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礼彬 王湉 | 文化遗产地文旅融合因素与作用机理研究——以湘西老司城遗址为例
蔡礼彬 王湉
随着文化旅游市场的不断发展，文化旅游从对有形文化景点的关注，转向了更广泛、更包容的多元文化实践领域。近年来，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受到广泛关注。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提升文化遗产旅游服务品质(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年4日，第1版。)。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其中占据我国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的民族地区更是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注：张祝平《我国贫困地区文化贫困因素及文化扶贫对策》，《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6期，第60-65页。)。文化遗产旅游既是旅游产品，也是文化工程，具备天然的文旅融合优势。发展文化遗产旅游是当前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重要途径(注：苏俊杰《文化遗产旅游中的真实性概念：从分离到互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1期，第44-51页。)。因而，亟需厘清文化遗产地文化资源与旅游发展间的互馈关系与机理，基于文旅融合视角识别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模式与路径，为实现我国文化遗产地旅游的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一 研究综述
文化旅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学术研究对象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二战后休闲旅游的兴起，旅游的发展推动了战后欧洲文化的交流与经济的重建。1977年，美国学者麦金托什和格波特在《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中首次提出“文化旅游”的概念(注：罗伯特·麦金托什、夏希肯特·格波特《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蒲红等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20世纪80年代，在“遗产热潮”和国际旅游增长的推动下，人们对文化旅游的关注持续增长，文化旅游的早期学术研究开始出现。到20世纪90年代，文化旅游的发展方向由原来的精英市场转向大众市场，文化旅游相关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进入21世纪，文化旅游的研究更多地强调旅游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对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和旅游的关系。学者们认为，文化和旅游具有较强的相互依附性。一方面，文化资源是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关键组成部分，能带给人们良好的精神体验和美的感受，为旅游开发经营提供内容(注：张朝枝、朱敏敏《文化和旅游融合：多层次关系内涵、挑战与践行路径》，《旅游学刊》2020年第3期，第62-71页。)；另一方面，旅游是旅游者认识世界并发现自我的方式，对旅游者追求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作用(注：张朝枝《文化与旅游何以融合:基于身份认同的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第162-166页。)，游客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为文化的商品化提供渠道。二是文旅融合的影响因素。文化与旅游产业的互动融合受到技术、市场、企业、政府等诸多驱动力的共同影响(注：丁雨莲、赵媛《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因、路径与主体探析——以深圳华强集团融合发展旅游主题公园为例》，《人文地理》2013年第4期，第126-131页。)。Tolina Loulanski和Vesselin Loulanski运用混合研究方法归纳并检验了15个被认为是遗产和旅游业可持续整合的关键因素，包括社区参与、教育和培训、真实性与解说、以可持续性为中心的旅游管理和综合规划等(注：Tolina Loulanski,Vesselin Loulanski, “The Sustainabl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A Meta-study,”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9, no. 7 (March 2011): 837-862.)。Vong和Ung通过对澳门历史遗产街区的案例研究发现，历史和文化、遗产地的设施和服务、遗产解读和遗产吸引力是游客关注的重要领域(注：Louis Tze-Ngai Vong, Alberto Ung, “Exploring Critical Factors of Macau’s Heritage Tourism: What Heritage Tourists are Looking for when Visiting the City’s Iconic Heritage Site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17, no. 3 (June 2012): 231-245.)。三是文旅融合的模式和路径。现有文旅融合模式的地域个案研究相对成熟，学界从博物馆、公共图书馆、传统村落等不同视角提炼了文旅融合发展的实践模式，指出未来可从资源组合、产品整合、渠道结合、体制磨合等路径进行拓展(注：厉新建、宋昌耀、殷婷婷《高质量文旅融合发展的学术再思考：难点和路径》，《旅游学刊》2022年第2期，第5-6页。)，以期实现更高质量的文旅融合发展。
随着文化旅游实践的不断丰富，文化遗产地作为文化旅游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其保护与利用受到进一步关注。一方面，有学者认为遗产保护与旅游业发展存在复杂、紧张且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遗产地的文化价值常常被商业利益所折衷(注：Keith Kay Hin TAN, “The Tourist Gaze: 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Annals of Leisure Research 21, no. 5 (April 2018): 631-634.)。另一方面，持文化遗产和旅游“合作发展”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资源共享为文化遗产和旅游业创造了合作机会，文化遗产旅游能让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源、增强人们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并为保护地区旅游文化提供有力的保障。现有关于文化遗产地文旅融合的研究，为文化遗产地文旅融合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但过往研究多停留在描述性的案例研究，难以有效指导文化遗产地与旅游业的融合实践。基于此，本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湘西老司城遗址为例，通过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究遗产地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为遗产地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及可持续发展略陈管见。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湘西老司城遗址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选择理由如下。其一，典型性。老司城遗址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最大的土司之一——永顺彭氏政权统治古溪州地区近600年的治所所在。该遗址于2001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9月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录，2015年7月4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老司城遗址自2016年作为风景区正式对外开放以来，世界遗产品牌效应充分凸显，独特的民族文化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注：孟春绒《老司城景区走红“十一”黄金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2016年10月13日发布，2022年4月19日访问，http://www.xxz.gov.cn/zwyw/xxsz/201610/t20161013_1000151.html。)，为典型的文化遗产旅游地，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其二，匹配性。湘西老司城遗址作为古代政治、经济重镇，以土家族土司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民族文化、乡土文化资源丰富，目前是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古代土司城遗址，其遗址区内尚存祖师殿、玉皇阁、古墓葬、古街道、牌坊、石马等遗迹，是湘、鄂、渝、黔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民族文化遗存典范，同时也是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区域。民族文化资本在老司城的遗产旅游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能较为明显地反映本文探究的世界遗产地文化与旅游融合之间的作用机理。
（二）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质性研究领域中一种探索性的科学研究方法，常被用来构建影响因素及拓展理论边界(注：黄江明、李亮、王伟《案例研究:从好的故事到好的理论——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理论构建研究论坛(2010)综述》，《管理世界》2011年第2期，第118-126页。)，要求研究人员从参与者的视角理解社会互动及演化的过程，并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受案例地调研对象年龄结构与文化程度等因素影响，运用定量方法测量动态复杂的文旅融合问题操作性较低且难以反映不同情境下问题的本质特征，同时，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主要为实地访谈录音、政府文件与新闻报道等质性资料，运用扎根理论从个体微观层面对所获得资料进行分析，有利于更深入揭示符合案例现实的内在逻辑。因此，本研究严格按照扎根理论“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式编码”三个步骤，对老司城遗址民族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相关资料进行层级编码，提取其内在因素并尝试分析其作用机理。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从多渠道搜集数据资料，以形成“证据三角形”。资料收集来源包括三个方面。（1）档案资料。研究人员于2020-2021年多次前往永顺县文化旅游广电局以及老司城遗址管理处开展调研，收集老司城遗址申遗文本、《永顺县民族文化系列丛书》、老司城遗址管理处工作年鉴等文件资料约计15万字，了解遗址申遗过程与旅游发展状况。（2）网络资料。研究者通过湘西州永顺县人民政府网站、老司城官方公众号、湘西团结报官网等收集有关政府公告、通知以及公开报道等5万余字。（3）访谈资料。调研人员于2020年7-8月前往老司城遗址所在地，在尽可能保证样本空间分布均匀且典型性身份均被囊括的情况下，对永顺县文化旅游广电局、老司城博物馆、老司城遗址相关管理单位工作人员、遗产地社区居民及游客等37位调研对象开展访谈(注：访谈提纲：老司城遗址历史文化资源、文化利用现状；老司城遗址旅游发展现状，文化因素在旅游发展中的表现形式；老司城文旅融合的发展方向与规划等。)，了解老司城遗址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现状；调研结束后通过电话、网页等方式对老司城遗址的文旅融合发展状况进行跟踪调查，完善调研资料，在剔除与研究主题不符内容后最终获得有效文本资料17万余字。访谈样本构成情况如下：性别方面，男性16人，女性21人；年龄方面，18-44岁14人，45-59岁12人，60岁及以上11人；受教育程度方面，中专及高中以上17人，初中及以下20人，样本分布相对合理。
三 研究过程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将资料切割、分解，并逐字逐句赋予概念化标签。研究人员对文本资料中每个句子所反映的独立事件或现象贴标签，再对类似标签进行合并以形成一阶概念。为确保编码结果的可靠性与有效性，避免有可能因时间因素造成的访谈信息的损失，本研究在每次访谈结束后即开始对所获取的原始数据进行逐句编码、分类以及记录全部有效数据。经多次整理后共提取出19个湘西老司城遗址文旅融合的范畴，本文列举了部分范畴的提炼过程及代表性语句（见表1）。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侧重于将开放式编码中各自独立的范畴联系起来，通过类聚分析，在不同概念之间建立关联，进而提炼出更高一级的主范畴(注：陈向明《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第93-102页。)。本研究对开放式编码形成的19个范畴的质性和层级以及它们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归类和抽象，提炼出老司城遗址文旅融合发展的三个主范畴：文旅供给、文旅消费和融合环境。
（三）选择性编码
结合文献和研究主题，对主范畴进行进一步的整合与提炼，提出文旅融合发展这一核心范畴。对各级编码所得范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进一步具体化，开发出能够统领所有范畴的故事线：3个主范畴对文化遗产地文旅融合的影响路径和方式并不相同，其中，文化遗产通过遗产资源、社会文化氛围、节事活动、特色商品、旅游设施与服务、旅游就业、情感认同及遗产教育产生旅游吸引力，从供给端为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提供契机；文化旅游者的价值追求、形象感知及文化遗产的宣传渠道、旅游便利程度和安全程度从消费端刺激文化与旅游产业供给的升级并推动二者融合；文旅融合环境通过经济支持、政策法规措施、科学技术条件、专业人才组织、社会互动与产业升级对文旅产业的融合程度及质量进行强化。此外，文旅供给与文旅消费具有反馈作用，而文旅融合环境对文旅供给和文旅消费起到支撑作用，三者共同作用，推动文化遗产地的文旅融合发展。通过这条故事线，案例资料中开发出来的核心概念和范畴被有机地整合起来，构成了文化遗产地文旅融合发展机理模型（见图1）。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达到理论饱和一般要满足三个条件：关于某个范畴，再也没有新的资料出现；研究者根据模型对该范畴作尽可能详细的解释，包括条件、脉络、原因、结果，以及过程和变异性；范畴间的关系合理且能验证属实。为保证提出的概念已全面涵盖文本所表示的内涵，在完成上述资料的编码后，随机抽取1/3访谈资料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未发现新的重要范畴且核心范畴反复出现，编码结果稳定且满足理论饱和度要求。
四 模型阐释与分析
基于文化遗产地文化与旅游融合的过程特点，结合扎根理论分析得出的文旅供给、文旅消费和融合环境3个文旅融合因素，本研究构建出文化遗产地文旅融合因素动态配对模型（见图2），进一步从文化遗产地的文旅融合因素、融合机理及融合结果对该动态模型进行阐述。
（一）融合因素
1.文旅供给。文化遗产地的文旅供给是文旅融合的基础动力，包括文化遗产地的遗产资源、社会文化氛围、节事活动和居民情感认同，以及随着旅游开发而带来的特色商品、设施与服务、就业机会和遗产教育。一方面，文化吸引力是文化遗产地文旅融合发展的前提。旅游动机理论认为，文化差异越大，越能满足旅游者猎奇尝新的需要，对旅游者的吸引力越强。本研究发现，土司文化场域下的老司城遗址具有突出的少数民族特色，其保存完好的建筑遗址与独具土家族特色的节庆活动作为最核心的文化资源对外界产生旅游吸引力，这也是文化遗产地文旅融合发展的开端。另一方面，文化吸引力不仅仅依靠资源、服务等客观属性，也需要人为建构的符号作为吸引物(注：张朝枝、朱敏敏《文化和旅游融合：多层次关系内涵、挑战与践行路径》，《旅游学刊》2020年第3期，第62-71页。)，遗产资源的活化及旅游可持续发展需要社区居民支持。已有研究表明，参与文化项目和仪式能使居民在感知资源共享利益的同时，提升其对旅游发展的支持以及居民之间的信任，最终获得个人的成长(注：Neda Moayerian,Nancy G. McGehee, Max O. Stephenson Jr,“Commun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Explor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Collective Art Making, Capacity Building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y-based Tourism,”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93, (March 2022): 5. )。在老司城案例中，文化遗产地周边居民多以表演或遗产解说的方式参与当地旅游发展。正如受访居民（R10）所言：“我们表演队周末去帮忙跳一下茅古斯，景区给我们补贴，挺好的。”遗产地居民通过主客间的交流与互动，强化了游客对遗产旅游活动真实性的感知，增强了遗产地社区居民对文化遗产及本民族文化的了解与认同，推动了遗产地文化真实性的保护，进而推动了文旅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与此同时，老司城遗址所在村落仍然存在因教育资源、土地利用等问题所导致的人口流失及老龄化现象，使得土家族文化的本土传承及创新机制成为当地管理部门急需考虑的问题。
2.文旅消费。文化遗产地的文旅消费是文旅融合的直接动力，包括旅游者的价值追求和文化遗产的宣传渠道、形象感知、旅游便利程度及旅游安全程度。文旅融合的本质是文化和旅游通过产品融合、业态生成和要素集聚，在共同市场中实现价值耦合(注：王秀伟《从交互到共生:文旅融合的结构维度,演进逻辑和发展趋势》，《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30页。)。一方面，形象营销、管理服务和延伸服务是文化遗产地宣传能力和运营能力的体现。广泛的文化宣传和基于文化遗产价值的产品转型适宜性分析能有效提高游客对于少数民族历史遗产的文化适应性(注：Ted Silberberg, “Cultural Tourism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Museums and Heritage sites,” Tourism Management 16, no. 5 (August 1995): 361-365.)，并根据游客需求对文旅产品进行创造性的调整。在本案例中，当地有关部门十分重视老司城遗址的推广工作，请专业团队为老司城遗址制作宣传片并针对重点市场进行广告投放。遗址管理处工作人员G3表示，“文化进校园”活动是老司城遗址管理处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推动湘西州以及长株潭地区的遗产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作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贡献。另一方面，旅游消费需求的升级成为刺激文化遗产地旅游业态不断升级改造的动力。近年来，随着旅游者消费需求逐渐由单一的观光型游览转变为文化性消费，文化旅游的真实性、体验性与休闲性越来越受到旅游者的关注。正如受访游客T4所言：“老司城遗址像世外桃源一样，生态环境保护得蛮不错……村民表演的土家族摆手舞非常震撼，没想到来玩一趟还学到了东西，感觉非常好。”但需要强调的是，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市场开发必须在保护文化遗产及尊重本地居民信仰的前提下进行，应合理安排遗产教育与休闲娱乐的占比，否则可能会引起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误解与冲突。
3.融合环境。文化遗产地的融合环境是文旅融合的重要保障，包括经济支持、政策法规措施、科学技术条件、专业人才组织、社会互动和产业升级。文化遗产地的治理与旅游开发涉及资源、游客和社区的综合规划，这意味着多部门、专业化、跨学科的融合环境对文化遗产地文旅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本案例中，相关文旅融合政策的实施与专项资金的倾斜为老司城遗址文旅融合提供了发展方向的指导和物质保障；当地文旅局通过与北京高校合作的方式，对老司城遗产旅游进行科学规划，为当地文化遗产旅游发展提供了技术与人才的支持；老司城遗址社区通过成立村民非遗表演队、推广本土景观农业等方式吸纳本地居民就业，将单一地对居民进行经济补助转变为就业帮扶，为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发展旅游经济注入强劲发展动力。研究表明，文化遗产地在不同层面上的整合与互动是确保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注：Wiendu Nuryanti, “Heritage and Postmodern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3, no. 2 (1996): 249-260.)，而体制机制缺乏融合是制约文旅融合发展的首要因素(注：侯天琛、杨兰桥《新发展格局下文旅融合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中州学刊》2021年第12期，第23页。)。本研究通过对老司城遗址管理处工作人员的访谈发现，随着老司城管理处与旅游公司的“政企分离”，部门合作与资金的减少导致部分前期规划至今未实施，当地文旅产业融合受到阻碍。工作人员G1表示，“我们拿不到旅游公司的数据，现在景区整体收益情况怎么样我们不大清楚”。
（二）融合机理
文旅融合的三个因素通过产品、业态、市场等推动了文化遗产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可归纳为文旅供给与文旅消费间的相互影响作用以及融合环境对文旅供给和文旅消费的支撑作用。
1.文旅供给与文旅消费相互影响，协同演化。一方面，文旅资源的供给是文化遗产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连接的必要物质媒介，其中，遗产地社区及居民作为文旅资源的提供者与重要的旅游吸引物，是文化遗产地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的关键，为扩大文化遗产旅游市场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文旅产品需要借助市场机制，在自由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实现优化升级。科学的市场调研与对目标市场的精确选择能有效提升游客体验与满意度，进而在旅游经营中实现效益最大化。文旅供给与文旅消费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其关联性与相互渗透性，并以更高质量的文旅供给满足旅游者的文旅消费需求。
2.融合环境支撑文旅供给与文旅消费。文化遗产地的文旅融合环境加速了文旅产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先进规划理念及技术人才的运用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推动了遗产体验价值与旅游产品文化价值的升级；宏观政策与法律规范通过引导社会优质资源向文化遗产旅游产业倾斜，释放文化遗产旅游市场的内生需求。若文化与旅游产业相关部门在体制机制上存在信息交流的障碍与合作壁垒，会对文化遗产地文旅产业融合产生较大的阻碍作用，而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在开放融合环境的保障下会向更深程度与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三）融合结果
文旅供给、文旅消费及融合环境三个文化遗产地文旅融合因素通过不同方式的互动影响共同促成了老司城遗址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具体而言，湘西老司城遗址采用政府主导、社区居民参与的发展模式，在旅游开发伊始注重运用科学的规划手段为遗产地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使得老司城遗址能在保护遗产的前提下将文化遗产地的景观价值与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效果，推动了当地旅游扶贫的进程。同时，老司城遗址良好的社区参与，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又有效地解决了部分社区居民的生计问题，为文化与旅游产业带来了更高质量、可持续的资源供给。因此，老司城遗址在高质量文旅供给及消费市场升级的互动影响下逐步形成了文化与旅游产业链的动态交融与连接，并不断更新演化，进而在融合环境的支撑下推进文旅融合程度与质量的深入发展。
五 结论
本文以湘西老司城遗址为例，在核心概念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探讨文化遗产地文旅融合发展的因素及其相互间的逻辑关系，分析结果较为清晰地揭示了文化遗产地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通过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对文化遗产地文旅融合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提炼出湘西老司城遗址文旅融合发展的三个融合因素：文旅供给、文旅消费和融合环境。文旅供给通过提供文化遗产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塑造了遗产地的文化空间，吸引游客进行旅游实践；文旅消费强调打造具有真实性的文化遗产地形象并满足旅游者不断升级的文化消费需求，从市场层面为文化遗产地的文旅融合发展提供直接动力；融合环境从经济、政策、科技、人才、社会和产业层面对文化遗产治理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给予支持保障。
第二，初步构建了文化遗产地文旅融合因素的动态配对模型，尝试探索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对文化遗产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文旅融合发展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其中，文旅供给是基础动力，文旅消费是直接动力，融合环境是重要保障，以文化遗产及遗产地居民为基础的文旅供给链和以体验性消费为核心的文旅消费链相互交融，并在体制建设、政策法规、区域规划、融资投资及监测管理等融合环境的支撑作用下交替演化，呈现出螺旋上升的趋势，推动文化遗产地的文化及旅游产业向更深程度与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第三，本研究基于湘西老司城遗址的文旅融合实践发现，文化遗产地的文旅融合事业与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基于遗产地居民的共享共治发展模式在维护遗产文化真实性的同时，推动了文化遗产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本研究强调文旅产业需要鼓励和引导社区力量的参与，以促进其优秀文化资源通过旅游实现更好的传承与共享，提升文化遗产地文旅产业的融合水平。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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