腐的决心。
这种报人性格，注定邵飘萍的人生不会安稳。1919年因发动和宣传“五四”运动，《京报》被查封，邵飘萍二度逃到了日本。次年段祺瑞政府垮台后，《京报》才复刊，邵飘萍未“吸取教训”，一如既往的揭黑。1925年底，邵飘萍在《京报》特刊上，曝光了东北军阀张作霖的恶迹。张作霖知道后，立即给邵飘萍送了一个30万元的“大红包”，但邵飘萍不为所动，未给张作霖一点面子。
恼怒之下，张作霖便欲置邵飘萍于死地。1926年4月24日，已躲起来的邵飘萍被人出卖遭秘捕，两天后的4月26日凌晨，张作霖即将邵飘萍秘密执行枪毙了，年仅40岁。
【林白水】说人话，不说鬼话；说真话，不说假话
在邵飘萍被枪杀不久，天桥刑场又多了一个媒体人的冤魂，他就是林白水。
林白水林白水，初名“獬”，又名“万里”，他是中国报业的先驱，先后创办《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公言报》、《新社会日报》、《平和日报》。现在报社少不少作深度报道的特稿记者，我在《江南时报》时便做两年特稿记者。相比林白水，我们都是小字辈了，林白水可以说是中国报业史上最早一批“特稿记者”，他在《中国白话报》创刊号中“新闻”专栏发表的《张之洞共俄国钦差说话》一稿，被学者认为是白话新闻报道中真正的特稿。
林白水确实有才，当时“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林白水有不少趣话，每篇稿子仅收稿费5元，而且一定要等这5元花光了，才会写下一篇文章。据说有一次朋友来访，留下吃饭，可一摸口袋没钱了。他让朋友稍等片刻，立即伏案疾书，写好后让仆人赶紧送报馆去，并嘱“要现钱”。《民国风度》一书中对此也有记述。
与邵飘萍一样，林白水也是著名的“揭黑记者”，他的名言是：“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公言报》期间，段祺瑞政府政客贿赂众议员拉选票、在津浦租车案中舞弊等丑事，接连被林白水曝光；《新社会报》期间，曝光曹锟贿选总统、议员受贿，结果报馆被封，林白水被软囚三个月……如此敢言的媒体人，自然会遭到强权者的忌恨和仇视。
1926年4月，直接联军开进北京。当年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时评，讥讽“狗肉将军”张宗昌的幕僚、“智囊”潘复为“贤囊”，次日凌晨林白水即被张宗昌下令逮捕，旋即押到天桥刑场枪杀。
【史量才】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
史量才，名“家修”，出身于药商之家。戊戌变法后，受维新思想影响，放弃科举，于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学习。1908年任《时报》主笔，还做过兼职和专职编辑。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1912年史量才以12万元买下了已有40年历史的《申报》，并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将《申报》办成了当年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
1916年他还清了张謇等人投资《申报》的股款、自任总经理后，着手改版《申报》，突出国内外大事和社会新闻，加强时政版面，贴近时局，贴近民生。1927年，史亮才又收购了《新闻报》，成为上海报业大王。
史量才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赞同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同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这句话成为民国报界又一名言。后在一次会面合照时，蒋介石乘机直接威胁史量才，说“我有100万军队”。史量才也不示弱，称，“我有100万读者”。
当局威逼利诱均无效，在无法搞定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搞掉”史量才。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从杭州返回上海，在沪杭公路所经的时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一文是这样描述史量才遇难经过的：“……及史先生冲出后门，遂被该匪在足部先击一枪，时史先生犹忍痛行数步，至一个干涸之小塘旁。痛极倒地，二匪即向其头部连开二枪，一由口入脑，一由左耳穿入，遂遇害。”
【黄远生】关注民生社会，揭发政治黑幕
黄远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死于暗杀的新闻记者，殒命时年仅30岁。他从事新闻工作短短3年，却取得了后人难以超越的成绩。作为新闻记者，黄远生信仰法治下的自由，但并不反对威权政治；他一生无党无派，却死于党派暗杀。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黄远生非常迷恋法制。他万分渴望推翻皇权统治之后的中华民国能效法欧美尽快建立法制秩序，从而逐步实现他心中梦寐以求的自由主义理想。他还一度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深信袁世凯是可以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民主法治和繁荣富强的救星。
1915年秋，袁世凯看中了黄远生这位名满海内的名记者，要设法将他罗列门下。袁世凯先是邀请黄远生担任他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接着又向黄表示，如果能为自己撰写赞成帝制的文章，将酬谢10万元，并给他一个部长的位置。黄远生开始想延宕不作，面对袁世凯的压力，他只得以一篇“似是而非”搪塞。但袁氏极不满意，派人逼他重写。
此时，袁世凯要当皇帝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黄远生选择了不合作。1915年9月3日，他偷偷踏上了逃亡之路，到上海避祸。在抵达上海前，黄远生在《申报》头版刊登了反对帝制的启事，明确表示“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实难赞同一日”。抵上海后，他在好友戈公振和吴贯因的帮助下，逃亡美国躲避。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饮茶吃饭的黄远生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两枪命中后背而殒命，凶手一直未获。
【邹韬奋】头可杀，言论自由不屈服
邹韬奋一生办过六刊一报，十四年中一次入狱，三度逃亡，为言 论 自 由奋斗了一生。他说：“我深信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身为执行委员之一的邹韬奋也被列入黑名单，多方传闻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将被查封，邹韬奋被迫出国暂避。
年底，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等罪名封杀《生活》。最后一期《生活》周刊发表了邹韬奋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表示“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愿和读者在实际方面“共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周刊同人也发表《最后的几句话》：“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
1938年，针对国民党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扼杀言论自由的法律与条例，如《出版法》、《新闻检查标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邹韬奋连续发表《审查书报的严重性》等文章。生活书店和其它书局发表宣言，要求取消一切压制言论 自 由的法令。最终，各界人士的抗议汇成“拒检运动”，有力地冲击了国民党独裁政府的书报审查制度。
【成舍我】坚守自己的主张，保持自己的人格
“世界”报系创办人成舍我，一向嫉恶如仇。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以大量篇幅在《世界日报》上刊登了有关惨案的新闻和照片，并发表署名“舍我”的时评《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在谴责军阀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同时，提出段祺瑞政府引咎辞职、惩办凶手和抚恤死难者三项要求，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
1928年，成舍我在南京创办《民生报》。1934年5月，《民生报》记者采访到汪精卫的亲信、行政院政务处长彭某贪污渎职的劣迹。当时汪担任行政院长、国民党副主席，权势很大，彭又是是成夫人的亲戚，因此有些亲友劝成舍我不要刊登相关报道。但他认为主持公道是报纸的职责所在，还是义无反顾地在报上公开揭露。汪精卫大怒，让彭向法院控告成舍我和《民生报》损害名誉。开庭之日成亲自出庭答辩，慷慨陈词，终于迫使对方撤诉。但汪精卫怀恨在心，借故将成舍我逮捕并关押了40天，还责令《民生报》永远停刊。
成舍我出狱后，有人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院长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他坚定地回答：“我的见解完全与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他列举的“四大理由”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的主张，保持自己的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结果，《民生报》永远停刊，成舍我被禁止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并不得以本名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
次年，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立报》。它仍坚持“对外争取国家独立，驱除敌寇；对内督促政治民主，严惩贪污”的宣传宗旨，销量超过二十万份，打破了中国自有日报以来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张季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后，提出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不党”，就是报纸不属于任何党派，“原则上等视各党，纯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不卖”，就是“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不以言论作交易”；“不私”，就是“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他的“四不主义”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行动以使天下公众监督。在办报过程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
《大公报》具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文人论政”。所谓“文人论政”，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
为了国家，为了公义，张季鸾曾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为“三骂”的社评。一是1926年12月4日的《跌霸》。该文中说：“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这是骂吴佩孚；二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文中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之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是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文章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浩叹“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坚定立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纯拙之笔，写尖锐之文”。他的政论，不偏激狭隘，不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如沐清风、如饮浓茶，娓娓道来、入木三分。他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活的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则构建了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
【陈铭德】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
陈铭德于1929年9月在南京创办《新民报》，经他和夫人邓季惺惨淡经营，终于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1946年5月，《新民报晚刊》在上海创刊，陈邓夫妇通过发刊词表达了自己的办报理念：“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
当年10月10日，南京《新民报》日刊复刊词中说：
本报是一个民间报纸，以民主自由为出发点，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只求能反应大多数人人群的意见和要求，绝不讴歌现实，也不否认现实。……认为一党专政的办法，应该尽快结束。……我们郑重声明：要做一个纯民间的报纸，它只能以是非和正义为出发点，以主观之良心判断，配合客观上人民大众之要求，不偏不倚，表达舆情。取舍好恶，决于读者，其余知我罪我，皆非所计了。
1947年5月，《新民报》晚刊被查封，罪名是“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陈铭德委曲求全，在接受当局条件后，报纸才得以复刊。
1948年6月30日，蒋介石亲自作出了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的决定。停刊令一出，各界哗然。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予以声援。曹聚仁等二十四位各界知名人士在《大公报》发表《反对政府维宪摧残新 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陈铭德夫妇也请章士钊等六位名律师代撰万言“诉愿书”。所有抗争都归于无效，《新民报》终于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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