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娟 房锐 | 凌云吐凤：论马扬典范在朝鲜半岛之建立与演绎
凌云吐凤：论马扬典范在朝鲜半岛之建立与演绎
陈丽娟 房锐
摘要：司马相如和扬雄是辞赋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不仅在中国具有独步赋史的地位，而且在海东也影响深远。朝鲜赋家推尊马扬，不仅习其技法，摹其赋篇，还编纂了《扬马赋抄》、《扬马赋选》等专集和选本，并衍为“独尊西京”的理论倾向，显示出对马扬典范的多元接受。同时，在闱场赋和文人赋两大创作领域中，朝鲜赋家对马扬赋的不同侧面各有取用：闱场赋注重挖掘和利用马扬辞赋中“义尚光大”的经义成分，故多与《上林》、《子虚》、《长杨》等大赋相关联；文人赋则缘情而发，有所寄托，在祖“骚”主“情”的思想支配下，亦选择马扬骚体赋进行拟效，或踵事增华，或反案为文，以一己之创作实践与马扬典范形成共生。
关键词：司马相如；扬雄；朝鲜；辞赋；典范
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5.020
收稿日期：2021-11-03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巴蜀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文献汇辑与研究”（19JJD770008）、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日韩研究院资助项目“高丽科举制度与辞赋创作”（2022RHZD0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房锐，女，河南沈丘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文学代胜”观念中，汉赋与楚骚、六朝骈语、唐诗、宋词、元曲并列而为“一代文学之胜”。司马相如以“天纵绮丽”(注：程廷祚《骚赋论》，程廷祚《青溪集》，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67页。)作《子虚赋》、《上林赋》，开创了汉赋铺张扬厉、体国经野的形制与风格，成为当世经典。扬雄以“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注：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15页。)的拟效行为成为相如赋最具代表意义的接受者，并以其摹拟所得《长杨》等赋为汉赋“演为具体的文体”作出了补益、加固与凝定的贡献(注：简宗梧指出，在汉赋“文成法立”的过程中，扬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的模拟和变造，使文章结构逐渐形成了一种定型，为后世赋家提供了可资依循的模式；同时，他刻意讽谏的写作态度，又弥补了司马相如赋夸饰有余、讽谏不足的缺陷，影响后世赋家既深且远。参见：简宗梧《从扬雄的模拟与开创看赋的发展与影响》，简宗梧《汉赋史论》，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48页。)。
马扬之成为经典，不仅垂范后世，亦沾溉海东。在朝鲜汉文学中，文人便常以“凌云”、“吐凤”指代司马相如和扬雄，如申维翰“安得神毫蹙月赋凌云，帝前若若金丝肘”(注：申维翰《青泉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00册，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2版，第225页。)，沈攸“臣甫蓬莱昔献赋，吐凤文章空有梦”(注：沈攸《梧滩集》，《韩国文集丛刊续》第34册，民族文化推进会2007年版，第386页。)。更有将“凌云吐凤”并举者，如徐居正《自惭》“岂有摛章词吐凤，初无作赋气凌云”(注：徐居正《四佳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1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2版，第118页。)，形容作赋的至高境界。最典型的是张维盛赞其友人郑紫元“决非久于布衣，异日朝廷有大述作，则凌云吐凤之手，其庸可得以辞诸”(注：张维《扬马赋抄序》，张维《溪谷集》，《韩国文集丛刊》第92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2版，第87页。)，较典型地代表了朝鲜文人对“凌云吐凤”意涵的认知。
事实上，“凌云”一词在《大人赋》的原始语境中本指向武帝好仙，王若虚《谬误杂辨》云：“意盖武帝好仙，而相如所陈，皆飞腾超世之语，适当其心，故自有凌云之气。而学者多以为文辞可以凌云，何也？”(注：王若虚著、胡传志等校注《滹南遗老集校注》，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362页。)王氏之疑正反映出后世认知中“视‘凌云’转‘好仙’为‘文辞’”(注：许结《相如赋经典化史述》，《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188页。)这一接受走向，而朝鲜文人以“凌云”指代相如赋并进而成为文辞的象征，显然是循此路径而来。至于“吐凤”事，一云：“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注：刘歆撰，葛洪集，向新阳、刘克任校注《西京杂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一云：“扬雄作《甘泉赋》成，梦吐白凤。”(注：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第2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朝鲜文人多取后者义。朝鲜文人对“凌云”、“吐凤”语义的选择与阐释，意味着赋学审美理想的建构，映射出朝鲜文人以马扬为辞赋乃至文学创作典范的历史选择，推动了朝鲜半岛赋学走向成熟。
一 马扬典范在海东文坛的三重样态
随着《文选》的传入，以及宋明复古思潮在朝鲜半岛的兴起，文人学宗汉赋，马扬接受蔚为大观，马扬之才学、际遇、赋艺等在海东文坛的宏阔时空中得到多层次阐释和全方位接受，真正体现出典范之效用。
（一）诵习效法
赋原是诵读的艺术，朝鲜文人重记诵之学，尹愭《轮诵要选》序云：“夫记诵之学，固非其至也，而薄记诵不为，则又无以领略前言，受用于吾身矣。若是乎记诵之不可废也！”(注：尹愭《无名子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56册，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2版，第199页。)又如《宋子大全》：“读书者，必有逐日背诵之文，然后根本有立矣。不然，其所制述，琐屑无足观也。”(注：宋时烈《宋子大全》，《韩国文集丛刊》第115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545页。)童蒙者“能口诵，句绝不差”(注：姜大遂《寒沙集》，《韩国文集丛刊续》第24册，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版，第616页。)常被视作天才。故记诵马扬之赋的现象非常普遍，如申维翰“自少时爱诵诗之国风、屈左徒骚歌、司马长卿赋，遍阅汉魏唐诗，得其精粹”(注：李寿凤《杜机诗集序》，崔成大《杜机诗集》，《韩国文集丛刊续》第70册，韩国古典翻译院2008年版，第510页。)，崔弘甸“惯诵庄马词赋之属，遂以文鸣于京乡”(注：权尚夏《县监崔君行录》，权尚夏《寒水斋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51册，景仁文化社1997年第2版，第153页。)。这种诵赋行为也常见诸朝鲜文人诗中，如“凌云争诵相如赋”(注：洪暹《苏阳谷挽》，洪暹《忍斋集》，《韩国文集丛刊》第32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2版，第309页。)，“彩毫人诵长杨赋”(注：李廷龟《再用前韵赠东岳》，李廷龟《月沙集》，《韩国文集丛刊》第69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2版，第342页。)，“凌云爱诵大人赋”(注：金尚宪《次韵效吴体》，金尚宪《清阴集》，《韩国文集丛刊》第77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2版，第179页。)等，不胜枚举。
比诵读更进一层的则是创作实践上的规法，兹举朝鲜王朝前中后期不同身份、阶级的文人为例以作论说。如朝鲜前期有承政院都承旨权达手“力为古文，赋祖杨马，诗取建安。每所作出，后生争传诵之”(注：郑宗鲁《赠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行通德郎弘文馆校理桐溪权先生行状》，郑宗鲁《立斋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53册，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2版，第221页。)。光州进士朴宗挺“尤善于辞赋，直以相如、子云为法。汪洋大肆，名振一时”(注：安邦俊《朴兰溪事迹》，安邦俊《隐峰全书》，《韩国文集丛刊》第80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2版，第389页。)。朝鲜中期辞赋大家赵缵韩、赵纬韩兄弟二人以文雄并峙。纬韩“词赋上规相如，下袭仲宣。飞章走檄，笺诔铭颂，俱有奇气”(注：赵絅《玄谷集序》，赵絅《龙洲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第90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2版，第188页。)。缵韩“敷陈则轨乎杨马，纂言则根于韩柳”(注：李景奭《玄洲集序》，李景奭《白轩集》，《韩国文集丛刊》第96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2版，第227页。)。门下弟子慎天翊赞其“超然横越，直得杨马真派”，从而弥补了海东“虽称小华，地实偏薄。前后词匠大家云，皆未免局量浅狭”(注：慎天翊《玄洲集跋》，赵缵韩《玄洲集》，《韩国文集丛刊》第79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2版，第438页。)的地理与人文缺陷。朝鲜后期奎章阁大提学黄景源“文词古质，有典有则，出入于扬马”(注：洪良浩《答黄判枢书》，洪良浩《耳溪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41册，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2版，第259页。)。诸家以马扬为范，各有侧重，俱取得显著成绩。
此外，马扬赋作为经典范式，除垂范海东赋坛，亦泽惠他体。如朝鲜中期学诗者多以韩愈诗为宗尚，但李植却指出：“（韩诗）大篇杰作，则乃杨马词赋之换面也。与读其诗，宁读杨马之为高也。”(注：李植《学诗准的》，李植《泽堂别集》，《韩国文集丛刊》第88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2版，第518页。)可见，他已深刻领会到马扬赋具有宏大恣肆之艺术表现力，并将其视为学诗之准的。又如金净著《济州风土录》，“其叙物产处，似相如《子虚赋》，而光焰则加焉”(注：李廷馨《文正公冲庵先生金净》，李廷馨《知退堂集》，《韩国文集丛刊》第58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2版，第186页。)。这也是相如赋长于体物的特点给记叙文体增添的光彩。
（二）编纂专集
在中国，“赋家以专集刊行于世，明以前甚少，至清代则风势大炽”(注：许结《历代赋集与赋学批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30页。)。而在朝鲜半岛，17世纪初亦诞生了马扬赋之专集——《扬马赋抄》（郑紫元编），可以说是值得关注的赋学现象。郑紫元“妙年善属文，既以词赋冠上舍选，而其好古文词益笃。乃悉取长卿、子云诸赋，倩锦阳都尉手写编成”(注：张维《扬马赋抄序》，张维《溪谷集》，第87页。)，并邀请当时文坛“月象溪泽”四大家之一的溪谷张维为其作序。而伴随赋集的编撰又催生出“扬马没而世无赋”(注：张维《扬马赋抄序》，张维《溪谷集》，第87页。)的赋学命题，此说较明人“唐无赋”(注：李梦阳《潜虬山人记》，李梦阳《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46页。)说更为偏执，其理论内涵则可于张维《扬马赋抄序》中抽绪。故作为事件的郑集与作为理论的张序，宜合而观之。
张维之论较郑说虽稍委婉，但同样表达独尊马扬之意，“千古词林之标极”可谓至高评价。此外，论中还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对马、扬赋特征的把握。“宏博巨丽”指向相如赋之辞藻，“汪洋恣睢，驰骋从横”概括相如赋之体势。“奇崛聱牙”盖指扬雄多用奇字，如刘永济所言“铸词用字，皆渊深而奇伟”(注：刘永济校释《文心雕龙校释》，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沉深老健”则与刘勰评扬雄“深玮”、“沉寂”、“志隐而味深”(注：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5、506页。)异曲同工。事实上，历来赋论家多认为扬雄重模拟，仿相如而作四赋，但张维却能对马扬作差异性观照，揭橥“沉深老健”、“奇崛聱牙”为扬赋区别于马赋的独特之处，实弥补了扬雄赋“神化”不够的缺陷，使其虽“稍后于文园”却仍能呈示立体化的形象，以至与相如赋并美而为典范。二是强调神藻与天机，重才甚于学。张维认为相如是“独秉天机”的典型，扬雄则有“沉深老健”、“奇崛聱牙”之绝艺，然他又举班、张、何、左为例，于西汉-东汉-魏晋纵向比较视域下标举马扬之典范性，概因在他看来此四家不仅是赋史英杰，亦可代表东汉以下所有以生而有限之学力“竭力摹拟”，穷追马扬却“未能得其影响”的赋家。由此，独尊西京的倾向表现得愈加明显。
由上，“扬马没而世无赋”的实际内涵可说是宏博巨丽、汪洋恣睢以及沉深老健、奇崛聱牙之赋的消亡，此亦表明郑紫元真正推崇的乃传统而正宗的西京大赋。此类赋作以体国经野的气势与铺张扬厉的风格承载了强盛的帝国文明，充沛着高蹈热情的出世精神，所代表的正是宏伟壮丽的盛汉时代。明乎此，则又可勘进一层：由《扬马赋抄》的编撰透视赋域复古宗汉与朝鲜中期国家中兴之关系。据张维记载，郑紫元曾言：“丈夫生世，快意事有三焉。第一遭时乘运，展布志业。握三寸不律，铺张鸿猷，藻饰太平。入则赞扬廊庙，出则锁钥藩维。尊主康时，垂声竹帛。此上愿也。”(注：张维《送郑评事紫元佐关西帅幕序》，张维《溪谷集》，第91页。)他隐隐以马扬自期，以润色鸿业、赞扬廊庙为愿。张维对郑紫元亦抱以厚望，其云：“国家抚中兴之运，宫阙苑囿制度文物，稍稍振作日新矣。石渠、金马之上，虽不乏大手笔。《甘泉》、《上林》铺张扬厉之作，自当属之其人，非可容易也。紫元今虽蹭蹬，决非久于布衣。异日朝廷有大述作，则凌云吐凤之手，其庸可得以辞诸？”(注：张维《扬马赋抄序》，张维《溪谷集》，第87页。)事实上，国家中兴正是辞赋复古宗汉的历史动因，宫阙苑囿、制度文物振作日新，自然呼吁大手笔、大述作的出现，而要书写物质文明、文化气象、礼仪制度，舍大赋其谁？可以说，这已然昭示了“国家中兴”与“大赋复兴”间的关联。
由此观之，郑紫元编纂《扬马赋抄》的意义与影响便在于：他以绝对的独尊性与排他性宣示了马扬的典范地位，开始重新构建起以大述作、大气象的盛汉宫廷文学为鹄的的审美风尚，进而推动复古思潮的展开，以实现对萎弱赋风的矫正。
（三）编辑选本
若编纂专集是构建典范的强劲手段，选集则是推波助澜的重要力量。一方面，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更流行，更有作用”(注：鲁迅《集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8页。)；另一方面，“入选者即精品，反复入选者就成为精品中之精品，由此便导致了典范的建立”(注：张伯伟《论朝鲜时代女性文学典范之建立》，《中国文化》第33期（2011年春季号），第197页。)。因此，从选本入手，确是观觇马扬赋典范化的重要路径，兹举三种，以阐述马扬赋在朝鲜选集中的生存样态。
1.《扬马赋选》
朝鲜中后期，赋域流行着“祖骚宗汉”的复古思潮，赋选编纂与此桴鼓相应。英祖年间李种徽编《扬马赋选》，于序中明言其选赋祖骚之意：“余喜读楚词，班张以下，殊不欲观。至于扬马二子之文，求之屈宋，盖亦嫡传。又以为沿流而溯源，缓亟繁简，可以验古今之变，而阶梯等级，亦有先后之序。为词赋者，不可不知也。故采其尤近于楚者，合为一卷，以附《楚词》之下。”(注：李种徽《扬马赋选序》，李种徽《修山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47册，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2版，第306页。)是集与郑紫元《扬马赋抄》稍异，仅取马扬赋中“近于楚者”，郑《抄》宗汉，李《选》则祖骚，二集体现了选者在复古思潮接受中的同中之异。
2.《文章类选》
选本编纂除受文学思潮影响外，还与文学制度相关联。尹愭《文章类选》便是一部基于反思科赋取士之弊而编纂的选集。《文章类选》序云：“我东之士操觚童习者，大约不出于赋、表、策三者……近之业是者，全不事古作者轨躅，惟以近体科作为三尺。不但体格之日就荒陋而已，往往豕亥蹈袭，玉瓦混换，而茫昧于出何书而成何说，可哀已！”(注：尹愭《文章类选序》，尹愭《无名子集》，第219页。)惩于此，尹愭“走溯三者之源，而选出若干篇，以澄其流”(注：尹愭《文章类选序》，尹愭《无名子集》，第219页。)，于赋，则本着“选之又选，宁遗毋滥”(注：尹愭《文章类选序》，尹愭《无名子集》，第219页。)的原则，取汉至宋赋共29篇，首列司马相如、扬雄赋，涵盖《长门赋》、《子虚赋》、《上林赋》、《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反离骚》七篇。从选篇来看，仍有《文选》的影响痕迹留存，而《反离骚》之入选，则显见其“祖骚”立场。总的来说，通过考赋的效仿树立起马扬赋的经典性，而作为经典，又指导赋的创作，此为马扬赋在考赋与习赋两个层面的典范作用。
3.《骚赋汇芳》
是集编纂于朝鲜朝后期，属科赋参考书，教士子作场屋程文。全书分天道、人事、文章等16部，以“选句”之法，将110篇中国辞赋的字句文本分门别类收录在册，类似唐宋时代风行的“赋格”类撰述。此书编纂思想根源于传统的文学摘句，演进为以句法为中心的创作法则，对士子积累辞藻，研习秀句、警句有很大帮助。书中选录扬雄《甘泉赋》、《长杨赋》，司马相如《上林赋》、《长门赋》，四赋包罗万象，于诸部门皆有可观采。若将其与尹愭《文章类选》相比，尹氏可谓是通过选篇的方式，试图以“古作者轨躅”从根本上匡救当时的荒陋赋风，而《骚赋汇芳》则是希望用以字句为单位的技法教学，使马扬赋成为士子应制的津筏，从而强化其典范性。
二 制胜棘闱：从闱场赋看马扬典范的衍生与深植
朝鲜半岛科举制度延续数百年，是国家取士的核心，“名臣硕辅，皆从礼围（闱）中培养得来”(注：李算《弘斋全书》，《韩国文集丛刊》第266册，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版，第155页。)。而闱场“文战”又极重辞赋，士人以科赋一举成名者多不胜数。科赋题目出处即考试范围和内容，直接决定士子自童蒙至应举之所习，故赋题选择与拟制属重中之重。马扬典范对朝鲜闱场赋学形成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命题层面——典文主司宣示王言引导文化、文学、教育走向；另一方面，表现在应答层面——举子科赋展露学识修养、思想水平。前者是由上而下的宣引，后者则是由下而上的回应，这既遥契班固所倡“宣上德”、“抒下情”(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的赋学命题，又通过考选形成了一种特殊联动，而这种特殊联动正是闱场文学独特的属性。
观其内容，此赋着重于情境复现，对相如献赋进行再演绎。虽无创思，亦非巨制，但可见作者对相如赋及史事之熟悉，在写作中充分借鉴了《上林赋》“背秋涉冬，天子校猎”(注：班固《汉书》，第2563页。)至“若此，故猎乃可喜也”(注：班固《汉书》，第2574页。)中关于天子校猎的描写，又以“臣司马而吐凤，拟献赋于大猎……喜得人于同时”回题，将《汉书》中武帝“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之叹与相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注：班固《汉书》，第2533页。)的进言融汇其中，并进一步论及扬雄，采《汉书》“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注：班固《汉书》，第2609页。)的评论，彰明赋作讽谏主旨。
审其技法，赋重诠题、发端、谋篇，余丙照《赋学指南》云：“赋贵审题，拈题后不可轻易下笔，先看题中着眼在某字，然后握定题珠，选词命意，斯能扫尽浮词，独诠真谛。”(注：余丙照《赋学指南》，王冠辑《赋话广聚》第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赵大采此赋起端切中题意，以“猎”为题珠，故略去《上林赋》中八川分流、离宫别馆、物产珍禽等，只写猎场中事，可谓取舍有度。继以铺叙天子游猎的威仪，宣扬武功，以“拟献赋于大猎”回题，末以“讽谏于子云”收敛，全篇结构圆熟，堪称闱场佳作。
论其思想，赋中多引用《诗经》句词，反映出考生对相如赋善于用经的特点有一定理解。然其知之一隅，故用事流于表面，汉代《诗》学具有鲜明的讽谏特征，故有汉人以“三百篇”为谏书。相如等汉赋作家在赋中引《诗》，要在讽喻，体现赋的致用性，这也是汉赋特殊的时代内涵。朝鲜科赋对相如赋的接受与影写，已然脱离了特定的时代氛围，徒有其表而无精神实质。同样地，此赋仿照《上林赋》所描写的畋猎场景，铺张辞藻，抓住了“德”、“礼”两点，既遥承汉大赋讽喻之旨，也是朝鲜王朝儒教治国的政治生态之文学阐释，但政教意味过于浓厚且尤显生硬，已失去了汉赋寓讽于颂的审美趣味。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科举试赋作为选拔人才的工具，自然希望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为文学的教化功能，故科赋成为政治、儒教、制度三者合力作用的产物。
细绎此赋，开篇非直接说破本题。“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是扬雄自序之言，《汉书·扬雄传》录其全文，而自序之后，班固续其事，作“赞语”云：“（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注：班固《汉书》，第3583页。)实绾合了扬雄之学《骚》与学相如两大模拟路径。沈学臣此赋正依此谋篇行文，从扬雄《反离骚》谈起，并由楚蜀相连的地域原因推阐扬雄骚赋创作能与屈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中间铺叙夹杂议论，并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抒写扬雄对司马相如的推崇，表现出作者本人对马扬二人的追慕。总体而言，通过此赋可以看出作者对扬雄摹拟司马相如作赋这一行为是欣赏和认可的。
韩国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朝鲜时期的科赋全无价值，事实上，这是中外棘闱文学所面对的共同困境。因统一命题，故千篇一律，而限时创作，又难展才学。同时，考赋决定进阶，诸生竞利，是以一味歌颂，失却赋之真谛。然汲汲于科体赋的艺术性及思想性挖掘，本就有南辕北辙之嫌。若以科赋文献为镜，实可观觇文学观念、文学典范、创作法则等在闱场的施用痕迹。
闱场赋作为制度的产物，一则因其数量庞大，而能反映广阔的文学生态；二则因其整齐划一，故能呈示时风。从考察马扬典范在闱场的接受来看，科赋作品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两点经验。第一，除辞赋文本外，与马扬相关的辞赋纪事在海东文坛接受程度亦非常高，这当然有赖于其存于《史记》、《汉书》之中而为举子素习熟知，也因纪事本事的传奇性、趣味性和丰富性，能补足文学作品所略，使朝鲜文人关于马扬的想象能更真实和立体。在此意义上，马扬接受呈现辞赋文学与辞赋纪事共盛的现象。第二，在尊古宗汉思想指导下，以马扬辞赋纪事、辞赋典故命题，更能激发士人的研习热情，想要制胜闱场，就需熟读记诵马扬辞赋，才能融词汇句，驱事用典。这一现实功利因素驱动了马扬典范的深植。而围绕马扬命题所产生的科作，又成为后来考赋者创作学习之范本，正如苏轼所云：“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注：《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1页。)朝鲜后期大多科赋抄本，其最初目的就是供考生研读钻习。由此，马扬赋及其衍生品——相关的命题科赋，皆成为闱场典范。这既是建构马扬经典地位的重要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科赋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三 振发骚情：从文人拟效看马扬赋之情感接受
闱场赋与文人赋虽没有理论上的明确疆划，但在创作上却有王言与人情的分歧。前者代表王权话语，要求典雅庄重，歌颂王政；后者则是自由创作，书写作者真实情感。这落实到对马扬典范的接受上，闱场赋多注重挖掘和利用马扬辞赋中润色鸿业的经义成分，故出现于闱场中的多是与《上林》、《子虚》等大赋相关的命题。文人赋则缘情而发，有所寄托，在祖“骚”主“情”的思想支配下，多选择马扬骚体赋进行拟效以抒发个人情志，如郑吾道《长门赋》、慎天翊《反反离骚》，或踵事增华，或反案为文，皆具特色，兹就论之。
（一）《长门赋》与朝鲜宫廷故事
元人祝尧《古赋辩体》云：“愚尝以长卿之《子虚》、《上林》，较之《长门》，如出二手，二赋尚辞，极其靡丽，而不本于情，终无深意远味；《长门》尚意，感动人心，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虽不尚辞，而辞亦在意之中。”(注：祝尧《古赋辩体》，王冠辑《赋话广聚》第2册，第178页。)可谓一语中的，点出《长门赋》本于情、重于意的抒情属性，以及撼动人心的艺术魅力。同时也因其“如出二手”，又不见载《史记》、《汉书》，且赋序中言陈皇后复得亲幸，事与史违，而遭后人疑其非相如所作(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假设之辞”条云：“而《长门赋》所云陈皇后复得亲幸者，亦本无其事。”并注云：“《长门赋》，乃后人托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云孝武皇帝哉？”参见：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8页。何焯亦称：“此文乃后人所拟，非相如作。其词细丽，盖平子之流也。”参见：何焯《义门读书记》，崔高维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79页。)。不过，朝鲜文人对相如作《长门赋》之真伪却不怀疑，甚至在朝堂上君臣讨论废妃移处别宫的仪节时，弘文馆臣不仅考诸《史记》、《礼记》，还引《长门赋》语以对答上问。郑吾道《长门赋》正为此事而作，赋有小序，为后人所撰，述作赋缘由云：
《长门赋》者，汉司马相如之所作也。孝武时陈皇后别在长门宫，相如为此赋以悟主上，皇后复得亲幸。窃惟我内殿闵氏，废在私第，故公有感于斯，以寓微意。(注：郑吾道《药圃集》，韩相夏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378册，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188页。)
闵氏即肃宗李焞之妻仁显王后，其父闵维重是西人派核心人物。肃宗七年闵氏被册为王妃，八年后即被废为庶人。朝臣对废妃之事多有争议，对闵氏报以同情之心者亦不在少数，郑吾道是其中之一，他效仿司马相如为陈皇后作赋，拟作《长门赋》为闵氏代言。
郑作以相如赋为法式，不仅依遵原韵，且在句式结构、叙事线索、意象主旨等方面，都祖述原作，借由闵氏与陈皇后相似的遭际，达成拟作与原作的互文效果。如其描写闵氏弃居别宫，容颜憔悴、情思郁结，“折瑶花而延伫兮……块独守此曲隅兮”(注：郑吾道《长门赋》，郑吾道《药圃集》，第188页。)勾勒其孤独寥落的身影，独守曲隅、顾怀无亲，概况幽居处境，与相如赋描写陈皇后形容枯槁、孤独等待的情境相似。但相如赋着重表达汉武帝违背对陈皇后朝往暮来的承诺，即便如此，陈皇后仍驻足离宫，盼君幸临；而郑吾道赋却微妙地表达出为闵氏鸣冤之意，“情沉菀而莫达兮……荃不揆夫寸诚兮”(注：郑吾道《长门赋》，郑吾道《药圃集》，第188页。)暗示其心中委屈不能得到申明。
肃宗以妒忌的罪名废黜闵氏，但在闵氏的立场来看，自己是被肃宗宠妾张禧嫔所害，郑吾道此赋既是为闵氏代言，自然格外注重内心情感的想象并用文辞将之展现出来，“浮云霠以泛滥兮，猋尘蔽而天阴”(注：郑吾道《长门赋》，郑吾道《药圃集》，第189页。)，遥承屈原“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注：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的比兴传统，与下文中“愿寄言于新人兮，毋拔笱于我梁”(注：郑吾道《长门赋》，郑吾道《药圃集》，第188页。)的描写对读，可窥见闵氏之情。除为自己陈情外，闵氏在悲痛中仍不忘身为王后的规谏之责，郑吾道此赋明为闵氏代言，暗则借闵氏之口发“奉隆宠于非位兮，惕圯生于极崇”(注：郑吾道《长门赋》，郑吾道《药圃集》，第188页。)的劝诫。闵氏被废后，“张氏宠日盛，而杭、希载，缔结闵黯、宗道、李义征等，关通谋议，无所不至，国家之祸，将在朝夕，人皆惴栗”(注：《朝鲜王朝肃宗实录》，太白山本，朝鲜印刷株式会社1932年版，卷20，第5页。)，则证实了郑吾道的忧虑是具有前瞻性的，而其代闵氏所抒之忠贞谏言实际上寄寓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与爱国爱君之心。
总的来说，相如赋侧重写思妇哀愁，“其情思缠绵，敢言而不敢怨”(注：祝尧《古赋辩体》，王冠辑《赋话广聚》第2册，第178页。)，郑赋则淡化了女子的柔弱自哀，加入陈情、劝谏话语，且有不平之鸣寓于其中，塑造了坚毅忠诚的女性形象。这一创变得益于次韵体与原作的互文性而产生的相互阐发、互为补足的效用，故拟作不必叠相祖述，进而使文本得以有新的发展。这正是刘勰所云“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注：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521页。)。相如与屈骚共情，郑吾道则与《长门》共鸣。文学典范的力量正在于此，超越了自身的文本与情感，而能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场域中引起普遍共鸣。
（二）反拟：经典与反经典的共生
《离骚》在汉代已称经(注：熊良智《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77页。)，而扬雄之作《反离骚》，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首次对经典的反动，这种反动是通过摹其体式、拟其文辞而表达对立的价值观与相反的人生哲学。《反离骚》问世后，一方面作为经典《离骚》之对立面，遭受朱熹等人的批判；另一方面因其补益经典、阐发《离骚》之功，以及其自身“辞韵沉膇，别开新境”(注：许结《论扬雄与东汉文学思潮》，《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第162页。)的艺术创造力而成为接续经典的经典。由此，以经典视野观《反离骚》在海东赋域的拟效，则有“再反”之作——慎天翊《反反离骚》，可以说是海东赋家的回应与再创，构成了《离骚》-《反离骚》-《反反离骚》的经典与反经典谱系。
慎天翊《反反离骚》是一篇拟代文，行文结构全拟《反离骚》，代屈原自剖心志，同时，由作者扮演的“屈原”反过来对扬雄进行批评诘难，于整体上呈现了屈、扬、慎不同国别、不同处境、不同信念的三人，跨越时空超越生死的对话。细绎文中“屈原”对扬雄的猛烈批评与质问，其实内含慎天翊“反”扬雄之心声，集中于骋词、仕莽、投阁三端。
其一，反扬雄之骋词。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立足于本文立场，反扬雄骋词作《反离骚》诟病屈原，慎天翊欣赏扬雄的才学，但认为其才学不该用来讥讽屈子。二是纵观扬雄生平，反其骋词作四赋。扬雄四赋虽意在讽谏，但并未收到好的效果，仍是虚辞滥说，极其铺张炫耀，至其晚年又自悔作赋，故慎天翊有“自炫”、“悔遁”之讥。
其二，反扬雄之仕莽。仕王莽新朝、作《剧秦美新》，是扬雄一生最大污点。慎天翊对扬雄的批评亦集中于贪附竞进和谀文媚词。他将扬雄仕莽前后情貌相对比，认为其本是品质高尚之人，初能自甘寂寞、清静玄默，后竟失却本心、中道改志，罔顾伦常义纪，如此行为又有何颜面批评屈原？同时，慎天翊还回应了扬雄提出的“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注：班固《汉书》，第3515页。)的处世哲学，《反离骚》怨屈子不能“懿神龙之渊潜，俟庆云而将举”(注：班固《汉书》，第3518页。)，《反反离骚》回击道：“所贵祥龙之神德兮，乘云霓而扬伏。”(注：慎天翊《素隐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续》第25册，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版，第197页。)直指扬雄与飘风云霓同流合污。总之，无论是儒家之明哲保身，还是道家之和光同尘，都无法为扬雄仕莽之去就选择作出合理解释。
其三，屈原投江与扬雄投阁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两大悲剧事件，同时又是一对荒诞的历史巧合与行为矛盾。前者是主动以死明志，其忠君爱国之情可与日月争光，而后者以今人眼光看来固然是充满文人生命悲情，但在扬雄当时及身后的时代却多是讥讽之声：“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注：班固《汉书》，第3584页。)朝鲜文人亦视投阁为扬雄之耻，如李回宝《荀卿杨雄孰优论》云：“衣冠投阁，耻则极于士夫。此固人臣之所不容，义士之所共诛。”(注：李回宝《石屏集》，《韩国文集丛刊续》第25册，第511页。)南孝温《自咏》：“达道子云著《法言》，生憎屈子《反离骚》。虽然投阁求生辱，千载何如溺死高？”(注：南孝温《秋江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6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2版，第70页。)金时习《感怀》云：“堪笑偷生莽大夫，《反骚》千古被才诬。赴渊自是忠诚迫，投阁应遭利欲驱。《剧美》媚迎骄主意，爰惟幸免罪臣徒。容身不啻居穹壤，地下相逢愧也无。”(注：金时习《梅月堂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3册，景仁文化社1996第2版，第106页。)他们皆将投江与投阁对举，以此鲜明对比来完成对扬雄的讽刺。扬雄初以投江湛身来责难屈原，后又于惊险恐惧中投阁，他早年作《反离骚》时固不能预料今后事，而后人观之，则视为言行不一、自相矛盾，根本没有立场作此赋，难怪乎王国维有“子云何事《反离骚》”(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561页。)之问。千秋异域同此心，故慎天翊云：“输平日之道德兮，投寂寞而委之。合蒃葹与薰莸兮，赴尘灰而摛之。始尔尤累以轻行兮，重咍累之湛水。尔身坠而自殒兮，顾何如于吾累也。尔既责累乎傅说兮，胡不自行而行之也。”(注：慎天翊《素隐遗稿》，第197页。)
慎天翊《反反离骚》所“反”之主题，是痛斥其眼中扬雄的三大瑕疵——骋词、仕莽、投阁，但问难之中实则蕴含同情，其问难显于单刀直入的恣肆文辞之内，其同情潜于晦暗不明的情感留白之中。明乎此，可鉴此赋的情感内核：作者隐一腔痛惜于激愤言辞之中，或许正如扬雄叹服于屈原的才华以至有“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注：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3515页。)的同情，慎天翊同样是推崇扬雄文学的，他作《出边校猎赋》便对扬雄《羽猎赋》、《甘泉赋》多有引用，取辞取义皆轨范之，而此《反反离骚》祖述《反离骚》之体更是明证，可以说，追溯其创作心理正在于“因人格、心志方面的沟通共鸣而产生比附祖述的动力”(注：曹虹《德不孤，必有邻——谈谈域外文人对中国原作的拟效》，《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第164页。)。尽管赋中毫无疑问地表现出对扬雄人格的质疑和痛惜，但行文间咄咄逼人的力量又揭示其渴望与扬雄心志沟通的急切。
当然，若以现代眼光回审文学史，扬雄作《反离骚》或可称为“以价值观挑战经典”，慎天翊作《反反离骚》则是“以道德观挑战经典”，一如元好问之反《闲居》。元氏“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注：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5页。)是点到即止的冷静讽刺，慎氏“反反”之体是鞭辟入里的层层追问。虽有此异，但却皆是由道德层面衍及文学层面触发对经典的反动。事实上，对文学作品的任何审美评判，都诞育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社会风习，而道德审美则是儒家忠孝节义观念对士大夫产生影响的结果，中朝两国文学的创作与品评生发皆可寻此理路。在中国，儒家忠节观的强化突出表现于南宋时期。以扬雄为例，北宋时士大夫将其列入道统，援儒家义理为其辩护，但至南宋，扬雄之人格则受到极端苛责，此即刘咸炘所谓：“议论宽厚者，亦北宋士大夫之风，异于南宋之竣厉者也。”(注：刘咸炘《宋学别述》，《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3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7页。)又如陶渊明，“历代论陶，大约六朝到北宋，多以为‘隐逸诗人之宗’，南宋以后，他的‘忠愤’的人格才扩大了”(注：朱自清《陶诗的深度》，《朱自清序跋书评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26页。)。而这种忠节观的持续发酵并扩展至文学品评，则表现为论者自身道德感的增强并以之加诸古人，尤其是典范作家与经典作品，更要经受道德与文学的双重评判。同样地，在朝鲜半岛，高丽末期朱子学初兴时，程朱对儒家忠节观的阐释与践履便已深刻影响海东文人，以李穑为代表的士大夫以“文章节义”并举，穷究性命道德之学说。至朝鲜朝，以儒教立国，儒家忠节观之深植尤甚前朝。朝鲜中宗十三年御朝讲，持平郑譍批评扬雄之操守以警醒士林：“且如扬雄者，亦盗名于儒者，而当王莽之时，顿无一言救正之，至作书美之，以成纂（篡）夺。是故士之操守非正，则鲜无趋入于权势者。”(注：《朝鲜王朝中宗实录》，太白山本，朝鲜印刷株式会社1930年版，卷32，第61-62页。)在国家意识形态操控下，士大夫忠节观不断强化，以至无法将文学审美与道德评判剥离。慎天翊《反反离骚》中呈示的复杂和矛盾，正源于在忠节观念下对作为赋学典范的扬雄与人格失范的扬雄二者合一的接受。
综上，纵观朝鲜半岛历代文人对马扬的接受，可以发现他们自觉选择了马扬作为辞赋乃至文学创作的典范，且马扬在当世即成为经典，这一独步赋史的地位更有益于其在异域传播中直接以“凝定经典”的形态被接受并蔓延其影响。此外，《文选》之较早传入朝鲜半岛并发生巨大、持久而普遍的影响也对马扬典范的建立起到传播媒介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朝鲜朝中后期文坛受明代“祖骚宗汉”观念影响而兴起的复古思潮，对马扬典范的深入提供了推波助澜的力量。可以说，朝鲜辞赋文学正是在学宗马扬的基础上摸索发展起来的，通过记诵作品、揣摩赋艺、编集刊刻、步趋摹拟，逐渐发展到自如创作、闱场竞作，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无不呈示出马扬典范的效力。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83-192页。获取pdf文档请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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