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坤 王进 | 信息利益与结构洞优化：​​乡村旅游精英成长研究

信息利益与结构洞优化：乡村旅游精英成长研究

周坤　王进

摘要：乡村旅游精英一般具有常住居民和旅游经营者的双重身份，是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经营过程中不断获得竞争优势的身份表征和能力体现。通过引入结构洞理论，以重庆市W区W镇和X镇为案例地，解析信息利益视角下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结果发现：异质性自然资源为留守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创造了先天条件，结构性嵌入中的弱关系更有利于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能够为留守农民建构起弱关系人的共有信任，促成社会资本累积；通过“外部-内部”转向激励，鼓励和引导留守农民占据结构洞位置，并逐步建立效率递增的信息获益曲线，是其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信息利益；结构洞理论；留守农民；乡村旅游精英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6.012

收稿日期：2022-03-0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村建设行动中传统村落地方营造与保护机制研究”（21BSH060）、重庆市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旅游扶贫视阈下秦巴山区脱贫人口持续获益与返贫阻断研究”（2019YBGL06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周坤，男，河北保定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农业大学园林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E-mail:[e-mail]；

王进，女，四川宜宾人，管理学博士，河北农业大学园林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要求“壮大新一代乡村企业家队伍”，“培养一批乡村旅游示范者”。乡村旅游精英一般具有常住村民和旅游经营者的双重身份，是支撑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生力量。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推进，乡村旅游精英成为带领农民致富的领路人(注：贾榕榕、吴冰《乡村旅游精英的权力维度及其阶段性呈现特征——以袁家村为例》，《人文地理》2020年第2期，第142页。)。由于村民个人能力不足而导致的乡村旅游内生动力受限，已成为影响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桎梏。唤醒村民自我发展意识(注：王帆、梁向明《乡土文化自觉与内生式社区旅游发展——基于宁夏泾源县冶家村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6期，第164页。)，成为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路径。

留守农民一般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外出打工，常年留守在农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注：刘义兵、石娟《留守农民的全面发展与农村教育转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31页。)。他们留守乡村，具有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先机、条件与动力。囿于地域与能力限制，留守农民从事旅游经营通常依赖于家庭成员及其延伸出的亲缘、地缘关系，这就加剧了家庭成员与经营人员、生活空间与经营空间的重叠，造成生活场景与工作场所的相互渗透(注：李秋成、张环宙《亲缘-产业二元网络对内生型乡村旅游小企业成长的影响》，《旅游学刊》2019年第12期，第26页。)。“生活-工作”关系重叠，客观上限制了留守农民拓展人际关系网络的机会与能力。研究发现，乡村旅游经营对家族资源的依赖程度与经营主体成长之间呈“倒U型”关系(注：张环宙、李秋成、黄祖辉《资源系统、家族网依赖与农民创业旅游小企业成长关系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第52页。)，重要原因在于过度依赖亲缘、地缘关系，导致经营者社会网络结构单一化，阻碍了信息获取通路。

信息交互能力颠覆性地改变着乡村旅游经营者的个人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来源(注：孙璐、黄婕《信息交互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商业经济研究》2022年第16期，第135页。)。受乡村区位、教育水平及人际关系限制，留守农民属于信息不敏感群体。信息获取滞后与信息通道不畅，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社会网络结构中亲缘、地缘关系的依赖度，并成为阻碍他们了解外部变化、跟上时代步伐的绊脚石。通过优化社会关系结构，推动亲缘、地缘等固有关系与旅游经营的适度剥离，将有助于留守农民拓展信息通路和获取信息利益。基于信息利益视角，关注留守农民向乡村旅游精英转换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优化问题，探索留守农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精英成长路径，可为夯实乡村人才队伍、提高乡村旅游内生发展动力、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新的理论成果。

一　理论分析

（一）信息利益视角下的竞争优势养成

信息利益（information benefits）强调信息来源和内容对信息接收者的获益，通常有通路（access）、先机（timing）和举荐（referrals）三种存在形式(注：罗纳德·S. 伯特《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任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关系资源和信息资源为个人维持竞争优势创造了信息利益(注：邓睿《社会资本动员中的关系资源如何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1期，第52页。)，信息利益通过信息通路输送至关系人。从社会网络角度看，信息通路的畅通性与网络异质性成正比，即网络异质性越强，信息通路越通畅(注：陈万明、董莉、田垭楠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创业动机的影响研究》，《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21年第4期，第2页。)。美国社会科学家Granovetter根据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互惠交换的不同等级将人际关系划分为弱关系（weak ties）和强关系（strong ties），认为具有异质性特征的弱关系在获取信息过程中比强关系更有效(注：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no.6 （May 1973）：1360-1361.)。伯特将弱关系人定义为非重复关系人，两个关系人之间的非重复关系构成结构洞，它能够为关系人带来信息利益(注：罗纳德·S. 伯特《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第18-19页。)。

结构洞理论认为，每一个社会人都是资本追逐游戏中的玩家（player），当重复关系人占据玩家社会网络的主体时，非重复关系人之间会出现信息利益通路的断裂。结构洞为社会网络中不同位置的玩家提供了获取外部资源、赢得非冗余关系的桥梁，成为其构筑初始资源、实现逐利行为的重要支撑(注：Ronald S. Burt， “Network Disadvantaged Entrepreneurs Density, Hierarchy, and Success in China and the West，”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3， no.1 （January 2019）：19.)。在竞争场域中，多样化的社会网络能够为玩家构建更多结构洞，使其掌握获取社会资本和信息利益的先机(注：罗纳德·S. 伯特《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第16-18页。)。人际关系中的重复关系人占比小，由非重复关系人构成的社会网络，将为玩家提供异质性信息获取的共享渠道。结构洞理论为探寻个人参与社会竞争提供了新视角，但针对留守农民的信息利益与结构洞建构研究的成果较少。

（二）留守农民信息利益获取与乡村旅游精英成长

乡村旅游精英是产业精英和乡村精英融合而来的细分群体。作为带领村民致富的行业先锋，乡村旅游精英对促进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所组成的熟人社会交换网络，仍然是大多数留守农民社会关系的主要网络(注：黄凯洁《旅游参与过程中社区精英的成长与流动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69页。)，是传递就业信息和实现就业的重要渠道(注：刘启超《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同乡聚居的影响研究》，《经济科学》2020年第2期，第101页。)。在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角色转换过程中，他们更倾向于与其他村民建立情感与信任关系(注：贾榕榕、吴冰《乡村旅游精英的权力维度及其阶段性呈现特征——以袁家村为例》，《人文地理》2020年第2期，第149页。)，这成为他们获取信息利益的原始路径。依赖强关系对留守农民参与旅游开发利弊兼有：一方面，地缘与亲缘特性赋予了农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文化自觉和传承动力，使其获得不同于外来旅游经营者的特殊优势；另一方面，以近亲、近邻为特点的重复关系人占据关系网络主体，也阻碍了其信息利益获取通道。由于社会关系网络依赖于以亲友、夫妻关系为特征的非正式联结(注：白描《福祉视角下农民社会关系的现状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第12期，第39页。)，留守农民普遍存在强弱关系不平衡问题。随着旅游经营规模不断拓展，这一问题将成为阻碍乡村旅游精英成长的关键因素。

随着乡村振兴、乡村建设行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国家政策的提出，乡村旅游参与能力及乡村旅游社区获益等议题一直占据学术研究热点，但已有研究多从亲缘、地缘构建的强关系角度探讨留守农民发展，较少关注非重复、非冗余联系的弱关系网络建构。相对于政策、资金、人才、物质等有形帮扶措施，研究无形或非可视化的信息利益对乡村旅游精英成长影响的相关成果匮乏。另外，现有研究多从权力维度、社会责任、政策支持等角度诠释群体旅游精英培育，更多关注宏观层面的乡村社区参与模式或内涵式发展路径，对微观视角下个体普通农民如何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研究较少。本研究尝试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理论为切入点，从留守农民的社会关系优化视角出发，基于“结构洞拓展→信息利益获益→乡村旅游精英成长”思维逻辑，聚焦留守农民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建构，分析信息获益对乡村旅游经营能力的影响，为人才赋能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借鉴。

二　实证研究

（一）研究设计

研究材料来自于非结构化访谈与调查问卷。其中研究访谈以重庆市W区W镇本地乡村旅游经营者为对象，访谈时间为2019年5月至2021年3月。研究团队采用半结构访谈法，围绕“社会关系网”、“旅游能力提升”、“旅游经营收入”、“发展瓶颈”、“希望获得帮助”等相关主题，以面对面访谈为主、电话访谈为辅，共收集了96位本地乡村旅游经营者的一手访谈资料。2021年5月，研究团队对重庆市W区W镇和X镇的本地旅游经营者开展问卷调研，共收集问卷136份，剔除无效问卷8份，获得有效问卷128份，有效率94%。

问卷设计参考了吕蕾莉、杨飞、刘生琰等关于乡村精英能力和特征量化研究(注：吕蕾莉、刘书明《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力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对甘青宁三省民族村的考察》，《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05-110页；杨飞《民族精英、社会资本与动员能力：民族群体性事件组织化逻辑》，《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第29-31页；刘生琰、梁哲《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行为逻辑与路径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27页。)，以及孙九霞、李亚娟、马荟等对社区精英能力定性研究的相关成果(注：孙九霞、黄凯洁《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社区宗教精英的权力变化研究——以三亚凤凰镇回族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第52页；李亚娟、罗雯婷、王靓、张祥《赋权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精英权力流动研究》，《旅游学刊》2021年第3期，第83页；马荟、苏毅清、王卉、周立《从成员个体理性到村社集体理性：乡村精英的作用机制分析——以S省Y村为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年第4期，第119页。)。基于结构洞理论，本文提炼出异质性资源与旅游经营能力发展、人际关系结构洞与社会网络质量2个一级指标，以及农耕景象差异、农业产品特色、核心资源品级等12个二级指标，作为评价留守农民旅游参与能力的重要因素，研究信息利益对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潜在影响（见表1）。

（二）问卷分析

调研问卷包括个人信息及题项选择两部分。前者包含受访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旅游经营项目、旅游经营年收入、身份或职务6个题项；后者依据12个二级指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了12个题项（见表1）。

从性别特征看，受访者男女比例差别较小，分别占比45%和55%。受访者年龄主要在21岁至50岁之间，占比为69%，说明本地乡村旅游经营者大多为中青年群体，这也在一定层面反映出乡村旅游对促进留守农民就地就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受访者多以农家乐、果园或农场作为主要旅游经营项目（占比87%）。其中，以房屋、农地等资源为依托的农家乐项目是受访者参与乡村旅游的首选项目。随着游客量增大，部分农户开始利用耕地、田园、林地等资源打造简易的采摘果园、动物农场、手工作坊等乡村休闲项目，以延长游客逗留时间，这与我国传统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基本一致。从学历层次看，受访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超过72%的受访者为高中以下学历。旅游经营年收入大多处于3万元以下（占比79%）。此外，在维护乡村旅游发展的各项事务中，以旅游大户为代表的乡村旅游精英均承担了一定社会职务，如旅游市场秩序监督者、乡村旅游小组组长、乡村综合事务监管者、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等，说明案例地管理部门意识到了乡村旅游精英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数据分析

为测量问卷的置信度和可靠性，判断初始因子集是否适合主成分分析,需要分析KMO值等相关信息。首先，使用SPSS 22.0软件分析得出KMO值（0.807）大于0.7，显著性P值（0.001）小于0.05，说明问卷12个量测题项之间为非独立关系，具有较高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其次，采取方差最大法进行正交化旋转，将对应特征值大于1且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三个公因子命名为自然资源维度（Y₁）、强关系维度（Y₂）和弱关系维度（Y₃），以探究不同因子项在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见表2）。

1.异质性资源为乡村旅游精英成长创造了先天优势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异质性资源首先是一种在人力、物力、财力、关系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的优势资源，可转化为特有的经营能力和竞争优势。持续的竞争优势来源于核心能力培育，异质性资源是锻造核心能力的关键。乡村旅游业作为外向型的综合性产业，其经营与发展需要不断获得外部异质性资源支持。在乡村旅游语境中，异质性资源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源禀赋与社会资源禀赋两个方面(注：于水、王亚星、杜焱强《异质性资源禀赋、分类治理与乡村振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54页。)。自然资源禀赋的异质性，涉及乡村区位、旅游资源、用地条件等非人为要素，是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数据分析显示，农耕景象差异（X₁₁）、农业产品特色（X₁₂）、核心资源品级（X₁₃）及地理位置优势（X₁₄）在自然资源维度的载荷系数值均大于0.8，说明受访者认可异质性自然资源在乡村旅游经营中具有先天优势。旅游资源环境、旅游资源禀赋等有形资源是旅游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注：喻小航《资源环境与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经济地理》2004年第4期，第546页；魏敏、李书昊、徐杰《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省际旅游竞争力再测度——基于PROMETHEE方法》，《商业研究》2020年第2期，第94页。)。需要指出的是，异质性自然资源为乡村旅游经营者带来的获益机会具有一定的短期时效性，会伴随着同类产品的涌现而逐渐消失。社会资源禀赋的异质性，强调乡村社会资源网络的差异化结构。乡村旅游开发涉及多方利益主体，是异质性行动者网络建构的价值共创过程。如表2涵盖的弱关系维度即属于乡村异质性社会资源，具体包括他力量和他组织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干预、乡村社区的对外联络力量、乡村旅游经营者的个人关系网络等。

2.过度依赖强关系，不利于留守农户旅游竞争优势养成

在旅游经营过程中，弱关系网（X₁₅）和强关系网（X₁₆）对留守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均有促进作用（对应载荷系数值均大于0.8）。乡村居民普遍具有强烈的家族意识，为其依赖社会生产网络中的强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是乡村旅游经营初期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有效手段。而且，这种社会关系网络通常具有较强的代际遗传性，强化了农民群体及其后代在旅游经营和社会融入过程中对地缘、亲缘关系的路径依赖。但乡土社会关系网的多元化与后致性转型，让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家族和近邻主义逻辑难以跟上现代经济发展与变迁(注：陈云龙《关系网络、信任机制与互嵌实践——当代浙北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深描》，《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26页。)。受地理因素、教育水平、经济基础等客观因素局限，当亲缘、地缘、人缘等强关系网不断得到内部强化和使用时，留守农民常常不自觉陷入旅游竞争优势趋弱的被动局面。

依赖于强关系网的内卷化竞争，可能导致乡村旅游业发展停滞或提前衰退，阻碍乡村旅游经营竞争中留守农民的个人成长。从信息获取的敏感性（X₂₁）、多样性（X₂₂）和先知性（X₂₃）角度看，以亲缘、地缘为边界构成的强关系网对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帮助有限（对应载荷系数值均小于0.8），并在提升留守农民信息利益获取方面日趋无力（X₂₁-Y_2、X₂₂-Y_2、X₂₃-Y₂相关性低）。在乡村旅游经营过程中，有效信息传播者（X₂₄）、利好政策获得者（X₂₅）、经营规则制定者（X₂₆）对乡村旅游精英成长不具有明显作用（对应载荷系数值均小于0.8），这可能是由于受访样本中乡村旅游精英少、利好政策普及性高等原因所致。

3.结构性嵌入的弱关系，更有利于乡村旅游精英成长

由X₂₁、X₂₂、X₂₃在弱关系维度上的载荷系数值均大于0.8可推断，社会结构网络中的弱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留守农民获取新信息的敏感性、路径多样性和先知性，结构性嵌入的弱关系正在成为影响乡村旅游经营的一股重要力量(注：文彤、苏晓波《关系与制度：地方嵌入中的旅游小企业》，《旅游学刊》2017年第10期，第42页。)。例如，乡村职业具有典型的兼业特征，部分留守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兼任村干部、乡村医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等，他们以相对较高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或经济资本构成了乡村精英群体(注：周坤《地方资本:一个乡村旅游研究的新概念》，《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75-76页。)。他们是乡村自组织形成和完善过程中的领军人物，通常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整合和调动各种有利资源，拥有更多拓展弱关系网、占据结构洞位置及获取信息利益的机会，更容易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乡村旅游精英成长，表现出对弱关系网的依赖性增强。这说明由拓展结构洞而联结起来的弱关系已经成为结构性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力量，对帮助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具有显著作用。

三　研究发现与理论启示

1.信息利益深刻影响乡村旅游精英成长

X镇袁某原本在村内务农和打零工，自2015年开始依托自家房屋开办农家乐，目前已小有规模。袁某回忆：“我从事农家乐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朋友的鼓励下才开始做的，如今一干就是4年，家人也参与进来了。”W镇的乡村旅游经营者李某开展旅游经营的经历与此类似，她的表哥在村委会担任会计，较早获悉村里即将开发旅游业的消息，并鼓励亲友改造空闲房屋开展民宿接待。袁某认为：“表哥的建议很及时，也让我有信心去做这件事，毕竟是投入了那么多钱。”信息先机不但具有引导农户从事旅游经营的介入作用，还能丰富信息通路，促进信息举荐（见图1）。

如图1所示，“”表示中心关联人物“我”（袁某），“●”表示每个与“我”产生关联的重复关系人；实线代表两者之间具有直接联系，通常为熟人网络；虚线代表两者之间无直接联系，为弱关系联结，彼此之间均为信息关联者，是信息的了解者或被影响者。如传递原始信息的“朋友A”只和“我”建立了人际接触，由于“我”经营乡村旅游而接触的信息获取者和信息关联者（如村委会、文旅局等）之间产生了多个结构洞，将原本无直接关联的关系人与“我”联结在一起，一同为社会网络利益贡献叠加作用，这些“点”、“线”共同编织成一张为实现“我”开展旅游经营的人际关系网。

2015年，在资源丰富但旅游业尚未兴起的X镇，“我”（袁某）由于获得来自朋友的信息先机（朋友A提到“城里人周末喜欢开车去乡下玩，你们这里特别适合开个农家乐”），产生了旅游投资的兴趣。旅游投资动机推动“我”创造出一张虚线所示的分散网络，“我”在虚线所示的分散网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见图1）。由于旅游经营需要，“我”的非重复关系人数量逐渐增加，结构洞数量不断增大，这就为“我”投资以及持续参与旅游业创造了信息获取的先机、通路和举荐机会。一方面，袁某萌生了开办农家乐的意愿及农家乐初期的经营支持均从强关系人际网络中获得（“我和家人商量开农家乐，把房子再装修下，楼下做成餐饮店”），解决了乡村旅游经营初期的信息利益和人力资本问题，支持其成为X镇乡村旅游开发的先锋者之一；另一方面，袁某在乡村旅游经营过程中逐渐加强了与村委会、文旅局、卫生局等部门弱关系网络的构建，奠定了其进一步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基础。随着X镇乡村旅游发展日渐成熟，袁某经营的农家乐已成为当地知名的乡村旅游接待点，其经营经验得到当地管理部门认可，袁某也实现了从留守农民向乡村旅游精英的转变。

以留守农民袁某和李某为代表的乡村旅游精英成长路径，在乡村旅游社区并非个案。调研发现，以信息利益为代表的无形资源正在深刻影响当地涉旅留守农民的旅游竞争力，已经成为决定其能否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重要因素。在现代化持续渗透乡村社会的时代条件下，占领信息利益通路和先机在个人信息获益、竞争优势培育、社会资本积累等方面日渐重要。因此，社会结构网络中的弱关系在乡村旅游可持续经营和个人竞争优势获得方面作用更突出。这可为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实践思考。

2.结构洞作用：获取信息利益，建构弱关系人的共有信任

在传统农业生产与家庭生活交织的熟人网络中，留守农民的社会关系结构相对简单，重复关系人占据着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关键位置。重复关系成为留守农民社会关系网的主要特征，由此延伸出一种集中的网络闭环结构（图1的实线内环）。在这种结构下，网络中的关系人缺乏与外界信息的沟通机会和渠道，结构洞数量稀少或缺失，导致非重复关系人的隔离，呈现出“去结构洞”式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征。这不仅可能导致乡村旅游产品创新度不足，还强化了强关系累积的内卷化状态。对乡村旅游经营者而言，“去结构洞化”最直接的影响，表现为旅游竞争力下降，容易导致经营者自我成长的减缓或停滞。

罗纳德·S. 伯特认为，弱关系能够为社会网络中的各个玩家带来信息利益，这是由于分散的网络提供了异质性信息所决定的(注：罗纳德·S. 伯特《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第18-20页。)。正如X镇旅游大户覃某所言：“我用自己家的果园做采摘园很多年了，一直没有大的发展，后来区文旅局下来调研，觉得我家果园位置好，品种也多，就被列为区里的推介项目，我也加入了镇上的旅游协会，有机会接待很多旅游团队，最近几年发展得特别快。”覃某与区文旅局建立的弱关系联结，为其拓宽信息通道（列入推介项目）、拓展结构洞数量（加入旅游协会）和获取异质性信息（旅游团队信息）提供了机会，协助他获得更多旅游收益（发展速度加快），并逐渐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由此可见，弱关系在乡村旅游精英成长过程中发挥着迭代作用。结构洞的作用表现为促成若干弱关系人之间的联结，以在某一目标上实现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并形成弱关系网，这是弱关系人之间建立共有信任的前提和目的。通过不断增加个人非冗余关系和非重复关系人（图1的虚线外环），留守农民可以不断提高社会关系中的结构洞数量，增加信息通道，累积信息利益，并逐渐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

3.结构洞营造：乡村旅游精英社会资本累积路径

当联结弱关系人的结构洞呈增长趋势，留守农民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信息与物质交换的先机也随之增加，信息获益渠道和通路将持续畅通。一方面，结构洞增长削弱了个人对强关系网的路径依赖，为留守农民累积社会资本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结构洞增长为初级旅游经营者占据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位置奠定基础，有助于其获得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所必需的声誉权、人情权、知情权，为经营者带来更多信息利益。合作网络中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主体，在获取异质性知识信息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是个人维持竞争优势的基本条件之一。乡村旅游精英往往占据着农村社会结构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他们不仅是乡村社区内部人际关系的节点，也是联结乡村社区内外信息与资源的桥梁(注：刘伟、彭琪《结构洞理论视角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振兴》，《江汉论坛》2020年第11期，第133页。)。作为联结若干弱关系人的关键节点，结构洞能够为留守农民了解外界信息维持必要通道。因此，引导留守农民保持乡村社会结构网络的结构洞位置，是培育其成为乡村旅游精英的可行路径。

为优化留守农民的信息利益和结构洞，当地政府、文旅部门、旅游经营公司等乡村旅游地主导者应重视政策制定和制度构建方面的转向激励。基于结构洞优化视角，这种转向激励可从两个层面进行尝试：一是外部性激励，将优化乡村人力资源结构与发展乡村旅游结合，通过打造乡村文创空间、探索乡村资源多功能利用、吸引企业和人才进村等措施，逐步建立人才流入的长效机制，拓展留守农民人际圈，为其接触非重复关系人创造机会，最终为乡村旅游发展注入新活力，实现农文旅立体化交叉发展；二是内部性激励，即通过建立旅游发展基金、同行交流会、乡贤互助会等平台，引导留守农民主动了解同类产品和优秀企业，获得接触非冗余、非重复人脉关系的机会。

此外，通过社区赋权与责任给予，乡村旅游管理运营机构应主动创造有利条件，鼓励乡村旅游经营者“走出去”和“带回来”，使其重视结构洞与信息利益的紧密关系，鼓励他们占据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结构洞位置，在拓展人际网络关系过程中优化结构洞类型，逐步建立效率递增的信息获益曲线，通过不断丰富结构洞数量而获得更多竞争优势。

四　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在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乡村，缺少信息获取通路，让信息不敏感的留守农民丧失了创造更多经济效益的机会。社会关系网络质量正向影响留守农民在旅游经营与社区发展中的自我成长。基于结构洞理论，社会关系网中的强弱关系均能为留守农民带来不同程度的利益回报。一方面，依靠亲缘、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强关系，是留守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信息来源和初始支持；另一方面，随着乡村旅游知名度的提高与旅游竞争者的出现，弱关系更有利于留守农民拓展信息通路，成为旅游发展中有效信息的先知者。乡村旅游开发是一个内外协作的系统工程，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网不利于外部资源进入，并阻碍留守农民持续获取信息的通路。在现代技术持续渗透下，弱关系网更有利于乡村旅游经营者拓展旅游产品销售渠道，获得更优秀的信息利益回报。

本研究引入结构洞理论，阐明了在乡村旅游经营过程中信息利益对信息相对闭塞群体——留守农民的成长意义，提出并论证了“留守农民→乡村旅游经营者→获取信息通路→强化弱关系网→获取更多信息通路→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研究设想。基于对样本地涉旅留守农民的持续性追踪访谈和问卷调研，不仅检验了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对拓展留守农民获取异质性资源的重要性，也论证了结构性嵌入中的弱关系更有利于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理论假设。研究发现，虽然异质性自然资源为留守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创造了先天条件，但结构性嵌入中的异质性社会资源更有利于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这在乡村旅游市场进入成熟阶段后效应更加明显。信息利益正在深刻影响留守农民的旅游竞争优势养成，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能够为留守农民建构起弱关系人的共有信任，加速社会资本累积，使其更便捷地获取信息利益。通过“外部-内部”转向激励，鼓励和引导留守农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占据结构洞位置，并逐步建立效率递增的信息获益曲线，是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可行路径。

（二）研究展望

本研究从理论视角梳理了以信息利益为代表的结构洞在促进留守农民高质量旅游就业并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逻辑内涵，从实践层面揭示了留守农民在信息利益影响下如何占据社会关系中的结构洞并获得信息利益的叠加效应，从而丰富了乡村旅游参与者成长模式与路径研究的成果，为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乡村旅游内生动力及高质量发展，与留守农民个人能力提升紧密相关，不仅是研究乡村经济转型升级的热点议题，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仍有较大研究空间值得更多学者关注。其一，从研究样本的个体特征角度，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意义对于不同旅游经营内容、收入结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特征的留守农民是否存在个体差异，需要做进一步的细分化研究；其二，从乡村旅游发展程度角度，经营初期、中期和成熟期，结构洞优势是否对乡村旅游精英成长具有同等效力，其形成机制和演化特征又是如何等问题，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责任编辑：钟秋波］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获取pdf文档请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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