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圆 方环海 朱宇 | 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词汇能力发展的多维分析——以印尼来华汉语学习者为例
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词汇能力发展的多维分析
——以印尼来华汉语学习者为例
王世圆 方环海 朱宇
摘要：在国际中文教育视域下，来华留学生在汉语口语词汇能力发展的变化度、复杂度、准确度等维度方面存在着复杂的动态关系。通过印尼来华汉语学习者的案例研究，发现汉语口语词汇能力发展的三个维度均呈显著变化，但各有不同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印尼留学生来华留学3-4年期间，汉语口语词汇能力各维度的发展均显著但不同步，其中变化度发展快，复杂度发展慢，准确度则处于起始状态；学习时长与词汇变化度、复杂度和准确度均密切相关，各维度之间在初级阶段仅有词汇变化度与词汇准确度显著相关；学习者的个体因素影响词汇能力发展，其中性别与词汇变化度显著相关，母语和学习策略则与词汇准确度显著相关。
关键词：汉语口语；词汇能力；国际中文教育；汉语二语学习者
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6.018
收稿日期：2022-04-19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2021年度国际中文教育创新项目“汉学视域下国际中文教育的‘四维’特色案例库建设与研究”（21YH019CX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世圆（Surinah），女，印度尼西亚巨港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外籍教师，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E-mail：surinah@xmu.edu.cn；
方环海(通讯作者)，男，江苏沭阳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海外教育学院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E-mail：fanghuanhai@xmu.edu.cn；
朱宇，男，福建莆田人，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海外教育学院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
词汇能力在二语习得领域长期受到重视，桂诗春认为词汇能力对二语习得有重要意义，词汇在语言技能中具有很强的作用(注：桂诗春《多视角下的英语词汇教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186页。) 。在汉语二语习得的研究中，运用实证方法考察词汇能力的研究日益增多，针对汉语二语词汇能力发展的研究则起步较晚，相关文献大多将词汇能力发展视为单一维度或仅对其中某个维度展开研究，对词汇能力发展进行动态考察的成果颇为少见。本文拟在国际中文教育的视域下，以印尼来华汉语学习者口语表达中的词汇能力动态系统研究作为案例，期望引起对相关研究的更多关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文献回顾
（一）词汇能力发展的多维观照
自20世纪末开始，学界从不同视角和维度对词汇能力展开研究，逐渐达成共识，认为学习者的词汇能力并非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注：郑咏滟《动态系统理论框架下的外语词汇长期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邓联健《二语产出性词汇能力发展研究综述》，《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2期，第25页。)，可以从词汇变化度、复杂度、准确度、密集度等四个维度进行考察。其中，词汇变化度（lexical variation或lexical diversity）指学习者使用词汇的范围，即学习者在语言产出中使用的词语类型与词语总数的比例；词汇复杂度指学习者在语言输出中选择使用更适合的低频词；词汇准确度通常以学习者语言产出中词汇错误的比例来衡量；词汇密集度（lexical density）即文本中实词与总词汇的数量比(注：John Read, Assessing Vocabulary（《词汇评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201页。)。这四个指标成为近年来口语和写作表达研究的焦点之一(注：Lu Xiaofeng, “The Relationship of Lexical Richness to The Quality of ESL Learner’s Oral Narratives,”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6, no. 2 (2012): 190-208；Cheryl A. Engber, “The Relationship of Lexical Proficiency to the Quality of ESL Compositions,”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4, no. 2 (1995): 142-143. )。
（二）汉语二语词汇能力发展研究
汉语二语词汇能力研究主要聚焦于词汇的变化度、词汇复杂度和词汇密集度的发展。目前，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写作中的词汇能力，如黄立和钱旭菁、王艺璇、吴继峰、周琳、张江丽等(注：黄立、钱旭菁《第二语言汉语学习者的生成性词汇知识考察——基于看图作文的定量研究》，《汉语学习》2003年第1期，第56-61页；王艺璇《汉语二语者词汇丰富性与写作成绩的相关性——兼论测量写作质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及方程》，《语言文字应用》2017年第2期，第93-101页；吴继峰《英语母语者汉语书面语动态发展个案研究》，《现代外语》2017年第2期，第254-264、293页；周琳《汉语二语学习者词汇语义系统动态发展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20年第1期，第98-114页；张江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笔语产出性词汇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3期，第417-430页。)，而对口语词汇能力的研究关注不多，如邓芳和郝美玲仅考察了词汇变化度(注：邓芳、郝美玲《基于“看图口语叙述”任务的泰国留学生词汇多样性发展研究》，《华文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1期，第9-15页。)，陈默和李侑只研究了口语复杂度(注：陈默、﹝韩﹞李侑《韩语母语者汉语口语复杂度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16年第4期，第61-70页。)，而丁安琪和肖潇进行了词汇变化度的个案纵向研究(注：丁安琪、肖潇《意大利学习者初级汉语口语词汇能力发展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16年第2期，第239-252页。)，周琳则在其纵向研究中除了观察词汇变化度也增加了对词义的观测(注：周琳《汉语二语学习者词汇语义系统动态发展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20年第1期，第98-114页。)。在词汇密集度方面，吴继峰发现中高级学生作文的词汇密集度无显著差异(注：吴继峰《英语母语者汉语写作中的词汇丰富性发展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16年第1期，第129-142页。)，莫丹发现中高级学生作文的词汇密集度有显著下降(注：莫丹《美国学习者汉语写作产出性词汇知识的发展路径考察》，《海外华文教育》2017年第5期，第601页。)，李春琳则发现词汇密集度与写作质量无显著相关(注：李春琳《汉语二语学习者产出型词汇水平和写作质量相关关系分析》，《华文教育与研究》2017年第3期，第54、60页。)；而在口语产出方面，王世圆发现初中级学生在独白表达的词汇密集度有显著下降，而在对话和作文的表现则没有显著差异(注：王世圆《复杂动态理论下的印尼留学生汉语词汇能力发展研究》，厦门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04页。)。
综上，汉语词汇习得研究着重于中介语的词汇偏误特点，常常针对某一类型词语或组词进行同义词、近义词和易混淆词的偏误分析；对于汉语词汇习得影响因素的研究，多关注单一或若干因素的影响，未能较全面地综合考察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导致理解或解释汉语词汇能力发展的真实情况存在困难。目前，学界已经开始具有跨学科的视角，在二语者的词汇能力发展研究中运用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如郑咏滟和Dóczi & Kormos就采取了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以及社会文化学等多重研究视角，解释了二语学习者的词汇能力发展问题(注：郑咏滟《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自由产出词汇历时发展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2期，第276-288、321页；Briggita Dóczi, Judit Kormos, Longitudinal Developments in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Lexic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2. )。在汉语二语习得研究方面，使用复杂动态系统视角研究汉语词汇产出性能力的研究也不断涌现，多数侧重其“动态”研究而对其“复杂”性有所忽略，更是缺乏国别化汉语词汇能力的个案性质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根据汉语学习者的国别化特点，采取跨学科的视角，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印尼来华汉语学习者汉语词汇能力发展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尝试进行较为系统的探索与诠释。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尚缺乏足够证据显示词汇密集度是汉语二语词汇能力的一个核心指标，因此文章暂不考虑词汇密集度问题。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综合学界研究，本文的研究问题重点有二：一是印尼学习者汉语词汇能力（包括词汇变化度、复杂度和准确度三个维度）的发展过程；二是印尼学习者口语词汇能力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框架
为探析汉语学习者的词汇能力发展系统的多维构成要素、全面关联性和环境的可供性，本研究将汉语学习者词汇能力发展视为一个复杂系统，并将系统分为主体（即词汇能力，包括词汇变化度、复杂度和准确度）和内部资源（包括个人背景、学习行为、情感等因素）两方面，因此本研究主要观察三个维度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性别、母语和学习策略与词汇能力发展的动态关系。
（三）研究对象与语料来源
研究对象为就读我国东南沿海某高校华文教育专业的来华学习汉语的印尼籍本科生，其中男生28人、女生62人，年龄均在19-22岁之间。
综合考量学习时长、期末考试成绩和HSK考试成绩后，将其分为初、中、高三个汉语水平等级，各等级含30名学生，他们均在了解研究目的和过程后自愿且无偿参与本研究。
语料来源为研究对象看图说话录音资料，参考《汉语水平考试（HSK）》5练习册中看图说话题的一幅图(注：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HSK真题集（五级）2014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页。)，被试学生有3-5分钟独立思考时间，再进行不少于1分钟的脱稿口语产出。语音样本均使用录音笔录音，并用MP3或WMA格式保存。
（四）测量工具
1.词汇能力的测量
（1）词汇变化度
在测量词汇变化度时，笔者参考了Guiraud提出的词种数和平方根类符形符比（RTTR）计算方式(注：Lu通过对比20种词汇变化度测量手段，认为词种数和平方根类符形符比（RTTR）是信度最高的计算手段。参见：Lu Xiaofeng, “The Relationship of Lexical Richness to The Quality of ESL Learner’s Oral Narratives,”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6， no. 2 (2012): 193-195.)，具体计算方式为：词汇变化度=类符数/词形符数的平方根。
（2）词汇复杂度
词汇复杂度（lexical sophistication）这一指标均用于考察学习者语言产出中的难词掌握情况。我们将经过分词的所有文本使用“汉语阅读分级指难针”在线汉语阅读分级软件(注：“汉语阅读分级指难针”邀请周小兵教授担任学术顾问，由金檀、陆小飞、林筠、李百川共同主持研发，旨在为国际汉语教师提供阅读文本的难度定级与智能改编，共包含“文本定级”、“词语标注”和“字词档案”三个核心模块。详见：https: //www.languagedata.net/tester/.)进行词汇等级分类，该工具以《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以下简称为“《HSK大纲》”）为定级参考标准。
根据《HSK大纲》中词汇频率，将词汇归入1-6词汇等级计算不同等级词汇作为类符数的使用比率，其中1-2级属于初级词汇，3-4级属于中级词汇，5-6级属于高级词汇。具体计算方式为：词汇复杂度=中、高级词数/总词数×100%。
（3）词汇准确度
本研究词汇准确度是以学习者口语产出的词汇错误为基础进行衡量的，在此的词汇错误包括形式（语音）错误和应用错误。其计算方式为：（1-错词数/总词数）×100%。本研究的词汇错误评估由三位具有国际汉语教学经验的母语教师来进行批改与标记。为了得到更有信度的词汇错误评估者，对教师们进行了前测。在了解了本研究的词汇错误分类之后，教师们按照要求对随机抽出的10篇文本进行批改。此后，我们使用了SPSS可靠性分析对其结果进行信度检验。三位评估者批改出的可靠性统计量Cronbach’s Alpha为0.799，由于信度比较高，决定以该教师作为评估者，将所有语料进行批改，若有不同的标记错误，则两位教师将进行沟通来决定最好的结果，若未得到共同的看法，将请第三个教师对相关有争议的句子进行评估。最后，本研究采取两个相同的标记作为最终结果。
2.词汇学习策略的测查
在词汇学习策略方面，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与分析的方式做了量化研究，参考了Schmitt的词汇学习策略量表(注：Nobert Schmitt,“Vocabulary Learning Strategies,” in Vocabulary: Description, Acquisition and Pedagog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2), 207-208. )，选择量表中部分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并结合汉语特征，最终按照Cojocnean的分类(注：Maria D. Cojocnean, The Vocabulary Learning Behavior of Romanian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 Digital Context (London: University of Exeter, 2015), 84-87. )，将词汇学习策略分为决定策略、记忆策略、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和社交策略五个维度，并根据汉语学习特征对其进行适当修正。该问卷共有51个问题，根据7点量表标准，其中1-3级为低频率，4级为中等频率，5-7级为高频率。每个策略的标准差数据代表该策略的内部一致性，标准差越小，受试者在该策略的选择比较一致。反之，受试者在该策略的选择上差异越大。通过信度检验，可知学习策略各维度的信度系数均大于0.65(注：虽然决定策略的信度系数值较低（α=0.697），但仍算作可以接受的量表边界值。根据吴明隆综合多位学者的看法，认为最低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α值要在0.5以上，最好能高于0.6，整份量表最低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要在0.70以上，最好能高于0.80。参见：吴明隆《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操作与应用》，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且总问卷的信度系数值为0.947（>0.9），因而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较高，符合进行进一步的描述分析，详见表1。
3.研究对象访谈
在探讨学习者词汇能力发展中的影响时，本研究参考了Tseng & Schmitt的词汇学习动机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或简称为SEM）(注：Wen-Ta Tseng & Norbert Schmitt, “Toward a Model of Motivated Vocabulary Learning: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 Language Learning 58， no. 2 (2008): 357-400．) 。此模式包含六个要素：词汇学习经验的初步评价、词汇学习的自我调节能力、词汇自主学习行为、词汇学习策略、词汇能力和学习者对自身词汇学习策略的评价。本研究对90名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内容参考了Tseng & Schmitt的词汇学习动机模型中的两个维度，即词汇学习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词汇自主学习行为。词汇学习的自我调节能力即一种随经验和指导而逐渐变化的动态适应学习行为的能力(注：P. H. Winne, “A Metacognitive View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lf-regulate Learning,”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 no. 4 (1996): 327-353. ) 。自主学习行为包含了学习者在平日的汉语使用习惯、课内外活动、具体采取的学习策略和自我评价。
三 结果与分析
（一）印尼汉语学习者口语词汇能力发展
印尼汉语学习者口语中的词汇变化度、复杂度和准确度，在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的表现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词汇能力在三个维度上的发展情况是不均衡的，且各维度内的差异程度不一致。下面分别进行讨论分析。
1.词汇变化度发展
表2显示，学习者口语的词汇变化度均值初级阶段为4.87，中级阶段提高至5.23，到高级阶段提高至5.71，显示出逐步增长，且大致呈现出先慢后快的发展趋势。经检验发现，数据满足单因素方差分析的前提条件，且该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汉语水平的印尼汉语学习者的词汇变化度存在显著差异（F=11.943，df1=2，df2=87，p=0.000）。LSD检验进一步表明：初级与中级（均差=0.35524，p =0.044）、中级与高级（均值差=0.48878，p=0.006）、初级与高级（均值差=0.84402，p=0.000）阶段之间学习者的词汇变化度均存在0.001<α<0.01水平的显著差异。
2.词汇复杂度发展
表2显示，学习者口语的词汇复杂度均值在初级阶段为14.34，在中级阶段提高至18.23，到高级阶段提高至19.51，增幅先快后慢。在此基础上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学习者的词汇复杂度随汉语水平的不同存在显著差异（F=7.911，df1=2，df2=87，p=0.001），进而展开LSD检验显示：初级与中级（均值差=3.88525，p=0.005）或高级阶段（均值差=5.17057，p=0.000）之间均有0.001<α<0.01水平的显著差异，而中级和高级阶段之间无显著差异（均值差=1.28532，p=0.345）。换言之，印尼汉语学习者口语词汇复杂度自中级至高级阶段的差别不明显，呈停滞态势，表明研究对象的口语词汇能力在此维度的发展是非线性的。
3.词汇准确度发展
通过表2所反映的研究对象口语产出的词汇准确度的量化发展情况，可以看到初级学习者的词汇准确度均值是83.16，到中级阶段升到89.08，高级阶段再升为93.09。进一步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阶段学习者的词汇准确度有显著差异（F=11.904，df1=2，df2=87，p=0.000）。 LSD检验可知，初级与中级学习者的词汇准确度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而初级和高级学习者之间（均值差=9.927，p=0.000）、中级和高级学习者之间则有显著差异（均值差=4.008，p=0.000）。这说明初级至中级阶段的词汇准确度出现了停滞现象，但在整体上学习者的词汇准确度最终随着学习时间的增长而升高。
（二）印尼汉语学习者口语词汇能力的影响因素
1.词汇能力发展各维度间的影响
印尼学习者在汉语二语口语产出中的词汇能力，其内在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3。
表3显示，在每个学习阶段学习者词汇能力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但从总体数据来看，词汇变化度、复杂度和准确度之间具有很强的显著性相关，尤其是词汇准确度与其他维度之间的相关性。这可能是因为各学习阶段内部差异不大导致的，但从总体学生来看，词汇学习者词汇能力某个维度的提高与其他维度有很大的关系。
2.性别对词汇能力发展的影响
为了考察性别差异对学习者词汇能力发展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双因素方差分析，女生在词汇变化度、复杂度和准确度三个方面的边际平均数均高于男生，边际均数即在控制了汉语水平因素之后，考察学习者词汇能力发展在性别差异的作用见图1。
通过图1的非参数科瓦氏方差分析表明，性别仅对学习者的词汇变化度有很大的影响（Z=-2.252，p=0.024），而对词汇复杂度（Z=-0.752，p=0.452）和词汇准确度（Z=-0.703，p=0.482）的发展则不存在显著影响。虽然图1中的词汇复杂度发展显示出较为特殊的现象，男生在高级阶段的词汇复杂度继续上升，而女生没有提高，但统计数据表明在此阶段男生和女生的词汇复杂度没有显著差异（F=2.795，p=0.95）。
3.母语差异对词汇能力发展的影响
本研究学习者样本的母语有印尼语、印尼方言和汉语方言三种类别，具体分布如表4所示。
通过表4可见，印尼来华汉语学习者中有汉语方言母语背景的占比不高且分布不均：占高级水平组的26.7%，初级水平组的13.3%，中级水平组的6.7%。样本数据虽然初步提示初级阶段母语为汉语方言的学习者的词汇变化、复杂度和准确度均有可能高于其他两种母语背景的学生，非参数方差分析克鲁斯卡尔-沃利斯检验结果却表明：母语差异对学习者的口语词汇变化度（Z=3.181，p=0.204）和复杂度（Z=4.425，p=0.109）均无显著影响，仅词汇准确度受到了母语差异的影响。如图2所示。
图2显示，母语为汉语或中国方言的学习者的词汇错误率低于其他母语背景的学习者（Z=12.087，p=0.002）。
4.学习策略对词汇能力发展的影响
关于学习策略对词汇能力发展的调查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词汇学习策略仅与词汇准确度有显著性相关，且仅在初级学习者的词汇总和使用策略与词汇准确度有很强的显著性相关（r=0.940，p=0.000），其他的均无显著相关。这说明学习者需总和使用各种学习策略，才能够对其口语词汇能力，尤其是词汇准确度有显著的影响。
5.访谈结果
通过深度访谈发现，成绩优异的学生对词汇学习均有积极的态度，已了解词汇学习的重要性和难度；他们具有足够强的词汇学习动机，并且深入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处；他们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从而取得理想的学习效果。在学习中遇到词汇学习困难时，优秀的学习者均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并能根据自己的爱好采取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他们更着重于口语词汇学习和训练，在课堂和日常生活上，会积极通过课堂讲解、演讲、电影或歌曲有意识地学习汉语，利用语言输入提高语音感受能力。而在口语训练方面，他们绝大部分通过重复朗读训练、重述故事、造句和日常交流来提高词汇应用能力。如果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他们一般会自己先查词典或上网找答案，但更多同学喜欢问朋友，因此中文社交的广度和频度与其口语能力呈现正相关关系。例如，高级汉语组的RCK同学在回应如何学习使得自己的发音很标准时，如此解释：
而在回答自己是用什么方法提高词汇应用能力时，中级学习者MEL说：“多多练习，比如完成句子、造句、整理句子。还有多读课文，把课文读熟。”初级汉语组的FEL则说：
每天我坚持多听、多说、多读。比如说汉语有很多说法：“假如”、“比如”还有“假设”，我对“比如”很熟悉了，我在用的话，我不想在用这个“比如”，我要用“假如”了，我想用这个新生词。（初级汉语组：FEL）
与此相反，词汇能力中等或较差的学生，对词汇学习往往没有明确的方法，在生活当中也较少有意识地观察所听到或看到的汉语，且很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例如，高级汉语的AD同学没有设定有意的学习训练，也没有系统的学习策略，在介绍自己学习生词的方法时说：
我学习词汇只有在教室上的。要是在教室明白了，下课后学其他课程。我比较经常聊天。我在骑单车的学会也很多活动的，有时候有别的大学，别的学院也是一起办那个活动，所以玩比较多。（高级汉语组：AD）
从ASP和BNT同学自述的提高词汇应用能力的做法中，也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这个问题。前者说，“（我）听音乐，我学习听音乐、写汉字，然后看电影”。但事实上，没有具体的学习方法，例如看电影时，若没仔细观察、跟说或重述等，就很难提高自己的语言应用能力。后者说，“我每天（大一的时候）背生词，每天有5个生词。大二的时候我觉得太多了不懂，所以背生词也没有用”。这表明该同学无法坚持提高自身的词汇能力，情感方面具有较为负面的心态，并没有足够的自我调节能力。
四 问题讨论
印尼学习者汉语口语词汇能力发展的三个维度均呈显著变化，但各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在中国留学3-4年期间，词汇变化度呈快速发展，复杂度呈缓慢发展，而准确度呈起始发展。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学习者在起始学习阶段主要注重提高词汇的“广度”，但在使用难度更高的词汇时，因还未掌握该词的“深度”，从而导致词汇准确度没有提高。反之，到了第二学习阶段（中级至高级）时，学习者的表现似乎反映出其不仅对词汇的“数量”有更高的追求，还对词汇的“质量”有了更深的认知，并更注重词汇产出的准确度，所以此阶段词汇复杂度的发展不高（呈趋缓的状态），但词汇准确度则快速地发展。这一发现，与Van Geert、谭晓晨、Spoelman & Verspoor的研究发现(注：Paul Van Geert, “A Dynamic Systems Model of Cognitive and Language Growth,” Psychological Review 98，no. 1 (1991)：18-20; 谭晓晨《中国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发展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3期，第202-207页；Marianne Spoelman & Marjolijn Verspoor, “Dynamic Patterns in Development of Accuracy and Complexity: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in the Acquisition of Finnish,” Applied Linguistics 31，no. 4 (2010): 550-551. ) 一致。同时，此发现也大体符合Meara的词汇学习发展的S型模式，该理论认为学习者词汇能力发展的初级阶段一般比较缓慢，之后将会快速提升，直到一定阶段后又会缓慢，整体呈现出S型的发展趋势(注：Paul Meara, “Towards a New Approach to Modelling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n Vocabulary: Description, Acquisition and Pedagogy, ed. Norbert Schmitt and Michael McCarthy, 115. ) 。
正如图3所示，倘若将Meara的词汇能力的S型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则0至1发展期间是起步阶段，学习者的词汇能力从一个稳定的状态开始慢慢上升，可称其为“起始发展”阶段；0至2的发展曲线呈现出“快速发展”；1至3的发展曲线呈现出“缓慢发展”；3至4的发展曲线无太大变化，呈现出“停滞发展”的状态。在“停滞发展”期间，学习者的词汇能力进入Thelen E. & Linda B. Smith所言的“吸引状态”(注：Esther Thelen & Linda B. Smith, “Dynamic Systems Theories,” In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ed. William Damon, Richard M. Lerner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6), 258-312. ) ，若没有外在干预，可能会一直停留在“停滞发展”阶段，甚至会呈下降趋势发展；但若有较大的外在干预力量，学习者的词汇能力就能从吸引状态中被排斥出去，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本研究所发现的印尼学习者词汇变化度的“先慢后快”发展曲线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词汇复杂度的“先快后慢”发展曲线处于“缓慢发展”阶段，而词汇准确度的“先稳后升”发展曲线则处于“起始发展”阶段。此现象除了表现出词汇能力的非线性发展，也表示“起始发展”的词汇准确度需要外界的干预才能在学生本科学习阶段得到较为快速的提升。
同时，我们也发现，词汇能力各维度之间在三个不同的学习阶段基本无显著的相关，仅有词汇变化度和词汇准确度呈显著的负相关，表示初级阶段学习者的词汇变化度和准确度在本阶段呈竞争性发展，而在其他阶段各维度的发展均相互独立。
在语言学习特别是外语能力方面，女性普遍优于男性这一说法已是多数学者的共识，他们从智力差异、生理差异、记忆差异、社会环境与词汇期望来进行探讨(注：Rebecca L. Oxford, “Gender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Learning Styles,” in Learning Styles in the ESL/EFL Classroom, ed. Joy M. Reid (Boston, USA: Heinle & Heinle Publishers, 1995), 34-45; Ruth Milla & M. Juncal Gutierrez-Mangado,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y Reported Choice by Bilingual Children in CLIL: The Effect of Age, Proficiency and Gender in L3 Learners of English,” System，no. 87 (2019) :1-13. ) 。我们的研究表明，印尼女性来华汉语学习者的口语词汇能力高于男性，但目前的证据仅限于词汇变化度方面。
不少学者认同语言习得具有关键时期(注：Jean Piaget, “Intellectual Evolution from Adolescence to Adulthood,” Human Development 15, no. 1 (1972):1-12; Jacqueline S. Johnson & Elissa L. Newport, “Critical Period Effect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Influence of Maturational State o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Cognitive Psychology 21, no.1 (1989): 60-99; Ruth Milla & M. Juncal Gutierrez-Mangado,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y Reported Choice by Bilingual Children in CLIL: The Effect of Age, Proficiency and Gender in L3 Learners of English,” System, no. 87 (2019): 1-13. ) 。与此相关，学习者的母语背景很可能会影响其二语能力。然而，本研究却未能发现这方面的明显证据。母语为汉语或中国方言的学习者，虽然在家庭环境的日常口语当中会使用中国方言，但在来中国之前，他们从未接受过系统性的汉语教育，仅在学校或私人培训班零零散散地学过汉语，学习时间也仅为2-4个小时/周。因此，他们与母语非中国方言的汉语学习者情况几乎是一样的，都是来中国之后才开始全面、系统地学习汉语。本研究表明，汉语方言背景的学习者仅在词汇准确度方面显著超越印尼语或印尼方言母语者。究其缘由，恐怕跟母语为汉语方言的学习者日常与家人使用汉语口头交流，对正确运用词汇的直觉性及对词汇运用错误的敏感性均较高有关；而词汇复杂度和变化度则需要较为系统性的学习，才能有效培养。正如国内的语文教学，虽然学生都是母语者，但也须有意识地学习词汇，才能养成较全面的语言产出能力。这就像Dóczi & Kormos所言，“词汇学习在有意识的情况下似乎比偶然情况下更有效”(注：Briggita Dóczi and Judit Kormos, Longitudinal Developments in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Lexic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44. ) 。
印尼学习者的词汇学习策略仅与其口语词汇准确度有显著相关，且词汇学习的社交策略与准确度的相关性最强，这可能与印尼学习者从初级到高级阶段的词汇学习策略都最倾向于社交策略有关。访谈研究也支撑了该观点。有明确学习方法的学习者，便有更好的词汇能力。这些方法虽因人而异，但大都属于社交策略范畴。
五 结语：词汇能力的非线性发展特征
在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印尼来华汉语学习者的口语词汇能力是一个复杂动态系统，词汇变化度、复杂度和词汇准确度可视为其词汇能力发展的三个子系统。此系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学习者的性别、母语背景、学习策略等内部资源的影响，也受到了时间要素这一外在资源的影响，导致各维度均有不同的发展态势，呈现出其词汇能力的非线性发展特征。
我们研究发现，印尼学习者的词汇准确度更易受外在影响，在词汇能力系统内受到了学习者的词汇变化度、母语和学习策略的显著影响，而性别通过词汇变化度也对其有间接的影响。而从词汇能力发展来看，词汇准确度仅处于起始发展状态，这表明他们在3-4年的学习期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非常需要外在干预的力量将其改善。
除此之外，通过访谈，我们也获得如下结论：词汇能力并不是自然获得的，而是需要通过有意识的学习和训练才能获得。因此，学校、教师更应对词汇应用的准确度给予更大的关注，引导学习者形成更系统、有效的学习策略，为其提供更多的语言应用训练，并搭建更多样的汉语社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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