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出手：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超4倍LPR！信用卡、花呗、借呗有何影响？最全解读来了

 第一法商观察

8.21 2020

导读

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迎来大范围调整，年利率24%、36%的“两线三区”原则也将成为历史。

8月20日，最高法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

以下内容为小编综合整理的内容，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新旧条文对比表。

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一庭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1：为什么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确定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

答：这次修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我们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由年利率24%-36%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这样规定，主要考虑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的历史沿革、市场需求以及域外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规定等因素。现在能够查到的最早的关于民间借贷的规定，是1952年11月27日我院答复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关于城市借贷超过几分为高利贷的解答》，其主要内容为“关于城市借贷利率以多少为宜的问题，根据目前国家银行放款利率以及市场物价情况私人借贷利率一般不应超过三分。”1991年8月1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长期以来，这一规定为社会各界所知悉、所接受，各级人民法院依据这一司法解释审理了大量民间借贷案件。2015年9月1日施行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是将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作为考虑利率保护上限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行业主管部门来看，2001年4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以高利贷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行为法律性质问题的批复》再次明确高利贷的认定标准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刚才贺小荣专委在新闻通稿中也提到，2002年1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并于同日施行的《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第2条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4倍。由此可以看出，我院司法解释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批复规定的利率保护上限基本是一致的，即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因此，确定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作为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有助于人民群众对此标准的理解和接受，也体现了司法政策的延续性，同时，这一标准也接近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规定。

问2：此次司法解释的修订对认可企业间借贷行为的态度较前是否有变化？

答：民间借贷主体近几十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民间借贷的主体几乎都是自然人。改革开放之后，借贷的主体逐渐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之间发展到企业与企业之间。2015年《规定》施行前，我国长期实行企业间借贷无效的司法政策，这对整顿金融市场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完善的背景下，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明显不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2015年制定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有限制条件地承认了企业之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从价值取向和处理思路上来讲是积极的，效果也是好的。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有效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对于利益相关企业之间基于友好合作、战略发展需要等目的，以自有闲置资金开展的非经常性、非经营性借贷，因有利于企业自身经营和市场经济发展，亦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金融秩序，还是应当确认其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但企业之间拆借资金的条件和范围过宽，又可能影响金融市场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此次修订司法解释，总的指导思想是缩小民间借贷范围，突出民间借贷以自有资金和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这一特点，针对审判实践中有关企业套取银行贷款又转贷、企业向单位员工集资后又转贷等情况，第十四条将此作为“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一种情形，这样规定便于促进民间借贷平稳健康发展。

问3：此次修订增加了对“职业放贷人”的规定，能作一下具体介绍吗？

答：近几年，随着民间借贷的迅速发展，放贷人的职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出现了所谓“职业放贷人”，就是出借人的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2018年4月银保监会、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经营活动。”职业放贷人的行为，实际上变相违反了该规定，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如果数量、金额过大，可能会对正常金融秩序产生危害。201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一、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前款规定中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贷款到期后延长还款期限的，发放贷款次数按照1次计算”。该规定是有关“职业放贷人”犯罪行为的认定标准。2019年11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经其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依据上述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性文件的规定，这次修订司法解释时，在第十四条“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条款中，增加了第（三）项“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就是对职业放贷行为作出的限定。

问4：这次修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是如何处理与民法典的关系的？

答：大家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于2021年1月1日施行。民法典颁布后，我院已经开始全面清理与民法典有关的司法解释。这次修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必然涉及与民法典的关系。考虑到民法典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实施，与民法典有关的法律还属于现行有效的法律，我们在处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与民法典的关系问题时，主要采取了以下方式：一是在内容上，民法典有明确规定或者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与民法典的规定不一致的，修改司法解释的规定，确保司法解释与民法典的规定保持一致。比如，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我们就将司法解释第25条第1款修改为“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是在文字表述上，与民法典的表述完全一致，把与民法典不一致或者不规范的表述全部修改。比如，将原司法解释中使用的“其他组织”改为“非法人组织”，将“有关条款”改为“相关条款”，将“根据”改为“依据”等等。三是对于与民法典的内容没有实质冲突的内容，予以保留，等将来民法典实施后再进行修订。比如，在司法解释的引言部分，我们仍然保留了原来的内容，即“为正确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因为，在民法典实施之前，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等法律都还是现行有效的法律，仍然应当作为制定司法解释的依据。只有等待民法典实施后，有关法律才失去效力，到时候，我们将再进行统一的修改。

新《规定》的几大看点

看点一：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挂钩LPR
新《规定》明确了新的新的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原《规定》中“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促进民间借贷利率逐步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
以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较于过去的24%和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看点二：对职业放贷行为作出限定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贺小荣介绍，在前期调研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社会各界对于以“民间借贷”为名，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而面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的行为意见较大，此类行为容易与“套路贷”“校园贷”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地方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生活安宁。
最高人民法院经认真研究后吸收了这一意见，在人民法院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中增加了一种，即第十二条第三项“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应当认定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刘敏介绍，近几年，随着民间借贷的迅速发展，放贷人的职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出现了所谓“职业放贷人”，就是出借人的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这次修订司法解释时，在第十四条“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条款中，增加了第（三）项“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就是对职业放贷行为作出的限定。看点三：打击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行为
贺小荣介绍，在与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座谈时，多数代表建议要严格限制高利转贷行为，即有的企业从银行贷款后再高利转贷，特别是少数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后转手从事贷款通道业务，违背了金融服务实体的价值导向。
基于此，最高法对原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合同无效情形，修改为《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进一步强化了司法助推金融服务实体的鲜明态度。
看点四：贯彻《民法典》“禁止高利放贷”的规定
贺小荣介绍，我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批准和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各种利率为法定利率。法定利率的公布、实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
随着我国金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人民银行逐步放开了金融机构的利率决策权，已取消公布基准利率，并于2019年8月17日发布公告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原《规定》中确定的24%的利率即是按照当时基准利率6%左右的4倍计算而出。现基准利率不复存在，故有必要根据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改变对司法解释进行相应修改。
看点五：“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也不是越低越好”
最高法表示，应当承认，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也不是越低越好。利率保护上限过高不仅达不到保护借款人的目的，且存在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但利率保护上限过低也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紧缺，加剧资金供需紧张关系。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地下钱庄、影子银行可能更为活跃。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因此，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维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是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后形成的最大公约数，更加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使用信用卡、花呗、借呗有何影响？
民间借贷的最高保护利率的大幅降低，是否会影响到信用卡以及一些非银持牌金融机构，比如保理、融资租赁等行业的借贷利率？
有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消费金融机构的产品利率都均超过了15%。
有法院人士认为，民间借贷利率保护采用固定的上限有利于统一裁判标准。上限规定不是固定的数值，而是参照LPR的报价，有利于民间借贷利率随行就市。在LPR报价上设定了不超过四倍的空间，给正常民间借贷预留了发展的空间，同时对打击套路贷、高利贷有帮助。
有场景的电商平台，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关联小额贷款公司。客户在网站上下单购买手机、包包、服装等产品时，可提供“某呗”等消费类贷款。那么，此次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变更是否影响消费贷？

知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飒分析称，若电商的消费贷放款主体是网络小贷公司、传统小贷公司，则受到本次利率上限调整的影响，利润空间大幅压缩，甚至有些商业模式基本跑不通，面临巨大挑战。
若提供资金的是消费金融公司，则基本没有类似问题，因为消费金融公司是银监会批准的持牌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放贷早在几年前就放开了利率限制，形成了金融机构利率市场化。
对于信用卡，目前市面大部分银行信用卡过了免息期后会按照每天收取万分之五的日利率来收取利息，按此日利率换算的话。年利率=日利率*365=0.05*365=18.25%。
有专家认为，信用卡等产品不宜要求低于民间借贷的利率。因为信用卡交易基数大，单笔透支金额小，ATM等设备投入巨大，且是没有抵押的信用交易，逾期后银行追索起来难度大、成本高，部分仲裁机构、法院不愿意受理信用卡透支纠纷，导致发卡行无法采用有效方式维权。因此，违约者承担较高的惩罚性成本存在合理性，也符合国际惯例。
民间借贷最高保护利率的下行，应当充分尊重金融逻辑和行业惯例，切实考量持牌金融机构的利益合理保护。
也有司法界人士认为，民间借贷利率是最高限度，持牌金融机构就更不应该超过这个限度。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大智认为，民间借贷利率的保护上限一旦设为LPR的4倍，对于众多的民间借贷机构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在现行的情况下，大多数民间借贷的利率基本上都是在24%~36%之间，一旦该政策实施，可能会有大批的民间借贷机构退出这个行业。
在黄大智看来，该项政策也会对金融机构产生较大的冲击，对于金融机构来说，贷款利率是由风险成本、资金成本、获客成本来决定的。在风险成本和获客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只有尽量控制资金成本。但资金成本又由货币政策等因素决定，短期内下跌的空间很小，因此该政策一旦实施，对于消费金融公司来说，其盈利情况和经营情况可能会受到较大冲击。
不过，黄大智也预测，监管也会给这些机构留有一个缓冲期。而对于利率在24%～36%之间的新增产品，则可能会因此停发。
专业人士表示，长期来看，未来金融行业放弃部分高风险用户是大概率事件，发掘优质客户人群将成为各家争夺的重中之重。科技实力强的金融机构、拥有优质客户的头部助贷平台将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新旧条文对比一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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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综合中国基金报、北京一中院、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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