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中高学历被害人分析，走出知识水平评判误区

作者简介：第一届“小包公杯”粤港澳大学生法律实证分析征文比赛获奖者
——汕头大学 邓俊莹 王誉雅

摘要

电信诈骗的被害人中高学历被害人的占比逐渐增大，与民众认为的高学历人群不易于被诈骗相比，现实与普遍逻辑有着区别。高学历人群拥有自己的特殊状况，而对其实施的电信诈骗由于其获利程度高，被害人心理压力大易被利用，群体年轻化以及犯罪黑数大而对犯罪分子更有吸引力。高等教育使得高学历人群拥有更旷阔的知识面，对某一领域更深的理解和更多逻辑和洞察力锻炼的机会。但目前电信诈骗目标精确化，严密的逻辑和运用理性对抗了高学历人群的优势。对于高学历人群的被害人研究分析促使我们改 变宣传策略，强化感性教育，加强观念引导和关注，并从社会整体角度疏导其心理压力。此外，高学历被害人增加不仅是源于学历因素，还因为这类人群近年来基数变化和年轻化，其治理还需要综合考量。

【关键词】电信诈骗 高学历人群 高等教育

引言 

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发展迅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便利，也因为其变化速度过快，出现了国家对于电信，互联网的规范滞后的问题，对于网络灰色地带的治理有待进一步加强。2021 年 3 月 11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指出，2020 年全国各地法院审结电信网络诈骗、网络传销、网络赌博、网络黑客、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犯罪案件 3.3 万件，并强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 2021 工作安排中特别指出“依法惩治网络犯罪”。在网络犯罪当中，电信诈骗属于最为多发的类型。2019 年 11 月 11 月 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网络犯罪特点与趋势（2016-2018）》，指出 2016 年至 2018 年，有 30%以上的网络犯罪涉及诈骗罪。犯罪分子利用当前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缺失、信用卡规范存在漏洞等问题轻易获取他人信任，而在虚拟的环境之中无异于助力了其犯罪的成功。

进入经济发展的新时期，我国电信诈骗的被害人结构也呈现了新的变化。除了被害人年轻化之外，还出现高学历人群占比逐渐增加的情况。而基于网络中对于高学历人群被害引发的关注程度和新闻媒体的报道可以知道，民众存在着“高学历人群防骗能力更强”的固有想法。两者现实的差异致使人们重新思考学历和被电信诈骗的关系。本文拟探究该犯罪现象出现的合理性，并帮助民众走出对于犯罪防范以知识水平评判的误区：高学历人群有其特殊的被害原由，而学历本身并不直接是评判一个人受诈骗难易程度的科学的标准。

一、电信诈骗与高学历人群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诈骗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款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国刑法目前并没有将电信诈骗从诈骗当中区分开来，电信诈骗认定和处罚适用诈骗罪的规定。瞿德玉认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通常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与现代通讯技术，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在不与受害人发生现实物理接触的情况下，骗取受害人财物的行为。

电信诈骗拥有诈骗罪区别于他罪的显著特征，即被害人因产生认识错误自愿交付财产，其既遂需要被害人和犯罪分子两者之间的互动和配合，因此电信诈骗被害人一方通常被视为拥有电信诈骗既遂的部分责任。此外，电信诈骗和普通诈骗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手法多样复杂，犯罪工具高科技化，多境外犯罪窝点，波及范围广，呈现集团化趋势。电信诈骗的犯罪过程一般分为信息通联——洗脑灌输——财产转账——中间洗钱——落地取款五大步骤，不同部分实行地点分散，犯罪过程中犯罪分子反侦察能力较强，难以侦察破获。

明确本文研究分析对象还需要明确高学历人群的定义。学历，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学习的经历，指曾在哪些学校肄业或毕业”。“高学历”在权威的解释中并没有统一的定论，本文将其定义为拥有或者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学习经历的人群。据汉语词典解释，高等教育即培养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人材的教育。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有大学、专门学院等。则本文所研究的高学历人群即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群。

二、电信诈骗高学历被害人现状

电信诈骗与高学历人群之间的联系在现代越来越紧密。有学者认为，整体而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被害人的学历偏低，讨论个别化的高学历人群受骗的情况并不具有普遍性，根据戴民 2013-2015年对上海市的调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被害人中以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为主，高中以下学历的占总数的 61%。但是 39%的占比到底是否应该认定为不具有普遍性还应该再商榷。对比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达到 21836 万人，中国全国人口超 14.1 亿，因此目前高学历人群占全国约 15.5%的人口。与其在电信诈骗被害人中 39%的占比对比，明显出现占比异常的情况。此外根据“太原被诈骗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山西太原被诈骗人口中 52%属于高学历人群，可见高学历被害人占比呈上升的趋势。无论从占比异常还是从趋势上看，电信诈骗受害人中高学历人群增加的事实都不应该被忽视。

在具体的电信诈骗中笔者进一步分析了高学历被害人的情况。由于隐私问题无法在正常的法院文书渠道获得被害人信息，在搜集被害人信息资料时，笔者采用了网上新闻收集的方法。笔者在网页上搜索“电信诈骗高学历被害人”进行筛选，并收集到一些网民的亲身经历，共获得 33 件案例，高学历被害人数 41 人。通过调查分析得到图 1，图 2，图 3 的数据。对被害人性别调查发现女性被害人占比为 51%，比例更大。被害人的职业比较分散，多是脑力劳动者，企业白领占比更大，为 32%，其中包括 5 位高管和 3 位高科技企业人员。高学历被害人的学历背景比较平均，以在读研究生和硕士占比更大。

目前，民众对于高学历人群受电信诈骗的事实的普遍理解是这类人群和其他人群比起来更加不容易受骗，认为高学历人群防诈意识更高，一般手段更加难以诈骗到这类人群，但是基于福建师范大学2017-2019 年的调查数据7和图 3 -1所示笔者收到的 152 份关于电信诈骗的调查有效样本中 137 位高学历人群接触到的电信诈骗手段的数据与 2021 年 6 月 8 日“小包公”法律实证分析平台在其公众号上发布的文章《2011-2021年电信诈骗犯罪总体趋势大数据分析（下）》的调查数据分析对比可以发现，高学历人群受电信诈骗手段的类型和占比和电信诈骗的总体趋势是相似的，央视网发布的对于电信诈骗的 9 大类型 58 种常见作案手法被害人中均有高学历人群存在。此外，笔者调查发现，一些新型的诈骗手段直接对准了高学历人群，典型案例当中，公司招聘和医学界论文写作帮助等手段受害人绝大部分为高学历人群。

图3-1  高学历人群接触过的电信诈骗手段

三、高学历人群受电信诈骗成因分析

（一）高学历扩大的知识层面和增长的思维能力无法切实提高反诈骗能力

电信诈骗在生活中层出不穷，但是对于高学历人群被诈骗的消息却引发了更多的关注，诸如“某知名大学教授/博士被骗”的标题总能更多地吸引眼球，原因在于民众普遍的思路认为，高学历人群更加聪明，辨识能力更强，能够更加理性地对待事物而不被欺骗。事实上，这是对知识水平一种误读，教育程度和防范意识没有必然关系，它仅仅通过知识面和思维锻炼程度将二者联系起来。

1.高等教育模式无法提高反诈骗能力。高学历人群和其他学历人群的不同之处在于接受过高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首先是接受了比其他学历的人群更加纵深化的教育和更加持久的教育。

一方面，高等教育是指高等院校（大专及以上）开设的专门课程，一方面，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分科对口专业，所学知识技能为专司一职之人才做准备，因此高学历人群是纵深式发展的。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分科对口专业，所学知识技能为专司一职之人才做准备，虽然目前对专一性人才的要求提高，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增加，高校的教育课程仍然因为不同学科有着很大不同。高校学科分为专业课和通识课，专业课专门传授学科对口专业的知识，此后该学科的读研和读博只会将所学的科目进一步细分。换言之，高学历人群进一步接受的教育是纵深式发展的教育，专门研究一个领域的知识，满足的是此后社会对于这个领域人才的需求。

纵深化的教育使得高学历人群拥有对特定领域的深刻了解。学科分类中，不同的专业对学生的逻辑和理性要求不同，不少人文学科更倾向于社会感知和感性认识。而对于通识课，目前高校校开设的更多为思政课程和体育，音乐课程，以及一些拓展课程，较少系统化的对于理性逻辑的锻炼的课程，对于预防诈骗的常识补充，更多的也是依靠警校合作的讲座，这并不是针对高学历人群的防诈方法，而且时间短暂而且积极性不高。显然，在教育内容上，高等教育对于高学历人群的防诈意识并没有必然的加成的作用。

另一方面，高学历人群和高等教育在思维发展上又是相互的促进的过程。教育是引导学生抽象化事件的过程，其中锻炼的是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归纳能力。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中高校筛选应届学生接受本校教育课程的选择途径主要是高考。考试制度注重的是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因此高学历人群整体特征包括具有高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具有较高逻辑和理性，一部分是因为高校教育引导，另一部分是他们已经经过筛选。

高学历人群受正规教育时间增加，这部分时间用于纵深理解专研某一领域知识，归纳和应用前人的知识和经验的学习方法和自己在社会上的亲身感受不同，是一种更加便捷的接受知识的方法，这种方法也使得高学历人群某种程度上拥有更加旷阔的知识面。但是高等教育始终是纵深学习而不是横向学习，这些知识面并全不是普通民众在社会上所必需的，很大一部分仅仅是专业人士需要了解的，而电信诈骗破解骗局依靠的知识更多的是常识。而常识的取得，是在社会上和与阅历丰富的前辈交流取得或者自己感受，还是依靠书本知识领悟，这两者在同一时间内取得的常识性知识多少是难以比较的，因此在这点上并不能证明高学历人群拥有优势。

2.高等教育对思维的锻炼所得优势被犯罪分子规避甚至利用。除了课程内容，高等教育更多教育思维的能力。有学者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人的符号化的过程，这是因为人类具备以主体的抽象思维能力对客观世界进行解释并建构符号文明体系的能力，这自然也是符号存在的最核心意义所在。高学历人群具有高学习能力、理解能力、逻辑性和理性，这也是为什么民众认为“高学历的人群很聪明”。但是目前中国的人才选拔是存在缺陷的，高考选择考察的科目也是通识性的，因此制度筛选并不能证明高学历人才的防骗能力更强。此外，高等教育也进一步锻炼高学历人才的观察力，逻辑推理能力和判断力，因为学科的发展，虽然要求的能力侧重点不同，都必然地要求高学历人群的理性和感知较之其他学历的人群更加发达，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不可否认，高等教育使得高学历人群具有更广阔的知识面，更深入的学科知识和更好的理性和感知能力，高学历人群反诈能力强具有一定的依据。但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近年电信诈骗手段的升级可以看出，犯罪分子正基于高学历人群的特点进行策略更改，而其手段变化使犯罪分子绕过高学历的阻碍，继续行骗，甚至利用高学历人群的对逻辑的依赖引导其陷入圈套，成功实施诈骗。

（二）电信诈骗剧本逻辑严密、调用感性

1.对高学历被害人使用精确化剧本。因为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网民的增加，手机软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的信息被轻易泄露，这些个人信息贩卖作为电信诈骗集团的上游产业得以迅速发展，也造成了电信诈骗的升级。在互联网没有这么发达的年代，电信诈骗话术并不适用所有人群，在不清楚被害人的个人情况的情形下，更多地运用广撒网的方法寻找被害人，这个时候高学历人才有更大的可能找出诈骗信息与现实的矛盾点，识破电信诈骗。但是近年来，电信诈骗朝着越来越精准化的方向发展，犯罪分子会先收集高学历人群个人信息，了解清楚高学历人群的情况，而其中的个人信息，自然包括高学历人群的学业背景和就业信息，使得犯罪分子避免在高学历人群擅长的领域对其进行诈骗，如金融行业的高学历人群一般不会收到投资诈骗的信息，法律行业的学生和从业人员也一般不会收到冒充公检法的虚假信息。

下一步便是挑选合适的剧本。在合理排除高学历人群可能识破的套路之后，基于其生活经历分析高学历人群的特点，利用其知识缺陷和生活需求致使高学历人群一步步落入圈套之中。一般情况下运用的是高学历人群的需求，在其浏览过的数据之中可以分析被害人的生活状况，并利用被害人的生活创造出适合情景，比如网购退货收到的关于免单补偿的信息，经济困窘收到的兼职信息和寻求理财收到的投资信息。这些信息的出现正好对应了高学历人群的生活需求，使得高学历人群产生基于需求产生了侥幸心理而忽略了其中的不合理之处，草率决定，最终落入骗局。而基于生活需求的剧本骗术对于高学历人群来说更难以想到运用逻辑判断信息真假，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听从了犯罪分子的话语。

2.高逻辑质量和运用感性。在应对高学历人群较强的侦察能力时，犯罪分子一方面选择硬碰硬，另一方面迂回解决问题。犯罪分子选择的剧本话术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电信诈骗的话术必然经过了多方的打磨发展，这样的传承导致剧本话术愈发难以寻找漏洞，对于研究接触电信诈骗较少的民众们来说完全难以发觉，即使是高学历人群，也很难找出逻辑漏洞，特别是当电信诈骗团伙作案，诈骗时长增加的时候，当事人已经难以区分真假。据统计，30 分钟以上的与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的通话作案成功几率很大。调查中共 10 人有被电信诈骗诈骗成功的经历，占遭遇过电信诈骗的人群的 9.25%，与犯罪分子的通话时长在一小时内的有 6 人，1-2 小时 1 人，3-4 小时 1 人，4 小时以上 1 人，可见犯罪分子足够的耐心和话术的复杂。高学历人群单纯利用理性逻辑对电信诈骗只能是防不胜防。

除了运用高逻辑质量的骗术，犯罪分子还会运用骗术使高学历人人群陷入自己的逻辑当中。刘彬，樊子婧指出，人对信息的依赖不亚于生物性需求，受困于犯罪分子强势的内外交流环境后，犯罪分子的信息成为了高学历人群建立认识的唯一渠道，持续单一的信息会产生“睡眠者效应”，带来大脑皮层的“响应回路”。利用话术和线路阻断使高学历人群切断与其他外界的联系，单一接收犯罪分子的信息，随后形成的逻辑推理过程即使严密，前提本身存在错误，则结论难以正确。不少的犯罪分子冒充公检法诈骗，告知高学历人群犯罪嫌疑人企图扰乱执法将会冒充公检法人员妨碍侦察，提醒其提高警惕，在后续接到网警的预警电话的时候，会更多选择相信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导致预警失灵。高学历人群更多依靠理性看待问题，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因而这种诈骗方式对于高学历人群反而更为有效。

当然，更多的犯罪分子选择的是避开逻辑思考的领域对高学历人群进行诈骗。赵雷，黄雪梅，陈红敏认为，诈骗分子利用话术剧本使高学历人群陷入难以冷静思考的境地，利用利益诱惑，灾情险情，和权威身份，使高学历人群决策简单化，冒险化，服从化，避险化。犯罪分子跳出了逻辑的角度和真实性的考量，迫使高学历人群运用感性去看待问题，而这种方法诈骗对于高学历人群的学历要求并没有差别，更多的是高学历人群的情感控制能力和冷静。在高等教育中关于情感控制等感性能力的课程并不多，不少高校甚至存在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关爱缺失的情况，加之学业压力大，不少高学历人群会出现社会关系处理能力差等问题，严重者会导致死亡。到社会的高学历人群，更加缺乏系统学习的机会，这样的感性能力的锻炼只能靠自己摸索，电信诈骗很容易会成为高学历人群“吃一堑长一智”的“机会”。

（三）从高学历人群现实特性和结构变化趋势看其被害性

电信诈骗需要被害人和犯罪分子的配合才能够实现既遂，犯罪行为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高学历人群受骗的研究分析，需要注重其作为电信诈骗被害人的被害性。

基于人群内部的分类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别，本文将其分为社会人士和在读学生，而基于犯罪分子对于年龄段年轻化的选择，在本文中社会人士着重讨论 31-40 岁的社会高学历人群。通过这两类人群的分类我们发现，高学历人群受电信诈骗关注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利益程度。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对于受害者的选择从“广撒网”式的做法逐渐有选择起来。他们会基于利益程度考量被害人，而利益程度包括得手难易程度以及获利大小。高学历人群在校读书的时间更长，不少仍是在校学生，更晚接触社会，人际关系也很单纯，因此更加缺乏判断虚假信息的经验，因此犯罪分子更加容易得手。另一方面，接触社会有一段时间的高学历社会人士相较于其他学历的人群工资薪金更加高，诈骗得手的数额更加大。根据“太原被诈骗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本科及以上高学历人群收入高，经济自由度高，人均损失金额均高于平均水平。其中本科、硕士受害人群的人均损失均为 12.8 万元，博士人均损失 30 万元。得手难度小，获利高驱使犯罪分子越来越将高校学历人群作为犯罪对象。

2.被害人心理压力。目前我国就业市场存在人才不对口，就业竞争压力大的局势，高校毕业生面对的就业压力和学业压力大，对于经济需求上升。近年来社会上对于高学历人群尤其是高学历年轻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发关注。在高学历犯罪群体当中，有相当部分是由于心理障碍犯罪，而高学历人群自杀，自残，出现心理障碍的情况在逐渐增加。根据重庆医科大学的刘明，苗菁调查显示，2014 年学历越高，高危人群所占比例就越多，因为高学历人群的期望高要求高，学习生活、人际关系等压力比较大，精神高度紧张，长期处于焦虑、抑郁、不安状态中。究其原因，在于社会上对于高学历人群的期望普遍更大，而该类人群疏于进行人际交往教育和心理疏导的可能性更高。

31-40 岁的高学历社会人士除了面对应届毕业生带来的就业压力之外，也面临着家庭压力。Mob 研究院发布的《2018-2019 年度中国城市住房租住群体学历占比、职业占比、年龄段占比及能否接受租房结婚占比分析》显示，分别有 32.1%，58.7%的 85 后，95 后希望有车，有房，但是城市租住人群中本科毕业生的占比依旧超过六成，而这些高学历人群的有比较大的占比属于这一个年龄段的人群。同时，相比于 2016、2017 年，以北上广深地区为核心的城市租住人群中，研究生及以上的高学历群体第一次在占比中超过专科学历人群，整体租赁人群高学历占比有所上升。可见其面临的生活压力较大。此外，72.2%和 10.3%的 85 后 95 后已经组建家庭，相当一部分已经有子女。抚养家庭开支又成为了一项较大经济花销，这使得经济诱惑和个人的安全成为高学历人群更加关注的问题。

在电信诈骗的犯罪的九大类型当中，假冒身分类，利益诱惑类，虚构险情类，提供特定服务类，和其他新型违法类中大部分类型犯罪分子都利用了高学历人群的心理压力实行经济诱惑和危险恐吓，这恰恰对应了高学历人群这样的心理。因此在面对同样的骗局当中，高学历人群会更加希望从心理压力中挣脱，使得他们更关注诈骗分子所说的骗局本身的内容，而不是关注其信息的真实性，使得其理性和逻辑缺少利用的空间和冷静的思考环境，上当受骗。

3.高学历群体的数量变化与年轻化。高学历人群被骗占比增加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一人群数量也在逐渐增大。总体上，随着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显示，2021 年与 2010 年相比，每 10 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8930 人上升为 15467 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08 年提高至 9.91 年，文盲率由 4.08%下降为 2.67%。2020 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 54.4%，总规模继续大幅增加，达到了 4183 万人。别敦荣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净入学率可能在 40% 左右。虽然在中国高等教育并没有普及，但是 40%的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与以前相比已经比较可观，新生一代中的高学历人群与中国其他年龄段的高学历人群相比，其占比必然大于其他年龄段。

高学历在社会上越来越普遍，这使得诈骗分子在不特定选取诈骗对象时接触到的高学历人群增加。除了数量的变化，其年龄比例的变化也影响了这一人群受电信诈骗的程度。高学历人群呈现年轻化的趋势，教育资源的增加和义务教育的发展使得新生一代高学历人群比以往任何一个年代增长得都要快，这种趋势也使得高学历群体逐渐年轻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了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 2019 年 6 月，10-39 岁网民群体占网民整体的 65.1%，其中 20-29 岁网民群体占比最高，达 24.6%，高学历人群的年轻化也代表着这类人群接触互联网的人数增长可能性加大，更加容易遇到电信诈骗，年轻人的社会阅历少，也更加容易得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高学历人群受骗几率的上升不仅仅是由于学历，其同时也受基数变化和年龄段构成变化的影响。

4.犯罪黑数。目前，我国的电信诈骗破案率不超过 5%。除了破案难度大，耗费钱财资源多，跨境协作破案难的困境之外，还有存在被害人不愿意合作的问题。笔者做了一份关于电信诈骗的调查，收集到的 152 份调查问卷中，共有 137 位高学历人群，共有 108 人收到过电信诈骗信息，可见电信诈骗的普遍性，但是即使诈骗如此普遍， 86.84%受访者选择直接不予理睬，只有 17.11%的受访者选择举报。值得欣喜的是，经过相关派出所的宣传，有73.68%的受访者了解到有国家反诈中心这个举报途径，但仅有 45.39%的受访者清楚有官方的反诈骗的平台可以举报。举报渠道的闭塞导致这一部分人群不能很好地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相应地也提高了犯罪黑数。

对于在校的高学历人群，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父母支持，兼职和奖学金，本身经济能力有限，诈骗获得的金额较小，单个案件不足以构成犯罪，从而选择了不去举报，但是犯罪分子正是因为这类人群的放任型容忍心理而愈发嚣张，从而导致小额多次已经累计诈骗金额达到刑法规定的最低金额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而对于已经有经济来源的高学历社会人士，基于学历和社会地位，碍于面子不愿意承认自己被诈骗，回避受骗经历，缺少直面现实的勇气。江苏警官学院的刘彬，樊子婧认为这种心理为“放任型受容”。消极容忍忍受导致金额无法追回，而不报案的后果可能导致后期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清点犯罪所得金额时的困难和不变，又给了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犯罪分子正是因为看中了这两点才会对其下手。

四、对电信诈骗高学历被害人分析的启示与治理

（一）改变宣传工具和内容

要提高高学历人群的防范能力，必须切实改变宣传策略。更改的角度包括宣传工具的多元化和宣传内容的多元化。基于高学历被害人群年轻化的趋势，可以加大利用新型的从传播工具对其加以规劝，例如利用短视频上传抖音，微博等平台，扩大对年轻高学历人群群体的宣传力度，其内容需要更加形象和生动，对于这类人群才更加拥有积极影响。也可以借鉴目前普法活动做得较为出色的游戏软件，利用寓教于乐的形式促使更多年轻高学历群体接受自觉接受教育。

固有的宣传方式如校园防诈骗讲座也是必要的，根据调查显示，88.39%的受调查人群知道的反诈骗宣传途径有校园讲座和社区宣传，占据受调查人群选择的第一位。但是老旧的规劝可能导致产生无聊和厌烦心理，可以适当增加互动的形式，活跃讲座的氛围。另外对于“您对法律的兴趣点在哪里”这个问题，78.9%的受访群众选择了热门案件，可见生动的案例往往更能吸引民众注意力。讲座宣传可以利用一个看起来比较荒谬或者夸张却真实的案例，真正打动听众的心。基于高学历人群活跃的思维和想象力，甚至可以考虑模仿犯罪分子的手段在讲座开始前对不特定听众模拟电信诈骗手法，在讲座中详细说明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身临其境的解说更为有意义。

除了反诈骗手段的更新之外，对于反诈骗的内容也需要实时更新。以往的反诈骗平台，往往会直接规劝高学历人群遇到某类电信诈骗保持警惕，或者举出一个生动的案例让高学历人群防范。这种方法切实有效，对于一类的电信诈骗可以起到防范治理，但是目前统计出的 9 大电信诈骗类型58 种方法手段，如果仅仅依靠一次讲座演绎这种方法低效率而且没有成果，最好的办法就是举一反三，一味的规劝不信诈骗不如更换思路，扩大群众知识面。在呼吁群众防范诈骗的同时，对于诈骗手段进行分析，比如冒充公检法诈骗的手段，通常由一个犯罪团伙分三级话务员负责，扮演警方，刑侦人员和检方等角色进行诈骗，高学历人群是能够知晓的，但是犯罪分子的话术和剧本数不胜数，利用排除法不如换一个思路，告诉高学历人群什么是真的，当自己真的不知道为何卷入洗钱罪等罪名需要接受调查时，公检法机关正常的流程是怎么样的，中间有无涉及金钱问题等。对公检法的程序了解，自然很难再落入此类案件的全套。事实上，正是因为我国法律宣传强调实体法的宣传，即民众的具体权利义务的宣传，忽视程序法的宣传，才导致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对于网购客服，理财投资等也是如此。

最后，还要扩大对于其他传统举报平台的宣传。在大众了解的讲座宣传等模式下，可以再宣传反诈平台和反诈软件，畅通民众举报渠道，并鼓励高学历人群从该平台和软件之中了解更多的反诈骗的知识。因此官方需要积极维护，日常更新平台软件，实时汇报案件调查进度，提高高学历人群对平台或软件的支持力度。

（二）加强心理防筑

情感教育不同于道德教育。电信诈骗中因贪图利益和试图做不法行为落入陷阱的案子众多，但均归结于道德是片面。这些类型的诈骗更多的是对准了被害人的生活需求，而高学历人群基于压力和侥幸心理而使犯罪分子得逞，不能仅仅归结于道德。其受骗的原因大部分不在于逻辑思维的漏洞，而在于感情控制等情感教育，加强心理防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当前不但是高校，各个层级的学校都存在忽视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情况，这并不利于高学历人群的培养。诚然，趋利避害，担心亲人都是人之常情，一昧的要求克服是强求，也使法律失去了温情。本文提到的情感教育，是指在这些感性情感控制自我的场合之中存留的理性，锻炼高学历人群凡是首先做出信息判断的能力。

另外，基于高学历人群的工作与学习情况，也应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和学校氛围加大他们对人际关系的重视，鼓励匀出一定的时间或者多开展团建式的活动给他们与亲朋好友交流和认识新的朋友，从与他人的谈话之中了解到更多的社会知识，丰富自我的阅历。这不但有利于非当事人亲友即使发现当事人受电信诈骗并即使帮助劝阻，也有利于形成更加和谐融洽的社会氛围，从犯罪人角度弱化其犯罪倾向。

（三）正确引导对被害事实的看法

碍于情面和小额损失导致高学历人群失去对犯罪分子的追究的兴趣，此时需要疏导该类人群正视犯罪事实，勇于报案，积极报案。

在社会上，唯分数论和唯学历论的声音仍然是主流，正是因为社会对于学历和分数的片面追求，导致高学历人群容易产生自傲心理，因此在面对受骗的现实基于自身社会地位较高的自我看法不愿意承认犯错。在引导当事人报案的同时，也必须整改社会对于知识水平与能力的不当理解和因果扭曲，摆正自身定位才能更好地使警民联手破案。

另一方面，也要向社会传播对于犯罪的正确态度，明确“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观念。根据笔者发布的电信诈骗的民众调查，在收到诈骗电话和消息时，受访人群选择直接举报的很少。可见，目前民众对于电信诈骗的态度更多是置之不理，配合态度比较消极。需要向公众明确举报犯罪活动的个人义务，清楚解释小额诈骗也有自身的社会危害性，向社会说明对于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的惩戒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真正动员形成与犯罪分子做斗争的理念，从而鼓励高学历人群加入积极举报的行类队伍当中。

（四）社会背景下疏导人群的心理压力

高学历人群因生活压力和学习压力导致被害高发，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上因人群精神压力增大导致电信诈骗频繁得手的情况。从社会角度，需要进一步改善目前社会环境，疏导大众心理压力。

可以增设学校心理咨询室和社区的心理咨询室，联合学校社区关注学生和居民的心里情况，定期开展活动。因为很多被害人不愿意主动报案寻求帮助，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走访调查，留意学生、居民的活动情况，主动发现不妥之处。

增设反诈法律咨询室，联合业主委员会和学生会，增设法律工作者和法学生志愿岗位，记录志愿时长，为居民和学生提供法律咨询。反诈法律咨询室和心理咨询室可以联合办公，以希求需要帮助的人群在寻求专业帮助的时候可以放松心态，更加有助于还原案件过程，帮助破案。

此外，从宏观角度，还需要国家进一步发展，鼓励创业，增设更多就业岗位，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为高学历人群更理性看待虚假信息设置更加合适的社会氛围。

总结

电信诈基于其多变性、严密逻辑和抓住情感弱点导致高学历人群难以辨认，在感慨电信诈骗被害人群中高学历人群占比逐年增大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走出以知识水平评判的误区。反诈骗的能力和学历高低没有必然的联系，高等教育确实使高学历人群可能具备比其他学历的人群更多的理性和洞察能力，具有更广阔的知识面和对专业领域的理解，但是电信诈骗依靠的欺骗手段越发精确化，其利用高学历人群自身的逻辑自信和情感控制使得理性和洞察失灵，这也正是电信诈骗难以防范的地方。此外也应该意识到，近年来高学历人群被害人增加不仅仅由于学历区别，这其中的变化和人口受教育程度结构变化和年龄段也有关系，高学历人群反诈骗的防范治理考虑的不仅仅只是高学历的缺陷问题，还应该综合全国高学历人群年轻化和全国受教育水平提升两方面综合治理，使得高学历人群的反诈骗防范更加契合这类人群的特征。

社会总是联系发展的，电信诈骗高学历被害人群现象代表的不仅仅是现象本身，还有其折射的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我们不能囿于对其本身的观察分析来解决问题，更应该将其放在社会防范治理的角度。在研究被害人本身之时，进行官方的自我检讨，总结电信诈骗防范治理的不足，吸收经验教训，适用更切合现实的方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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