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屈原列传》的史料来源与文本问题的文章学考察张二雄
摘要：《史记·屈原列传》史料来源复杂，不同部分性质迥异且文本功能有别。本传中长期困扰楚辞学者的文本问题，之所以从纯文献学角度得不到有效解决，是因为混同了不同史料的性质与功能所致。明清学者将此传与《伯夷列传》、《老子韩非列传》称之为“传之变体”，正是着眼于此类传记极强的议论抒情性，实际上它们相当于人物的“精神传”；若从文章学角度来分析“变体”，体现的是司马迁独特的“插叙”、“遥接”艺术。《屈原列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史，文中投射进去了司马迁自己的影子，评估此传在屈原研究中的文献价值，不能忽视它在《史记》中体例、寓意、文法诸方面的特殊性。从本传“太史公曰”乃至《史记》其他篇目传赞的顿挫规律中，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启示。关键词：文章学；《史记·屈原列传》；史料来源；文本问题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1.017
张二雄，男，甘肃天水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 erxiongzhang@163.com。
《史记·屈原列传》(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贾谊的合传，本文讨论屈原部分，简称为《屈原列传》。该篇传末“太史公曰”系就屈、贾二人列传而作论赞，本文称为《屈原贾生列传赞》。)作为记载屈原生平与创作的最早、最完整的史料，是推进屈原与楚辞研究的基点。但因本传存在着难以弥合的文本罅隙，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滋生了不少学术疑案(注：《史记·屈原列传》的文本疑案主要有：其一，文中“屈原”、“屈平”互用不分；其二，《离骚》的创作时间；其三，屈原到底是被怀王还是被顷襄王放流，被放流几次；其四，本传中从“屈平嫉王听之不聪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以及“屈平既嫉之”到“岂足福哉”两段议论文字的位置以及和刘安《离骚传》的关系；其五，本传“太史公曰”对屈原评价的态度。以上五条，第一条与司马迁行文惯例有关，本文略而不谈；第二、三条其实都由第四条引发而来，所以本文重点分析最后两条。)。古今学者试图从纯文献学角度解决文本中存在的问题，但因没有可资佐证的坚实依据，大都艰难地博弈于屈辞与史书的互文论证之间，甚或一度出现解构文本的现象，致使该传的可信性、完整性、艺术价值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注：中日学者质疑《史记·屈原列传》的研究，可参：黄中模编《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此外，认为《屈原列传》是一篇非自洽性文本的代表性论述有：杨树达《离骚传与离骚赋》，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2页；孙作云《读〈史记·屈原列传〉》，《史学月刊》1959年第9期，第25页；廖化津《〈屈原列传〉解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第21-22页。又，汤炳正《〈屈原列传〉理惑》认为《屈原列传》经过后人补缀，参见：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9-22页。汪春泓认为《屈原列传》是刘向、刘歆父子所作，参见：汪春泓《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文学遗产》2011年第4期，第26-37页。对《屈原列传》研究史的梳理，参见：刘凤泉等《也论〈屈原列传〉疑案（上、中、下）》，《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7页；2015年第6期，第5-11页；2016年第2期，第1-4页。)。本文认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是转换研究视角，从单篇的文献爬梳转向对《史记》全书行文体例的探讨，从文章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屈原列传》的文本结构，或可对此传的“问题”形成新的认知，打开诗人生平研究的新视野。从文章学层面来讲，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过程中，会根据传主的不同特点对所掌握的史料进行剪裁，他的史心、史识、史法、史笔都会融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形成特定的文章风格。这启示我们在阅读《屈原列传》的时候，应当联系《史记》其他性质类似的篇目，通过这种横向的比对，从文情艺术等角度看他如何立意，怎样行文。再者，像司马迁这样一位重情、好奇、尚义的史学家，在精神层面与屈原存在哪些潜通之处？这与《屈原列传》的文本问题又有怎样的关联？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拟采用文学本位的研究方法，从本传的史料来源着手，联系明清学者评点《史记》的成果展开讨论，落实到文本层面，具体分析此传的写作手法、篇章结构、文心寓意与文本问题的深层关系，并尝试对该传的文献价值重予评估。在分析《屈原列传》的文本问题之前，有必要对此传的史料来源先作系统梳理(注：吕培成从宏观层面梳理过《史记·屈原列传》的“史源基础”。参见：吕培成《论〈史记〉及〈屈原列传〉的史源——兼及“屈原否定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第30-36页。熊良智通过分析《史记》运用先秦史料时“直接录入”的惯例，论证了《屈原列传》史料来源的可靠性，并且认为《屈原贾生列传》反映了司马迁为文学立传的自觉意识。参见：熊良智《司马迁〈 屈原贾生列传〉的“一家之言”》，《文学遗产》2013年第1期，第15-22页。)。除了司马迁构撰的议论性文字和流传楚地的逸闻途说，明确可知的史料来源有刘安《离骚传·叙》、《国策》和“楚辞”作品三大类。刘安《离骚传·叙》被引述在第一大段评论《离骚》的文字之中；记述楚国史实的部分采自战国史料，如所谓《国策》、《短长》之书，即刘向编入《战国策》之材料，尤其是其中的“秦策”、“楚策”部分；楚辞作品如《渔父》、《怀沙》附在传记之末尾。除去“乱曰”以外，整篇文章构成如表1：
从上表可知，除了第一、四部分，第二、三、五部分都有明确的史料来源记载。集中记述屈原生平内容的只有第一部分，其余有关屈原的行事连缀、依附在第三部分“记述楚史”的内部和每部分的衔接处，多是零星的几句。而本文拟解决的关键文本问题，即颇具争议的“评论《离骚》”与“评断议论”两段的性质与位置从属，主要与第二、三、四部分有关。那么，厘清这几部分具体的史料来源以及存在的一些纷争，是尤为必要的基础工作。首先，第二部分“评论《离骚》” 的文字。这一部分引述了刘安《离骚传·叙》的材料，班固《离骚序》、刘勰《文心雕龙·辨骚》都有说明。东汉班固不满意刘安的解说，认为“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经书传记本文以为之解”(注：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所以作了《离骚经章句》，可见《离骚序》就是《离骚经章句》的序言。此序中班固称引了刘安《离骚传·叙》的原话：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又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注：洪兴祖《楚辞补注》，第49页。)班固既说“淮南王安叙《离骚传》”，可见“《国风》好色而不淫”这一段话是“叙”中而非“传”中的话，“又说”以下训诂字句的话才是“传”中的内容。司马迁评论《离骚》正是采用了《离骚传·叙》也就是王逸称之为《离骚经章句》序言中的内容。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说：“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注：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94页。)刘勰列举的“短篇”，提到了祢衡的《鹦鹉赋》，此赋加上序言共计630多字，那么刘安“赋骚”而作的《离骚传·叙》想必也不会太长。但荀悦《汉纪·孝武纪》说：“上使作《离骚赋》，旦受诏，食时毕。”(注：荀悦《汉纪》，张烈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5页。)其后高诱《淮南子序》云：“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注：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冯逸、乔华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第2版，第2页。)似乎刘安所作的是一篇赋。对此，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使为《离骚傅》者，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注：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页。)王念孙“约其大旨而为之赋”的看法是精当的，即“骚”是赋的对象，而非赋的结果，但并无读“传”为“傅”的必要。蒋天枢《论〈楚辞章句〉》的观点可以参看(注：蒋天枢说：“此‘赋’字仅用其‘敷陈’之义，非以‘赋’为文体。言使安为《离骚》篇敷陈其旨义，……审孟坚辞意，盖所谓《离骚传》者本已奏进，武帝于《离骚》全篇大旨，犹有未喻，故别诏安约言其旨意而敷陈之。”“实际上，‘使为离骚赋’，所赋者，即《离骚传》之叙言，‘传’可赅括叙文，而叙文则不能代表《离骚传》也。”参见：蒋天枢《楚辞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1页。)。太史公引述刘安此文的上下断限，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如上所引，班固《离骚序》从“《国风》好色而不淫”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共50字，刘勰《辨骚》篇几乎相同。但这一段话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分属两端，中间插入了“上称帝喾”到“故死而不容”共75字，而前后所引，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内容上，都与班、刘引文有所出入。兹将《屈原列传》中引用的刘安语摘录如下：《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注：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第3010页。《屈原列传》载《史记》修订本第3009-3020页，后凡引该文，除独立引文外，不再一一著录。)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以极为审慎的态度说：“岂太史公取其语以作传乎？”(注：洪兴祖《楚辞补注》，第1页。)尚是推测口吻，而以“又曰”分引《屈原列传》中刘安的话，和班固、刘勰保持一致。但后世有学者妄猜臆断，无限夸大《屈原列传》中刘安语的外延，以至剥夺司马迁的创作权，也为后代学者解构《屈原列传》肇端。如明代董份说：“《屈原传》，大概汉武帝命淮南王安为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语，班固尝有论矣。”(注：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3-3834页。)班固只是摘录，更无“全用此语”一说，而且董份对“传”的理解有误。近现代学者多持类似的看法，如孙作云认为从本传开头一直到“岂足福哉”的文字，即本传第一部分到第五部分的内容全是刘安《离骚传·叙》中的材料(注：孙作云《读〈史记·屈原列传〉》，《史学月刊》1959年第9期，第23-27页。)。目前学界大多将第二部分整段文字或者从“《国风》好色而不淫”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内容都看作刘安的原文。这种看法是否确切，尚可探讨。班固因刘安的《离骚传》“未得其正”而自作《离骚经章句》，是班固尚能见到刘著，他所摘引的《离骚传·叙》中的话当是刘安原文，最为权威。若将司马迁、班固所引文字从艺术风格上进行比较，可见班固原文较为整齐利落，多对仗、少虚词，特重偶对铺陈；太史公则有意打破对仗，多添虚词。如“蝉蜕”二句，班固原文为“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太史公所引为“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句式更为灵活婉转。两段逐一对照，司马迁引文比班固原文多出五个虚词（前引加着重号），以散体形式与史传正文保持一致，是为“润”，这种润改也可以从《楚辞章句·渔父》与《屈原列传》存录的《渔父》的对比中看出来。而“自疏濯淖污泥之中”、“不获世之滋垢”（前引加下划线）二句在班固《离骚序》中无，但严忌所作《哀时命》有“务光自投于深渊兮，不获世之尘垢”(注：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64页。)，严忌比司马迁稍早，“不获”句太史公或本自严作，是为史公所“增”。从文章体例上来讲，《史记》作为史书润改刘文的可能性、必要性也要比《离骚序》大得多。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注：司马迁《史记》，第4027页。)，张大可在《〈史记〉取材》一文中就司马迁如何“整齐百家杂语”概括了四种手法：剪裁摘要、增文补史、训释古文、熔铸改写(注：张大可《史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67-268页。)。《屈原列传》对刘安语的处理，正是先“剪裁摘要”刘安原文50字，又增补发挥89字，最后“熔铸改写”成自己的风格。其余议论性文字都是史公之笔，与刘安无涉，不宜随意夸大《屈原列传》与《离骚传》之间的关系。其次，第三部分“记述楚史”的文字。司马迁在《楚世家》、《张仪列传》也引用了《国策》的材料，二传在楚史关键节点上同样记载了屈原的活动，但《国策》本身却不见有关屈原的任何记载。若将司马迁提到屈原事迹的这些篇目进行比对，再参之以《战国策》，又会发现龃龉难合之处。《屈原列传》记载楚怀王三十年，秦昭王欲与楚婚，屈原谏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并因此事与怀王稚子子兰构怨。《楚世家》却将此谏属之昭睢：“昭睢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其后怀王“悔不用昭子言”(注：司马迁《史记》，第2081、2082页。)。是其一言两出。对此，《史记索隐》认为是“盖二人同谏王，故彼此各随录之也”(注：司马迁《史记》，第3013页。)，姑备一说。《战国策·楚策二》记录此事只有两句：“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注：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巴蜀书社1998年第3版，第458页。)而“楚策一”记载苏秦为赵合纵说楚威王曰：“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注：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第432页。)《苏秦列传》亦同；“西周策”中的游腾也说过类似的话(注：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第39页。)。可见，秦“虎狼之国”，“有吞天下之心”，是战国时的两句流行语，人所共用，故考察此语出自谁口并无多大意义。《史记》记载张仪欺楚后屈原首次进谏，《屈原列传》、《楚世家》与《张仪列传》亦有很大出入，特列表2比较如下：
三处文字运用了“互见法”，但屈原谏言的具体内容与时间颇不一致。《屈原列传》与《楚世家》是谏怀王杀张仪，而《张仪列传》的重点是谏怀王不要“听其邪说”，也就是“说楚王以叛从约而与秦合亲”的那番说辞。《屈原列传》、《楚世家》屈原进谏是在张仪离楚之后，故有“追之不及”的话，《张仪列传》屈原进谏是在张仪离楚之前，进谏前怀王“欲许之”，而进谏后“卒许张仪”，张仪方才离开楚国(注：对于这个矛盾，杨公骥分析：“张仪离楚之后，秦楚间的盟约并未马上被废除，曾持续了三、四年。据此，则楚世家和屈原传所说的‘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未必是事实。以此看来，张仪列传所载，较为合理。”参见：杨公骥《漫谈楚的神话、历史、社会性质和屈原的诗篇（上）》，《吉林师大学报》1959年第4期，第82页注释①。当然，或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屈原列传》和《张仪列传》依据的史料来源并不完全相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怀王悔”一句，《屈原列传》和《楚世家》是怀王听了屈原的谏言恍然悔悟不该放走张仪；而《张仪列传》中“怀王后悔”四字在屈原进谏之前，位置很特别，若作后悔放走张仪解，则与后文“卒许张仪”等情节相矛盾，且与“赦张仪，后礼之如故”相扞格。合理的解释有两种，一是“怀王后悔”紧接在郑袖说辞之后，是后悔囚禁张仪；二是司马迁剪裁、取舍史料时的疏忽，未遑删汰或移于恰当位置。《屈原列传》、《楚世家》中已有此语，则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张仪列传》中屈原的这一段话，位置、内容既与《楚世家》、《屈原列传》迥乎有异，较之二传所载更为详细，但言辞颇涉浅近，似有太史公杜撰或润改的嫌疑。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汲郑列传》中汲黯的一段说辞与此颇为类似：屈原曰：“前大王见欺于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今纵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不可。”(注：司马迁《史记》，第2785页。)（汲）黯请间，见高门，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注：司马迁《史记》，第3777-3778页。)两段话虽然繁简有异，但是语法，特别是表达方式却颇为一致，汲黯近在武帝当朝，以古例今，或许是司马迁根据西汉的书面语构撰了屈原的言辞。以上内容的比对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屈原列传》中记述楚国史实的材料取自《国策》，记录屈原言行的材料则另有所据。《屈原列传》述史部分是将另有所据的屈原事迹比附于《国策》内容，再经过剪裁、重组而成。结合以上两表可知，当时留存的史籍档案对屈原的记述极为有限，更多是以非官方文献的形式流传，因此造成了屈原书写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因为现存汉代有关屈原事迹的文献除了《屈原列传》，尚有刘向所编《新序·节士》之“屈原章”，此文前面述史内容虽是根据《屈原列传》节缩改写而成，但文中记载屈原先“东使于齐”，张仪怂恿靳尚、郑袖等人“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而作《离骚》等(注：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38-941页。)，与《屈原列传》均有出入。若相信《史记》，《新序》所言就更不可靠了(注：钱穆指出《新序》此文有“八误”，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385页。)。但《屈原列传》第一部分上官大夫夺稿进谗的部分颇类小说笔法，学者也多怀疑其真实性。再次，第五部分“附录屈辞”的内容，紧跟在顷襄王流放屈原于江南之后，选录《渔父》、《怀沙》两篇，作为屈原事迹的补充。这和论赞中提到的《离骚》、《天问》、《哀郢》、《招魂》一样，源自当时已经辑聚的《楚辞》古本。以上大致梳理了《屈原列传》有明确记载的史料来源以及存在的一些争议。其余没有明确记载的议论性文字，或化用《离骚》，或引述《易》辞。有趣的是，某些内容还与时人论著中的观点相类似(注：比如《屈原列传》第四部分“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一段话，可与董仲舒《天人三策》中的“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相对读。两段文字句法相似，大意相同。司马迁曾受《公羊春秋》于董仲舒，董仲舒的言论学说或为司马迁《屈原列传》所本。董仲舒《天人三策》，参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99页。)。从文本性质上看，第一部分“简述生平”是列传开头常见写法，交代了屈原身世与被谗经过；第二部分“评论《离骚》”的文字讲述了《离骚》的创作缘起与特点，重在议论抒情；第三部分“记述楚史”的内容是对《楚世家》等材料的改版紧缩，将屈原的行踪作为线索绾合其中；第四部分“评断议论”的文字是作者对楚怀王的批评，性质与第二部分类似；第五部分“附录屈辞”作为逸事补入，但并没有参与人物主要事迹的构撰，仅作为提炼人物精神的材料，对全篇的写作起到挈领神思的作用。梁启超曾提到汉代有关屈原的“资料枯窘”，并怀疑给屈原详细作传的必要性(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屈原列传》论赞和《太史公自序》都提到司马迁曾到长沙、汨罗一带凭吊屈原、搜集资料，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资料枯窘”的缺憾。《屈原列传》中屈原的行事不见《国策》等书，被谗夺稿、对答渔父、怀沙沉江等情节可能就是此行采访所得。当时流传的“楚辞”作品以及相关解说（包括时人的拟骚代言之作），或许才是太史公作传的重要依凭。而当司马迁要构写一篇完整的传记时，对于这些史源复杂、性质迥异的材料的裁剪与拼接，并不能做到天衣无缝，由此造成的前后衔接中的罅隙，以及司马迁写作此传的特殊寓意和随之形成的文章风格，便衍化出屈原研究中的“文本问题”。明代于慎行在《读史漫录》中曾说：“《史记·屈原传》为文章家所称，顾其词旨错综，非叙事之正体，中间疑有衍文。如论怀王事，引《易》断之曰：‘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即继之曰：‘令尹子兰闻之大怒’，何文意不相蒙如此！”(注：于慎行《读史漫录》，黄恩彤参订，李念孔等点校，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17页。)所指出的正是第四部分“评断议论”与下文述史句子的承接问题。《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言：“屈原既疏，然犹在朝，此乃云放流，何也？怀王既入秦，而不归，则虽悟无益也，乃言冀一悟，何也？”(注：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第3840页。)更是指出了第四部分与上文第三部分“记述楚史”在内容上的矛盾，目光锐利，问题提到了节骨眼上，想必这是细读文本的人共有的疑问。对于以上问题，先后有学者提出过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一是认为文字有错位；二是认为后世有窜改。第一种看法如顾炎武、梁玉绳认为从“虽放流”至“岂足福哉”这一段应该放在“顷襄王怒而迁之”之下，这样虽然解决了先“放流”而又“迁”的扞格，但这段文字何以只言“系心怀王”而不言顷襄王，仍旧存在矛盾，以故梁玉绳也说：“细玩文势，终不甚顺。”(注：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04页。)刘永济则作了更大的调整，把第一部分评论《离骚》的文字和“虽放流”这段组合在一起，一并放在“顷襄王怒而迁之”下，认为这样“差能贯通”(注：刘永济《笺屈余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0-213页。)。在没有文献依据的情况下，如此调整未必确当。姜亮夫的观点较前人有所不同，他在《〈史记·屈原列传〉疏证》一文中指出：“史公于忠贞守节之士，如伯夷叔齐及屈原诸传，皆以苍茫郁勃之气，发为倜傥自恣之文，不能悉以文章规矩相绳。……以文理言，‘王怒而疏屈平’一语，当下承‘屈平既绌’一段，而屈平疾王听不聪一段，实与下文‘其存君兴国，而欲反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一节脉络相属。”从《史记》文心、整篇构思上指出了此传写法的特殊性。但他紧接着又说：“则此一段文字（评论《离骚》的一段），当为错简，应移在‘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之后，‘屈原既嫉之’之前，则文理事迹，两皆顺适矣。”(注：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7页。)则又回到传统的错简说，只是与刘永济移置的位置稍别而已。第二种看法以今人汤炳正、聂石樵为代表，汤炳正在《〈屈原列传〉理惑》一文认为《屈原列传》中的前后这两大段文字都是后人的窜入，理由大致有二：一是司马迁作传时并未见过刘安的《离骚传》；二是从本传“太史公曰”来看司马迁赞同贾谊的观点而与刘安意见相左，所以他不会引用刘安的话(注：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22页。)。两条论据中第一条缺乏文献依据，第二条对文意理解或有偏差，详见第三节论述。聂石樵也持类似的观点(注：聂石樵认为《屈原列传》取材自刘安“《离骚经章句》的序文”，但也主张两大段议论的文字，不是司马迁的原文，而是“司马迁所采取或经后人所羼入”的刘安《离骚经章句序》中的内容，以此解决《屈原列传》文本中的“矛盾”，与汤炳正说法没有本质区别。参见：聂石樵《屈原论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2-37页。)。诸家以为错简而采取的“还原”工作，之所以不能得出统一的结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忽视第二、四部分与前后的述史内容在文本性质上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一味从纯文献角度弥合这些罅隙难以形成共识，有必要转换思路，从文章学视角出发另辟新径。前人有谓《伯夷列传》与《屈原列传》乃《史记》中的“传之变体”，尚未引起今人特别的关注。考察前人何以将《屈原列传》称之为“传之变体”，正好关合着上文聚焦的文本问题。宋代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说：“太史公列传七十，独取《伯夷》、《屈原》二传者，以其变体也。”(注：真德秀《文章正宗》，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37页。)这两篇何以是七十列传中的“变体”，真德秀没有明确说明，但他从文风上看出了两篇的相似性，可谓慧眼独具。而茅坤评点《伯夷列传》时对“传之变体”作了精简的解释：“以议论叙事，传之变体也。”(注：茅坤编纂《史记抄》，王晓红整理，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41页。)所谓“变体”，即以议论、述评的文字代替传主的生平叙述。《史记会注考证》评《屈原列传》引余有丁言曰：“叙事未毕，中间杂以论断，与伯夷传略同，盖传之变体也。”(注：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第3841页。)“中间杂以论断”正是本文第四部分“评断议论”的文字，他的话补足了我们对真德秀《文章正宗》言说的理解。清代姚苎田评点《伯夷列传》指出“其传曰”以下是袭用旧文：“他传皆史公自己撰述，独此只引旧传之文，所以谓传中变体。”(注：姚苎田节评《史记菁华录》，王兴康、周旻佳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又点评《老子韩非列传》说：“伯夷、屈原二传及此传，皆史公变体。《伯夷列传》嵌旧传于中而前后作议论；《屈平传》夹叙夹议，双管互下；此传则于‘莫知所终’以下，传文既毕，别缀异闻，忽明忽晦，忽实忽虚，写来全似画龙之法……”(注：姚苎田节评《史记菁华录》，第110-111页。)姚氏从叙事与议论的位置关系予以辨析，更能补足我们对“传之变体”的认识。综合诸家看法，《史记》中被冠以“变体”之称的有《伯夷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屈原贾生列传》，这三篇传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确信可考的史料十分有限，尤其是老子与伯夷，更多的是在给人物的“精神”作传。以上三篇传记，除了传主事迹邈远、史料缺失而不得不出之“变体”之外，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即此三人从三个维度对中国文化或者说对司马迁本人有着莫大的影响：于老子而言是思想，或者说治术；于伯夷而言是道德，或者说人伦；于屈原而言是精神，或者说情感。从这一层看，“变体”的选择似乎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从文体发展的角度来说，西汉前期太史公首创纪传体，体要始备而文法、意绪未密，叙述与议论都呈现出一种极强的节奏感与跳跃感。《史记》所独有的雄深雅健、宏阔朴茂的文章特质，既是司马迁自觉的美学追求，也是此体初创而追求荦荦大者的自然结果。具体到文风特点，《史记》的胜处不在叙述的详赡细密，而在文法的变化多端，于太史公而言虽是匠心独运，但对这些文法的系统总结远在宋元以后。在诸种文法中，《史记》的叙述策略极为讲究，其中插叙手法大致可分为四种，有些看似稚拙，但从“发愤抒情”一端来看，却颇为重要。第一种是继承《左传》的插叙技巧，多以“初”、“于是”、“当是时”等词领起，插入的多为补充性叙事内容。第二种是在叙述过程中的随文论断，用语简短隐微，情感上多含贬意。第三种是总提式插入，为了叙述脉络的清晰，先提后分(注：例证可参见：刘生良《〈史记〉同一篇中有关矛盾记述通释》，《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115-117页。)。第四种是在叙述中插入抒情议论，或在议论抒情中插入叙述文字时，往往会省去这类标志词，上下文气依然贯通，这种手法为太史公独创且最能体现他的文情构思。《屈原列传》之所以被称之为“变体”，主要是因为第二、四部分这两大段议论抒情文字的插入，而从艺术技巧上看，正与第四种插叙手法有关。《伯夷列传》可谓“议中插叙”，而此传则为“叙中插议”。姚苎田在“屈平既绌”后点评曰“遥接王怒而疏之案”(注：姚苎田节评《史记菁华录》，第158页。)，在“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后点评曰“遥接屈平既嫉之段，此句是篇中第一奇笔”(注：姚苎田节评《史记菁华录》，第160页。)。清代汤谐、储欣等都有类似的评点，均从文章学的视角关注到文本的关合问题，但他们并非研究屈原的专门学者，因此没有联系屈原的相关“疑案”。从字法、词法上来讲，这两段议论文字恰是太史公精心布置，位置绝不可易。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第一段议论文字中称楚怀王为“王”，这是承前文“王使屈平为令”、“王怒而疏屈平”等句而来；第二段议论文字则称“怀王”，这是承上文“因留怀王”、“怀王怒”等句而来，措辞用语精微有序。据此可以证明认为这两段有错简而移置、合并的做法，均不妥当，因为太史公不至于这样自乱其例。相应的，姚苎田在《伯夷列传》“由此观之，怨耶非耶”一句后点评曰“遥接孔子一段”(注：姚苎田节评《史记菁华录》，第108页。)，中间插入的正是伯夷、叔齐的旧传，此处则是“议中插叙”的用例典型。司马迁何以要在《屈原列传》中插入这两段议论文字？这得从篇章结构上作具体分析。从篇章结构上来讲，“在这篇传记里将屈原一生划成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是以屈原文学上的创作为叙写核心，而当时楚国国内外情况的发展变化，以及屈原个人的遭遇则始终紧紧地围绕着这个核心，来说明屈原作品的政治意义”(注：马茂元《关于〈离骚〉时代问题的商榷》，马茂元《晚照楼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4页。)。其中“评论《离骚》”的文字属于第一阶段，总提全文，哀音婉转，为全文奠定悲怆怨愤的叙述基调，在起承关系上承接前面“简述生平”的内容。本段“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实是对上文“博闻强识，明于治乱”之呼应。“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一段，化用自《易·系辞下》中的“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注：《周易注》，王弼注，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70页。)，不仅点醒了前文的“娴于辞令”一语，且从文心寓意、人格操行诸端给予《离骚》极高的评价，已见用经学尺度衡量屈辞的端倪。第二部分“评断议论”的文字属于第二阶段，作为怀王事迹的结穴，立意上与前面的述史内容也紧密相连。楚怀王熊槐好贪善变，毫无政治远见，在《楚世家》的外交活动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处一通议论，不仅加深了楚怀王的形象特点，更突出了屈原人生悲剧的根源。再提《离骚》中的“一篇三致意”，暗中和第一大段议论遥相呼应，是对“怨”的延伸与强化。其中“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就本诸《离骚》中的“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两句，兼又总括诗人的悲剧人生。可知此段既是对上文述史的总束，又潜通着文末“太史公曰”中的长情之语，在文势上算是一个有意的顿挫。从文本功能上看，不仅弥补了屈原史料不足的缺憾，也使全传的行文虚实结合，疏朗恣肆。本段提到的“虽放流”、“疏屈平”、“冀幸君之一悟”等语，都是承上启下的浑言概括，而不是忠实的述史内容，关系着文情构思的需要，与前后的叙事并无直接关联，这就像《报任安书》里的“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注：班固《汉书》，第2735页。)一样。而此段之后的“顷襄王怒而迁之”，方重新进入叙事，“迁之”与前文的“既绌”在叙事上形成有机关联。这就回答了上文于慎行、中井积德等人提出的“文意不相蒙”、“疏”与“放流”的矛盾等问题，因为提出这些文本问题的学者是将不同性质的材料混为一谈了。最后，“顷襄王怒而迁之”之后补录的《渔父》、《怀沙》自然属于第三阶段。从文章叙述脉络来讲，作者开头以“楚之同姓”一句作为眼目提起全传，然后以屈原的被贬经历作为线索依次叙来，点缀在每一部分的开头或结尾处：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绌、屈平既疏、虽放流、怒而迁之、至于江滨、自投汨罗以死、既死之后。仿照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总结的“上升律”，可称此种写法为“递降律”。楚史作为诗人经历的陪衬和辅笔，叙述得十分简略。而将《离骚》的命意反复融入正文，以增强此传的抒情效果。史实推演着屈原的人生悲剧，骚怨幽思又笼罩着史实的书写。两大段议论抒情文字，因为与前后文的衔接过渡处没有相关虚词的提示，显得生硬粗疏，从记叙的角度来看，似乎阻断了传记的连贯性，其实文脉、气韵依然贯通。《屈原列传》运用的插叙、遥接手法，在《李将军列传》中也十分典型，这为理解《屈原列传》的艺术构思提供了一个参照。文章写到“广居右北平”后叙事暂时顿住，写了李广射石、如何廉、臂如何长、如何少言、如何爱惜士卒、如何百发百中。夹叙夹议，写了不少琐碎之事，多为虚笔想象。此段文字之后方以“居顷之”提按重新进入叙事，遥接“广居右北平”一段。姚苎田点评曰：“此段（即‘居顷之’后）直接前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句，看他中间琐琐嵌入四段，俱是虚景，盖实事动辄无功，故特以虚间写之。”(注：姚苎田节评《史记菁华录》，第236页。)确为洞悉太史公文心之言。相反，若不能窥破这一层，则难免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又以《孝文本纪》为例，太史公在“后六年冬”下插叙议论了孝文帝一生的敦朴宽怀，对此赵翼颇为不解：“《史记》于后六年忽总叙帝之节俭宽厚，下方叙后七年六月帝崩，殊属非法，总叙自应在帝崩后也。《汉书》取此语作赞。”(注：赵翼《廿二史札记》，曹光甫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以此为《史记》之“失”。但如果我们读了李景星的《史记评议》，方知司马迁行文之妙：从代来即位一段，总叙帝之生平于未崩之前；“后七年六月”一段，详叙帝之遗诏于既崩之后。下又继以景帝之诏、群臣之议，将帝所行之大事再括叙一番，而以“功莫大于高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一语作为断定，精确正大，穆然高古。此史公真实笔力，后人无此本领，亦无此眼光……(注：李景星《四史评议》，韩兆琦、俞樟华校点，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5页。)
生前、将崩、既崩一线贯穿，行文谨严。叙事与议论相间，既契合纪传体叙事规律，也避免了连续议论造成的呆板。这也是插叙手法的化用。可见，司马迁笔下的插叙形式多样又极为斟酌，或总提全篇以立一主意，或随文插入以补充说明，或劈空而下以陡增文势，或娓娓道来以婵媛抒情，但都与上下文顾盼生辉，甚或与他篇遥相呼应。前人所谓“传之变体”，正是就篇中的精彩议论而发。当然，“变体”的选择，首先是受到了史料短缺的限制。本传记述屈原被贬作《骚》，根据前后两大段议论文字的记载，时间只能大概定在怀王一朝，确切时间不易坐实。其次，太史公特借此文一发己之幽怀，又何尝不是本传暗含的寓义。李景星说：“通篇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两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注：李景星《四史评议》，第77页。)揭示了《史记》蕴含着浓郁的抒情性的奥秘所在。这种“变体”在后代正史中并不多见，在述史中议论抒情更是不被允许。若将《史记》与《汉书》比较，便可见出二者的区别与个中原因。《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类总序》中说：“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注：永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79页。)此就文章发展大势而言。其实《史》、《汉》文风有很大不同，显现着殊异的时代趣向。班彪曾评《史记》说“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注：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27页。)，即针对司马迁裁摭史料、文章句法等提出的批评。用朱熹的话说：“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02页。)“疏爽”与“密塞”，不仅是文章风貌的区别，也是不同政治风尚，甚至是人格旨趣的说明。汉初（武帝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是“长者政治”，思想界崇尚黄老，掺杂着诸子百家的余绪。班固所处的明帝时期，学术思想早归儒学一统，宗经矩圣观念深入人心，所以文章风格由疏阔转向绪密，由肆情变为冷静。纪传体为《史记》所开创，但后代作史时更多宗法《汉书》，除了通史与断代史体例上的区别之外，《汉书》的“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注：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2页。)与述史的严谨性自然契合。所以像《屈原列传》这样的文章，从官修正史中退场，却在后世文人的私人传记中别开生面了。《屈原列传》为我们大致勾勒了屈原的主要生平事迹，但记载并不详细，也不甚精确，如诗人在顷襄王以后的行事，本传几乎只字未提，后人主要依据《楚辞》作品进行考证，但屈原作品的结集，经历了漫长的增补与编撰，真伪掺杂，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时某些著作归属权已经难以考辨，且与太史公意见有所出入。若从“传之变体”这个角度来看，《屈原列传》实在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信史，后世之所以对《屈原列传》的理解歧见纷纭，是过分拘执于它作为正史的权威性，而忽视了本传在《史记》中的特殊性：“司马迁所写的传记有时不是纯粹的记叙，而是论文或随笔。……这是理想的批评文章，也是完整的文艺创作。”(注：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22页。)司马迁将数种性质、来源不同的材料熔铸改写成一篇独具特色的人物传记，插叙艺术、“遥接”手法发挥了重要作用(注：这种“插叙法”与“遥接法”在清代的《史记》评点中常见，当是史书评点与明清白话小说评点互相借鉴后，学者们总结出来的。)，虽在文献的严密性上有所不足，却成就了“传之变体”的独特体例。而这种体例的选择，深层还与司马迁的文心寄寓有关。《屈原列传》正文中的疑案所及，也影响到了某些学者对本传“太史公曰”内容的理解。且看《屈原贾生列传赞》这段话：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注：司马迁《史记》，第3034页。)
这段话本是司马迁借助贾谊两赋表达对屈子人格的沉痛追怀，但何焯《义门读书记》却读出了全然不同的体会，他在“又怪屈原以彼其材”后下按语道：“即赋内历九州二句，谓贾生之怪也。爽然自失，亦谓贾生。更不下一语，含蓄无尽。”(注：何焯《义门读书记》，崔高维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9页。)认为“怪”和“爽然自失”的主体都是贾谊，而不是司马迁。何焯只是就赞论赞，并没有将此问题迁延到正文中。赓续何氏余意，汤炳正却认为传赞中的“又怪”诸语与正文对屈原人格的高度赞扬态度不一，司马迁同意贾谊的观点，认为屈原“不应轻于一死”，以此判定《屈原列传》中两段议论性的文字为后人妄补，解构了《屈原列传》文本的完整性，以此求得文本的“统一”(注：汤炳正《〈屈原列传〉理惑》，汤炳正《屈赋新探》，第1-22页。)。将文本问题与文末赞语联系了起来。所以有必要整体联系《史记》传赞的写法，对《屈原贾生列传赞》所涉及的问题作一全面考察。细读《屈原贾生列传赞》，何焯之说显然不确。一是割断了文情的自然流转，所谓“不下一语，含蓄无尽”并未落实；二是诸动词栉比而下，并没有转换抒情主体的提示，况如何氏理解，则两“又”字都没了着落。实际上，司马迁的“怪”丝毫不会影响对屈原的高度评价，与正文内容更不存在矛盾。这正是太史公的“故为跌宕之词”(注：刘永济《屈赋通笺》，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页。)，前人业已指出。清代汤谐《史记半解》有言：“此赞凡四转，反复留恋低回妙绝。”(注：汤谐编纂《史记半解》，韦爱萍整理，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6页。)李景星也说：“赞语凡四转，全以骚赋联合屈贾，沉挫中有流逸之致。”(注：李景星《四史评议》，第78页。)“转”即沉挫、顿挫、顿折、跌宕。其中“悲其志”是一层，“未尝不垂泣”是一层，“又怪”是一层，“爽然自失”又是一层，所谓“四转”。此“四转”是司马迁情感的流动与宣泄，也传递出他复杂的心态。“悲其志”是同情其理想之崇伟与高寒；“想见其为人”递进一层，钦慕其人格；“又怪”一句折宕一笔，另提一头，惋惜遭逢庸主而不能尽其材；最后“爽然自失”(注：“爽然自失”，其中“自失”意即感到自己的过错。《晋世家》骊姬言：“至于今，妾殊自失于此。”《史记索隐》：“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见君欲废而恨之，今乃自以恨为失也。”参见：司马迁《史记》，第1988、1989页。又《日者列传》：“宋忠、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参见：司马迁《史记》，第3912页。但有学者因受何焯观点和裴骃《史记集解》“徐广曰：‘一本作“奭”’”一语的启发，将“爽然自失”理解为《庄子·秋水》篇中的“奭然四解”，释义为“遗忘了自己”，认为“赞语后二句是说司马迁对贾谊作品的认识”。承续何焯观点，但解释更为难通。参见：杨新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语后二句臆解》，《古文献研究集刊》第七辑，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315-316页。)一句又将前面一层轻轻推倒，在作了自我否定之后悠然结笔，表达出些许宿命论的情绪来，颇耐人寻味！在文章结构上，论赞的“悲其志”也恰好和正文第二、四部分的“其志洁”、“推此志也”、“三致志焉”形成有机照应，正文与论赞呼应如此谨严，也说明正文中两大段议论文字绝非后人妄补。司马迁既已给予屈原高度评价，传赞又何以言“怪”？这应当从不同的层面去理解。首先，战国时代纵横之士朝秦暮楚，为利禄奔走而鲜有国家概念，而屈原始终眷顾宗邦，此为贾谊、司马迁“怪”的第一层含义。其次，司马迁往往将自己的情绪与传中人物融通一片，随之起伏变化。贾谊前后两赋虽都表现出浓厚的道家思想，但因时境、心境不同而倾向有别：遭馋初贬作《吊屈原赋》，心在用世，辞情悲切，注重自我价值；三年淹留作《服鸟赋》，意在归藏，为赋自广，标举物我混同。所以，传赞也随之顿折一番。复次，《史记》列传中的悲剧人物，绝大部分在抗争中走向覆亡，太史公重视其“死”，着力在传主的“死”或“自杀”上做文章，屈原选择投江，正是对楚国昏聩的统治者作出的无言的、决绝的抗争，与伍子胥、李广、侯嬴、王陵母一样，都是“烈丈夫”式的自杀。这是“怪”暗含的第三重意义，也是始“怪”又旋即感到“自失”的原因。由此来看，这一层有意的顿挫跌宕，不惟不是司马迁对屈原人格的否定，恰是通过情韵悠长的一笔，将屈原的人生悲剧和自己的精神世界契通一片。而这一点不仅说明了本传正文与传赞在情蕴深处的相通性，也揭示了整本《史记》独有的诗性特色。刘熙载曾在《艺概·文概》中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注：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鲁迅也说过《史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的话，都发觉了司马迁宫刑之祸与他作史的关系，道出了《史记》在文章风格上显著的特点。作为一部具有浓郁抒情性的历史著作，理性、客观是太史公遵循的外在律则，但内心郁勃的感性、激情又常常将此律则冲破，凸显出强烈的个人化写作。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司马迁予以批评，认为《史记》每传必论有嫌繁芜，提出论赞贵在“事无重出，文省可知”(注：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第82页。)。刘氏是从纯历史学家的角度提出极为严格的书写标准，但如果明白太史公正是借助每篇“太史公曰”宣露他的爱憎，书写他的愤懑，也就容易多一份同情的理解，这在《史记》众多人物的传赞中表现得很突出。除了本传的“悲其志”，再如《伯夷列传》：“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孙子吴起列传》：“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韩信卢绾列传》：“於戏悲夫！”《汲郑列传》：“汲、郑亦云，悲夫！”(注：司马迁《史记》，第2588、2639、3203、3782页。)再如《卫康叔世家》、《楚世家》、《绛侯周勃世家》的论赞等，司马迁的传赞简直可谓“悲夫”的大集锦。而像《平津侯主父列传》：“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注：司马迁《史记》，第3587页。)参之以《报任安书》，则知明显是在影射李陵一案，书写他在宫刑之祸中体验到的人情冷暖。这和《屈原贾生列传赞》一样，与其说是在论人评史，毋宁说是抒泻幽愤。郭沫若在《论诗三札》中曾说：“（诗）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注：郭沫若《文艺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4页。)《史记》论赞中的跌转顿挫，也正是司马迁情绪消涨的一面镜子。将顿挫艺术与太史公本人的情感寄寓有机地融为一体，是《史记》论赞最为显著的特色。这在孔子、伍子胥、项羽、李广这些极具悲剧性或太史公极为神往的人物传赞中尤为明显，和《屈原贾生列传赞》一样，都表达了极其强烈、复杂的个人化情感。这些论赞中的顿挫形式多样、情韵悠长、艺术十分纯熟，多以虚词、叹词与固定结构的提缀作为顿挫的鲜明标志。诸如“矣”、“焉”、“夫”等句末语气的拖长；“岂不”、“不宜”、“何乃”式的反问；“何其”、“诚哉”、“甚矣”式的感叹；“盖谓”、“可谓”、“所谓”式的游移；“况……乎”的让步；“……之谓邪”的推测；还有像“不亦宜乎”、“呜呼哀哉”这样的固定短语。诸种形式交错而出，在张弛跌转中拓展了抒情的深广度，情感表达得曲折淋漓。从对屈原人格的推崇一端来看，《屈原贾生列传赞》中的四层顿挫可与孔子、李广传赞参读。《孔子世家赞》以《诗》引入，后分作四层：“心乡往之”一层，“想见其为人”一层，“祗回留之不能去云”一层，“可谓至圣矣”(注：司马迁《史记》，第2356页。)一层。转关处以自己行踪“余读”、“适鲁”为纽带，和《屈原贾生列传赞》“余读《天问》、《离骚》”、“适长沙”是同一笔法，司马迁“想见其为人”而亲临其地予以凭吊。《李将军列传赞》亦是同法，先以《书》引题总括，后分四层：“其李将军之谓也”一层，“口不能道辞”一层，“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一层，“可以谕大也”(注：司马迁《史记》，第3478页。)一层。“余睹”领起两闲笔故作顿挫，三层中前两个“也”字是疑问口吻，最后一个“也”字肯定回托，一笔顿住，下得掷地有声。如此曲折盘复，可见司马迁对二人的神往与倾倒，连同屈子，直作为自己的人格标杆与精神榜样。孔子、屈原、李广、司马迁的遭遇与精神底蕴亦复相通，这是形成相同的“内在的韵律”的基础。从对屈原悲剧人生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死认知来看，《屈原贾生列传赞》的四层顿折可与项羽、伍子胥传赞对读。项羽是司马迁偏爱的人物，但传赞“何兴之暴也”、“难矣”、“过矣”、“岂不谬哉”(注：司马迁《史记》，第428页。)的四层抒情跌转，情感骤升遽降，在叹惋中又冷峻、理性地指出项羽失败的根源，更深沉地寄予了司马迁对历史的认知。性格鸷烈如伍子胥，未必是太史公理想的人格标准，但他的离馋被间，隐忍坚毅，尤其是对生命的执着和对人生价值的追寻，又何尝与屈原有异。传赞中的四转，“怨毒之于人甚矣哉”、“何异蝼蚁”、“悲夫”、“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注：司马迁《史记》，第2654页。)，更是集中而热烈地表达了司马迁的生死观。《屈原贾生列传赞》中“爽然自失”的悠长一笔，虽然归宗于老庄的无为自守，然未必不是对伍子胥、屈原执念人格的崇高礼赞。以此来看，《史记》传赞中的顿挫正是司马迁情绪的外化，他与这些悲剧人物的精神息息相通。在《史记》的绝大多数篇目中，这种“内在的韵律”隐然莫显，而一旦找到适当的豁口，情绪的河流便喷涌而出。《伯夷列传》与《屈原列传》便是很好的例子。《伯夷列传》更像是一篇有意放大的传赞，而《屈原列传》也被姚苎田称为“《离骚》之弁序”(注：姚苎田节评《史记菁华录》，第157页。)，正是着眼于全文的诗性笔法与抒情顿挫。通过以上传赞的文字，也让我们看到伟大的史家不只有一面：时而感性，时而理智；时而含蓄，时而激烈；时而疏远，时而峻切；时而任放，时而节制；时而豪迈，时而缠绵。情到不可遏制处，则表现出宿命论的情绪来。司马迁幼承家学，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加之武帝时汉初黄老之学的余风犹在，所以他对道家的自然无为、宽绰优游充满向往，这从汉初帝王、功臣的传记中就可以看出来。随之为李陵辩护而突遭横祸，以善道自处却遭逢如此，由此更对“天道”产生怀疑，滋长了道家思想中消极的一面，这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更容易和悲剧式的人物产生心理契合与情感共鸣，或者说更自觉地放大、突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剧元素。从心理学上来讲，这是寻求情感补偿的一种方式。所以，他在《伯夷列传》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注：司马迁《史记》，第2585页。)又在《悲士不遇赋》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与自解：“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委之自然，终归一矣！”(注：欧阳询《艺文类聚》，汪绍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新2版，第541页。)这些句子确可作为《屈原贾生列传赞》“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的最好注脚。因此，认为本传论赞在情感态度上与正文相龃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鲁迅对《史记》乃“无韵之《离骚》”(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84页。)的经典论断，《屈原列传》是最好的说明。除了情感因素的影响，从深层来分析本传论赞与文本问题的内在关联，还可以联系司马迁“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的创作动机。余嘉锡《古书通例》说：“司马迁《史记》所作诸子列传，大抵为读其书有所感而发。……此不啻为以后老、庄、申、韩、司马、孙、吴、商君、孟、荀、虞卿、鲁连、邹阳、屈、贾诸传之凡例。”(注：余嘉锡《古书通例》，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2页。)所以《太史公自序》这样概述了《屈原列传》的创作缘起：“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注：司马迁《史记》，第4022页。)可见，《屈原列传》正是论赞所言“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之后有感而作。广为著述之人立传，是他“重视学术文化在历史形成中的意义”，“欲以学术文化，济现实政治之穷”(注：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3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239页。)。而《屈原列传》除了确立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阐扬作品的讽谏意义，还寄寓了对理想政治的追求与对独立人格的表扬，其中后一点，正是他与屈原在精神上形成契通的关键。可以说，司马迁为屈原作传，是创作的使命与冲动驱遣着他组织史料，命意在先而史料在后，在“资料枯窘”的情况之下，只能成此一“精神传”。明乎此，正文中大量有关《离骚》的议论以及议论文字与述史文字之间的穿插扞格，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本传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保存信史。综上，《史记》的写作，无论是正文还是“太史公曰”都受着司马迁情绪消涨率的支配，且与他的作史动机存在深层关联。《屈原列传》中存在争议的两大段文字，正是他受到彼我情感共鸣的触发，从客观的叙事中跳出来畅发的议论。这种情绪延展全篇，所以整篇叙述显得个人化、抒情化，也不尽与史实相合。但这只能从《史记》的文情构思上去分析，而非当作衍文或错简予以裁汰，《屈原列传》中的诸种文本问题或当如是看待。当然，在没有新的文献资料发现之前，《史记·屈原列传》依然是我们研究屈原生平事迹的出发点与重要依据。但同时也要注意到该文的局限性，仅据此传而对屈原行事进行细琐的文献考订以期得到明晰的历史事实，是长期以来学者们所走的弯路。屈原研究关涉着我们民族身份与精神的认同，以故对于屈原身世的考订颇为敏感，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影响到了以往学者尤其是大陆楚辞专家对《屈原列传》文献研究的保守性。我们认为，立足于《屈原列传》，重新回归《楚辞》作品，从屈辞文体孕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入手，考证楚辞生成与衍进的时地背景，尤为必要。具体而言，将屈原的作品，置之战国、秦汉文学发展史上从而树立一种动态的文体发展观，深度挖掘作品本身孕育的精神内涵，以及这种精神内涵的历史传承性，而不是将其作为已然的事实与诗人简单地联系，或许对于推进当下《楚辞》研究，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责任编辑：唐 普］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138-149页。获取pdf文档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