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儒家、六经与三代文明
本公众号将从“儒家、六经与三代文明”“诸子学派与经典诞生”“儒学与‘六经’的相互生成”三个篇章依次推出朱汉民教授的《儒学与六经》以飨读者。
儒学和“六经”是什么关系？通常人们会说“六经”是儒学的思想源泉，是儒学的文化母体。这一普遍的看法有一些道理，《史记》早就提出“夫儒者以六艺为法。”此说反映了这一个重要事实：儒家是通过学习、效法“六经”中先王的思想，继承三代的文化传统，才创立了儒家学派。
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另一个事实，作为学派的儒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才逐步产生的，而作为经典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完全是由一代代儒家学者不断整理、诠释才能够逐步成型的。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儒学和“六经”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 “六经”孕育了儒学，还是儒家建立了“六经”？
我们发现，儒家与“六经”其实均是春秋战国时期同时形成的。如果要追溯文化渊源，二者均以三代文明为其共同的思想文化依据。
儒家与“六经”的思想文化均渊源于三代文明。一方面，儒家士人是源于三代时期官师一体的王官贵族；另一方面，作为经典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是由三代王官之学演变而成。也就是说，“六经”与儒家其实均是以三代文明为母体，“六经”与儒家同源。
为了说明“六经”与儒家同源，我们首先考察“儒家”与三代文明的渊源关系。
三代时期，学在官府，那个时期文化知识的主体是由王室贵族垄断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产生了脱离贵族文化垄断的诸子百家之学。诸子百家之学与夏商周王官是什么关系？这一个问题引发了历史学家延续两千多年的学术思考和思想论战。历史上诸多学者均认为，春秋战国诸子之学源于夏商周王官之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早就提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均与三代王官之学有密切联系，三代职官有不同的专业知识，这种王官之学下移到民间就是春秋战国诸子之学。
儒家是指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的学派，儒家源于三代王官之学。关于“儒家”的起源，汉初时即为史家所讨论，认为“儒家”直接起源于官师一体的“司徒之官”。据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的解释：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儒家学者“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因为他们与西周社会主要从事教化的“司徒之官”有密切关系。根据《周礼·地官·司徒》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司徒之官即为履行国家的教化职能的官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务之职与儒家教育学说之间确有着重要联系，如《大司徒》之职中“十二教”就与“六经”的礼乐教化思想十分接近：
而且，大司徒从事教化的内容，是将六德、六行、六艺合成的“乡三物”，这也是后来儒家倡导的社会政治的教化内容：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十分明显，儒家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即源于大司徒之职的相关规定中，由此看出儒家、儒学与司徒之职的渊源关系。
金文中的职官与《周礼》有许多相合处，这就证明《周礼》一书有文献依据的，故而是我们考证儒家起源的重要文献资料。《周礼》一书中关于“司徒之职”的记载，确能揭示“儒家”起源。由于儒家起源于西周时期被称为师、儒的教职人员。这一切，恰好反映出西周社会“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特点。
由此可见，儒家重视教育并整理“六经”，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与三代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儒家从“三代”的文献档案、王官之学选取、整理出“六经”，确实是与“司徒”、“师儒”的文化传承、思想影响相关。儒家重视教育的思想和信念，是与“司徒”相关的的长期治理和教化的历史经验有关。“司徒”“师儒”常讲的“有德行以教民者”“有六艺以教民者”以及“三德”“三行”等，成为儒学建构“六经”的主要思想宗旨和学术旨趣。所以，为了让三代文明能够长久地保留下来，儒家将西周贵族教育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之学”，发展为儒家士人教育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艺之学”，也就是将一种贵族的技能素质教育发展为士人的经典文化教育。
“儒家”与三代文明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六经”同样如此。现在我们进一步探讨“六经”与三代时期的皇室文献档案、王官之学的文化渊源关系。
我们已经谈到，“六经”作为经典体系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六经”经文本身却来自于上古历史时期的三代文明。在孔子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孕育时期，也是学者们称之为“前轴心文明”时期。这相当于历史文献记载的从尧舜禹到夏商周的三代时期，时间大约是距今4000多年前至2500年前左右。这个时期正是华夏文明的奠基时期，华夏民族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均取得了重大进步。三代时期留下了许多文献典籍，作为历史经验、知识积累留给后世，它们成为上古三代文明的载体而保存下来。正如《尚书·五子之歌》中所记载的：“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夏商周三代的天子、君主在治理天下时，遗留了记载历朝历代各种典章制度、政治经验、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等大量文献典籍。三代文明遗留的“典”与“则”，就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建构“六经”的文献基础。“六经”与三代皇室文献档案的“典”“则”有着文化传承、思想影响的渊源关系。
孔子及其儒家学者一直对三代文献档案的“典”“则”有着特别的关注，他们为了传承三代文明创造的思想传统、文化精华，倡导“述而不作”的原则，从三代文明留下的浩繁档案文献中，以“司徒之官”的政治经验、思想视角挑选出一些体现三代君主道德理性、政治经验的典籍。他们将这些典籍整理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的不同类型的文献典籍。儒家学者强调这些典籍是三代先王留下来的，是承载先王治世大法、恒常之道的典籍，故而将它们称之为“经”。
孔子及其后学是如何通过整理三代王室的文献档案，从而创立中华经典体系？
首先看看“群经之首”的《周易》。《周易》是由《易经》《易传》两个部分构成，分别代表三代王室的历史文献和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及其后学的思想诠释。《易经》文本的来源十分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土地上的先民就开始盛行各种占卜的巫术了，而《周易》的筮占只是诸多占卜术的一种，与其它龟卜、骨卜等占卜形式相比较，筮占是根据蓍草的数字排列等变化来预测吉凶的，它因在形式上的系统性、有序性、完整性具有特殊的优势，获得了进一步演进发展的机会。殷周之际产生的卦辞、爻辞的文字符号出现，使得每一卦、每一爻均有了确切而丰富的思想文化意义，包含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观念、道德思想、宗教信仰、哲学智慧。殷周之际产生的卦辞、爻辞是很多的，儒家学者从这一些档案、文献中选取、整理一部分特别具有思想价值的内容，加以整理和系统化，就是后来的《易经》的经文部分。
其他几部经典的成型也是如此。譬如《书》，也是上古时期国家政治文献档案的汇编。早在上古时期，记载王朝君主言行的史官文化就很发达，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史官包括记事与记言的不同，故而留下分门别类的档案文献，这些记载帝王言行的文献档案大量收藏在王室，向来为君主帝王所重视。在孔子以前，这一类“记言”的“书”一类文献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它们是历代君王的政治经验、思想文化的累积，为后 代王朝特别重视。如周代商，也接收了商代《书》一类的历史文献，所以就有“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到了春秋战国的文化下移时代，孔子和儒家学派在从事民间教育的时候需要教材，他们面临大量记载帝王言行的“书”一类的文献档案，他们从这一类“书”的文献档案中选取、整理出一部分，作为他们的民间讲学之用。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尚书》。《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孔子收集、整理的《书》只是历朝历代众多“书”中的极少一部分，他们选取、整理的标准就是“司徒”“师儒”的“有德行以教民者”“有六艺以教民者”，故而主要选取唐、虞、夏、商、周各朝代的那一些能够代表、体现三代先王的德治、王道思想的诰言、誓辞和大事记等。儒家学派从浩繁的三代文献中仅仅选取了很少的一部分“书”，认为这一部分文献代表了先王的政治理念、文化思想，故而是后代王朝必须学习、效法的经典。
再说《礼》《乐》。三代时期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均以“礼”为核心，特别是周公的“制礼作乐”，进一步推动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建设。所以，礼、乐一直是三代王官之学的重要内容，并大量保留在王室的档案文献中。“儒”在三代时是“司徒之官”和“师儒”， 他们从事“六艺以教民”，故而特别重视礼教，熟悉相关礼的各种典籍。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及其弟子以三代礼乐文明为国家政治的典范，重视有关“礼”的文献收集和整理。现存的《周礼》《仪礼》，就是孔子及其门人收集、整理的“礼”的文献。《周礼》又名《周官》，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并根据儒家政治思想作了一些修订。《周礼》一书作者，历史上就意见不一，但是其中包含大量西周礼制的文献可以确认的，因为《周礼》的一些内容可以与西周青铜器铭文相互印证。《仪礼》简称《礼》，又称《礼经》或《士礼》，系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一部分礼制的汇编，共17篇。《乐》经没有保留下来，但是它和《礼》一样，是西周礼乐文明的文献记载。儒家学者推崇的《礼》《乐》经典，应该是三代文明特别是西周礼乐文明的文化遗存，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诗》也是如此。从来源来说，“诗”是西周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公的“制礼作乐”包括了“诗”，“诗”在贵族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体现西周王朝观风俗、重礼乐、崇教化的礼治精神。为了保存这些诗歌，从西周开始就有许多诗集保留下来，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顾颉刚在谈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诗与乐关系的变化时说：“从西周到春秋中叶，诗与乐是合一的，乐与礼是合一的。”先秦时期流行的《诗》，后来能够列为儒家经典称《诗经》，是孔子及其弟子对西周留下的大量诗歌不断收集、整理的结果。也就是说，儒家学者整理的《诗经》，同样是三代文明特别是西周礼乐文明的文化遗存。
最后讲《春秋》。《春秋》本来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按年代记载了春秋时期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14年（前481年）的历史。三代史官文化发达，《汉书·艺文志》认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可见“春秋”在当时是一类史书的通名。《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的提法。《孟子·离娄下》也记载：“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本来，“春秋”是一类史书的通名，但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主要形成于鲁国，鲁史为儒家素所特别重视，孔子整理了“鲁之《春秋》”。随着儒家影响扩大，“春秋”也就逐渐成了鲁史的专名。孔子对鲁之《春秋》的整理，不是一般的历史记录和文献整理，而是通过对鲁国的历史记录和文献整理，达到对西周礼乐文明的继承和弘扬。
由此可见，上述的《易》《书》《礼》《诗》《春秋》等经典，均是孔子及其门人通过收集、整理才建立起来，其经文的文本原本是三代时期的王室的文献档案。与儒家源于三代王官一样，儒家经典则渊源于三代的王官之学。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朱汉民 著
人民出版社 2021年12月
朱汉民 ，湖南汨罗屈子书院院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会主任。担任岳麓书院院长二十多年，推动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等系列学术文化活动的发起人。兼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承担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项目《（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主编与《清史·湘军史料丛刊》主编，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湘文化通书》与《宋学源流》首席专家，著有《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儒学的多维视域》、《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宋学·理学·心学》、《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等著作二十多种，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三百多篇。获评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建国70周年百名湖湘人物、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徐特立教育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