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到底是海盗头子，还是孤海忠臣？

编 辑 | 王阿花

本文为东亚评论“原创激励计划”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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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谁也没想到，父子的最后一次会面，以激烈的争吵告终。

一边是踌躇满志的郑芝龙，这位大明在福建的最高军事长官，正拿着清廷的招降信件，极力要求儿子与他一起同去福州投诚领赏。另一边则是眉头紧缩的郑成功，这位年方二十三的青年，正在徒劳地苦劝父亲回心转意。

父子间的争论迟迟没有结果，郑芝龙不耐烦地径自离去，望着父亲离开庭院北上的背影，郑成功大喊道：“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 儿只有缟素而已。”

郑家的两代人，命运从此分隔。

由海贼到国姓——郑氏家族的崛起

郑家的发迹直接起于郑芝龙，但从家族历史来看，他只不过是众多海洋冒险家中最为幸运和成功的那一个，郑氏先祖对家族定位和谋生策略的选择在冥冥之中为其后世的崛起埋下了种子。

根据明代崇祯年间编修的《郑氏族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闽南家族层出不穷的出海者。

郑氏家族从第一世至第五世, 族谱中未见有与海上活动有关的记载。但是到了第六代( 大约是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出海者的记录大大增加，标志是大量族人死于海上。

  源自明崇祯修《石井郑氏族谱》

东南沿海山多地少，耕地不足以养活当地的人口，出海讨生活一直是当地人的生存策略，但明初厉行海禁，掐断了很多沿海居民的出海之路。

明代中叶,海上私人贸易兴起，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倭寇扰乱的事件，史学界称之为嘉靖大倭寇，倭寇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中国沿海的走私者，郑家第六代恰好也在这个时候投身海外贸易。

在大时代的契机之下，整个家族的生存策略也发生了重大转向，耕读传家，科举应试的选择在家族内部并不占主流，郑氏家族的大部分成员都选择了投身海上。

家谱中仅仅记载了死于海上贸易的人数，想必也有大量的生者健在，经营着庞大的家族海上关系网络。

族谱书写中存在着为先人讳恶扬善的传统，必然对家族的违法勾当隐而不书，但毫无疑问，郑芝龙绝非家族的第一个海盗或海商，他能够从事海上贸易，起码在前期正是依赖于既有的家族网络。

万历三十二年( 1604) ，郑氏家族第十一世孙郑芝龙出生, 十八岁郑芝龙就循着家族长辈的足迹，去广东寻找母舅黄程经商，在两年之内他就学会了葡萄牙语，并在菲律宾从事贸易，还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

二十岁那年被舅舅派往日本，在此期间,郑芝龙结识了许多在日本从事贸易的中国东南沿海商人海盗如颜思齐、李旦等人,李旦成为了他的义父，而颜思齐则成了他的大哥，他娶日妇田川氏即翁氏为妻, 在妻子怀上郑成功还未分娩时，郑芝龙又踏上了出海的航船。

这一次义父李旦派他去台湾给荷兰人做翻译，台湾也成为了他日后腾飞的起点。

荷兰人此时还不能与明朝通商，并不怎么用得上翻译，于是郑芝龙又变成了受其雇佣的海盗，替荷兰人打击欧洲的老对手，劫掠与西班牙人做生意的船只。他的活动重点也从日本转向台湾。

而他在日本的大哥颜思齐此时也与日本幕府关系破裂，也正在台湾打拼一番事业，他们联手招募大量闽南流民前来台湾垦殖，出产的农作物主要出售给荷兰人，双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1625年，郑芝龙事业的贵人颜李二位都离开了人世，他一瞬间继承了大批的产业和人马，立刻自立门户，成为诸多海盗中不可小觑的一支。接下来的几年，他利用台湾为基地，不断骚扰福建沿海，并从事大规模的走私贸易，

“置苏杭两京珍玩，兴贩琉球、朝鲜、真腊、占城诸国，掠潮、惠、肇、福、汀、漳、台、绍之间”。

明朝政府不堪其扰，将其招安，并允许他保留自己的产业与人马，郑氏集团由此成为横跨黑白两道，官商一体的海上武装集团。

1633年他在料罗湾之战击败了曾经的合作伙伴荷兰人，1635年又击败了势力相当的广东海盗刘香，由此成为整个中国海域最强大的海商，福建港口的船只几乎全都悬挂着他的旗帜，并向其缴费，荷兰人的贸易也仰仗于他。

源自明崇祯修《石井郑氏族谱》，郑家在打击其他海盗不遗余力，家谱记载了其家族中有很多成员死于战斗。

借着海上事业“致富敌国”的郑芝龙可以衣锦还乡了，他在老家泉州安平求田问舍，营造豪宅，并利用财富在大明朝廷的关系网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他的家族都以此显贵，变成了大明朝的高级军官。

七岁的郑成功也被接回了福建，似乎是在弥补之前的疏于照顾，这位父亲给了郑成功当时最好的儒家教育，有史料称郑成功在11岁就已经熟读《春秋》，君臣大义的儒家意识形态自幼便镌刻心头。

一个曾经浪荡的海盗家庭正在洗刷过去，慢慢融入明朝的主流社会中，郑成功就是家族转型的第一代成果。

郑成功雕像

与年幼漂泊的父亲和大多数家族前辈不同，他在年轻时代没有经历过海上的风波，童年读书，通过选拔考试到南京国子监，还有钱谦益这样的文坛领袖做他老师，这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少年儒生。

“以末起之，以本守之”，如果再过几代人，郑家可能会以儒臣和学者闻名，只是时代的剧变打断了这一本可能发生的进程，崛起于东北的满洲八旗叩关而入，迅速击败了农民军和南明政权，郑家又要面临新的选择。

郑氏非大明纯臣

郑芝龙在1646年面临的局面其实有些尴尬，究其本性是一位商人，一方面他很清楚郑家的利益在于海外，而非大陆。在中央王朝内的地位有助于其把握政策方向，为自己的海外贸易服务。

就郑芝龙本人的认同而言，他更没有理由把自己视为一个大明纯臣，郑氏家族，近百年来就一直以开拓海外为家族的主要经营方向，和帝国主流的士大夫传统格格不入。

郑芝龙终其一生都没有表现出对某种理念或者某个地方的强烈归属，自幼出海浪迹于广东，吕宋，日本，台湾各地。他也显然不是儒家信徒，据言其信奉天主教，但并不以虔诚闻名。

为了利益与声望，他可以抛下待产的妻子前去冒险，也可以除掉昔日的伙伴，或者拥抱曾经的仇敌。

另一方面身为大明命官已有二十年，这个王朝给予的合法身份庇佑了自己的海上帝国，家族利益已经与这个王朝有了太多的牵扯，大半辈子的投资已经注入明王朝体内变成无法抽回的沉没成本，必然情感和理性上都会偏向于故国。

在回到了闽南老家衣锦还乡后，这位见惯了海上的风波的枭雄，可能已经驽马恋栈、心生倦怠？又或者他只在意自己海上帝国，对大陆的易主并不关心，又或者是吃准了满洲皇帝，认为自己都有足够的本钱讨价还价。

于是在唐王流落福州时，整个家族没有太多犹豫就拥戴了唐王朱聿键，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又一次的政治投资。

在从前他们只能控制福建官场，远在北方的中央只有几位官员肯为他们说话，就能够让自己的贸易获得巨大的成功。而如今直接拥立皇帝为什么不能带来更大的收益呢？

他们为其出钱出兵，成为了小朝廷中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郑家的一帮宗亲们也都加官进爵，此时的郑成功不过刚刚从国子监毕业，就得到了封忠孝伯、赐国姓、拜御营中军都督等高规格待遇。

但双方的蜜月期十分短暂，隆武和其他明朝大臣奉行正统的儒家价值观，把郑家当成了一位臣子，自当食君之禄, 忠君之事,国仇家恨下，满清是不共戴天的仇敌，郑家作为大明重臣自然应该投入资源对抗清朝。

但郑芝龙从来没有忠君的观念,他与明朝的关系, 在他看来是一场买卖,而清朝未必不是另一个更好的交易对象。

随着皇帝获得了更多官僚支持，控制了其他财政来源，便撇来郑家开始独立行动。深感失望的郑氏集团也不再愿意投入这场赔本买卖，郑芝龙最终走上了与清廷合作的道路。

岂料大清朝得天下太过顺利，已经不太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对郑家都没有遵守诚信的，在俘虏了隆武帝后，又以谈判的名义俘获了郑芝龙，郑芝龙也被迫发出招降命令，“部下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名。”全数降清，郑家在福建经营多年的势力俨然要被一扫而空。

隆武帝继位时全国局势

当郑成功出场时，郑家未来的路径已经和大陆王朝紧紧绑定在一起了，在北京的君主眼中这已经不是一群窜身海外的盗匪，而是一个有着鲜明政治主张的前朝余孽，大一统王朝可以接纳强大的海外番邦，不能容下弱小的前朝孤忠。

如果郑家早年没有和明朝捆绑过密，把自己打扮成类似于域外野蛮人的存在，必然可以长存，但既然已经被识别为中华的一部分，那么根据天无二日的古老法则，两者之间必然是赢家通吃的零和博弈。

之后的历史进程虽然悲壮但已经没有其他可能，由于郑成功本人所接受的儒家教育以及国仇家恨的存在，郑氏集团在他的领导下走向了复明抗清的道路。

郑成功的母亲在清军入侵中遇难，在安葬了母亲后，郑成功前往文庙焚烧儒服，对着心中的孔子祝祷说：“昔为孺子，今为孤臣……谨谢儒服，唯先师昭鉴之！”，从此开始了他传奇的战斗生涯。

郑成功人生轨迹

虽然表现出了强烈的忠君报国冲动，但他所处的位置却还是让他不能成为一个让时人满意的大明纯臣。

郑家依赖于海上贸易而非大陆的农业赋税，其用兵所长在于水师海战而不是陆地攻坚，这就决定了他倾向于把离岸的岛屿作为大本营，在大陆只要有少量的网点哨所，以刺探情报和补给物资和人力，而不是长久经营。

在战术上不擅长陆地作战，在战略上也不愿意投入太多资源服务于抗清大局，倾向于保持有生力量以实现海上游走的机动性，国姓爷的军队具有浓厚的海贼习气：频繁地强行征用或者直接劫掠沿海地区的人力与物资，极大的损害了当地人的复明热情。

但是一旦背负上复明的使命负担，又不得不尝试进攻大陆，频繁的陆地拉锯又需要维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海外贸的利润绝大多数都投入到了大陆战争的无底洞里。

海上所长必然有陆上所短，军事资源上的劣势一直制约着国姓爷的军队，通过努力他可以组织一个强大的步兵集团，但受困与马匹和物资，在攻城和骑兵上的缺陷没法弥补。

兵种的缺陷造成了作战能力的不足，国姓的军队缺少骑兵，在战场缺乏机动性，使他很难打出漂亮的追击战；缺少强大的攻城部队，使得他的攻城战总是变成旷日持久的围城，这又给了对方支援的机会。

当对方集中兵力时国姓爷又不得不放弃占领地区收缩到沿海要塞防御。多年的拉锯并未给他带来更广大的控制区，对于大陆王朝而言失去漳州或者泉州只能是一个小挫折，但大本营金门厦门的沦陷对郑氏集团就是元气大伤。

金门厦门，郑成功的基地，在其作战时六次遭到围攻，二次沦陷。每次都损失惨重，郑成功都会处决防守将领，进而造成阵营内部动荡。

虽然乐意于营造自己的忠臣形象，但在现实中国姓爷又对南明皇帝保持游离。

在隆武政权覆灭后，他拒绝支持近在咫尺的浙东鲁王政权，反而要追奉远在西南的永历皇帝，固然有对隆武法统的尊重，但更多的考虑恐怕还是不想受到皇帝的节制。

虽然频繁作战，但主要集中于福建广东沿海，其目的是保牵制清军兵力，保护金门厦门基地的安全，对于其他需要支援的复明势力，却从未有过具有实质意义的出兵。

他的军事决策几乎很少考虑到复明抗清的大局，对于他的盟友，郑成功更倾向于把他们作为消耗，很少给予真心援助，比如对于从活动在舟山一带的张名振、张煌言所部，从未试图帮助对方恢复在浙江的基地；对于在广东作战的李定国发出的邀请，也少有回应。

由于父亲兄弟多人在清朝手中，郑成功对于清朝也一直没有放弃接触，保有议和的窗口，但郑成功常在和谈中漫天要价，反复变卦，这是在虚与委蛇地争取时间，而是真心求和而条件谈不拢？其中秘密可能只有郑成功自己知道了。

国姓爷究竟如何看待自己？也许和身在北京的父亲的通信中的一句透露了自己的心声：“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

信中内容可能有欺骗清王朝的考虑，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郑成功和他的父亲一样，他把自己所继承的郑氏集团视为外在于明清双方的独立势力，为了保持这样的独立地位，他是不惜与任何人对抗到底。

复明的终结：台湾

抗清十几年，郑成功一直坚持着上述的方针，到了1659年，福建沿海的资源已经搜刮到了极点，身边的盟友也都凋零殆尽，但最好的机会也在眼前，只是可惜命运之神没有眷顾于他。

郑成功在南京城下失意而归，在仓皇撤离之际，颇为自负的国姓爷的内心会不会闪过一团阴影：他不能在陆地上击败清军。

在南京之役兵溃时，他没有听从盟友的建议坚守，下令全军撤出长江，返回厦门保存实力，虽然他接着在海上又一次击败了满清水师，但复明大业已经永远离他而去。

此时的国姓爷迫切地需要一处远离清军直接威胁的容身之地，环顾四周也只有东面的台湾一岛，这里是父亲事业腾飞的起点，郑家在这里依然有着可观的情报网络和商业利益，此时台湾的何斌也前来投效，最终促使国姓爷决定东征。

1661年二月初三，国姓爷的舰队在金门岛东门的料罗湾集合，他的父亲在近30年前利用火船在此大败荷兰舰队，然后一路东去直奔荷兰人在台湾岛的殖民地大员。

国姓爷进攻大员路线图

在汉文资料中，国姓爷一直宣称攻取台湾是为了复明开辟新的基地，但其面对荷兰人究竟持何种说辞？

这一点以往很少为人注意，根据中国学术界对外文材料的利用，可以发现郑成功自认为对台湾主张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其父亲在该地的开拓上。

荷兰殖民官员梅氏全程经历了战争，被俘虏后甚至与郑成功直接相处，他的日记记录了一份郑成功送往荷兰人城堡的公告。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姓爷完全以郑芝龙的继承者、郑氏集团的领袖自居，其索取台湾的理由基于他父亲早年在岛上的开拓，当年郑芝龙等组织汉人移民前往台湾垦殖，成为台湾移民领袖之一，并与荷兰人展开合作，彼时正是郑荷关系的蜜月期。

“我前来取回我父亲借给贵公司的土地，谁能否认我的权利？我欲亲自改善这片土地，建造美丽的城市。因此，请各位考虑清楚。

各位若愿意臣服于我，即可保有一切金钱、土地、屋宇及财物。若有人希望离开，我也将以船只载送。请仔细考虑，而且切勿妄想发动攻击，因为你们只有区区一小群人，抵挡不了我的大军。

这么做只会为你们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郑成功发往普罗民遮城堡的公告。《梅氏日记》，转引《1661，决战热兰遮》）

再比如另一份外文记录：

“大明招封大将军国姓致书于大员长官费烈德瑞克•揆一阁下：澎湖地近漳州诸岛，乃该州所属之地。大员紧依澎湖，故此地亦必归中国同一政府之管辖；

事实证明隔海两边地区之居民皆系中国人，其处田产自古以来即为彼等所有并垦殖。先时，荷兰船只前来要求通商，其人于此处并无尺寸之地，余父一官出于友善指出该地，仅允借给。”

荷兰方面则拿出郑芝龙在 1630年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签署的一份和平条约。

在荷兰人的认知里，这份条约证明了郑氏家族同意荷兰永久占领台湾，且郑氏家族不对台湾主张任何权利。但郑成功完全否认，只是主张这座岛本就该属于他的家族。

荷兰人与郑家有着长期的接触经验，且多受制于郑氏，对其必然没有好印象。在他们看来，郑成功在海上的贸易或者劫掠行为，与他海盗出身的父亲并没有什么不同。

郑成功不过是个“海盗王”，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把郑成功的到来视为汉人海贼的入侵。

其突然袭击台湾属于没有诚信，在岛上杀害荷兰俘虏与平民更是惨无人道，对于郑成功他们多持反感态度，荷兰在台湾的末任长官揆一，对郑成功的描述是：“一位崇拜偶像，奉祀魔鬼的异教徒。”

只不过，这位海贼正在与鞑靼人斗争，在当时荷兰人的认知里，中国大陆大致可分为明朝汉人和满清鞑靼人两个阵营，不过这个分别可能并非是种族上，更多是基于外貌服饰的政治阵营划分。由此郑成功也被视为“汉人反抗鞑靼人的最后一位英雄”。

可能只有这最后一点，与郑成功的自我认识相符合。但也无比讽刺，因为来到了台湾恰恰意味着反抗鞑靼人事业的重大失败，在同时代明朝遗民眼中更是自绝于中国的荒唐行径。

结语

1662年2月1日，荷兰殖民当局投降，其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走到了尽头，而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也要走向末路。

对国姓爷而言，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清廷就杀害了郑芝龙及郑氏在京成员。

1662年4月，他收到了最后一位南明皇帝永历遇难的消息，紧接着他又接到儿子与乳母私通的丑闻，本就郁闷之极的国姓爷急火攻心，在五月撒手人寰，留下了国事与家事未完成的种种遗憾，以及风雨飘摇的汉人政权。

二十一年之后，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的孙子郑克塽向郑家旧将率领的清军投降，纵横海上的郑氏集团最终被再度纳入大陆的王朝秩序中。

郑氏父子对自己更根本的认同是纵横海上的海上武装集团领袖，他们本该打造属于自己的独立海上王国，却最终卷入了王朝纷争之中，大一统王朝体系下没有此类集团存在的空间。

郑芝龙利用衰落的明朝所赚的的红利，郑成功在新兴的清朝面前不得不全部用尽，最终他们在难以负担的使命前透支了所有力量，把东亚的大陆丢给了满洲人，把东亚的海洋留给了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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