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希中 | 革命与学术的整合：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世”取向
革命与学术的整合：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世”取向
近代以来，科学化成为中国史学研究者的共同追求，但对科学化的理解和认知却存在巨大分歧。胡适、傅斯年等学者受实证观念的影响，将科学与客观性相等同，认为科学的史学必须排除主观因素，划清与现实社会的界限；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学者却主张史学应当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积极介入现实，为现实生活服务。在民国年间，实证派学者居于正统，他们所倡导的科学史学风行一时；而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跃升为主流，“历史科学”遂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专称；1990年代以后，长期遭受压抑的实证风气卷土重来，再度回流，人们对科学史学的认识又发生了一番转换。这可谓风水轮流转。那么，究竟何为科学的史学，如何看待史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换句话说，科学的史学为保持纯粹性、独立性必须与现实社会绝缘吗？回顾考察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蕴含的“经世”取向，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何以要“经世”，进而探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世”追求对当时学界的独特价值所在，对理解和澄清科学史学的内涵，推动当下史学建设，将有重要助益。
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何以要“经世”？
“五四”以后，史学科学化蔚为风气，实验主义成为一种强势潮流。而实验主义主张为学术而学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首故纸堆。即便民族国家面临危难，也只是以读书救国、学术救国自解。奠基于“五四”、兴起于社会史大论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什么要逆流而上，重振“经世”之风呢？这应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产生的时代环境和内在理路来分析考察。
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绝不是单纯的学术现象，而是时代的产物，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展开而诞生并发展的。自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国的前途命运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紧紧结合在一起。在追求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服务于救亡目的，以整个民族的利益为中心关怀，为反抗外来侵略、推进社会革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思想资源。
因此，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民国时期重要的“经世”意义，首先须要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这就是自1840年以来的前所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三次体制内改良运动的失败，“革命”成为完成这一任务重要甚至唯一的路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于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但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及混战不断的局面，这意味着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完成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历史使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航向。中国共产党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政治组织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而成长、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发展”的(注：李红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概说》，《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第28页。)。
第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经世”的内在逻辑理路。不同于以往形而上的抽象思辨，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强烈的实践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136页。)。20世纪初年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形成高潮，为中国当时的社会改造绘制了一幅新蓝图，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等为此作出了卓越努力。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中倡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注：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1919年“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等系列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于1924年出版《史学要论》一书，成为“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最积极、最有影响的学者”，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理论基石(注：周励恒《从〈史学要论〉到〈历史哲学教程〉——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43-50页)。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中国社会，初步达成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品格，认识最深刻、强调最充分的是毛泽东。1938年10月，他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3页。)1941年，他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明确要求对近百年的中国史作综合研究(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02页。)。毛泽东将革命、政治与历史密切联系起来，将历史研究视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因此，自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带有革命基因，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革命学术”。
第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世”追求，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传统的呼应和接续。任何一种外来异质的学术，要在本国扎根生长，必须与本国固有学术传统相融合，获得本国学者的认同。胡适等人提倡效法的西方实证史学，能够取得显赫的声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与清代考据学的契合以及对“实事求是”传统的接续。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功，则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传统的接续和发扬。
中国古代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尤其注重发挥历史的明道和资治功能。明道功能表现在自孔子著《春秋》之后形成的史学传统。《左传》成公十四年云：“《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注：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1913页。)孟子则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注：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715页。)司马迁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注：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3297页。)之后，刘勰、刘知几、孔颖达、柳宗元、戴名世、章学诚等历代史家或文学家对史学明道功能多有阐述和发挥，并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书撰述的重要宗旨。资治功能的典型表现是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旨在“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注：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607页。)，以“有资于治道”。王夫之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6，中华书局2013年第2版，第142页。)可以说，古代史学的经世传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取向提供了学术土壤和历史借鉴。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致用的宗旨、立场和内容毕竟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在民族危亡之际，马克思主义学者积极融入革命实践，追求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体现出其自身的时代特点(注：陈峰《传统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 140-142 页。)。
二 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经世”？
与追求科学化、标榜客观中立的实证派不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现实诉求直言不讳。翦伯赞明确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9页。)这表明在史学的目的和价值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形成了自身的独特认识，而且对此深信不疑，并付诸实践。
那么，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如何经世的，又是怎样将他们的史学研究与当时的革命活动连接贯通起来的呢？
一是投身社会史大论战，通过历史研究为中国革命的目的、对象、性质问题寻求解答。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革命遭遇挫折，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成为各方人士思考的重点。要确定中国革命的方向，必须先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由此，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和论争如火如荼，出现了理论斗争的高潮。1928年6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倾向于国民党改组派的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发表系列文章，主张封建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结束，秦汉以后为前资本主义社会；托派则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主张与中共大相径庭，呈针锋相对之势。郭沫若于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积极支持和响应中共主张(注：乔治忠《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140-141页。)。他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第一次把有史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整合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社会的序列(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5页。)。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成为论证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确定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理论文本和典范之作。后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人关于古代史的研究，依循、深化了郭沫若开辟的路径。因此，持续10年之久的社会史论战，绝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术论争。它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蕴含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根据。只有解决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明确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才能确定其对象、目标和任务。马克思主义史学学者通过这场大论战，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论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进一步结合，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注：吴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及社会史问题论战研究（续）》，《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2期，第102-103页。)。
二是积极融入抗战，成为文化抗战的一支生力军。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过去的理论论争走上对中国历史加以整理的道路，同时积极从事反对妥协投降的理论斗争(注：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王学典、陈峰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此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延安和重庆两支主要队伍，承担起文化抗战的重要使命。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机构，处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主要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1938年5月），成员有尹达等；之后，该研究室随着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又更名为中央研究院，而成为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1941年9月），该室工作由副院长范文澜主持，成员有尹达、叶镬生、金灿然等，稍后齐燕铭和吕振羽等人也加入进来，主要成果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注：林国华、陈峰《论延安时期史学机构的产生、沿革及特点》，《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79-82页。)。1941年9月，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延安史学的扛鼎之作。该书是范文澜受党中央所托，独撰而成。它不同于学院派的通史著述，而是体现出鲜明的战斗性，如着重叙述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肯定被压迫者反抗斗争的作用等(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绪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版，第10-12页。)。同时，书中多有借古讽今、影射现实之处，如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等(注：李孝迁《“红色史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论》，《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第113页。)。可以说，在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那里，史书不但是著书立说的载体，更是与敌人英勇战斗的武器。
以重庆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实力更为雄厚。抗战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逐渐向西南地区聚集，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重镇。其领军人物是郭沫若，同时汇聚了翦伯赞、侯外庐、吴泽等专家学者。他们以国民政府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为合法的活动阵地,创办《读书月报》、《群众》等刊物，组织“新史学会”。重庆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力量强大，身处国统区学术文化腹地，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三是致力于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批判和清算侵略史观等错误观点及思潮。这些工作激发了当时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鞭挞了妥协投降的言论，有力地声援了抗战。在延安地区，史学工作者编写的通俗历史读物，主要有许立群《中国史话》、尹启民《中国历史讲座》、韩启农《中国近代史讲话》、曹伯韩《中国现代史常识》和《中国近百年史十讲》、敬之《中国历史》等(注：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0页。)。同时，他们还大力改编历史剧，借助大众文艺形式，普及传播历史知识，例如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串龙珠》等。延安史学家或机构重普及的做法，收到了立竿见影之效，既训练了革命干部，又增强和扩大了历史知识的社会影响力。在重庆地区，1941年底到1943年3月，郭沫若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孔雀胆》等六部历史剧，在重庆演出后引起了巨大反响，激发了国统区军民的抗战热情；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等有关南明史的研究论文，以明亡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在当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注：于文善《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进行疯狂军事侵略的同时，还从事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极力散布各种为侵略辩护的思想言论。因而，批判和清算侵略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1937年前后，日本军国主义御用文人秋泽修二在其《东洋哲学史》、《支那社会构成》等书中，不但认定中国历史是“停滞的”、“循环的”和“倒退的”，而且鼓吹日军武力是打破中国社会停滞性的根本途径，公然为日本侵华战争制造舆论。为了抨击这种错误言论，吕振羽、李达、邓拓、华岗、吴泽等史家纷纷发表文章系统驳斥，不仅有力挫败了侵略者从文化上征服中国的企图，而且给予抗战中的军民以坚定的民族自信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注：王东、王兴斌《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5期，第36页；王继平、董晶《文化抗战视野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贡献》，《史学理论研究》2021 年第3期，第46-47页；李勇《民国时期吕振羽批评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原因及史料学意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62-63页。)。
抗战胜利前夕，马克思主义史家还积极利用历史知识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为革命事业的继续推进提供助力。1944年1月，《新华日报》为反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以“纪念甲申三百年”为题，约请郭沫若撰文。郭沫若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收集资料。初稿写成后，又用了几天时间精心修改推敲，始交中共南方局驻渝的负责人董必武审阅，并于3月19日见报，因为这天是明代亡国之君崇祯的死难之期(注：廖永祥《〈新华日报〉与〈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学刊》1994年第2期，第5-6页。)，亦是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统治三百周年纪念日。3月19日至22日，重庆《新华日报》连续4天刊载《甲申三百年祭》。文章通过对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的反思，总结出骄傲必败、腐化必败、分裂必败的沉痛教训，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镜鉴。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之后，《甲申三百年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的典范。
三 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的意义与启示
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科学化史学的一翼，集“致用”与“求真”于一身，既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政治诉求，又体现出较强的学术性和创新性，蕴含着值得借鉴的丰富经验和深刻启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世取向具有现实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合理性，有力地配合了革命和抗战，推动了史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另一方面，过度追求致用，也使马克思主义史学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其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世取向，可以视为对民国时期主流学风的纠偏与平衡。五四时期，胡适、顾颉刚等运用产生于西方的所谓科学方法，对史书史迹进行辨伪、考证。因他们所采用的科学方法有别于清代乾嘉考证史学，故被称为“新历史考证学”。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当时新历史考证学的重镇。新历史考证学是以“求真”而不是以“致用”为史学的最高目的(注：侯云灏《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但这种“求真”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求真观为科学观所支配；第二，求真凌驾于致用之上。也就是说，求真为第一义，致用为第二义，由此二者也就有了主次轻重之别(注：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125页。)。这不但使史学停留在史料整理层面，而且造成史学与现实的脱节。个别学者专注于求真而不问致用，无可厚非，但当这种态度和做法笼罩整个学界时，便造成识小遗大的不良学风，违背了学术乃天下公器的初衷。对当时这种偏颇的学风，马克思主义史学力图扭转与平衡。不可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注重致用，而且强调求真，主张两者兼顾并举。在创立伊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高度重视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工作。例如，李大钊讨论研究历史的任务时，首先强调的就是“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其次才是“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注：李大钊《史学概论》，《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进而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双重品格(注：左玉河《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第4页。)。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非常重视史料搜集与考证工作，不论是“五老”，还是其他著名史家，均编撰了既有求真性又具致用性的史学名著。比如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研究》“对古籍的解读和对甲骨文、金文的解析，都取得大量的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见，考订新颖、论断犀利，思想和学术水平皆高踞当时历史学的制高点”(注：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版，第382页。)；1946年，翦伯赞出版的《史料与史学》一书，在史料学方面识断之精审，“固在傅斯年‘史学本是史料学’之上”(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426页。)。由此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料学领域已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将结论谨慎、缜密、细致地建立在扎实的材料之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基石。
其二，在革命年代追求经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力配合了当时的革命和抗战需要，成为现实生活实践中一种发挥独特作用的文化力量。以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的社会史论战而言，论战的成果转化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为当时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论战中，中共学者与国民党改组派、托派展开针锋相对的较量，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阐释论证了中共革命斗争的合法性，对革命实践产生了指导作用。不仅如此，社会史论战中形成的理论话语，成为中共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并“被吸收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党的重要文献”之中(注：陈峰《社会史论战：政治和学术价值双峰并峙》，《历史评论》 2020年第4期，第103页。)。再拿抗战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样自觉地将修史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赋予修史以时代意义。“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深化，解决民族危亡问题，就是当时最大的“致用”、最重的民族大义。在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作品中，充满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内容，以激起广大军民积极抗战的勇气，反对妥协投降的正气。
其三，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战争年代所留下的印记和色彩，尤其是过于强调致用性或革命性，而弱化了史学研究的求真性或科学性。因此，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被看作是战时学术，其特点是高度的革命化和政治化(注：王学典《中国当代史学思想的基本走向——就〈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答客问》，《文史哲》1996年第6期，第3-4页。)。但是，革命学术、战时学术毕竟不是一种常态的学术。在1949年后，范文澜就指出，《中国通史简编》旧本里面有些地方有“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又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第5-8页。)。这种状况在新中国“前十七年史学”中有所发展，并在“文革”中发展成为影射史学而达极端。这就使得史学完全丧失了学术性，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冲突异常剧烈，迫使史学家无暇旁顾，而把精力大都倾注于政治斗争。这在当时的文学、哲学领域也是如此。所以，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谓时势使然。不过，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与和平时代的到来，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出战时学术、回归常规建设的势头越来越显著(注：陈峰、董彩云《“革命学术”与“学术革命”：共和国初期人文学术转型的双重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第14-15页。)。
以往的失误在于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片面、狭隘、简单地理解为直接为政治服务，将学术作为政治的工具，这不但丧失了历史学的学术品质，而且最终也无用于现实，甚至起到反作用。作为专门的学术，历史学有其严格的规范和尊严。如果破坏了它的规范，侵犯了它的尊严，不仅毁灭了史学，而且也扰乱了现实。1980年4月，在第二次中国史学会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指出：“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活动的向导”，进而反对将历史学置于政治“应声虫”的地位(注：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史学会五十年》，海燕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4页。)，可谓对史学经世的一种难得的清醒认识。
学术界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多存偏见，要么将之混合不分，要么将之绝对分离，皆失之偏颇。政治对学术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正面价值，这主要体现为外部刺激与促进学术生长。对现实问题的洞见，有时比来自学术自身的审视更加深刻、更有力度。政治对学术的正面价值在于建立了学术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关联，但在这种关联中，史学的“致用”必须以“学术”为根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致用性”并不等于完全的“政治性”，它有着自己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品位，学术性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也是它参与现实创造最充分的依据。
总之，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取向值得继承和发扬。这种经世传统在社会、政治、文化的剧烈变动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有其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和借鉴意义，不能因时代条件的转换而抹煞。经世追求与科学性、客观性并非一种绝对的互斥关系，但前提是应当保持求真与致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平衡互动。在此基础上，经世致用也要与不同的时代主题、社会重大问题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呼应对话，不断扩充新的内涵。以往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当下的历史学则应顺应时代的发展，将整个社会生活纳入自己的视野，或撰写信史，或资治借鉴；或褒善贬恶，或明理载道；或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或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等等。不论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看，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史家将自己的生命、史学的生命与大众、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命运融合在一起。如此才能在研究中创造历史，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一言以蔽之，关注社会重大问题，以坚实的学术研究和卓越的历史智慧参与社会现实的革新，仍是今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生长点。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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