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丹 王永友 | 列宁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对“左派”幼稚病的批判及当代启示
列宁在党的领导问题上
对“左派”幼稚病的批判及当代启示
——基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文本分析
骆丹 王永友
摘要：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主要针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在党的领导问题上所犯的各种幼稚病进行了严厉批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主张。主要包括：批判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政党及其领导，阐明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批判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党的领袖，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离不开党的领袖的正确领导；批判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争取广大人民群众；批判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党的纪律、集中制，指明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依靠严格纪律和无条件集中的保障。深入学习列宁关于党的领导的各种正确思想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好地认识和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列宁；党的领导；“左派”幼稚病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6.003
收稿日期：2022-07-0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研究”（21ZDA11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骆丹，女，四川内江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1224484811@qq.com；
王永友，男，重庆人，管理学博士，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化发展与意识形态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问题。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宁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苏维埃无产阶级政权诞生两年之后写下的光辉著作。当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苏维埃无产阶级政权的日益发展，特别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推动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不少西欧国家纷纷成立了共产党。然而，这些共产党人虽理想坚定，但由于缺乏必备的理论素养和现实斗争经验，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十分不够，在党的领导方面提出了许多天真幼稚的思想主张，表现出明显的“左”的错误倾向。列宁认为，如果这些错误观点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批判和纠正，将会给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带来严重危害。为此，列宁结合俄国革命经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主要针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否定政党及其领导、否定党的领袖、抵制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否定党的纪律等错误观点进行了严厉批判，作出了许多关于党的领导的精辟论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列宁对“左派”幼稚病的批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 列宁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对“左派”幼稚病的批判
（一）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政党及其领导，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列宁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政党的错误思想，强调了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性。第二国际破产后，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一些“摧毁政党”、“取消政党”等鼓吹极端民主化的无政府主义声音，给各国共产党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当时，自称为“原则上的反对派”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出版了一本名为《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的小册子，发表了“政党是根本不需要的”(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版增订版，第23页。按：本文所引《列宁全集》各卷，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该版本，特此说明。)的观点。对此，列宁严厉指出，否定政党是一种极为荒谬和有害的思想，“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1页。)。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政党是为服务本阶级斗争而生，是本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如果“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3-24页。)。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顺利展开并取得胜利的重要政治前提和保证，否定政党、取消政党，无异于解除无产阶级武装，这必将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在此基础上，列宁还进一步分析了无产阶级政党在阶级社会的客观必然性及其领导对坚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一些德国“左派”共产党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不通过政党直接实行专政，从根本上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跃进的阶段性和长期性。列宁指出：“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4页。)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最高阶段之间还存在一个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在这个阶段，阶级敌人不会立马完全消失，仍会拼命反抗、抵死抗争，习惯势力仍然十分强大，革命斗争形势和革命任务依然复杂艰巨，需要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与旧社会的传统和势力进行顽强斗争，这个先锋队组织就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是经过艰苦锻炼、受到人们充分信赖的先进组织，如果没有这个组织，无产阶级要想有效防止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浸染和腐蚀危险，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几乎是不可能的。
列宁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政党同阶级对立起来，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深刻揭示了政党与阶级之间的正确关系，阐明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德国“左派”共产党人认为政党和阶级是对立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方面，他们提出了“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是共产党，还是无产阶级”的幼稚问题，最后得出了“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的结论(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0页。)。针对这些“左派”幼稚观点，列宁认为将政党同阶级对立，妄图在阶级社会里消灭政党，这是一种有害无益的空想。他严厉斥责那些“左派”共产党人提出的“政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的问题十分可笑，认为他们连最起码的常识和最简单明了的道理都不懂。为深刻揭示阶级与政党关系，阐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列宁以俄国实际情况为事实依据指出：“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7页。)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本质上是无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否定了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有害无益而有利于资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和发展是当时俄国战胜国内外各种困难、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因素，正是有了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是“独裁”和“非民主”的革命家组织领导，即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才有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否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难以向前推进。列宁指出：“工会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而实际上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机构……都由共产党员组成，执行党的一切指示。……阶级专政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7-28页。)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是展开无产阶级专政一切工作的重要载体，工会听从并服从于党的命令和领导，间接地表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实行的，没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无产阶级专政难以得到有效坚持和巩固。由此可见，“党专政”与“阶级专政”并非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所说的对立关系，实际上，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作用。
（二）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领袖、割裂领袖与群众关系，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离不开党的领袖的正确领导
列宁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党的领袖的错误观点，强调了党的领袖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针对一些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领袖的错误言论，列宁不仅指出了其荒谬之处，而且深刻揭示了其否定党的领袖的丑恶本质。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借第二国际内出现的一些背叛工人阶级利益、接受资产阶级豢养的叛徒领袖以及一些脱离大多数劳动者的机会主义者大作文章，由此喊出了“打倒领袖”的口号。对此，列宁作出了科学回应，一方面肯定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反对背叛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政党及其领袖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又极不赞同他们由此将政党与阶级、群众和领袖对立起来，进而否定党的领袖及其领导的思想主张，认为这是一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极为有害的错误思想。一些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为进一步划清其从德国共产党内分离出来组成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同传统意义上的政党的界限，特别指明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不是领袖的党，它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德国无产阶级脱离任何领袖领导，鲜明地表现出否定党的领袖的强烈政治倾向。列宁认为这不过是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满口谬论，他们打着“打倒领袖”的幌子，企图用一些胡说八道的新领袖代替那些对事物具有正确见解的老领袖，进而将问题进一步深入到否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上面，便于实行他们的政治计划。列宁还进一步指出：“如果坚持错误……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错铸成骇人听闻的大错了。”(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3页。)他认为，否定党的领袖、反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十分错误的，如果我们不对这种错误言论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纠正和抵制，极易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带来严重不利影响。他在分析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其他政党在经历同样的战争和危机后，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什么比其他政党更早恢复元气和健康并得到极大发展的原因时，深刻指出了“西欧各党中正是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产生了最优秀的领袖”(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14页。)，阐明了优秀领袖在一党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政党领袖是一党之核心，有了这个核心，党才会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党的领袖通过制定和实施科学策略，广泛团结党内外一切力量，将全党思想意志有效统一起来，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党的领袖保持高度一致，形成思想同步、行动同频的高度统一战线。
列宁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党的领袖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深刻揭示了党的领袖与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强调了党的领袖正确领导的重大作用。德国一些自诩为“群众的党”的“左派”共产党人极力渲染领袖与群众的对立关系，不断鼓吹：“那里是领袖专政，这里是群众专政！”(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1页。)列宁批驳这些“左派”共产党人宣扬的种种错误理论观点：“这是多么熟悉的陈词滥调！这是多么‘左的’孩子气！”(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1页。)当他们张口提出这些观点主张的时候，足以说明他们的思想已经混乱到了不可思议、无可救药的地步了。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党的领袖与群众之间的科学关系，深刻揭示了党的领袖在群众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列宁明确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1页。)这段话科学回答了领袖和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刻揭示了党的领袖与群众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在阶级社会中，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各阶级为给本阶级争取更多利益而不断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为在斗争中形成更加强大的有生作战力量，集中代表某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政党便应运而生，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和领导本阶级，为争取本阶级利益而斗争。然而，政党要领导阶级进行有组织、有效率的活动，除了必须具备广泛的社会基础外，还必须紧紧依靠政党领袖，才能顺利完成目标任务。没有党的领袖的组织领导作用，本阶级活动就会处于自发涣散状态，难以形成反对资产阶级的强大力量。列宁在《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中强调，如果没有一批经验丰富、威望极高的党的领袖，“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注：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1921年8月14日），《列宁全集》第42卷，第108页。)。列宁在充分肯定党的领袖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大意义的同时，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其尊重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些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割裂领袖和群众关系、将党的领袖与群众完全对立起来的荒谬观点，认为肯定党的领袖的领导作用，并不等于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重大作用，二者可并行不悖。列宁认为，党的领袖与广大人民群众不是相互对立，而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体。他强调，如果共产党人“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30页。)。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如果无产阶级没有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没有一个心系人民、能够有效领导政党展开科学活动的优秀革命领袖，那么人民群众的力量就很难集中汇聚在一起，“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4页。)，进而难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作用，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地位也难以得到完全彰显。
（三）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争取广大人民群众
列宁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的错误主张，强调共产党人有必要进入这些组织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争取更多群众。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用来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论据极具迷惑性，他们指出：“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的议会制斗争形式……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0页。)列宁认为：“这话说得狂妄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且显然是错误的。”(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36页。)西欧国家根本没有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仍处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左派”共产党人说议会制已经过时了，这是极端错误的。首先，从世界发展历史看，在人类已经进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背景下，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时代已经终结，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即将到来，这的确是毫无疑义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这仅是从宣传意义上说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36页。)，具有一定合理性。然而，实际上，从宣传上否定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历史意义，到无产阶级在物质层面把它抛进历史垃圾堆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需要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其次，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做了客观现实”(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38页。)。他们认为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38页。)的想法，不过是用自己的主观想法代替了群众的真实认知，从而在自己和群众之间竖起了一堵高墙。对此，列宁告诫共产党人，“当你们还无力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以及其他类型的任何反动机构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在这些机构内部工作”(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38-39页。)，通过议会工作，不断启发和唤醒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帮助更多群众了解共产主义主张，将他们紧密团结在无产阶级政党周围。德国“左派”共产党人还借口工会的“反动性”，而拒绝参加反动工会，拒绝到群众中去工作；他们口头上喊着“群众”的口号，实际上却以“承认专政”作为加入工会的条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与群众之间的分离。列宁认为，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拒绝到工会中去工作的想法，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他指出：“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参看恩格斯1858年写给马克思的论英国工人的信）的影响。”(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32页。)这无异于把大批群众主动推向资产阶级一边，极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列宁认为，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这是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正确策略。无论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还是之后，党都需要通过工会这一组织来实现对广大群众的领导和教育，以奠定党坚实的群众基础。那些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放弃教育和启发群众的平台阵地，无疑是脱离群众、只顾先锋队单打独斗式的错误策略。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政党，党的任何一次重大革命工作胜利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注：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列宁全集》第43卷，第23页。)。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发挥“训练、启发、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和群众并吸引他们来参加新生活”(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30-31页。)，才能为其统一领导积蓄广泛力量，从而有信心、有底气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事业的成功。
（四）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党的纪律、集中制，指明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赖于严格纪律和无条件集中的强力保障
列宁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将自由与纪律对立、否定党的纪律的错误思想，深刻阐述了严格的纪律对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一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认为党应该是一个绝对自由的机构，严格的纪律会限制自由的空间，他们将自由与纪律完全对立起来，觉得不应该用纪律去限制“自由”，反对将党建设成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组织。列宁认为这些观点极其幼稚，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4页。)是战胜资产阶级、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并进一步分析了实行最严格纪律的必要性。首先，严格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重要革命武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虽在人数上处于多数，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却比较落后，政治斗争经验尚未完全成熟，在与资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中经常陷入较为被动的状态。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胜利的首要条件是严格遵守法律……这种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注：弗·恩格斯《致劳·拉法格》（1886年10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40页。)。有了严格的纪律，党可以把广泛力量尽可能集中到一起，形成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最终一步步取得革命胜利。其次，严格的纪律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保障。列宁认为，没有铁的纪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难以顺利发展。虽然革命的胜利将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了，但资本主义腐蚀和复辟的危险并没有完全消除，无产阶级专政仍面临着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而凶猛十倍的更强大的资产阶级反抗势力，无产阶级内部必须实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否则就不能战胜旧势力，无法真正巩固社会主义根基。列宁指出：“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5页。)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要把最严格的纪律作为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加以贯彻执行，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政权才能得到长期巩固。
列宁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将民主与集中对立、否定党的集中制的错误思想，阐释了民主与集中的正确关系，强调了党的集中制对维护和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德国“左派”共产党人认为严格的集中制会对党内民主产生不良影响，他们以“群众的党”自诩，把领袖领导、政党领导歪曲为“独裁”、“非民主”，大肆攻击和否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极力宣扬“绝对民主”、“绝对自治”。列宁批驳这些“左派”共产党人不懂得党的集中制的科学内涵，这是把领袖领导、政党领导绝对化、极端化的鲜明表现。列宁认为，他们之所以会对党的集中制产生种种幼稚想法，在于其对“民主”、“集中”的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解。首先，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用“最原始”的民主概念，即一切问题由全体成员表决的观念看待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领袖领导，难免会产生将政党同阶级、领袖同群众对立的错误思想。列宁指出：“只有通过长期的历史经验，工人才懂得这样一种民主观念是荒唐的，才懂得必须成立代表机关和设置专职人员。”(注：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全集》第6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版增订版，第135页。)列宁所强调的民主，不是没有边界的绝对民主，而是同无政府主义具有本质区别、承认权力前提下的民主。在保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具有充分的民主，少数人拥有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同时可以保留在新的一届代表大会上进行批评和为解决问题而进行鼓动的权利”(注：列宁《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1906年1月），《列宁全集》第12卷，第157页。)。其次，列宁指出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党的集中制片面理解为“独裁专制”，这是极其错误的。他强调，党的集中制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制度，它同专制具有明显界限。作为一个肩负战斗任务的政治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基础上始终坚持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个人必须执行组织决定的原则，坚决避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杜绝涣散分裂的无政府状态。列宁指出，“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7页。)，明确规定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综上所言，列宁所说的党的集中制是一种民主性集中制，他将其定义为“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注：列宁《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1页。)。“行动一致”可以有效防止无政府主义发生，“讨论和批评自由”能为掌握真理的少数转化为多数创造条件，使党的组织永远保持战斗力和活力。只有正确理解并坚持好党的集中制，才能在全党形成统一意志，进而有力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二 列宁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对“左派”幼稚病批判的当代启示
距列宁写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时间虽已过去了百年有余，但列宁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各种错误观点的批判，以及在批判中关于如何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论，对我们分析和解决现阶段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如党的领导、党群关系、纪律建设等问题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坚持党对国家一切事业的根本领导，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首要前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坚持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矛盾和风险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国家一切事业的根本领导更显重要。自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自身担负的责任和使命出发，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6页。)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之一，反复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6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党和国家命脉所系、全国各族人民利益所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维护和增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前提。党对国家一切事业的根本领导，是指党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处于控大局、把命脉、定方向的最高位置，社会各领域事业都要以党的方向为根本方向、以党的命令为最高命令，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展开工作。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缺失了弱化了，都会削弱党的力量，损害党和国家事业。”(注：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19页。)只有保证党在国家事业中总揽全局、协调四方的地位作用不动摇，才能从根本上确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从而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奠定坚实基础，为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积聚磅礴力量。习近平还强调：“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注：习近平《深刻认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重要性和紧迫性》（201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72页。)第一，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打铁还需自身硬，党对国家事业全面领导作用发挥得如何，同党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高低密切相关。全党必须时刻具备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努力增强各类本领，不断提高党全面领导各项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始终确保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第二，加强顶层设计、科学部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要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状况，因时制宜、因势制宜，制定出科学合理、符合实际的战略决策，确保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覆盖到治国理政各方面，推进党中央思想意志渗透到社会生活各领域、各环节。第三，不断健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组织体系。进一步优化从党中央到地方基层的组织领导体系，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明晰各级各类政治主体责任，确保其各司其职、各尽其事。各级领导干部要全面增强“四个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作好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传声筒”、“宣讲员”，将党的每一重大决定不折不扣、原汁原味地传达到地方各级部门。
（二）坚决维护党的领袖在全党的核心地位，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关键之要
船重千钧，掌舵一人。坚强的领导核心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影响着党和人民事业成败。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有了自己的坚强领袖核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有了强大向心力，我们的事业就从什么时候不断走向胜利；反之，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损失甚至失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这同我们党坚强的统一领导密不可分，其中最根本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的掌舵领航、科学指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伟大人物的引领，一刻也不能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各类衍生风险频发，许多潜在危险不同程度地威胁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更加需要统一的科学思想指引，帮助其廓清思想迷雾、站稳统一战线，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从容驾驭各种复杂局面，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领袖意识，忠诚拥戴、坚决维护好习近平总书记全党核心、全军统帅、人民领袖的核心地位。在思想方面，要全面系统地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到主动学、及时学、跟进学，深刻领会这一思想的核心要义、思想精髓、精神实质等，深刻把握贯彻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自觉地运用这一思想指导实践、推进工作。要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多维度认真领会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加深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认识。政治方面，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忠诚于核心，在涉及方向、立场、原则等重大政治问题上必须毫不含糊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不断加强自我党性修养，提高政治觉悟，确保任何时候都要牢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行动方面，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敢于同一切攻击党的领袖、损害领袖权威的错误言行作坚决斗争，毫不犹豫地维护党的领袖的权威地位。
（三）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是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力量源泉
人民是我们党坚实的执政基础，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党的事业兴衰成败。习近平指出：“我们党要做到长期执政，就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注：习近平《坚持人民至上》（2020年5月2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6页。)。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不移地贯彻群众路线，一切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下，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长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历史证明，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优势，也是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法宝。任何时候，我们党都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最高位置，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原则切实贯彻落实到党的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推进各民族高度团结统一，从根本上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不竭动力。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发展，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时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有了人民群众这个力量源泉，我们党就有了维护稳定的“铜墙铁壁”，才能巩固长期执政地位，进而有效发挥统揽全局的核心领导作用。在未来前进道路上，我们党难免还将遇到不少影响其集中统一领导的严峻考验，更需要坚持好群众路线，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第一，不断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宗旨意识教育。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督促党员干部把加强党性修养和深入改进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时刻铭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信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决不能将党的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起来。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与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的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一切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破坏党群关系的行为。第二，建立健全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加强对群众工作常态化分析研判，抓准党群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准确把握其产生根源，找准各项体制机制改革突破口，有效解决各种顽症痼疾，为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四）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和民主集中制，是捍卫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注：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关于审议中国共产党廉政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修订稿时的讲话》（2015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页。)，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我们党始终能够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实行科学领导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高度重视党的纪律作风问题，纪律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扫清了许多障碍。此外，我们党长期坚持不懈地加强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为其充分发挥集中统一领导构筑了坚强的制度屏障。习近平指出：“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不是就不要民主集中制了、不要发扬党内民主了呢？绝对不是！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注：习近平《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2017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86页。)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有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坚持和实行了民主集中制，有力保障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便于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势。现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赶考之路上，一些亵渎党规党纪、轻视民主集中制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仍然存在，我们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还面临着不少潜在威胁。对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打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第一，全党要牢固树立纪律意识，学好党章党纪，并自觉将党的各项纪律转化为规范和约束自身行为的道德准则，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严格遵守和执行党的各项纪律，不仅要自觉远离党的纪律“红线”，而且在执纪过程中，一旦发现任何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行为，要敢于亮剑、决不姑息，勇于同一切藐视党规党纪的行为斗争到底，任何时候都要把党的纪律建设摆在党的工作的重要位置常抓不懈。第二，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全党要不讲条件、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意志主张渗透到工作的方方面面，坚决杜绝擅作主张、越俎代庖、自行其是、瞒报漏报等无视党中央权威的行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党内民主生活制度，严格民主决策、民主评议等各个环节，遏制“一言堂”等不良作风，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筑牢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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