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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蒋方震（1882年－1938年），字百里，清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人。中华民国时期军事理论家 、军事教育家、陆军上将，著有《国防论》。
1938年8月下旬开始，蒋百里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在《大公报》汉口版上连载，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文章写出的三个月后，蒋百里先生去世，那句“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却始终激励着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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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Hamlet更悲的悲剧，旁观者哪得不替这悲剧的主人翁，流下一点同情之泪呢？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这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说是性格的反映。孔子作《易》终于“未济”。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中国文化，日本人根本不懂，他却要自称东方主人翁？如今我像哥德批评Hamlet一般，来考察目前这个悲剧的来源。
事实上，北方苦寒的生活，非日本人所能接受。北海道为日本国国土，经过五十年的开拓。中国的东三省——满洲二十年前，日本就想移民，五年来他可以自由移民。但统计数字的雄辩，确实告诉我们，日本这种移民企图已经怎样的失败。
这种南方情热的人种，又受了地理上的影响。明媚的风景——外界环境轮廓的明净美丽，刺激了这个情热人种的眼光，时时向外界注意。缺少了内省的能力，同时因为时时要注意，却从繁杂的环境中找不到一个重点。短急清浅的水流，又诱导他成了性急的，矫激的，容易入于悲观的性格。地震，火山喷火，这些不可知的自然变动，也给予日本人一种阴影。
据说近卫见了霍斯上校后，霍斯就做了重行分配殖民地的文章。但他们的说明书上，却隐藏了一件本国唯一的宝贝——即无限止的海上生活资源——鱼。日本古代拿鲤鱼来比武士。因为只有鲤鱼受了刀伤乃至临死也会动。日本人不懂中国孟子所说“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与“君子远庖厨”的意义。所以他们的残忍性，还保有岛人吃人肉的遗传。
世界各国的酒都是越陈越好，但日本的酒却是要新鲜，越新越好。而大量饮酒在日本人却认为豪杰的象征，尤其陆海军将领，对于酒，都是经过长期奋斗而升级。所谓“死且不惧卮酒奚足辞”。
假如你在黄昏时分，听日本农夫的民谣，假如你在灯红酒绿中听他们的三味丝，你总能得到高亢激烈，与长声哀怨的音色。外国人要学他，一定呼吸会转不过来。在中国琴弦因为过高而断，是个不祥之兆。假如那中国的琴来和日本的三味线，琴弦一定会断。
好像武士最荣誉的时候，就是他效命疆场的一剎那间。它的意义是印度悲观主义的“无常”。“色与香都是要散的呀”！
……
“我们的人生谁能维持永久呢？”
当中国固有文化正发达的时代——像秦汉时代——就有许多传说：可证为与日本有交通。但当时日本尚不能接受文化，直到孔子降生一千年以后，隋唐时代即印度文化东输，佛教在中国正是极盛的时代，才有大多数的日本人留学中国。所以印度文化与中国哲学混合输入日本。创造日本文字的，是一个有名的和尚，在中国受了精深的佛典教育。那时候如同水入空谷一般。几个佛教大师，把他们的理论，风靡了全国，上达皇室，下迄国民。
中国哲学到德川统一之后才被提倡而盛行。那时日本人所自豪的武士阶级，已入于停顿时期。所以要知道武士道的源起，不能不对与佛教思想的输入加以特别注意。假如从表面上看，武士道与欧洲中古时代的骑士，无大区别。他的美德，是忠实勇敢，同情，朴俭，守礼节——只有一件即对于女性观念与骑士不同，不是尊重，而是蹂躏。但是日本人以为除此以外他另有欧洲人所没有的“内在的精神”所谓“大和魂”这个东西。
这个大和魂，不仅外国人不能捉摸，就是日本人也不能说明。据我看Litz论美学曾说到忘我的境界，这种容易导人于忘我境界的性格，恐怕就是大和魂的真谛。而这一剎那间的异常境遇，是从佛教禅宗所谓“悟”所谓“空”而来的，但其中有厌世的悲观的色彩。![]()
但它的背面有一个阴影。按日本面积很小，在武士时代又分作几百个小国。彼此毗连邻接。它的首领随时有被袭击的可能。他对四面八方不能不十二分警戒。所以侦探术就特别的巧妙。几百年来养成了一种间谍的天才。日本的高级社会、常常不自觉的喜用诈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其中两个最有名的英雄，一是丰臣秀吉，一是德川家康，日本国民给他们的绰号，前者叫作“沐猴而冠”，后者叫做“老狐狸”。日本人最喜欢读这个时代的演义。在我看来，那些正是别有风味的侦探小说。
真正够得上做日本精神美德的代表者有一个人。就是西乡隆盛。但他模范地做了悲剧主角。因为他不失败于他所反对的敌人，却失败于他所爱护的学生。日本有许多爱国者，究竟是否国家的幸福，不能不请命运之神来判断了。
西乡隆盛
真正从日本民族的发展看来，有两个指导者，是值得尊敬的。一是从前的圣德太子。他奠定了日本的第一期文化，接受了佛教与中国哲学。二是现代的明治大帝。他创了日本的第二期文化，接受了欧洲的科学文明。
明治大帝是值得另立一章的，因为这个巨大的强国，乃是他一个人苦心的成就，我特别要提出“苦心”两个字，因为一只船航行海上，最重要的是把舵者。未来等于一层浓雾，国家所走的路，又没有详细的海图可循。其间既要天才，又要经验，最重要的更是强固的意志力和谦抑的考虑。当明治大帝逝世的第一日，伦敦泰晤士报有一篇哀悼的文章，说日本国运自从这位大帝的经营以后，恐怕已经到了富士山顶。
不对外即起内乱性急的日本人，当他取消封建，统一行政，不到五年的光阴，就要向外发展：所谓征韩。主张这个政策的人，是唯一的军人领袖，唯一的勤王元勋——西乡隆盛。政府议决了征韩，但是中途变卦。结果发生内乱，这在日本人或许认为很不幸的，但大帝决心，宁忍内乱的痛苦，不愿早开边战。
明治初年的政权为南方长萨、土肥所独占，长州萨摩为主，“土佐”肥前副之。西南革命——西乡隆盛所领导——失败以后，所谓民间志士，以土肥为中心，集中提倡民权。政府虽一时下令压逼，然而大帝决心，实行立宪，藉议会使国民与闻国政，排斥当时绝对的天皇神权论。
明治最信任的政治家伊藤。他是创造政友会的政党首领，他不主张与俄国开战，所以一九零二年他旅行俄国时想与德国得一妥协。伊藤的反对派——三县军人派——则主张对俄作战，两派争持剧烈，经明治最后的决定，订了英日同盟，伊藤的亲信亦所不愿。
中日战争后的三国干涉，日俄战争后的无赔偿讲和，都是大多爱国者所激烈反对的。然而大帝两次战胜，却取谦抑态度，很镇定地给予肯深思熟虑的负责政治家一个最大支持，并由英日同盟，而进展到日法协商日俄协议。
总之，事后看来好像日本的进展发达是很容易的，其实当时不断的内争，而明治大帝却能用他坚定的意志，聪明的先见，将方向把定。在历史的事实上，日本人所谓皇室中心，只有这个时期是正确的。
美国军舰的炮，惊醒了东方一个新兴国家。欧美人的钱，又把这个新兴国家引入了内在多烦闷外界多诱惑的新悲观世界。
大帝的意志虽然坚强，但喜欢采取臣下的意见。每逢国家大事，他总要召集所有亲信的人，商量一番，成了惯例。一般人就称之为元老会议，但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完全是出于大帝的自动意志。大帝逝世后元老会议作了政治领导的中心，但是第一次就遇见了一个不幸。当时在伊藤指导下的文治派，因为伊藤被刺而西园寺实为领袖。在山县指导下的军人派则以桂太郎为领袖。桂太郎入宫不到二月，西园寺内阁就因为不能扩充陆军而失败，又出来组阁。于是文治派政党领袖就举行护宪大运动，而日俄战争时代负众望大告成功的桂太郎公爵，从此失败而死。军人与政党就结了政种仇恨。最大多数的政友会，近十年不得政权。从此以后直到现在，近卫组阁还是要经元老的推荐，但是二十年间元老一个个凋谢，只剩现已九十余岁的西园寺。近世工业资本主义的发达，最快需时五十年，但日本却像暴风一般，五年以内突然的生长。西京有一位很穷苦的博士名叫河上，他著了一本书，名叫《贫乏物语》，说明无产阶级的由来与痛苦，三年以来，这本书销行了几百万。以他著述的收入，竟变成一个财产家。他的书受民众如此的欢迎他个人却常遭警察的注意。后来效法他的人很多，就有所谓社会主义的发财者出现。而这位可怜的天良未泯的老教授结果因为用他卖书的钱，来接济了共产党，被判为有罪、入了牢狱。至于许多社会主义的发财者，却利用了打败政党——财阀的名义，做了军阀的走狗。
一九一五年派了亲王到俄国，用百五十万支步枪，及许多作战资源，才得到内外蒙互相承认的协议。后来俄国革命了，德国屈服了，英国疲敝了，日本可以自由进展到西比利亚。英国的印度洋要仗日本海军保守。日本又攫取了青岛，可向中国北方南方自由活动。整个的亚细亚是他的了。所怕的只是美国，不过太平洋太大了，美国要到东方非经过四千里的行程，且非经过日本列岛的关门不可。欧美人有钱，日本人也有钱，欧美人有机器，日本人也有机器，所以称雄世界的诱惑，就日见其不可抵御了。
在历史上看来无论那一个民族那一个时代，从没有像日本在欧战时代的激急变迁。一个原来缺少内省能力缺少临时应用能力的急性的民族。一方遭遇了社会的莫大的矛盾（不安与烦闷），一方当着千载难逢的机会（诱惑与希望）。这一支渔船，遇到了飓风，一高高到天上，可以征服亚洲，即可以征服世界——西方自杀的文明没落了；一低又低到地狱。贫富不均，生活困难，革命共党。虚无主义，暗杀手段。不仅把舵的失却了罗盘针，全民族也就导入了一种疯狂状态。战争！革命！
在烦闷与诱惑的大浪中我们要研究他政治的固有形态。假如自己组织坚实，指导者自能渡过难关，渐渐得到风平浪静；但日本原来的政治组织已有两个裂痕。
日本自组织责任内阁以来，陆海军人出面组织内阁者有十人。而政治家也只有十人。且其中政治家有标记的两人，还是代理。在内阁组织法制定的时候，确定了陆海军大臣必须从现役将官中任命的原则。在这时原是消极的防止民权论自由主义者侵入军队中间，以致军人的思想不健全。但是这个条例，后来竟使军人得以操纵内阁。因为陆军大臣倘因意见辞职，内阁总理就没法找第二个军人代理他，军人操纵政治，成了日本政治的传统习惯。欧战以前只是几个最高级的军人留心政治，欧战以后就影响到了下级军官。
各部争取预算，本是普遍习惯，但世界上无论何国，无论何时代国防上或海或陆，终有些偏重。但试查日本五十年来的预算，假如陆军预算一万万，海军预算决不会在九千万以下。当华盛顿海军会议时代，俄国革命，中国内乱，就日本国防上说陆军预算大可缩减。但因为海军要造补助舰队，陆军也需同一比例增进。民政党财阀内阁时代的陆军大臣宇垣，曾经一度缩减陆军人数的定额。而将剩余款项添补新兵器结果招了陆军切齿的怨恨。所以海军既想学英美从第三位要到第一位，不仅封锁亚洲海岸还要超过太平洋。陆军又要做德法保持他世界唯一的荣誉，实行他的大陆政策。滨海省、中国、印度、菲列宾都是他的目标。假如两者有一些偏袒，就被对方指为卖国贼。
当一九一八年左右一个电车司机每月可得五十元薪水，每年有三次赏金，每次大约五十乃至百元。一位少尉的俸给，不过四十余元，还要扣除种种衣服交际费用。而许多暴发户一席小小宴会，可以花到千元以上。旅馆酒食，可以随便五百元一给。军官学校招考学生，从前应试者每超过定额一倍有余，至此乃不足额数。有一位军官学校的教育长真崎，他先前抱着旧式的忠君爱国思想，来教导学生，却感觉得学生的风气信仰、与昔时完全不同。他们对于社会财富的不平，已起一种激烈的反抗。使真崎不禁想到当年未开国时代朴质的黄金世界。同时田中陆军大臣时因为大战后官长须与社会多方面接近，所以陆军大学添了社会学的功课，马克思资本论也做了日本青年官长的参考。
日俄战争时代的青年官长除了五响毛瑟、七五野炮以外没有用过别种武器。每分钟六百发的机关枪，战时只有骑兵才有。这一群青年官长，现在多到了中上级将官职位，欧战以后，新兵器逐渐发展，但种类既繁，除了专门研究者以外，高级官长不能一一地研究。所以新式有效的武器使法，下级官明白，上级官倒胡涂。所以石原在大佐时代，就道“现在将官没有人懂得战术”。这在精神军纪上，就发生了不良影响。
陆军创造者山县既是元老，又是军人和政治家，他时时汲引军人的后进来做他的继承者，于是有桂——寺内——田中——宇垣这辈军人政治家，而陆军大臣可以不经总理直接上奏天皇，又在政治里立了一个军阀不败的基础。青年军人以先辈为模范者，当然喜谈政治。但他们的根本教育却是德国式的严格的阶级教育，对于社会少有接触。可是从田中当陆军大臣时，主张开放教育以还，譬如一个年轻的乡下人猝然到了都市一般。件件都是新奇。种种可以诱惑。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
陆军在征兵制之下所征集的大多数国民为农民，而近代日本农民的困苦不是熟读资本论者所能想。这种农民的痛苦也非政党中人所能了解。倒是，由新兵而转入于青年官长的意识中，以一九三一年间的中级官长而言，正是直接从大战后思想动摇的过程中过来的。当时军官靴上带着马刺去坐电车，有人说讥笑他“坐电车何必带马刺。”诸如此类的事情，使日本军人深深受了社会的侮辱。所以对于财阀，对于政党，就发生了一种不可解的仇恨。就动机来说，指日本军人是侵略主义者有一半是冤枉的。他们希望的是内政改革。并不一定是对外侵略。不过财阀外交家所主张的和平通商，他们却是反对罢了。凡知道日本内情的事，就知道满洲事变前日本就有两度的武力改革运动。名为十月事件，与三月事件。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满洲事变后七日”所发的关东军军官秘密通告中间有“以决死态度辅佐长官”之语。“即要挟与威胁之意”用的却是支部名义。无疑的这个秘密结社会的本部是在东京。二十八日参谋总长退职，（这尚有许多传说现不录）用真崎为参谋次长，而戴皇族为总长。所以日本军人先是烦闷，后乃诱惑，但几度烦闷的解决发多是失败了。
欧战以后军事上的专门学问已经足够年青官长一生研究。陆军大学的社会学，经济学，当然不过一个大概。而天生性急的日本青年官长，正当烦闷时候，当然只求转变少所判断，这时候，就出了无数的煽动家。按日本政治史上遗传下来的一种产物，即所谓浪人——没有一定职业，而有时可与政治要人发生直接关系。这类煽动家各走各路。正式团结不起来。军人受煽动而表现出来的事实第一次想在议会中投炸弹，藉此实行戒严，解散议会。这是一个高级军官所计划，结果被警察发觉。第二次是假造高贵人的命令，令近卫第一师团出动。这是下级军官计划的，结果被长官所发觉。第四次是近卫师团并第一团的第三联队暴动，占领了东京中心的一区。刺杀斋藤、高桥，即所谓二月二十六日的暴动。最不痛快的，莫如我现在写这一章，因为除了“阴谋”“煽动”“贿赂”“威吓”以外，我不知道政治运动中还有何种方法。我不愿将日本这一般的恶性的政治内幕，揭露出来。不过在上述的几种情形以外，日本政治史上还有两件事是日本所独有而值得记述的。
日本有力量的政治家，若非遭遇意外的不幸，便是被人暗杀。六十年来政友会首领，只有西园寺可望善终，然而最近也经过了几次危险。
负政治责任的当然是内阁。但日本内阁背后总有一帮人在那样操纵着。内阁的生死，可以完全决定在这帮人手里，而这帮人既不是专制时代的皇帝那样独裁，又不像民主国家的民众及其代表的议会那样多数取决。明治大帝死后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是元老操纵时期，第二是枢密院贵族院操纵时期，第三是青年军人操纵时期。自有议会以来，因众议院多数反对而辞职的，只有两次。在野党欲推翻政府，不在对于大众演说而在秘密与内阁的后台接洽，这中间就容留了一种人物，名叫浪人。当伊藤公开组织政党时代山统就竭力反对，而对抗的方法，一面是收买议员，一面就是蓄养浪人，而这后世以无数恶例。
五十年来日本政府财政的膨胀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历史上所少有的，许多专家已有详细的数字说明。本章因此只从日本全国做一整个透视，仅举出两项来说。
原来日本武士有轻视商人的习惯，自从福泽在明治初年，以英国绅士为模范，提倡了“独立自尊”主义，创设了庆应大学，才给予日本财富以人才的基础。五大财阀的事业家都是直接受了福泽的精神教育，而以议会政治，为其理想。自从日本第一财阀三井联络松方，三菱联络大隈；政府以发展国民经济为名，使财阀与政治家发生密切的联络。到大正时代财阀对军人居然取得对立的地位。但因为议会莫大的选举费，都是靠财阀在后台帮忙，这中间就发生许多疑狱事件，两党彼此摘发，而国民对于政党发生不信任态度。最近政党竞争选举，除此社会党以外“政友会”“民政”党员都不敢公开的标举党籍。财阀看党员无力，就转而利用重工业这个工具，与军人接近。因为急于制造武器，势不能不特别发展重工业，而青年军人所提倡的皇家社会主义，因乃不得不暂停顿。
日本各种经济的发展，都是靠政府帮忙，提倡而成的。税是从何来的？日本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而这些农民大多数天天在困苦之中，农村负债已达不能偿还之巨额。许多日本人归怨于他国土渺小，人口繁殖，其实真正要解决日本的农村问题，若就对外发展来想，只有到美国去是种种方面都适合的。此外的发展，如满洲等地因为生活程度日本人不能与中国人竞争。徒替大资本家发财，于大多数国民不仅无利，反而增加无数的负担，如今单举一个例子来指出他对外对内的矛盾。于是大正十四年竭力开发朝鲜，使产米增加，近几年来乃感供过于求，而政府不得不施行统制政策以防米价之过贱。但农家因收获后凾需现金，不得不将自己食用的米一并售出，将来仍需购回。这一进出间，农民又实受一重损失。艳称日本发展者每举其船舶的吨数，贸易的数字，以表现其经济力之强。其实国民财富集中在工商界，大多数的农民终岁劳作而尚无适当的生存。这不是欧美无产阶级所能想象得到的。
明治二十四年以前日本既无外交可言，而外交官的位置，多数是贵族的游戏品。但当时陆海各派各地留学生，倒能通达语言，深入各国社会。所以参谋本部的外国情报，比了外交部常来得早。自经两次战役，参谋本部的地位自然加增。故遇到重要事件发生，军人对外交常有容喙之权。特别在中国，有许多浪人做侦探，都是由参谋本部接济的。外交官人数有限，自然不及参谋本部情报网的细密。最近军人势力增长，外交官只能仰军人的鼻息，以保持其地位。退出国际联盟，原不是外交部所赞成，而是现在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一手造成的。
自从明治二十六年陆奥担任外交部长以后，日本外交界始有人才。后来许多著名人物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外交用的心血，遭的困难，比了参谋总长大得多，至少也是相等。但日本国民一律归功军人而指两度外交为失败，所以两位外交大臣在战后都郁郁不得志而死。所以日本的外交将来终究要失败。
从英日同盟日俄战争到伦敦海军条约为止，日本外交方针是与英美接近的。这一派人物日本称为英美随从派。以加藤与币原为主体。但这后面有一条暗流，便是亲俄。但每次都遇到了意外的失败。上文说过伊藤是主张与苏俄妥协的，同时还有一位后藤男爵，他第一次耸动伊藤在日俄战役中与俄国要员在西比利亚相会。但到了哈尔滨伊藤被刺，第二次他又耸动桂太郎到俄国旅行，半途即遇明治天皇崩御。第三次在欧战期中一九一五年日本亲皇访问俄国，后来即遇俄国革命。一九二一年这位后藤男爵又请了越飞来日本游历。这是共产党外交官第一到东方，不久就是日俄复交而后藤却又死了。伦敦会议以后，币原外交政策大受攻击，中间经过几次转折而到广田及亲俄系暗流又得势的证据。广田第一步的成功，即购买中东铁路，那时他最得意，所以大胆声明“广田在位不会有战争”。而在日德防共协议的时节，还在东京与俄大使发生一度“破例外交”的近卫，就是告诉俄国说“防共是对英而非对俄”。
日本的外交宣传特别巧妙，但其间有两种流弊，一是对外失信任，自从满洲事变以后，外交界的声明与军队的行动。却成了恰相反对，这种例我不必枚举，我们不敢说外交人员撒谎，只能以二重外交解释它。第二是对内失调节。比较缺少自省能力的日本国民经“胜仗”“发展”“大陆政策”尽量的鼓舞人民的气势，结果自己收缩不下来，例如日俄战后的东京烧打事件。
日本国民原是崇拜外国人的。这种几千年来的遗传，一时不易改革过来。假如从日本文明中除去了欧美输入的机器与科学，中国印度输入的文字与思想以外，还剩着些什么？现在他却妄自尊大夸示他独有的能力，他的宣传愈是扩大，他的内容越是空虚。他如今将崇拜的心理，转移到了嫉妒上去。一方面对中国用兵，一方面却主张人种战争。而畏惧外人的心理，仍像伏流一样，满于一般社会。许多急进分子提倡的国难，所谓非常时期，在提倡者自己知道，也不过一种煽动，但无形中更加重了国民的悲观色彩。更进一步说，它在良心上已经发生了一种矛盾，它天天以东方文化自豪，实则无一不是模仿西方。学了拿破仑创造莱因同盟的故智来制造“满洲国”。学了英国的故智，企图中国分成几个小国，互相对立，本来一个很可乐观的国际环境，偏要模仿历史上已成失败的不幸例子。环境诱惑他得了朝鲜不够，还想南满，得了南满不够，更想满蒙全部，更想中国北部，如今又扩大到全中国，要以有限的能力来满足无限的欲望。日本人很能研究外国情形。他很羡慕英国的获得印度。但他忘记了英国人对印度，是在大家都没有注意时代，用三百年的功夫才能完成。而日本人，却想在列强环视之下三十年内要成功。日本人又研究中国个人人物。但他忘记了中国地理的统一性与文字的普遍性而想用武力来改变五千年历史的力量，将中国分裂。他又羡慕新兴的意大利与德国，开口统制，闭口法西斯。但欧战一起，军人政治家就将国军无目的的滥用。最初就是获取青岛，后来又是两度的山东出兵，还都不是国家的运命关头而军人随便运用它的武力以求获得一部分利益。这种举动给予日本军官以破坏纪律自由行动的先例。所以日本军纪是从上级毁起。几年前日本中央军事当局对于关东军有一个特别名称，叫做DesaKi即派出者之意。因为他的行动常与中央不一致。关东军的任务，本在维持沿铁路附近的地方治安，而军官们却在那里创造牠政治外交行动。两个师团每两年调换一次。于是满洲各个区域，就变了军人自由活动的养成所。关东军之外，又加了天津驻屯军，更予军人以一个自由活动的机会。所以每次事变起来，政府总是声明事变不扩大，军人总是调兵，这种不一致现象，给予国民与国际闲一种不安与不信。现在日本想向举国一致的方向走，但缺少了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国民不能了解敌人到底是谁。（一）陆军对俄，海军对英，现在为什么对中国。
（二）日本军人向来夸称中国不够做它目标，只须一出兵就可以占领中国的，但现在的事实却正相反。
（三）对中国尚且如此困难，将来如何对俄对英美。
2. 从国际上说，华盛顿会议实为日本独步东亚的时代因为这时世界公认日本为一等强国，而且是东亚的重心。所以九国公约对于中国有保全领土主权与机会均等的种种条款。在中国人民看来，这是精神上一种耻辱，而在日本却是一种荣誉的义务。因为日本有这种无限制的野心，引动了世界的疑惧。俄国在远东本无兵力，但在满洲事变后已经增加了几十万的常备军。美国得了五、五、三比率后，本来建造足额，现在却三度的扩充海军，英国新嘉军港（今译新加坡）只是纸上计划，现在却正式完成。日本在极小一些空地中常能布置出十全的庭园山石。这个想象力本很大的日本民族，悲剧性的，自造了一个国难，以为悲壮的享乐本是一个理想的阴影，现在竟变成了事实的魔鬼。日本的恶运，实在是爱国志士造成的啊！
纵使文明病为现代一般国家所共有，但是日本没有经过像德国那样的饥饿，法国那样的女人避孕，而日本「人」的健在状态，却如下：学生其兵役不及格的程度，占各职业中之最高度。一九三五年全国受验壮丁六三二、八八六人中，不合格的百分率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缺乏内省能力的日本国民呵！白种人中一两个穷小子受银行的老班的气，不得已跟着这位挥霍无度，内在空虚的大阔少，想出风头，一定会上当会倒霉！
在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那天下午，我在柏林近郊“绿林”中散步，心里胡思乱想，结果迷失了道路，又沿湖绕了一大圈，才到目的地，居然出来了一位老者，我同他就谈起东方事情来。哪知道这位红颜白发的仙人他的东方知识比我更来得高明，凡我所知道的，他没有不知道。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民国二十七年八月
蒋方震于汉口
全文
说明：
本文选自1938年8月15日至8月27日连载的《大公报》汉口版
东亚评论授权转载自公众号
“东方历史评论”（ID：ohistory）
篇幅原因存在部分删减
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和立场
作 者 | 蒋百里
编 辑 | 登 登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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