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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龙辉 |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辩证法意蕴

周龙辉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3-25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辩证法意蕴

周龙辉


摘要:在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与组织的危机之际,列宁花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研究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尤其是辩证法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战争问题上的运用就是列宁反复强调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其背后是联系自在之物自身的运动考察事物的辩证法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个自在之物就是阶级,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该联系阶级及其运动进行考察。列宁在帝国主义具有绝对地位的时代肯定民族解放战争,预测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到来,这是列宁对辩证法“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观点的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者历史性地分析战争,进一步用阶级的观点分析战争,因为历史就是阶级的矛盾运动的历史。从历史的观点到阶级的观点,这是辩证法的内在要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核心论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的前夜——是建立在“否定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等辩证法的观点基础上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次生动的展开过程。
关键词:列宁;帝国主义论;黑格尔;辩证法意蕴;实体即主体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6.004
收稿日期:2020-09-08

作者简介:

周龙辉,男,江西丰城人,哲学博士,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E-mail: zhoulonghui2014@163.com。

 

列宁的帝国主义研究,狭义来讲是专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一书,广义来讲是指列宁在1914年至1917年间所写的一系列关于帝国主义问题文本群,包括《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第二国际的破产》、《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和文章,被称为“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20本笔记和相关札记等原始材料也是我们理解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重要来源。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新形式的分析,其中对金融资本、垄断、危机、帝国主义的寄生性与腐朽性等论述已经成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定位各种帝国主义论调的参照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被视为马克思之后分析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政治与经济的经典著作。政治与经济的解读路径一直主导着理解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范式,这种范式直接地揭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各种观点。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失哲学层面的分析,这种解读无法深入列宁思想的内在逻辑之中,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尤其是无法回答在批判考茨基、布哈林、卢森堡等人的帝国主义论时,列宁为什么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辩证法这一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内部发生分裂。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纷纷倒戈相向,屈从于本国的爱国热潮而同资产阶级合作,支持各自政府的战争,并且把这次战争视为“保卫祖国”的人民战争,连当时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列宁一开始就反对战争以及第二国际领导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变,出于对时局的考虑,他从奥地利统治下的波兰转移到瑞士的伯尔尼。正是在这里,他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进行理论的斗争,揭示了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第二国际领导人的叛变,预测了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到来。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对列强的战争与第二国际领导人叛变的斗争时期,即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与组织危机之际,列宁竟然花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研究黑格尔哲学,并且写了近200页的笔记!1914-1917年间,列宁的文稿一部分是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和笔记,另一部分就是哲学笔记,尤其是对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摘录。尽管研究者都肯定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深刻性,但是他们仅仅把这归结为列宁的良好的政治判断和经济分析能力,似乎与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研究无关。不过,这一现象正在改变,近年来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列宁帝国主义论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联(注:户晓坤《“帝国主义”理论与革命的辩证法——列宁哲学方法论中的黑格尔环节》,《哲学动态》2017年第3期,第22-29页。)。笔者将要指出的是,正是列宁对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逻辑学的研究,奠定了其帝国主义论的哲学根基。如列宁所说,如果不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如果不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就读不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一 战争的阶级性质与辩证法的自在之物的观点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首当其冲的是1914-1917年战争的性质问题,这是列宁面对当时欧洲政治时局与工人运动危机时必须回答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从列宁的著述来看,这个看似极其简单的问题——一场战争的性质——却充满了辩证法意蕴。对战争性质的分析决定着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对战争性质的分析的不同并不是偶然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思考者的敏锐与机智,而是源于哲学思维的不同。列宁对当时欧洲战争的分析与其对辩证法的研究,是相互交错、相得益彰的。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德文版和法文版序言中写到:“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所有交战大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须是关于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注: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577-578页。)这段话列宁交代了他写作《帝国主义论》的方法,话中虽然没有提及黑格尔哲学或辩证法等词句,但是却以显白的方式表达了辩证法的两条重要原则。这两条原则不妨以列宁在1914年9月研究黑格尔哲学后写下的“辩证法要素”来表达:(1)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2)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辩证唯物主义是对自在之物本身的考察,对客观性的考察,在社会科学领域,自在之物就是阶级及其自身的运动,战争是阶级运动的结果。这是列宁从阶级分析战争的根源所在。而辩证法是与其他事物关系的总和中去理解任何事物的,规定着列宁离开单一的、孤立的战争本身去理解他眼前的这场战争,而从所有交战大国甚至是全世界经济基础的总和来认识战争。

《帝国主义论》序言中所交代的方法或许仍然过于抽象,《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的论述则更为具体。列宁说:“怎样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质’,怎样确定它呢?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应当研究战前的政治,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治。如果政治是帝国主义的政治,就是说,它保护金融资本的利益,掠夺和压迫殖民地以及别人的国家,那么由这种政治产生的战争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庸人们不懂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他们只会说什么‘敌人侵犯’,‘敌人侵入我国’,而不去分析战争是因为什么、由什么阶级、为了什么政治目的进行的。”(注: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9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737-738页。)列宁的这段话是针对主张“保卫祖国”的彼·基辅斯基而说的,后者仅仅从战争看战争,只看到了一方的进犯与另一方的抵御,所以得出了在这次战争中与本国资产阶级合作、保卫祖国的观点,并且把保卫祖国的战争视为正义的、防御的民族战争。但是,列宁并不是从战争本身来孤立地考察战争,而是从阶级和全世界经济基础的总和来考察战争,从政治规定战争的性质,从而得出了这次战争是重新瓜分殖民地和金融资本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结论。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断中最为重要的中间环节。此观点出自深受黑格尔教益的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在列宁看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就是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战争问题上的运用。具体而言,这里所指的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就是联系自在之物自身的运动考察任何事物。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个自在之物就是阶级,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该联系阶级及其运动进行考察。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写到:“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注: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65页。)对于战争的阶级分析是列宁帝国主义论得以成立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是不可想象的。

二 对待战争的立场与辩证法的历史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与考茨基为了论证“保卫祖国”、“防御战争”的正当性,援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1789-1871年民族战争、人民战争支持的相关材料。列宁认为必须用辩证法的历史的观点分析每一次战争,“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注: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700页。)。历史的实体与主体是阶级,人类历史是阶级运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是支持民族战争的,列宁在很多场合中表达了对民族自决权的支持,但并不是非历史地肯定民族战争或否定民族战争。1789-1871年的民族战争、人民战争是反专制、反封建的战争,是资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战争,马克思主义当然支持这种历史进步的战争。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以“民族自决权”、“保卫祖国”为由支持民族战争,之所以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就在于它没有历史地分析战争。列宁指出,1914-1917年的战争并不是如同1789-1871年的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民族战争,而是掠夺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镇压无产阶级的战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战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拒绝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

如果非历史地看待马克思关于民族战争、人民战争的观点,那么,“这只是替战争辩护的一种最流行的、常用的、有时简直是庸俗的说法。仅仅如此而已!庸人们可以替一切战争辩护,说什么‘我们在保卫祖国’”(注: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9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737页。)。辩证唯物主义不同于庸俗唯物主义,其中一点即在于拒绝非历史地将某一结论施加到任何事件中去,历史地分析每一次战争的内容和意义。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保卫祖国”的口号就是对一切战争的不自觉的辩护了。

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中提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是,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别地研究每次战争”(注: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10页。)。战争问题构成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既包括民族解放战争,还包括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辩证法从不对任何事物抱有静止的片面的观点,战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并不抽象地否定或者肯定战争,而是用历史的观点分析每一次战争。列宁在该书中支持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战争——虽然带来暴行、惨祸和痛苦,但是却废除了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战争,因为这些战争推动历史的发展。列宁通过对1914-1917年欧洲战争的历史性分析,将其定义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压迫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

历史地分析每一次战争,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和平主义简单地否定战争以及无政府主义简单地肯定战争的要点。不过,对于列宁来说,历史地分析战争,并非简单地联系历史,而必须进一步用阶级的观点进行分析,因为历史就是阶级的矛盾运动的历史。因此,对政治、战争的历史性分析,必须落脚到阶级分析,否则历史性的观点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鲜活地诠释了《共产党宣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阶级分析法本身具有辩证法意蕴,阶级的观点是对历史性观点的进一步发挥。

三 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预测与辩证法的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观点

列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指认,戳穿了第二国际“保卫祖国”的欺骗性口号,证明他们不过是打着民族战争的旗帜,行帝国主义掠夺之实。然而,令很多人不理解的是,列宁同时又支持民族自决权,支持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当时的一些人提出疑问:“我们实在无法理解,怎么能同时既反对保卫祖国又主张自决,既反对祖国又保卫祖国。”(注: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9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734页。)这个疑问指向的是列宁政治观点的矛盾性:既主张民族自决,又反对保卫祖国;既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民族战争性质,又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列宁面对的不仅仅是关于这场战争性质的问题,还有要不要继续支持民族解放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如果继续贯彻民族自决权,支持民族解放,那就应该支持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放弃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选择与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保卫祖国。如果放弃民族战争的观点,而主张阶级斗争的观点,那么就没有理由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这两种可能都以不同的理论出现了,前者是普列汉诺夫与考茨基等人的观点,后者是卢森堡的观点。

对于第一种可能,即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社会沙文主义,列宁在辩证法的“自在之物自身运动”思想的基础上,将战争视为政治的继续,从而揭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径。

对于第二种可能,即卢森堡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战争视为乌托邦的观点,列宁同样以辩证法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不过这里的辩证法不是“自在之物自身运动”的观点(这个观点直接导向“阶级分析”,但这也是卢森堡的思想所具有的),而是“对立面的转化”的观点。列宁之所以说卢森堡“只是运用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一半”(注: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700页。),即在于指认卢森堡的思想中缺失辩证法的“对立面的转化”的观点。帝国主义时代是否存在民族战争?卢森堡在批判考茨基等机会主义时否认了在猖狂的帝国主义时代不存在任何民族战争,帝国主义对那个时代的战争有绝对性的影响。列宁虽然肯定了卢森堡针对社会民主党中的“民族战争的幽灵”批判的正确性,但认为是过头了,卢森堡的论断是只达到了辩证法一半,缺失了“对立面的转化”观点的辩证法。“对立面的转化”意味着帝国主义战争会转向它的对立面,转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列宁说:“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能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注: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93页。)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但也引发了民族战争,即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的观点被列宁看作辩证法的实质以及前面所谈的“自己运动”观点的具体化。列宁在同时期写就的《谈谈辩证法》中指出:“要认识在‘自己运动’中、自生发展中和蓬勃生活中的世界一切过程,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注: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557页。)“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的观点是列宁在帝国主义具有绝对地位的时代肯定民族解放战争的哲学根据,凡物莫不走向其对立面,帝国主义一定会生成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二者构成矛盾统一物的两个部分。

帝国主义的扩张与反帝国主义的力量的生长是同步的,列宁之所以将帝国主义看作社会主义的前夜,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膨胀也导致了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增长,而这一点是庸俗的唯物主义与半截子的辩证法所不具有的,只有真正的辩证法,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列宁比同时代大多数理论家预言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离不开辩证法的帮助。正如杜娜叶夫斯卡娅所说:“列宁与他们斗争,把他们的思想称作‘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不是因为他们不‘为’革命,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是非辩证的,所以看不到帝国主义压迫本身造成了一种新的革命力量,看不到这种力量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发挥酵素的作用。”(注:〔美〕杜娜叶夫斯卡娅《哲学与革命》,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列宁在1914-1915年期间对黑格尔的阅读,加深了他对辩证法的理解,而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又引导着他探索辩证法真义。

四 帝国主义的性质与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观点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非抽象的理论自我建构,而是在与他者的对话中不断生成的,考茨基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在19世纪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了一系列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既有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面临重新洗牌,欧洲强国凭借膨胀起来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在非洲、亚洲等地掀起了瓜分殖民地的浪潮。由于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强国推行殖民政策,相互之间以军事强权争夺殖民地,“帝国主义”一词开始作为现代政治的概念被人们广泛使用,或者指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政治政策,或者指资本主义的特殊形态。考茨基属于前者,把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特殊政策,是工业资本国家向农业地区的征服和吞并。列宁属于后者,帝国主义之于列宁而言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殊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最后的形态阶段,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什么是帝国主义?这不是仅仅依靠经济数据或者政治案例所能解决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差异,也不能简单地以“革命的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叛徒”的政治光谱来判定,其根源与他们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不无关系。辩证法与帝国主义论的本质性关联,列宁已经多次强调,即使考茨基自己也没有自觉认识到其中的微妙关系,但却无意识地发挥着作用。

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发展阶段,而只是“获得超额利润的方法之一”(注: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页。)。帝国主义是资本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向农业地区的扩张,可以称之为一种绝对的重商主义,其内涵包括保护关税、殖民政策等,概而言之,帝国主义是有实力的资本强国的对外政策。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与其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一脉相承,“超帝国主义”也是一种资本强国的对外政策,其针对的是避免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军备竞赛、世界大战等恶果,因此主张全世界资本家的联合。无论考茨基的帝国主义“政策论”,还是他的“超帝国主义论”,不难发现,考茨基是从“纯粹的经济观点”出发的,从孤立的资本的视角看待事物,而缺乏列宁在同时期的哲学笔记中所写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注: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556页。)。这导致他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单一的资本的逻辑之上,而不是资本与劳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等两个部分的矛盾运动之上。

与考茨基的帝国主义“政策论”相比较,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充满了辩证法。列宁不仅分析资本主义中的资本,而且认识到劳动、民族,并且将这两者的矛盾运动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垄断的帝国主义,从无产阶级到“工人贵族”,从政治自由到专制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走向了它的对立面和对自身的否定。面对这种历史现象,列宁的分析极具辩证法色彩,他将这种对立面的统一视为事物发展的动力源。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核心论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的前夜——是建立在“否定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等辩证法的观点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是自由竞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自由竞争走向了对自己的否定和对立面,但是垄断所造成的托拉斯、卡特尔恰恰为社会主义准备了经济基础,垄断是资本主义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由于部分工人分得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中榨取的剩余价值,而走向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变成“资产阶级化的工人”,但是这种否定并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造成了新的主体的产生,即反殖民压迫的无产阶级。

列宁批判考茨基“回避存在的矛盾”(注: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55页。)。在列宁看来,考茨基对帝国主义非历史的、共时性的分析,必然忽略了资本主义运动及其历史过程等核心问题。而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历史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首先具有历史的观点,是在资本主义运动历史中规定帝国主义。与考茨基将帝国主义看作工业资本征服和吞并农业地区的政策不同,列宁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考茨基没有将历史分析引入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他的帝国主义论是共时性分析的结果;而列宁把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在历史中自身生长出来的对立物,“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才变成资本帝国主义。以历史的尺度规定帝国主义的性质,这就决定了列宁在历史秩序、发展意义上规定帝国主义的地位和性质,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五 帝国主义论与辩证法的新开展

列宁并非在1914年阅读黑格尔哲学之后才提到和重视辩证法。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部分,这一点列宁早已知晓。但是,什么是辩证法?黑格尔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列宁的看法在1914-1915年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他撰写完“马克思的学说”词条后,1915年写信给出版社要求重写辩证法部分的内容,其中的原因在于他对黑格尔《逻辑学》等书的研究塑造了他对辩证法的新认识。在1914年对黑格尔的研究以及帝国主义论的形成过程中,列宁对辩证法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在1914年之前,列宁对辩证法的叙述集中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党人》(1894年)、《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2年)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辩证法意味着“发展的观点”或“有机体”的观点。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党人》一文中,针对米海洛夫斯基批评马克思主义者用辩证法的“三段论”论证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列宁指出,马克思确实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并不是用三段式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一元一次方程的解答,而是采取辩证法的根本观点去认识社会与历史,这个方法就是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有机体,而要研究这个有机体,就要客观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前者是辩证法,后者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把社会当成不断发展的活的有机体,唯物主义是要分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而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之中,列宁突出唯物主义甚于辩证法,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等于唯物主义。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18世纪末叶,在同一切中世纪废物,同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展开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了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他等等。”(注: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310页。)列宁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肯定唯物主义,而对于辩证法,列宁认为它的功能在于推进了唯物主义,表达了一种最全面的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即是发展的观点和知识相对性的观点,辩证法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认识不断向前发展,同时从中也可以得出辩证法认为反映物质永恒发展的知识是相对的。

但是,列宁在1914年研究黑格尔之后,对于辩证法的认识已经开始摆脱“发展的观点”了。列宁为俄国的百科全书撰写“马克思”词条,因此有《马克思的学说》一文。在其中,列宁区分了辩证法与进化论、发展的观点,开始强调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渐进过程的中断”、“矛盾的统一”等观点。但这依然是不够的,甚至列宁自己都不满意,于是在1915年1月向出版社提出了对辩证法一节修改的想法(注:〔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张传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在帝国主义论中,辩证法已经不是单纯的“物质发展的观点”了,这一点已成为国外列宁研究者的共识,但是不少国外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列宁经过黑格尔环节的结果是以“革命的辩证法”、“自由的辩证法”代替“发展的辩证法”。这是失之偏颇的,并且造成了列宁思想断裂的错觉。实际上,列宁虽然突破了辩证法的“物质发展的观点”,但并没有走向其对立面,而是进一步深化了对发展的认识,即辩证法不再意味着抽象的发展的观点,而是对立面统一的观点、“自己运动”(实体即主体)的观点、历史的观点等。以对立面统一的观点为例,对于1914年之后的列宁来说,辩证法在一般意义上确实意味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但更具体地说,这种发展是通过向对立面的转化来实现的。而这一点,是早年深受普列汉诺夫影响的青年列宁所不具备的,在此时的列宁看来,“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注: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556页。)。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这一点为事物自身运动、发展提供动力。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其对立面——帝国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到来提供了基础;部分工人变成工人贵族,造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历史主体——反殖民压迫的无产阶级——的产生。可以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对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的一次鲜活运用。

凯文·安德森认为,“列宁是继马克思之后第一个对黑格尔进行认真研究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理论家”(注:〔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第6页。)。1914-1915年对黑格尔的研究为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奠定了哲学基础,相应地,列宁一系列的帝国主义研究著作又为我们理解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提供了生动的示范。换句话说,辩证法并非抽象的公式,必须有一定的载体,在列宁的政治著作中见证了辩证法的开展。当然,列宁的做法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此生动演绎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在列宁之前是马克思,在列宁之后是毛泽东,前者在《资本论》中,后者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等文章中将辩证法的真精神融于现实的批判性分析之中。


[责任编辑:何毅]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获取pdf文档请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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