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德国人对纳粹罪行的反思有多彻底？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德国作为“二战”的挑起国，自己也在战争中受到严重惩罚。战后，德国建立起建立了反省战争的系统机制，使国家逐渐走向正常化。
大力推行“非纳粹化”运动
被希特勒迫害致死的反纳粹烈士纪念廊
准确的说，“非纳粹化运动”并不是德国自我产生的，而是在美英苏法四大盟国占领德国后推行的运动之一，但却开启了德国的正常化道路。
具体的措施有：
1、对纳粹主要战犯和组织进行审判。
其中最著名的是纽伦堡审判，法庭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对戈林、里宾特洛甫等24名主要罪犯进行了审判和处以严刑。纽伦堡审判后，各占领区还进行了较低级的审判。
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八分之一的人在纽伦堡审判前对纳粹主义的邪恶并不知情”。而在判决结论宣布之后，有数据显示“一半的人认为他们更多地意识到集中营的不人道”。由此来看，纽伦堡审判确实教育和震撼了德国人民。
2、废除一切法西斯的法律和决议。
查禁和摧毁了所有纳粹党团组织，严禁法西斯组织重新活动，清洗了盘踞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重要岗位上的纳粹分子。具有民主思想的德国精英人士填补各级领导职位。
3、战争结束后，盟国首先对教育领域进行了“非纳粹化”。
暂时关闭所有教育机构和学校，对原有教师进行清洗。盟国帮助培训了大批具有民主思想的教师，编写了新教材。各州宪法中规定，教育权利人人平等，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民主精神。
有关非纳粹化的评价，学术界向来是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它“未能实现任何其先前设定的目标。”但不可否认，非纳粹化运动代替了德国从未发生过的革命。确实在战后德国人思想上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开启了德国人对二战的表象性反思。
知识分子的担当
二战后，知识分子承担起恢复德国人感知能力的责任，在文学、哲学等领域非常突出。
被誉为“新德国精神导师”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对战后罪责反思以及民主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呼吁民众主动地正视个人罪责而不是无视，主动地为纳粹罪行承担责任而不是被动或沉默，启迪了德国人对纳粹的反思与检省。
对法西斯的反省是德国文学的主流话语，揭露法西斯罪行是作家创作的主要题材。德国作家对二战历史的发问和反思一直没有停止。
曾获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海因利希·伯尔一直被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文学的代表。他创作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流浪人，你若来到斯巴……》、《亚当，你在何处？》、《九点半钟打台球》都与法西斯有关。
他的作品烛照当今，提醒身处战后“经济奇迹”的德国人不要忘记历史，要勇于反思。
曾获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君特·格拉斯（代表作《铁皮鼓》）也与二战有关。他从德国人的小市民从众心理角度解释了法西斯主义为什么能在德国猖狂肆虐，借此抵制民众对纳粹历史的回避和遗忘。
《铁皮鼓》作者君特·格拉斯
二战后德国反思文学形成了三个特点：
第一，通过战争场面的客观描述揭露战争残酷和惨烈；
第二，通过描述受害者的悲惨境遇，揭露法西斯罪行，反省德国法西斯主义带给世界人民的苦难；
第三，通过追溯和回忆，反思纳粹德国的历史以及德国人应当承担的责任。
不仅在文学领域，哲学领域的反思也没有停止过。在90年代统一后的德国，由美国哈佛大学的副教授哥德哈根发表的《希特勒的志愿刽子手：普通德国人与大屠杀》一书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后被称为“哥德哈根辩论”。
这个讨论将德国人反思关注点由参与战争和纳粹统治的群体转向了普通人，这是阿伦特“平庸的恶”问题的延续。
德国人在这些研究和讨论过程中认识到要警惕人性中存在的恶，人性中的恶在恶的制度环境下会无限放大，因此建立何种制度环境与公民责任密切相关。
德国影视作品中也不缺乏德国人的反思。
进入9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形式也逐渐多样化了，影视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早在70年代末，美国电视系列剧《大屠杀》就为西德社会反思纳粹历史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90年代，美国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也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德国中小学都组织学生集体观看并举行讨论。
在这方面，德国影视界也作出了十分引人瞩目的努力，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德国影片都是以纳粹历史及其影响为主题的。以著名作家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为脚本的德国同名故事片在好莱坞获得了奥斯卡最佳非英语故事片奖。
2002年，一部叙述一个在纳粹时期流亡非洲的犹太家庭的故事片《情陷非洲》又一次获得了这一殊荣。在90年代中期，讽刺1983年的“希特勒日记丑闻”的德国故事片《施东克》曾获得该奖项的提名奖。再现希特勒末日的故事片《灭亡》，在德国引起轰动。
另外，德国国家电视二台自90年代中期开始，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纳粹历史的纪实性电视片，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与正面的历史教育不同，影视作品能够使战后出生的年轻人更为直觉地接触纳粹历史。
以犹太人命运为主题的影片更能使他们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以希特勒为主角的影片则能使他们通过“一场与魔鬼的约会”对其幽灵产生更大的免疫力。
后一种影片的成功不仅表现了德国电影界的艺术水平，也反映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成熟。
政府推进反思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
德国政府在推进反思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1949年5月8日联邦德国议会委员会以绝对多数赞成票通过了《基本法》。《基本法》的第一部分里，列举了公民所享有的民权和政治权利，而且权利一旦受到侵犯公民有权起诉，这是对纳粹国家侵犯个人权利的直接回应。
立法者们还鼓励争论和强调法制，前者在于保障国民的自主参与，后者则致力于国民有序参与政治而不失混乱。政治重建和民主设计是西德“清算纳粹过去”、反思纳粹历史的重要表现。
德国最高领导人为推进德国反思更是不遗余力。
德国二战后的领导人虽然不断更换，但每届领导都承认战争责任，并且一些领导人还用自己的方式对战争所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
自1970年时任西德总理的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到1995年统一后德国总理科尔再次跪在二战死难者纪念碑前，再到2013年大屠杀纪念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对纳粹罪行负有‘永恒责任’”，这些都表明了德国领导人对于纳粹统治及屠杀行为的反思态度。
而德国人在每年5月8日的二战纪念日都会举行集会游行等活动，同时，他们也会到纪念馆或博物馆进行参观。
德国领导人积极的反思态度赢得了其他国家的认可，这种认可又反过来体现在对德国民众反思的信任上，从而为反思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空间。
战争虽然结束，但德国对战犯的追溯和对受害者的赔偿却没有结束。
2013年9月4日，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德国负责调查二战时纳粹战争罪行的司法部表示，一共调査了49名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守卫，其中30人应该被起诉。
在二战结束将近70年的时间里，这种追捕一直没有间断，尽管有人质疑这种追捕是否还有意义，因为这些被起诉的人很多都己走到生命尽头，但相关追捕负责人也回应，年龄并不能成为他们逃脱罪责的挡箭牌。
与此同时，德国对于在二战中受害国家和受害者进行了巨额赔偿。据报道，“到2002年，德国赔偿金额达到1040亿美元，它每年还继续向10万受害者赔偿6.24亿美元的养老金”。
反思从教育做起
在德国公民教育中的反思，其中最重要的群体之一就是学生。
德国学生在历史课堂上
对于学生这个群体，反思的实施主要是通过设置课程来实现的。涉及反思的课程主要是政治课和历史课，历史课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纳粹的统治，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而政治课建立在历史课基础上，以历史的眼光引导学生关注与参与现实和未来政治。
为了保证全国政治教育中反思的整体效果，由各州文化教育部长组成了联邦文化部长联席议会，讨论政治课和历史课的教育内容和教学要求。
在这些要求中，知识要求里包含需要让学生认识政治制度体系中的历史真相，并作出相应的评价，教学内容的选择需要将历史、现实和未来紧密联系，引导学生形成历史感。
在其能力要求中强调学生要掌握关于人权、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的知识并理解这些内容。
在德国学校历史课中，纳粹历史，特别是大屠杀历史是其重点内容，在德国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德国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分量的纳粹历史。
在审定历史教科书的时候，发现教科书中没有足够分量的纳粹历史内容的介绍，那么教科书在审定中是不会获得通过的。
教科书制定中除了强调纳粹时期历史所占比重要符合一定要求外，还强调要从多角度来看待这一历史时期所涉及的问题。
在历史课的知识考察中，对纳粹独裁统治时期的历史也没有忽略和忽视的倾向，而是明确把20世纪德国的民主与独裁历史作为重要考察内容。
在历史课能力要求中指出要有“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对历史事实和问题给予评价的能力；对历史事件、过程和结构的现实意义加以辨析和描述的能力”。
其中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要有“对史学家的评述加以评判的能力”。也就是说在反思过程中，可以提供各种档案材料和史评，但是引导学生不停留于或不受制于已有的材料和评论，鼓励学生能够不断将反思加以再反思，使反思更加深化和彻底。
结语
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说：
“每个德国人都必须反思自己在过去的作为和不作为。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德国正视历史的做法是对的，可以让后代不重蹈覆辙。”
德国人对待沉重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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