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启洲 | 危机时刻的词学批评——现代词学发展史中的民族国家话语
孙启洲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当中国被强行拉入现代国家的竞争序列时，宣扬现代民主政治，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建立新型民族国家，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现代转型的基本趋向。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唤醒国民的民族国家认同感至关重要，启蒙与救亡开始成为彼一时代的当务之急。由于中国文学向来延续着“诗言志”与“文以载道”的传统，使其自身与政治变革密切关联，因此现代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将传播启蒙与救亡意识的重任压在文学的肩上，此时的民族国家话语占据着文学表达的主流，促使着中国学人文学观念以及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向。有鉴于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陈平原、黄子平和钱理群三人就曾着重讨论了现代文学中的“民族意识”，他们将20世纪中国文学看作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时期所建立起的现代民族文化的主要表现内容，视其为一种现代民族文学(注：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民族意识》，《读书》1985年第12期，第69页。)。
置身于现代文学场域中的现代词学，在上述历史演进的语境中生成、发展，自然有被现代学者所征用以表达时代文学精神的可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民族文化传统中所蕴蓄的集体记忆是实现民族认同的前提，为激发国民的民族主义情愫提供最为坚实的历史理据，所以在确立民族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建构具有鼓动性的民族文化传统尤为关键。而包括旧体诗词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就在时代意识形态的诉求中，不断被现代学者进行重新解读和想象性塑造。作为中国文学传统最具代表性的符码之一——词与词学，在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的现代学术思潮中，蹒跚前行。在民族国家意识高涨的年代，身陷国破家亡危机的词人和词学家，用他们最为擅长的文体形式高扬救亡图存之志，词学研究也不再拘守于书斋中的孤芳自赏，在承继古典词学中“词通骚雅”的尊体论之上，现代词学与政治话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合法关联。现代词学家通过强化词体宣扬民族国家意识的政治功能，推崇苏、辛词风，表彰极具家国情怀的英雄词人，编选爱国词选或民族词选，以及撰写民族词史等诸多方式，形塑中国古典词史中民族国家话语表达的传统，守望全民族共同的文化命脉，坚定民族认同与抗争外侮的意志，亦昭示出一代词学风向的转变。
对现代词学发展史中民族国家话语的考察，一方面，是揭示词学研究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之一，在现代词学家、词学期刊与词社等研究视域之外，将词学研究置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演进场景中，从政治话语的维度拓展现代词学研究的理论空间，凸显时代政治的波荡与词学新变之关系，发掘词学转型的新面相。另一方面，现代思想文化观念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语境为词学研究注入新的质素，促发词学批评话语的转换，使其成为现代抗战文化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极为有力地证明了在现代文学与文论的发展史中，旧体文学及其理论从未缺席，而词学的现代演进理应被视为中国文论古今流衍的突出表征之一，这正是此前现代文论研究史中所遮蔽的一种诗学现代转型(注：学界认为现代诗学应最终指向学术观念以及研究方法的现代性，而非以研究对象的新旧为衡量标准，所以他们主张将现代旧体诗词理论纳入到现代诗学的范畴之中。参见：解志熙《视野·文献·问题·方法——关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一点感想》，《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高玉《重建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陈希《被遮蔽的诗学现代转型》，《文艺争鸣》2014年第3期；刘锋杰《现代文论史研究的“三维空间”说》，《学术研究》2021年第4期。)。由是而论，“民族国家”视域是将现代词学纳入现代文论流变脉络的理论切入口，以期尝试突破现代文论研究的边界，呈现现代文论话语复杂多元的理论样态。
一 从“依经论词”到振兴国族：现代词体功能论的生成
中国古典词学向来有“依经论词”的尊体传统，词学家主张将词旨与儒家诗教中的家国政治情怀相贯通，既奠定其合乎正统文学之道的学理根基，也是维系王朝统治秩序的手段。尤其是清代中后期，帝国已然显出盛极而衰的征兆，面对如此国运危机，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阶层，力图强国保种，由此今文经学所强调的“经世致用”论逐渐成为时代学术的主流价值导向，并渗透在常州词派的血脉中。
常州词派的开派宗师张惠言，将“意内而言外”(注：张惠言《词选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17页。)视为词体的突出特征，强调词所能表达的贤人君子忧生忧世之怀，既抬高词体地位，也推动其功能由“娱宾遣兴”向“微言大义”的转变。之后，处于王朝中衰期的周济，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注：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1630页。)的观点，以词史类比诗史，认为词中所寄托的并非仅是个体的感怀，亦可书写与王朝更替、时代盛衰相关的政治主题，表现宏大的社会历史场景。时至晚清，风云突变，鸦片战争的爆发，甲午海战的惨败，庚子国变以及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帝国危在旦夕，词学家又岂能无动于衷？无论是谭献以词表达忧生念乱之感，陈廷焯以“沉郁”(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册，第3776页。)说为核心的词论，还是况周颐所伸张的“重、拙、大”(注：况周颐《蕙风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5册，第4406页。)之旨，都延续了常州词派对词的主题的政治伦理价值的重视，浸染着儒家经学的政教色彩。
与况周颐同一时代的梁启超，却表现出和前者完全不同的思想取向。梁氏作为变法维新派的代表，不断接受来自西方的现代政治学说，因此当况周颐还沉浸在清遗民身份和情感中不能自拔之时，梁启超则已具现代国家意识，并致力于阐扬其现代民族国家理念。前者在眷恋旧王朝，后者则意在建立新国家。在梁启超看来，“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3页。)。故而从王朝认同到民族国家认同的转变，是梁启超现代政治理想形成的关键。“经世致用”的治学观念，使况、梁二人将文学作为表达其政治立场的重要符码。但梁氏受西学启发而在现代性立场上倡导诗界革命，词学观作为其诗学主张的题中要义，既保留“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等命题中的抽象工具性原则，又更替“道”（志）与“文”（诗）的具体政治意涵，“为政治现代化服务”而非儒家诗教的“为传统政治服务”成了文学经世致用的新目标(注：余虹《晚清文学革命的两大现代性立场》，《文学前沿》2000年第1期，第223页。)。词学成为其表述民族国家话语的重要途径，由此实现词体功能论从“依经论词”到振兴国族的现代转变。
梁启超主张“把‘诗’字广义的观念恢复转来”(注：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4集，第291页。)，将词、赋、骚等文体纳入到诗歌的行列，因此梁氏词论多内蕴在其功利主义诗学观中，凸显词体作为古典诗歌门类所具有的建构民族性文学传统的意义以及改造国民品质的功能。
首先，在梁启超看来，语言统一本是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推动因素，所以“用文字表出来的艺术——如诗词、歌剧、小说等类，多少总含有几分国民的性质”(注：梁启超《情圣杜甫》，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5集，第367页。)，因而涵括词文本在内的历代诗歌便构成了“祖国文学”的传统，亦是文化民族性的体现。正如他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将“韵文”或者“文学”与具有现代政治形态的“中国”、“民族”并置，并且时时强调与西方文学的区别性特征。梁氏还在此文中宏观概述“中华民族”文学的演变轨迹：
作为中国韵文最具代表性的文体之一，“词”亦成为其梳理民族文学发展流衍的重要环节。如其所言，最适宜用以填词的“回荡的表情法”，足可呈现“纯中华民族文学”的美点(注：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5集，第287页。)。这种叙述民族文学史的过程，折射出梁启超建构具有“中华民族性”文学的知识实践，表达由“文学”中国想象民族国家精神谱系的时代诉求(注：余来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与“中国文学”观念的兴起》，《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108页。)。
其次，梁启超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落脚到“新民”，而作为“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注：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5集，第281页。)之一的文学，恰成为其改造国民品质最为重要的工具，词体亦莫能外。他反复阐明具备音乐性的韵文，在鼓动民心、改造民智等方面所能发挥的突出功效。在梁氏看来，“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中国乐学，发达尚蚤。自明以前，虽进步稍缓，而其统犹绵绵不绝。前此凡有韵之文，半皆可以入乐者也。《诗》三百篇，皆为乐章，尚矣。……宋之词，元之曲，又其显而易见者也。”(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3集，第215页。)所以，词作为中国音乐文学序列中的重要文体形式，也理应扮演启蒙民众的角色，这就要求词人须葆有士大夫的“经世情怀”和为家国“死而后已”的担当精神，去建设新国家，再造新文明。梁氏的词体功能论，延续传统今文经学家所推扬的“经世致用”的价值立场，倡导包括词体在内的文学对于社会政治的介入，但已为其注入了新的民族国家内涵。
此种政治功利主义词学观在抗战时期得到延续并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徘徊在学术和政治之间的汪东，早年曾入南社，立志革命救国，他的词学主张也时时渗透着对于现实政治的介入感。在为黄侃《纗华词》所作的序中，汪氏认为词“原于《国风》而与《离骚》尤近”，有比兴寄托、隐微言志之能，“后主被羁，怆思故国，稼轩愤时，托怨烟柳，白石嗣响于黍离，碧山沉恨于落叶，岂非假物喻情，所谓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者邪”(注：汪东《纗华词序》，《国故》1919年第2期，第9页。)。由此足见，汪东依诗教而论词，极言词人抒情与政治时势之关系及其所具有的社会功用。全面抗战的发动更是点燃了他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曾发表《国难教育声中发挥词学的新标准》一文，首先阐明文学“为一国民族精神之所系。民族精神不灭，则其国恒存，反是则亡”，而词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文体形式，自然也蕴蓄着民族精神的要义。在他看来，20世纪30年代，国难深重的中国，就如同曾经的南宋，“强敌侵陵于外，君相沉酣于内，有识之士愤气填膺，托篇章以寄怨刺，十九皆然”(注：汪旭初《国难教育声中发挥词学的新标准》，《文艺月刊》1936年第9卷第2期，第16页。)。所以，他极力呼吁词人多发抒慷慨悲壮，甚至粗厉猛奋的声调，激发民众斗志，达到“振人心，铸国魂，培正气，障横流，其亦救亡图存之一助”(注：陈昭华笔记《国难声中研究词学之新途径（续）：汪旭初先生在中国文学系同学会演讲》，《国立中央大学日刊》1936年4月8日第1652号，第4版。)的目的。
在众多现代学者中，卢前是一位民族意识极强的词学家。他致力于建立具有民族性的诗歌体系，“民族意识”是其现代诗学话语的核心，“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用旧技巧写出新意境，拿诗来发扬我民族精神”(注：卢前《民国以来我民族诗歌》，《卢前文史论稿》，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7页。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卢前亦持“广义诗歌”的观念，其所言之“诗”涵括诗、词、散曲等诸多韵文体裁。)，可被视为其现代诗学观最精炼的概括。在国难之际，卢氏有意将诗歌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相联结，主张建立“民国诗”的新传统。关于此点，他有非常明确的阐述：“民国诗云者，以活泼、生动之形式与格调，扬示我民族特有的雍容博大之精神，为民主政治时代之产物，发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之呼声。”(注：卢前《民族诗风之倡导者》，《卢前文史论稿》，第295页。)他希望诗人能够在大动荡的时代，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注入诗歌之中，创作具有全民族认同感的诗歌，能够光大民族气节，强化国家意识。卢前获得民国教育部文学奖的词集《中兴鼓吹》，便是实践其“民族诗学”观的杰作。
《中兴鼓吹》中的论词词《沁园春·论词示梦野》一首，即是卢前词论的浓缩：
在卢氏看来，词人不应拘执于抒写“儿女相思”之情，留恋于风花雪月，更应昭示文士面对国难时的坚韧与担当。他坦言其填词的动机就是在流离辗转中发泄个人的愤慨、沉郁和烦闷，“大都因国难而发，含有鼓吹民族思想”(注：卢前《我怎样写〈中兴鼓吹〉的？》，《改进》1943年第6卷第11期，第415页。)之意。被卢氏称为畏友的任中敏，评此词集云“宗旨在鼓吹国族中兴，并非鼓吹词艺中兴也”(注：任中敏《评记》，卢前著、任中敏选《中兴鼓吹选》，文通书局1942年版，第1页。)，可谓一语中的。
综上所述，文人词兴起之初，词体主要用以娱宾遣兴，未敢奢望担当“言志”的重任。时至宋代，词为小道的观念始为松动，以诗论词逐渐兴起，尤其是南宋王朝摇摇欲坠之时，词成为可与诗文一道表现士大夫忧君忧民之怀的文体。清中叶之后，王朝颓相渐露，今文经学派“经世致用”的实用理念遂兴，并通过常州词派的倡导而渗入词学之中，“依经论词”即成大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经历百年屈辱史，现代词学家承继前辈学人“经世致用”的精神，意在危难之际发挥词学的救世之功，但其所经之“世”已被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残酷竞争所代替，成为词体功能现代转型的社会政治基础。他们由此完成从“依经论词”的诗教传统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蜕变，也直接引发彼时词学家对于苏、辛词风的推崇。
二 “稼轩风起”(注：本节所述“稼轩风”，并非专指辛弃疾词在现代词学中的接受，而指一种广义的有别于婉媚词风的“大声镗鞳”之风。)与爱国词人研究
国势衰疲之时，尤其是面对着外族的入侵，亟需强有力的精神领袖来团结民众、振奋民心，带领民族走出困境。树立民族历史上的英雄形象，则是唤起民族认同感和激发民族情绪的又一重要途径。南宋时代正是王朝积贫积弱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又虎视眈眈的多事之秋，文人的淑世情怀和家国之忧，都映现在诗文中，此时英雄词人辈出而豪放词风骤起。同样身处水深火热之世的现代词学家，也渴求救世英雄的出现，他们通过爬梳能够彰显民族精神的词史传统，找寻足以振奋民族气势的英雄词人，故而将目光聚焦于南宋，推扬稼轩词风和表彰爱国词人成为当时词学研究的焦点，借古之传统以求致用于现世之意，不言而喻。
在20世纪现代词学家中，“真正放下手中的笔，拿起枪来和日寇浴血奋战的，只有胡云翼一人”(注：曾大兴《词学的星空：20世纪词学名家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结合胡云翼早期提倡建立“国家主义文学”的设想，就不难理解他不遗余力地宣扬稼轩词风的缘由。在胡云翼的眼中，内外交困的现代中国，早已丧失中华民族的国魂，国民情感颓废麻木，文学界亦是委顿堕落，因此他亟欲提出“国家主义文学”的倡议，重开时代文学的新路。所谓的“国家主义文学”，是“以鼓吹民族意识，鼓吹国民情感自任。一方面提倡波澜壮阔的，乐观的，猛进的，讴歌‘祖国超于一切’的，鼓励民族思想的，带强烈的反抗性的文艺”，“一方面提倡血和泪的，战争的，悲壮的，祈战死的爱国文艺”(注：胡云翼《国家主义与新文艺》，《醒狮》1925年第59号，第2版。)。直至抗战爆发，他更加坚定以革命的、主战的文学，“鼓吹尚武奋勇的猛烈精神，唤醒伟大民族的灵魂”(注：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胡云翼重写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改造卑弱的、无抵抗的和亡国的国民性，以激起民众为国家生存和民族独立而战的信念。
这样的文学观渗透在其词学研究中，使胡云翼对于稼轩词风尤为倾心。他以“奔放豪肆，英雄本色”(注：胡云翼《宋词研究》，《胡云翼说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归纳稼轩词最为突出的风格特征，不仅将辛弃疾看作南宋第一大词人，更以英雄词人视之，钦佩其不甘伏枥的壮志雄心和词中所表现出的英豪之气。正是这种有英雄气概的词，有血和泪的词，有壮烈的金戈铁马的词，才是砥砺中国民众前行的良药。因此，胡云翼将整个南渡词坛看作最值得叙述的一段英雄的词文学史：“在南宋词里面，当时金兵入寇，徽钦被虏，眼见大好河山，沦于异种。一时爱国志士，群起御夷。所谓豪杰者流，痛祖国之丧乱，哀君王之沦夷，投鞭中流，击楫浩歌，其护爱国家的热忱，怀抱的伟大，胸襟之宏阔，性情之壮美，发为歌词，岂独豪放而已？”(注：胡云翼《宋词研究》，《胡云翼说词》，第43-44页。)胡云翼将其所处之时代类比作宋末，但不满于当时文坛缺乏英雄的文学，因此他试图以承载历史英雄形象的古典文学文本，重新唤醒全民族的共有记忆，建立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以文学激励抗战。
与其同时，现代词学的奠基人龙榆生也是苏、辛词的拥趸者。早在1929年，龙榆生就已在暨南大学国文系讲授苏、辛词，曾计划合笺苏、辛词，而且订补了辛梅臣原编的《辛稼轩先生年谱》。龙氏在“淞沪战后，外侮日亟，国势阽危”之时，与致力于发扬民族诗歌的卢前“相与鼓吹苏、辛词派”，“思以激扬蹈厉之音，振发聋聩，期挽颓波于万一”(注：龙沐勋《中兴鼓吹跋尾》，《制言半月刊》1937年第43期，第2页。)。龙榆生反复强调填词应有的时代气象是苏、辛一派词风，彰显其作为词坛领袖欲于浙、常两派之外，别建一宗而开时代新风的雄心。他设想：“以东坡为开山，稼轩为冢嗣，而辅之以晁补之、叶梦得、张元幹、张孝祥、陆游、刘克庄诸人。以清雄洗繁缛，以沉挚去雕琢，以壮音变凄调，以浅语达深情，举权奇磊落之怀，纳诸镗鞳铿鍧之调。庶几激扬蹈厉，少有裨于当时。”(注：龙沐勋《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词学季刊》1935年第2卷第2号，第5页。)在与前辈张尔田的通信中，龙榆生更是直言，希冀以苏、辛词风的清雄磊落疗救“世风日坏，士气先馁”的萎靡不振，于此则可“砥砺志节”(注：龙沐勋《答张孟劬先生》，《词学季刊》1935年第2卷第3号，第188-189页。)，振奋民族气节。之所以如此倾力推举苏、辛词风，就在于“由东坡指出向上一路，稼轩益务恢弘。一代民族精神，于焉寄托”(注：龙沐勋《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上）》，《文史丛刊》1933年第1集，第15页。)，借宣扬苏、辛词派的特殊精神，改变偏于柔婉的民族性，以此培养沉雄刚毅之国民品格。
“稼轩风起”是一种时代文人的集体选择，在“国难文学”大兴之时，相比长篇大论的文章而言，词本身简短的体式特征，以及豪放一脉词风高亢昂扬的基调，正符合当时文人借文学为全民族抗战呐喊的目的。他们通过标举苏、辛词风，召唤国民关于激扬蹈厉的一脉民族文化传统的集体记忆，以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境况产生刺激性的作用力，实现团结民众、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感，以及振奋民族斗志的政治意图。
除了对苏、辛的推扬之外，现代词学家还通过广为流传的词集文本和史书记载，勾勒爱国词人的英勇形象和人格魅力，民众在英雄崇拜的心理作用机制的影响下极易产生模仿冲动，以此在特殊的抗击外侮的年代催生出一股强劲的精神鼓动力量。关于爱国词人的研究，现代词学家关注的焦点并非其词的艺术性，而是文本所激荡出的士人情怀，以及词人的抗争精神，显现出时事政治对于文学研究趋向的直接干预。
经历王朝屈辱没落史的王鹏运，曾刻《南宋四名臣词集》，集南宋赵鼎、李光、李纲和胡铨四家之词。此四人并非专以词胜，是因其心系君国的忠臣气节而名传后世。正如王鹏运所言，此四家“于是则悲天运悯人穷，当变风之时，自托乎小雅之才，而词作焉。……所为整顿缔造之意，而送之以馨香芬芳之言，与激昂怨慕不能自殊之音声。盖至今使人读焉而悲，绎焉而慨”(注：王鹏运《南宋四名臣词集跋》，王鹏运辑《四印斋所刻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46页。)。李慈铭在为该词集所作的序中，直接点明王氏刻词的意图在“廉贪立懦，使人兴起”，使“贤者当知其谲谏主文，感伤时事；不贤者当知其导谀亡国，陷溺君心。兴观群怨之旨，庶有在焉”(注：李慈铭《南宋四名臣词集序》，王鹏运辑《四印斋所刻词》，第428页。)。在这一套传统经学话语的叙述背后，表达的是他们强烈的志士壮怀，以及身处王朝末世的愤慨郁勃。
遭遇政权更迭、国体鼎革之后，现代词学家在阐扬英雄词人的过程中，已明显地将“名臣词”替换为“爱国词人”或者“民族词人”。南宋与民国相似的内外部政治环境，以及南宋词在词史中的突出价值，使南宋词坛的英雄词人成为现代词学史中不断被研究的对象，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英雄气质和人格魅力，词中表现出的“爱国”情怀与“民族”气节，及其豪放激昂的词风，是得到现代词学家青睐的共有特征。
20世纪30-40年代，现代词学大家唐圭璋陆续发表多篇文章，以述介英雄词人寄托其感时抚事的家国情怀。1935年，他连发《民族英雄陈龙川》和《南宋词侠刘龙洲》两文，以表彰当时学界还不甚措意的南宋中兴词人。在唐圭璋的笔下，于词中抒发平生经济之怀的陈亮和念念不忘收失地、复国仇的刘过，都是胸怀治国才略和光复宋室之志的盖世英雄，但一代英才却未遇明主，满腔忠愤化为血泪，蘸于笔尖而书之成词，或纵横跌宕、浩气磐空，或雄浑悲壮，使人读之，“在此国难时期，倒不禁油然兴起崇拜的观念”(注：唐圭璋《民族英雄陈龙川》，《国衡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6期，第92页。唐圭璋另有《南宋词侠刘龙洲》，《建国月刊》1935年第12卷第1期，第1-4页。)。1940年，唐氏又发表《南宋四大忠臣词》，与其同年发表的《民族文学的情与境》对读，便可见其文与前段所引王鹏运和李慈铭之言在理论话语表达上的根本区别。唐圭璋当时在中央军校担任国文教官，并随校西迁成都，两文均发表在军校主办的期刊《黄埔》上，自有慰勉“革命军人”的用意。在《民族文学的情与境》一文的引言中，唐圭璋就坦陈其心迹：
以忠臣义士而名传千古的赵鼎、李纲、李光和胡铨，正是唐圭璋所言的民族英雄，他们并非以词传人而是以人传词。四人之词多“精力弥满，英气勃勃”：赵鼎有思念君国的感伤之音，李纲词有“忠义之声，震动夷夏”，李光词中则申诉迁流之感，胡铨刚正的气节，令人动容。读此四家之词，让如唐圭璋一般避难西迁的人感伤无限，也在这国势颓败之时，“激励士气，发奋复仇”(注：唐圭璋《南宋四大忠臣词》，《黄埔》1940年第4卷第14期，第18-19页。)。
唐圭璋所言的四大忠臣，已不再是歌唱变风变雅，却又劝百讽一的士大夫，而是化身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原本对于君主和王朝的忠诚，在现代词学家的笔下转换为守家卫国的经典；原本是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争夺，在“现代语境”中被描述成抗击外敌欺侮的正义之战。古典文学传统中的汉民族英雄形象，被潜移默化地重塑为整个中华民族英雄主义的传统。至此，“忠君”的情结逐渐演化成为建设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
推崇稼轩词风和褒扬民族英雄词人，是改造柔弱的民族性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方式，是现代词学家通过文学文本介入国家政治建设的一种途径。在国家危难、民心渐靡的时期，正需要这种悲慨怒吼的发声，以及激昂慷慨的词风，唤醒国民内心深藏的爱国激情与抗争斗志。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英雄，成为牵引民族国家前行的内在力量，潜伏于民众的集体无意识中，在外族入侵的战争年代被触发，产生巨大的行动力，而浓缩其精神的文学文本，正可谓是一种“力的文学”，勉励读者奋起昂扬的抗争欲望，形成全民族团结齐心的强劲战力。
三 民族国家记忆的建构：民族词的“史”与“选”
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各国的民族文学史也不断问世。在确立民族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文学史的书写、传播与教育，起到了潜在的意识形态功能，为想象“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提供了国家文学谱系。在词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民族词史的书写，尤其突出在当时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在国难文学兴起之时，对于民族历史与文化基因的确认。爱国词选和民族词选同样是在抵御外侮的年代，为强化民族国家意识而编选，诸选家通过辑录彰显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词，建构爱国词或民族词的发展史，以文学传统的强大精神力量，烛照当下民众前行的道路。
尤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中国与日本法西斯的战争进入僵持的拉锯战阶段，此时民族意志成为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因素。因此，在这一时期，一系列具有民族词史性质的著述不断出版和发表，为强固民族意志而积聚文学力量。
白桦在“热河事变”后发表《南宋爱国词人》一文，将整个南宋词史划分为三个时期，重点突显每个阶段“热血如潮”的爱国词人。第一个阶段，是徽钦二帝被掳、迁都临安时期。这时期以辛弃疾、陆游、张孝祥、刘过、杨炎和袁去华为代表的爱国词人，“高唱着奔放的雄豪的声音，充满了灭此朝食的光复河山的凌云的壮气”，创作出整个时代最为杰出的词。第二阶段，是南宋朝廷苟且偏安的宴饮享乐时期。但此时的刘儗、文及翁、陈经国和王埜，仍以其“爱国心”填出忧时愤世的激越词章。第三个阶段，是元人南渡和偏安小朝廷灭亡的时期。此时的刘克庄、汪元量、陈德武和文天祥等，算得上是“热血的词人”，倾吐着亡国的悲愤情绪(注：白桦《南宋爱国词人》，《黄钟》1933年第23期，第1-2页。)。作者更倾向倡导一种雄豪奔放的词风和悲歌当哭的热烈情绪，以南宋爱国词“来宣泄宗国沉沦河山易色的民族的惨痛，来煽动起复兴宗社驱除异族的革命的热情”(注：白桦《南宋爱国词人》，《黄钟》1933年第23期，第1页。)，来激励同样正在经历国族危亡时刻的民众，鼓舞志士们卫国守土的勇气，坚定抗敌的信念与决心。
1943年，青年出版社刊行缪钺所撰著的《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全书宗旨即在张扬“南宋人爱国家爱民族”之词，“见吾国古人民族观念之强，微弱之时，益能自振，而对后人感发兴起之功甚大”(注：缪钺《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缪钺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南宋词中“忠愤壮烈的民族情绪”，是缪氏念兹在兹的精神信仰，所以其选录民族词人的标准，就在“取其怀忠义之心，抱恢复之志，凌厉奋发，志节皎然者”(注：缪钺《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缪钺全集》第6卷，第255页。)。因此，词人虽有忧时感事之作，但态度消极，或人品卑下，以及中途变节者，皆不在入选之列，故此书将姜夔、吴文英、曾觌、张炎和王沂孙等人排除在外。这部民族词史仍以南宋词为主体，涉及南宋初期的岳飞、张元幹和张孝祥三位民族词人，以稼轩词为南宋之首，设专章论述，并将韩元吉、陈亮、陆游、刘过和刘克庄等与稼轩词风相近者，归为辛派词人，而将救亡扶危、抗节不仕的“南宋末之民族词人”，诸如吴潜、文天祥、汪元量和刘辰翁等，置于末章。作为普及性读物，此书意在树立青年人的民族观念，动员有志青年抗战报国，并借此凸显文学所担荷的政治功能及其价值。
赵景深《南宋的民族词》一文则在对比南北宋词之差异的过程中，探讨南宋民族词产生的诸种契机。他将此归结为三点：一是与北宋的承平不同，南宋的离乱，是词人自然流露其激愤之情的外部原因；二是长调慢词的兴盛，为词人叙述国事，抒发悲壮的情感，蕴蓄蓬勃的气势，准备了文体条件；三是创作主题的转变，与北宋词多写儿女之情相比，南宋词则多抒家国之恨。前文所述词学家皆以历时性方式撰述民族词史，赵景深却以词派划分南宋词，重点论析包括辛弃疾在内的十六位辛派词人，而对于虽表达山河破碎之感与故国之思，但却如“草虫幽咽”般的姜派词，着墨甚少。因为在他看来，“我们现时代，却应该多读慷慨激昂的辛派词”(注：赵景深《南宋的民族词》，《世界月刊》1945年第1卷，第24页。)。
上述关于几种民族词史论著的分析，可见其中共有的特征。第一，作者均将民族词史的研究对象定格在南宋词。一方面，南宋所面临的外有强敌、内在积弱的时势困境与当时人所经历的现实境况相近；另一方面，虽然南宋之后的王朝亦有此种境遇，但南宋民族词的成就，后世难以企及。第二，民族词史的书写，也印证了前文所言及的“稼轩风起”的主流词学宗尚。豪迈雄壮的词风，忠义凛然的词人，则是民族词史中的主角。第三，突出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无论怎样表彰民族词人，归根结底的诉求都在于思考如何在民族危机时刻，发挥文学介入政治的功能，建构具有强力特征的文化传统和集体记忆，为鼓舞全民族在最为危急与艰难的环境中仍能秉守信念、坚持抗战提供一种精神动力。
在书写词史之外，词选亦是词学家们表达其词学观的一种重要方式。操选政者对于词人及词的选择，带有各自词学理论影响下的差异性倾向。龙榆生归纳词家选词之意图时说：“古今选本，无虑数十百种之多，或以应歌，或以传人，或以尊体，或以建立宗派，强古人以就我范畴。虽意趣各殊，瑕瑜互见，而其采掇茂制、揄扬声学之旨则一也。”(注：龙沐勋辑《唐宋名家词选·自序》，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页。)依龙氏所言，编选爱国词和民族词实有传人之意。换言之，词选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词史的文学功能。曹辛华在对民国时期的宋词选本和清词选本进行考论时，曾以选家的“选心”，即选词的意图、标准以及传达的观念，划分词选的类型。“国难选心”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类词选，尤其“自1937年始，中国遭遇日本侵华危机，其间宋词选本在‘选心’上大多倾向‘民族’‘爱国’‘豪放’等方面”(注：曹辛华《民国词史考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2页。)。所以，在以文学书写抗战之外，择取经典文学文本收录于选集之中，亦是当时学者借以文学救国、鼓励民众的常见方式。
在全面抗战爆发的1938年，李宗邺依《满江红》词牌精选爱国词百首，此选前附词人小传，有知人论世之助，并以岳飞词居首，下至近人词作，“以忠义奋发，慷慨苍凉，具有争赴国难，复兴民族之热情者为范”，而“寓民族精神，重御外侮之意”(注：《本书编辑大意》，李宗邺编《满江红爱国词百首》，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页。)。选本前有陶琴《〈满江红〉考证代序》，一方面，据其所考，《满江红》至北宋时仍未列为名调，而自岳飞词始，此调方才与精忠报国发生内在联结，作为发挥政治思想、表白忠义怀抱之工具；另一方面，此序亦表明李选之意，在于通过搜罗英雄之词，建构民族文学渊源有自的脉络，“以宣扬文化，唤醒国魂”，同时又希望能够“激励青年，发扬朝气，以期复兴我民族，挽回劫运而已”(注：陶琴《〈满江红〉考证代序》，李宗邺编《满江红爱国词百首》，第8页。)。
20世纪40年代，赵景深的《民族词选注》和夏承焘的《宋词系》，是两部尤为值得关注的宣扬民族精神的词选。赵景深有意在当时众多的民族诗选之外，专门辑录一部民族词选。此选上及《花间》两词，以为五代早有豪放词派，宋词部分仍以辛派词人为主，元词选姚燧和舒頔二家，明代专选慷慨激昂的晚明词，最后选清代的咏史词，或南社词人“歌吟种族之痛者”(注：赵景深《民族词选注·凡例》，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页。同年，在赵景深另一部著作《民族文学小史》（世界书局1940年版）中，亦收录有晚明词。)，对所选之词人均有简介，所选之词均有注释。夏承焘的《宋词系》则仅选南宋词人，共计23家56首词，以选录刘辰翁、陈亮、文天祥、李曾伯和辛弃疾等诸家之词为多。夏氏在词选前记中，即已直陈其选词之缘由：“芦沟桥战役起，予方寓杭州纂《乐府补题考》，书成而杭州陷。顷者避地沪滨，寇氛益恶，惧国亡之无日，爰取宋人词之足鼓舞人心、砥砺节概者，钩稽史事为之注，以授从游诸子。并取诗大序‘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名之曰《宋词系》。”(注：夏承焘《宋词系·前记》，《夏承焘集》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页。)因此，夏氏选本与赵氏的注本不同，虽亦有词人小传，但无注释，而是在词后考录词之本事，使读者对于某词产生的具体时代背景及历史事件更为了解，以加深对于词人填词心境的感同身受。
无论是民族词史的书写，还是爱国词选的编选，都是一种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所谓“诗无达诂”，即文学文本本身具有被多重阐释的可能，然而一旦文学文本被不断地经典化之后，就会成为具有象征意义和超时空性的文化文本，文本的文化意义相对稳定，会随时代变化产生意义的累积，但却不会过时。与此同时，文化文本的代代相传，使其成为承载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媒介，这种集体记忆指向“一种与强烈的忠诚相联系，产生强烈一致性的大我身份认同（Wir-Identität）的记忆形式。这尤其适合作为一种形式的官方记忆（das offizielle Gedchtnis）和政治记忆（das politische Gedächtnis）的民族记忆（das nationale Gedächtnis）”(注：冯亚琳、﹝德﹞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传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46页。)。而文化文本建构的意义，则是着眼于现实境况需要，期许能对当下甚或未来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这正是民族词史和爱国词选的编撰者的良苦用心所在。他们将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重塑为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并形成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既有号召当下民众团结爱国的目的，也有将这种来自古典的爱国主义情感伸展至未来，深深地烙印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一直延续下去的期许。
四 结语
王朝的覆灭与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所曾经历的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政权更迭，而如何确立民族国家认同，则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迫切思考的问题。文学作为想象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一种有效方式，自然被视为向民众渗透民族国家意识的利器。旧体文学所携带的“民族性”基因，也在此一特殊时代被激活，其鼓动、激发情感的作用被大大地发挥和展示出来了(注：赵普光《民族主义的历史镜像与旧体文学的命运——以〈民族诗坛〉为中心》，《学术月刊》2021年第4期，第179页。)。
古典词学中“依经论词”的言说传统，恰与民族国家话语相遇合，在国家与民族面临危机时刻，被转化为振兴国族的话语资源，完成其内在精神的现代性置换，实现词学理论话语的现代转型。特别是在抗战时期，表彰爱国词人、撰述民族词史和辑录爱国词选，是现代词学家传递民族国家观念的主要表达方式，他们通过将文化传统中的“忠臣义士”重塑为“民族英雄”的形象，以激励民众意志和鼓舞将士的士气。这种基于政治现实，以民族国家话语重释古典文学文本的方式，也是中国现代抗战文学流衍的重要面相。“民族国家话语”成为勾连现代词学与现代文论的理论基点，现代词学理所应当地被视为现代文论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如此即可深入考察触发词学现代转型的时代学术动向，又可还原现代文论生成与演进过程中多种理论脉络交织的复杂形态。
由此而言，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所有20世纪中国文学实践和发展共同面临的重大语境(注：罗岗《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以“民族国家”视域观照中国现代文论发展的脉络，不仅要关注新文学家主导的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和40年代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还要关注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以现代旧体文学理论所发出的政治诉求，从“大文学”的学术立场，揭示中国现代文论之“现代性”的多重维度(注：孙启洲、马睿《“大文学”视域下的现代词学研究》，《中州学刊》2018年第12期，第154-159页。)。
［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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