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庆 | 高校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研究
高校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研究
冯 庆
摘要：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我国乡村文化振兴事业面临缺乏扎根乡土的优秀文化人才、缺乏公益性专业化的文化产品供给主体、缺乏对乡村文化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应用、缺乏立足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等众多限制。高等院校所具有的知识、人才和资源优势使得高校天然地成为了可以补齐乡村文化振兴“短板”的重要力量。而且，参与乡村文化振兴也是高等院校调整优化人才培养目标和拓展多元化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对高校自身的发展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推动高校参与乡村文化振兴，还需要在校地合作机制、财政激励机制、社会服务型教育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探索和改革。
关键词：高校；乡村文化振兴；制度建设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3.013
收稿日期：2022-01-12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四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稳定脱贫机制和模式研究”（19YJA8400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冯庆，男，四川巴中人，四川师范大学校友工作与校地合作处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脱贫攻坚、乡村振兴，E-mail: 1185898245@qq.com。
一 引言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要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是一项包含经济建设、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内的系统工程，是涵盖乡村社会发展各方面的振兴事业。其中，乡村文化振兴尤为重要，这不仅因为文化建设本身就是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反映人民群众精神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内在要求，更是因为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我国乡村文化发展滞后。这种滞后既体现为城乡之间文化事业发展的不同步，表现为乡村居民文化生活相对城镇居民的落后状态，也体现为乡村内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同步，表现为乡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但文化发展较慢的失调状态，从而间接导致了劣质文化产品在乡村横肆、封建陈规陋习积恶难除、部分乡村居民价值观扭曲等严重后果。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有能体现乡村社会精神面向的良好的乡村文化风貌，必须要有能增进乡村活力和村民发展积极性的优秀的乡村文化产品供给，这不仅“关系到乡村振兴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向”(注：唐文忠、肖震山、李清《艺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与对策研究》，《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2页。)，也是“乡村振兴的力量之‘根’和发展之‘魂’”(注：宋小霞、王婷婷《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分析及现状和对策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176页。)。
乡村文化振兴事业包括提高乡村学校教育质量、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丰富乡村文化产品、倡导健康积极的价值取向等，但无论何种形式，都是通过提高乡村居民的文化素质驱动乡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即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文化人。因此，教育是推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既包括面向乡村青少年群体，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宗旨的学历教育；也包括面向乡村成年群体，以提升职业农民素质为目的的技能教育；还包括面向乡村普遍群体，以引领文明健康社会风尚为导向的文化熏陶和价值观教育。正是基于这种多层次、全方位的教育需要，使得乡村文化振兴事业必须要有一个能承担学历教育、技能教育和文化熏陶价值观教育的功能性参与主体。高等院校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是其基本职能。而且，相较于初等教育机构，高等院校具有体量更大、学科门类更全、人才力量更强的规模优势；相较于市场性文化传媒机构，其又具有专业性更高、公益性更好的普惠特征。因此，高校作为这些特征的聚合体理所当然地具有了深度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天然优势。虽然国内亦有学者曾指出：“高校应主动对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好教育优势，为乡村振兴培养留得住、用得上、懂技术、善管理的实用人才。”(注：张清俐《文化艺术助力乡村振兴》，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年5月4日发布，2021年3月19日访问，http://www.cssn.cn/shx/shx_whshx/201805/t20180504_4232314.shtml。)但目前对于高校参与乡村文化振兴事业的必要性、能动性以及实践内涵和机制探索等的讨论仍然较少。也就是说，是什么制约了当前乡村文化振兴事业？为什么进一步实现乡村文化振兴需要高校参与？高校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对高校自身有什么作用？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高校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作用？本文将以上述层层递进的问题为线索，展开对高校参与乡村文化振兴问题的详细讨论。
二 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事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扎根乡土、讴歌农村的杰出文艺工作者，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反映农村题材的优秀文艺作品。但随着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开，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年轻人群体向城市迁移，城乡之间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渐显：无论是初等教育教学条件、职业技能学习平台，还是公益性文化基础设施、地方性特色文化产业，农村均落后于城镇，偏远农村也落后于城镇近郊农村。大部分农村居民能享受到的文化资源十分有限，其质量水平和丰富程度与城镇相差较大，文化资源的落后成为农村居民文化素质提升的外部瓶颈，而且优秀文化资源的缺位给了那些粗糙劣质、低级趣味甚至价值观错误的文化垃圾以可乘之机，严重影响农村居民的价值取向和生产生活的积极性。而今，农村地区文化发展滞后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
（一）缺乏扎根乡土的优秀文化人才
文化要振兴，首要在人才。人才是优秀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和传播者。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流动，乡村文化事业面临人才凋零的困境。第一，在学历教育方面，与城镇相比，由于地处偏远的村级中小学的工作、生活条件较差，对年轻教师的就业吸引力较低，导致大量乡村学校教师配备不齐，老教师超龄在岗甚至跨年级、跨学科教学，且教师知识体系普遍陈旧，无法满足教学质量提高和教学方案改革的需要。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选择将子女送往城镇学校就学，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则只能被迫就近入学，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乡村学校的生源质量，并在乡村居民中形成乡村学校普遍教学质量差的成见。此外，县乡政府通过跨村、跨乡的学校合并以整合教育资源的措施也间接导致了部分偏远农村地区教师资源的缺失。第二，在技能教育方面，目前几乎仅有乡村农技站作为农业技术推广者的角色向农民传播一些农业技能，但农技站普遍规模小、人员少、专业性有限，而且往往只针对当地传统农业项目提供一定的农业技术支持服务，对新型农业品种和新兴农业业态了解有限，无法满足农民主动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或选择从事其它非农技术工种的知识培训需要。脱贫攻坚以来，各地扶贫工作队进驻农村，为贫困地区的农技推广提供了智力支持，在贫困地区农技推广难的情况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但要实现全面乡村振兴，仍然缺乏较为长期、稳定、高覆盖率的农技支持。第三，在文化熏陶和价值观教育方面，虽然多数农村地区已经实现了广播电视网络和宽带互联网覆盖，乡村居民可以便捷地使用网络收看文化艺术节目、接受政策宣传，但由于互联网视听文化产品主要面向城镇群体和年轻群体，面向乡村居民群体的文化产品较少，且不少中老年乡村居民仍存在较大的网络设备使用障碍，使得互联网文化产品难以在农村地区实现有效惠及。除互联网渠道以外，传统的乡村文化组织几乎只有乡村文化站，由于缺乏专业人员配备，导致文化站的文化传播活动、文体活动形式单一，村民缺乏参与的积极性，部分地区的文化站甚至“空壳化”。乡镇政府虽然可以通过“文化艺术下乡”活动推动文化艺术人才进村，组织村民参与文化活动，但一则文化活动本身不受乡镇政府重视，二则活动举办成本较高，须由乡镇政府财政负担费用，导致这类活动举办频率较低。
（二）缺乏公益性、专业化的文化产品供给主体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迅猛发展，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大量优质的文化产品通过数字传媒渠道走进千家万户。而且，随着互联网平台的著作权、版权保护的日益规范化，数字付费订阅已成为城镇年轻群体接触各类文化产品的主要形式。然而，大部分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但尚未形成付费购买文化产品的消费习惯，由于缺乏购买群体，使得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明显地向城镇倾斜，以城镇人群为目标受众，以城镇生活为主要题材，从而造成了这类文化产品在农村地区的“假真空”状态。因此，基于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观念长期落后于城镇地区的客观事实，发展面向农村的文化事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要坚持以公益性为主。公益性意味着文化产业市场经济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会较低，目前这一公益性主体的角色往往由乡镇政府充任，然而，政府既非文化人才的培养单位，也不具备文化产品创作的能力，由乡镇政府负责供给农村文化产品的供给，可能造成一系列供需错配的问题。首先，文化事业并非乡镇政府的主要政绩考核内容，基层政府往往对此重视程度不够；其次，政府提供的文艺产品也较多与当地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脱节，专业化程度也不够。由此可见，发展真正惠及乡村群众的文化事业，必须从政府以外寻求能够长期、稳定、专业地向农村地区进行文化产品供给的公益性主体，并建立该主体向农村地区进行文化产品输出的保障机制。
（三）缺乏对乡村文化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应用
文化室、图书室、文化站、电影放映点、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文化基础设施是乡村居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和文化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自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加强乡村文化设施建设以来，各地纷纷建设了一批较为完备的具备图书阅读、广播影视、宣传教育、文艺演出、科技推广、科普培训等功能的文化基础设施。但由于缺乏专业人员的指导和管理，导致部分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流于形式，未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图书室图书品类更新速度慢，选购的图书、电影资料等缺乏面向农村受众的内容，缺乏专业指导培训从而导致体育器材闲置等。因此，如何引导乡村居民用活、用好乡村文化基础设施成了当前乡村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只靠乡镇政府，必须要有专业化的文化传播者介入，在现有乡村文化基础设施之上丰富文化产品的种类，增强文化产品对乡村居民的针对性，承担对乡村居民进行图书阅读、艺术欣赏、体育运动等文体活动的指导和培训职能。
（四）缺乏立足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乡村文化事业还包括乡村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尤其是一些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区等，具有独特的生态旅游资源和特色文化技艺传承，这些具有潜在开发保护价值的文化资源是当地进行文化振兴和经济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村社会“嵌入”城市之中，乡村特色文化被迫呈现出边缘性和非主流性的特征(注：郑芳《产业化：中国乡村文化振兴的模式及路径》，《农业展望》2019年第5期，第20页。)。不少旅游资源仍处于未开发、未保护的荒蛮境地，众多非物质文化技艺也面临传承困难甚至濒临消失。振兴乡村文化事业的关键就在于要立足于当地特色，就地取材，科学合理地保护和发展农村地区已有的文化符号，激发当地居民自发参与文化艺术事业的内在动力。现实中，有的政府部门尚未对乡村文化振兴路径进行系统研究，便作出乡村文化振兴规划，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却收效甚微，从而造成资源浪费(注：张新江《文化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的对策和有效路径研究》，《音乐创作》2018年第12期，第149页。)。这就需要一支专业化的文化产业研究队伍，在深入了解和研究当地文化特性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规划，有效地整合文化资源、挖掘其内在潜力。
综上可以看出，当前乡村文化振兴存在多个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都镶嵌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背景之中。在城镇与乡村发展不同步的背景之下，要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不能仅仅依靠乡村居民和基层政府的自发努力，还必须要有能够明确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对乡村文化传承和文化演变规律等有充分了解的专业文化传播者的参考。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尝试从政府和市场以外引入新型乡村文化振兴参与者，以突破传统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自身局限，而兼具文化建设和社会服务功能的高等院校理所当然地具备了承担这一职能的天然优势。
三 高校参与乡村文化振兴事业的优势分析
“75所直属高校、4.78万名教师赴一线开展实践帮扶，3923支队伍、3.33万名大学生赴贫困县支教、支农、支医”(注：周世祥、靳晓燕、唐芊尔等《天地间，有大课堂有大舞台——中国高校扶贫掠影》，《光明日报》2021年3月16日，第1版。)，一连串数字的背后彰显的是中国脱贫攻坚奋斗史上的高校力量与担当。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魂”，高校则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大先生”。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高校持续发挥其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强大优势，相继成立乡村振兴研究院，且部分高校已经开始成立专门针对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中心，如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文化振兴乡村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乡村文化振兴研究中心、集美大学乡村文化振兴与保护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乡村文化传承与振兴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四川乡村振兴学院等，为我国乡村文化振兴贡献了“高校智慧和方案”。
（一）高校可以为乡村文化振兴培养高素质人才
提供人才支持是“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最基本的方式”(注：黄水香《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7年第10期，第43页。)。高校可以通过系统科学的文化艺术人才培养方案、专业的师资队伍、现代化的教学环境、针对性的专业实习、严谨的毕业设计等一系列方式，培养和输送可以投身于乡村文化振兴事业的专业人才，弥补市场化文化艺术培育在专业性、系统性、长远性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注：李杰、弓淼《高校优质资源与社会公共艺术服务的转换》，《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15页。)。例如，华中农业大学构建起的“课堂教育+实践教育+志愿服务”，“三田（种子田、试验田、丰产田）三早（早进实验室、早进课题、早进团队）”，“专业+产业、专业+行业、专业+企业”产学研协同育人等多种模式共同发力的新型农科人才培养体系(注：《华中农业大学加强新农科人才培养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进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发展”系列之四》，教育部官网，2021年1月13日发布，2021年3月19日访问，http://www.moe.gov.cn/jyb_sjzl/s3165/202101/t20210113_509665.html。)，为新时期高校乡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了思路。四川农业大学发挥农林学科优势，成立“中国农耕文化研究中心”，开设农林特色课程群，组织学生通过文学采风、乡村教育、助农服务等多种方式下乡实践，培养了一大批心系“三农”、投身“三农”、服务“三农”的高素质人才(注：《雅安：校企合作深化产学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中新网四川，2021年9月13日发布，2021年10月19日访问，http://www.sc.chinanews.com.cn/lyxw/2021-09-13/155196.html。)。四川师范大学立足教育学科优势，联合兄弟院校与四川地方人民政府合作搭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平台，因人施策，形成以“五大教育”(注：“五大教育”是指：对农民实施文学艺术教育、对乡村干部实施乡村治理综合能力教育、对农村青年实施新型产业技术技能教育、对乡村中小学校长实施教育家素质能力教育、对农村居民实施卫生健康教育。参见：《四川乡村振兴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官网，2018年7月2日发布，2021年3月19日访问，https://www.sicnu.edu.cn/article/70。)为主题的乡村人才培养模式，平台派遣教职工和大学生到各县农村学校挂职锻炼和顶岗支教，并对县内各学校各学科教师进行培训，共培训教师3600多名，显著提高了当地教师的业务素质。
（二）高校可以成为具有专业性和公益性的乡村文化产品的供给主体
乡村文化振兴的一个重要瓶颈是缺乏兼具专业性与公益性的文化产品供给主体。所谓专业性是指“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构建多元化文化供给机制，要能够满足村民多样元化的文化需求”(注：吴理财、魏久朋、徐琴《经济、组织与文化：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基础研究》，《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8年第4期，第476页。)。所谓公益性，是指文化艺术产品自身所具有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属性。由于文化事业的产业化在农村地区发展滞后，因此，文化产品的公共品属性在农村地区更为突出。高校尤其是大型综合类院校，学科门类齐全，本身就是优秀文化产品的研究者和生产者，但长期以来，高校文化产品创作只限于学术交流，未能发挥出其公益价值。乡村文化振兴是一个让高校文化产品“走出去”的大舞台，在对高校优秀的文化艺术资源进行有效、系统整合以后可以使其充分投入到乡村文化振兴事业中去。这不仅可以促进现有资源的有效配置，也能探索形成新型乡村文化振兴的相关产业，发挥其规模优势和正外部性效果。高校参与乡村文化振兴事业，可以拓宽文化服务供给渠道，增加乡村文化产品供给，扩大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自主选择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弹性不足的缺陷。
第一，高校拥有丰富的文化艺术创作资源，大力践行文艺扶贫，通过志愿服务、参与政府采购服务、市场化服务等方式，多样态地为乡村提供文化艺术产品。如中国美术学院通过向结对村直接捐赠文体用品、立足村庄特色提供乡村改造设计方案、以“教学实践基地+创新实践课题”为依托组织师生下乡实践等方式为乡村文化振兴赋能，其参与改造的万竹口村文化礼堂成为浙江省12个基层农村文化礼堂示范点之一，参与改造的上横街村被评为3A级景区村庄(注：《文化铸魂 艺术扶贫——中国美术学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型案例》，教育部官网，2019年10月14日发布，2021年3月19日访问，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9n/2019_zt27/dej/201910/t20191014_403298.html。)。及时总结文艺扶贫经验，研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的路径和措施，形成一套系统的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整合经济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等工程，协同发展，实现乡村的全面脱贫与振兴，如中国传媒大学借助其在新闻传播、戏剧与影视创作、文化产业管理等方面的学科和人才优势，举办首届“中国草原文化旅游发展论坛”，为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前旗文旅产业发展建言献策，赠与当地近200部无障碍电影，量身定制高质量宣传片，设立“中传书院”教育扶贫品牌，为当地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外部支持(注：《中国传媒大学：发挥传媒优势 将文化振兴与三全育人有机结合》，中国文化报道网，2021年10月28日发布，2021年11月19日访问，http://cgia.cn/news/chuangyi/1594070.html。)。
第二，高校可以积极发挥文化艺术资源整合桥梁作用，衔接“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力量，整合政府、社会文化艺术资源，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联动机制，在宏观层面整合教育、文化、科技等相关资源，在微观领域优化文化艺术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能力，推动供需之间的有效对接，从而建立高质长效的乡村文化艺术产品供给机制，扩大乡村文化艺术产品的供给。例如，四川大学通过整合馨云公益的爱心资源和全球领先“光辉城市”公司在VR技术等方面的资源力量，开展“用设计改变乡村——乡村爱心图书室”繁星计划主题公益活动，为四川凉山地区的孩子提供了了解世界的平台(注：《川大研支团打造乡村图书室启动乡村振兴计划》，中国青年网，2018年3月27日发布，2021年3月19日访问，http://xibu.youth.cn/gzdt/gddt/201803/t20180327_11547708.htm。)。2018年，浙江发起的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在全国率先探索出“政校企村”四位一体的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新模式，涌现了一批诸如坪坑村“守望文化馆”等乡村文化振兴典型，截至2020年底，参赛高校已从最初的54所增至近500所，合作乡镇从6个增至123个(注：《中国教育报》特别报道组《乡村振兴 教育点睛——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浙江美好乡村教育实践（上）》，《中国教育报》2021年12月20日，第1版。)。
第三，高校可以充分发挥科研优势，通过不同渠道为乡村文化艺术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持。坚持问题为导向，通过申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类基金项目，通过文献资料、田野调查、访谈问卷等科学研究方法实事求是地开展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形成咨政报告、研究报告、著作、科学论文、影视与音体美产品作品、专利等成果，向党政有关部门提出规划建议，制定政策，提供扶持资金，开展“文化旅游、非遗传承、文化节、文化演艺、技能培训、文化园区”等乡村振兴项目类型的政策建议，以此促进乡村文化艺术繁荣发展。例如，南京师范大学乡村文化振兴研究中心的建立，旨在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为基础，通过整合校内各学科研究力量，吸纳其他高校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打造一个集乡村文化振兴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于一体的重要平台。北京师范大学与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开展战略合作，通过承担项目论证、设立乡村文化艺术质量检测平台、深化公共文化数字平台建设等方式，为相关部门提供咨询服务。
第四，高校作为人才汇聚、信息聚集的重要研学基地，可以通过专业人员对传统村落、历史建筑、乡村饮食、民俗文化等乡村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形成一系列具有区域特色的优秀文化成果。高校在这一方面具有“无绩效考核、有财政支持”的特殊条件，相较于政府和企业更能将研究聚焦于乡村文化振兴事业，避免了某些文化建设主体过度追求经济效益的片面性和短视性，从而发挥出其公益性优势。例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基于科技+新兴文化’乡村文化振兴途径与方法研究”课题组发挥学校电子信息特色优势，将现代科技与农耕文明优秀遗产结合起来，通过深入挖掘蒲城县文化遗产、提炼素材、设计文创符号和产品，搭建了具有蒲城文化特征的传统文化元素库(注：《加强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振兴——工业设计团队赴蒲城进行地域文化元素考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官网，2021年10月8日发布，2021年10月19日访问，https://eme.xidian.edu.cn/info/1011/5189.htm。)。东华大学设计专业师生开展的“我家在涨坑”艺术振兴乡村行动，围绕设计赋能新思路，利用涨坑村的番薯烧、垒地狮子等独一无二的涨坑IP，推出了一批具有涨坑特色的文创产品(注：《东华大学师生以“我家在涨坑”艺术振兴乡村行动助力乡村时尚“出圈”》，中国新闻网，2021年3月16日发布，2021年3月19日访问，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21/03-16/9433329.shtml。)。
（三）高校可以引导和激发村民利用乡村文化基础设施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推动乡村文化发展，关键需要农村居民发挥主体作用，这是因为乡村文化振兴事业，不仅受政府、社会等外部因素影响，还受到农村居民的道德水平、思想意识、文化素质等内在因素的制约。农村居民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需要通过思想素质教育、主流价值观教育等乡村文化教育与实践活动培育其主体意识(注：赵梦宸《以农民为主体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人民论坛》2019年第11期，第69页。)。高校具有对地方文化传承发展的职能，可以充分发挥文化力量和艺术的文化构建作用，直面乡村文化振兴内生动力的建构，即帮助乡村居民提升文化艺术素养、指导乡村居民更好地参与到乡村文化活动，从而增强乡村居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生能力，快速重构乡村文化环境，抓住乡村文化艺术振兴的关键。具体来说，高校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依托各地的农民夜校、中小学等平台，参与提升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全面介入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设计和制定乡村文化艺术教育项目的培训计划和实施方案，对乡村地区群众开展图书阅读、影视欣赏和体育活动等方面的培训，解决群众“图书不会读、电影看不懂、体育器材不会用”的问题，助力提升群众文化素质和水平，提升群众思想素质和文化艺术修养。例如，华东理工大学精神扶贫公益项目“醒狮行动”团队，为云南寻甸设计了一套集生命、家庭、职业教育、民族文化、艺术培育于一体的小学教育培育体系，唤醒和激发了当地孩子的内生动力(注：周世祥、靳晓燕、唐芊尔等《天地间，有大课堂有大舞台——中国高校扶贫掠影》，《光明日报》2021年3月16日，第1版。)。同济大学美丽乡愁团队，同样以儿童为主体，通过“乡土文化夏令营”、“古村小导游”等课程活动培养了云南诺邓村孩子的乡土情结，且辐射带动到家庭、社区，促使诺邓村村民从以往的讲述者转变为当地乡村文化的建议者、宣传者和守护者(注：周世祥、靳晓燕、唐芊尔等《天地间，有大课堂有大舞台——中国高校扶贫掠影》，《光明日报》2021年3月16日，第1版。)。中山大学保继刚教授团队立足中大旅游学科优势，推出非盈利性公益援助项目“阿者科计划”，通过实行内源式村集体企业主导的开发模式，激发村民投身当地旅游业发展的积极性，强化了当地村民的遗产保护责任意识(注：《中山大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型项目 阿者科计划》，教育部官网，2019年10月12日发布，2021年3月19日访问，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9n/2019_zt27/dsj/201910/t20191012_403011.html?ivk_sa=1023197a。)。
（四）高校可以成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引者和规划者
乡村特色文化资源具有极强的地方性和独特性，对这一类资源的保护、开发和产业化改造须有具备旅游开发、项目管理和市场营销等知识的专业人才参与。高校特别是综合性高校是难得的可以在以上多个方面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的公益性组织，完全可以为具备潜在开发价值的农村文化资源提供产业化咨询和规划服务。
第一，高校可以发现和培养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能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等乡村文化艺术人才，定期开展培训工作(注：宋小霞、王婷婷《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分析及现状和对策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181页。)，培养本土文化艺术人才，提升地方文化艺术队伍的素质和专业水平，使其能在传统文化传承、手工技艺培训、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教育部和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联合牵头组织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为例，该计划自2015年实施以来，在全国设立数十个非遗项目研培试点，众多高校参与其中，将高校的优势教学资源与我国各地的纺染织绣、陶瓷烧造、金属工艺、雕刻塑作、漆艺、建筑营造、编织扎制、家具木作、工艺绘画、服饰制作、造纸和笔墨砚制作、印刷等传统工艺项目相结合，培育了大量非遗传承人才。
第二，高校可以从促进产业发展入手，根据当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需要，结合地区文化艺术特色和商业环境，帮助乡村居民开发地区特色文创产品，并依托高校在市场营销和项目策划上的人才优势，打造区域性特色品牌，提升乡村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能力，拓展发展致富渠道。
第三，高校可以对生态环境优越、自然风光优美的农村地区进行旅游项目开发评估，对具有开发潜力的旅游资源提供专业的发展规划和项目咨询，与当地政府协同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并对当地村民进行旅游业从业技能培训，以文旅产业为重点引领农村地区经济文化双振兴。例如，中国美术学院依托学科专业优势，着眼结对帮扶地区仙居县的资源和文化特色，对当地农产品、工艺品进行整体文创设计，同时以“文化+旅游”线路为引领，打造了一批集乡村生态旅游、农事体验、文化主题公园等多业态于一体的产业集群，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注：《文化铸魂 艺术扶贫——中国美术学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型案例》，教育部官网，2019年10月14日发布，2021年3月19日访问，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9n/2019_zt27/dej/201910/t20191014_403298.html。)。在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师李冬制定的以“灯、钟、茶、药”为核心要素的“美丽规划”的指引下，丰山村摇身一变成为浙江3A级景区村庄，2021年接待游客18200人次，旅游总收入达550万元，此外，学院进一步联合其它院校，开启了“师生助力全省万村景区建设”行动，促使全省94个村庄成功转型为省3A级景区，其中安吉余村更是成功创建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该成果也成为《2021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中唯一入选的学校案例(注：《中国教育报》特别报道组《乡村振兴 教育点睛——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浙江美好乡村教育实践（上）》，《中国教育报》2021年12月20日，第1版。)。2020年7月，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市教委启动了“十校结百村·艺术美乡村”活动，通过高校与镇村“结对子”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其中西南大学美术学院立足保合村柑橘产业优势，发掘“橘文化”特色品牌，提出“长寿慢城·橘香福地”文化创意方案，为当地设计了橘娃、寿爷、旺财等文化IP形象和柑橘礼袋、橘子糖包装等文创产品，推动当地乡村经济文化双振兴(注：李星婷、张凌漪《让乡村文化资源“活”起来——西南大学文化帮扶长寿保合村》，《重庆日报》2021年3月15日，第1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文化振兴乡村研究中心，分别在河南省兰考县张庄村、河北省张家口市设立了“文化振兴乡村实践基地”。其中，前者立足焦裕禄精神，为当地打造了一条红色之旅路线(注：《幸福张庄，路在脚下——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调研河南省兰考县张庄村》，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官网，2019年4月24日发布，2021年3月19日访问，http://cncci.ruc.edu.cn/sy/xwdt/8b50e9f1421849f59255cf381c35b30e.htm。)；后者立足2022年冬奥经济，助力当地打造民宿产业和特色农产品品牌(注：《文化振兴乡村，我们在路上——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调研张家口市后中山村》，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官网，2019年5月16日发布，2021年3月19日访问，http://cncci.ruc.edu.cn/sy/xwdt/0d08d848bf2440199d86205b11c98d1b.htm。)。
综上可以看出，高校在推动农村地区文化事业振兴方面具有多个潜在优势，而且，这些潜在优势与我国农村地区文化振兴现实困境的制约因素之间具有较好的匹配性和针对性，实践中部分高校采取的乡村文化振兴行动也已取得良好成效，这是高等院校之所以可以参与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原因。乡村文化振兴需要高校参与，更体现为高校自身的发展建设也需要乡村文化振兴这样一个实践平台。
四 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对高校自身发展建设的意义
（一）乡村文化振兴是高校优化人才培养目标、提升教师队伍素质的新契机
高校参与乡村文化振兴是高校培养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的需要。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创新发展成为主旋律，要求高校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着重培养应用型人才。因此，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2015年联合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要求转型发展高校“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注：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育部官网，2015年11月13日发布，2021年3月19日访问，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1892/moe_630/201511/t20151113_218942.html。)。此外，《“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也对培养和挖掘乡村文化艺术本土人才提出了新要求，而高校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有能力、有责任承担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输入优秀人才的重要使命。那么，如何契合社会发展需求，不断调整培养目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从培养基础性人才、学术型人才为主，逐渐转型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成为当下高校转型发展的时代命题。在这一转型命题之下，高校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在推动乡村文化艺术发展的同时，为学生社会实践拓展了实施路径，学生通过广泛参与乡村文化的挖掘、整理，乡村艺术的创作、展示等，获得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机会。例如，清华大学首创的“乡村振兴工作站”模式，不仅促进了地方乡村振兴，同时基于工作站需要逐步建立起乡村振兴专业硕士点，深化了清华大学乡村人才培养模式；清华建筑学院通过将本科生毕业设计与工作站直接挂钩，推动了高校文化产品“走出去”。将工作站打造成乡村双创平台，也为有创业想法的学生提供了契机，可以说，“乡村振兴工作站”是清华大学及清华学子与乡村建设的相互成就的平台(注：《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清华学子与乡村建设的相互成就》，中国新闻网，2021年12月6日发布，2022年1月10日访问，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21/12-06/9623290.shtml。)。
此外，高校参与乡村文化振兴也是高校培养高质量教师队伍的需要。打造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要求高校教师不仅要具备高深的理论素养，更需要具备运用理论知识指导、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高校参与乡村文化振兴，为高校教师提供了更多的文化艺术作品创作的素材与艺术作品展示的舞台，可以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二）乡村文化振兴是拓宽现代高校职能多元化发展的新平台
建设高校社会服务的职能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发端后，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各国高校的重视，我国高校“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社会服务确定为基本办学职能之一”(注：李天源、薄存旭《高校社会服务伦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超越》，《当代教育科学》2015年第23期，第37页。)。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社会服务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高校职能，更多的是高校与社会融合的交会点，是高校价值的体现。”(注：陈文武《基于校地融合的地方高校社会服务的思考》，《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50页。)有学者考察高等教育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发现整个社会发展进步产生的大量复杂需求与高等教育机构相应需求之间有着较为有效的互动，高等教育与外部社会之间呈现出相互渗透、不断融合、日益密切的演进趋势。传统的“学术型、综合性、巨型化”高校发展之路越来越行不通，高校只有真正转向社会，与经济社会发展互动，才有日益开阔的发展空间(注：何小陆、叶仁荪《发达国家地方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以美、德、英、日、新加坡等国为例》，《教育学术月刊》2015年第5期，第28页。)。这一职能拓展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应有之义和必然选择(注：唐琳、金蕊《新常态视角下高校社会服务功能拓展研究》，《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25页。)。高校参与乡村文化振兴，投身农村文化建设是高校发挥服务社会和传承文化职能的必然要求(注：郭凯《高校艺术教育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途径与探究》，《现代经济信息》2016年第19期，第381页。)，是高校作为文化创新中心、文化传播中心、优秀文化传承重要载体的题中应有之义。质言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化文化艺术优势为发展优势，坚持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并举，依托地方文化内涵与艺术积淀，挖掘本土的农村文脉与艺术资源，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大力培育、传播和活跃乡村文艺，是现代大学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职责和使命。
此外，大学与社会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社会发展呼吁大学积极参与，而大学发展也需要社会的支持与帮助(注：郜丹丹《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及其限度——读〈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有感》，《高教研究与实践》2017年第3期，第17页。)。发达国家经验表明，需要充分发挥大学的力量，实现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协同创新和发展。高校需要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用知识服务社会，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一方面，高校需要自觉担负反思社会和引领社会的历史使命。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注：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190页。)。乡村文化艺术振兴其实也就是乡村文化艺术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以增强转型的自主能力和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高校作为知识、技术和观念的生产地，反思社会、引领社会的使命天然与乡村文化自我觉醒、反思、创建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在深入研究乡土历史文化特色的过程中挖掘、传承、创新乡村文化。也就是说，“高校社会服务的首要目标并不是为社会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而是对自我文化进行充分觉醒”(注：李天源、薄存旭《高校社会服务伦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超越》，《当代教育科学》2015年第23期，第38页。)，“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为社会发展注入内在的生命力量源”(注：张茂聪《高校社会服务伦理的体系构建与实践智慧探讨——基于〈高校社会服务伦理研究〉的启示》，《临沂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143页。)。另一方面，高校需要充分发挥其学术研究优势。哈佛大学原校长博克指出，大学凭常规的学术功能，通过教学项目、科学研究和技术援助等手段承担着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职责(注：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徐小洲、陈军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2页。)。高校发挥学术研究长项，主动探索研究“如何让文化艺术教育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让乡村文化艺术的优秀菁华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南”等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大理论难题，“探索高校利用自身优势服务乡村文艺建设的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政策制订提供咨询建议”等科学研究重要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 建立健全高校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保障体系
（一）建立高校在乡村文化振兴中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机制
高校主动参与乡村文化振兴，首要在于健全高校与地方的合作机制。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要么“没有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政府、企业等机构建立有效的横向联系机制”，要么“既存在信息沟通缺乏的问题，也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和无人专门负责的问题”(注：曹源芳、袁秀文《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研究——以南京审计大学为例》，《江苏商论》2019年第3期，第132页。)。通过畅通信息接受和交流系统，推动高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有效对接，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高等院校，特别是地处偏远的高校，需要在信息接收和交流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样才能及时了解社会需求，也才能有的放矢地服务社会。另外，地方政府和企业也要主动与高校联系和对接，搭建合作平台，建立稳定长期的合作关系，让高校了解地方的需要，以便针对需求采取行动，整合优势资源，做到有的放矢(注：刘冬梅《高校服务社会的有效机制及模式构建》，《教育与职业》2016年第17期，第35页。)。
（二）强化高校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财政激励机制
高校参与乡村文化艺术振兴，最终的实践者还是高校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必须改革和完善现行的激励机制，提升专业技术人才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积极性。
首先，在财政拨款和经费管理上，虽然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基层文化事业经费的支持力度，2016-2019年县及县以下经费占比都超过50%(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网站，2020年6月20日发布，2021年3月19日访问，https://www.mct.gov.cn/whzx/ggtz/202006/t20200620_872735.htm。)，但这些经费并未明确乡村的支出占比，同时中西部的占比相对偏低。另外，高校的绩效考核中虽然增加了社会服务的指标，但对高校社会服务经费支出并未设置较多的刚性规则。从更好地促进高校参与乡村文化艺术振兴的立场出发，建议相关部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可考虑在相关文化、艺术发展费用支出中增列乡村文化艺术发展专项，用于补贴乡村文化艺术活动参与主体；扩大政府公共服务产品采购范围，除公益演出外，增加其他乡村文化产品供给，如乡村艺术展览、公益性讲座、乡村文化艺术人才培养等，采用竞争性手段鼓励高校、艺术机构参与乡村文化艺术产品供给；加大对中部、西部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的财政支持力度，在乡村文化艺术发展专项、政府公共服务产品采购中适度进行倾斜；在高校财政拨款经费中列支社会服务专项经费，确保高校每年有固定经费持续不断投入，并将经费使用效率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以强化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需求；扩大高校社会服务考核指标的弹性力度，在基准指标基础上，增加弹性指标，鼓励不同类别高校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性安排社会服务内容。
其次，在经费使用的激励机制上，要区分不同类别的服务模式提供不同的激励政策，特别注意利用资金激励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积极性。对高校组织承担的志愿性和公益性文化艺术服务，专业技术人员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工作要纳入教学考核体系，冲抵相应的教学任务考核，并支付高于课时费低于市场价的费用；对高校组织的市场化文化艺术服务，则应按照市场价格支付相应报酬。学校要及时对参与乡村文化振兴作出突出贡献的教职工进行表扬和奖励；教师参与乡村文化的挖掘、保护以及乡村艺术的创作、演艺等活动纳入科研考核范围，创作的作品在乡村志愿性、公益性服务中使用视同为成果转化，并享受成果转化相应政策待遇。除此以外，还要在职称评定中将乡村文化艺术服务与科研项目、论文、获奖等纳入职称评定考核要素，也可考虑将参与乡村文化艺术服务作为岗位聘任的一项优先考量因素，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等。
（三）加快推进高校社会服务型教育体系建设
服务乡村文化振兴，需要高校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服务型教育体系是在高校传统服务社会功能基础上的一种更为主动、直接、有效服务经济社会，满足区域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的教育体系(注：丁昶玮《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提升高校社会服务能力——基于天津财经大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254页。)。这要求高校主动针对乡村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区分不同行业、产业、区域，积极采取适应经济社会需要的不同服务模式，在定制式人才培养、智库建言献策、产业融合发展服务等方面形成不同的教育服务体系，以适应乡村文化振兴的多样需求。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96-105页。获取pdf文档请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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