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朱汉民|诸子学派与经典诞生

朱汉民 屈子书院 2022-07-13



编者按:

本公众号将从“儒家、六经与三代文明”“诸子学派与经典诞生”“儒学与‘六经’的相互生成”三个篇章依次推出朱汉民教授的《儒学与六经》以飨读者。




02《儒学与六经》之“诸子学派与经典诞生”



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中国的轴心文明时代,亦被称之为“哲学突破”的时代,在这一个时代,思想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在强烈地呼唤,就是要要建立作为价值信仰、思想依据的“经”。


 什么是“经”?“经”是具有普遍性、恒常性价值的重要典籍的特称。《释名·释典艺》解释说:“经,径也,常典也,如经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在儒、道、墨、法等诸子学派创立初期,当时还没有将某一些书称为“经”的说法。但是,到了诸子学派进一步发展的战国时代,诸子各家学派的思想体系均已经发展成熟,其中一个特别鲜明的标志,就是逐步形成了代表各自价值体系、思想依据的重要著作,即形成了各自的经典体系。


我们不妨例举道家、墨家、法家、儒家等诸子学派对经典的确立。


墨子很早就在历史上提出圣王传道,是通过“书之竹帛,藏之府库,为人后子者,必且欲顺其先君之行”的观念,但是,有一个矛盾的现象,就是墨子学派对儒家重视历史文献整理十分不满,《墨子·耕柱》载:“公孟子曰:吾子不作,术(述)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矣。”墨子学派主张“善者则作之”,所以,墨子学派不重视对三代历史文献研究和整理,这可能与墨子学派的成员大多已经是“农与工肆之人”的庶民社会身份有关。墨子学派似乎他并没有兴趣去做整理历史文献,不赞成从王官之学中寻求治国思想,而是针对现实社会问题而系统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墨子后学在编辑墨子的著作时,往往将墨子的著述称之为“经”。据《庄子·天下》:“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这里出现了《墨经》之名。因为《墨子》一书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许多以此为《墨经》。但是学界还有不同意见,认为《墨经》还要加上《大取》、《小取》,或者还要加上《兼爱》、《非攻》等。不管《墨经》具体所指是哪些文献,但均是墨家后学确立的墨子的著作,是为了提升墨子著作的地位。即如谭戒甫《墨辩发微·墨经证义》所说:“大抵经名之起,疑尚在三墨晚年;其时弟子众多,龙象卓越,结集群议,尊以经名,且决定后之墨者俱诵此经。”墨子后学确立的经典,体现出墨家学派对具有普遍、恒常价值的相关典籍的认同。


道家也是如此。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和墨子的庶民出身不同,老子与王官之学有着密切联系。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老子本人就是周室史官。但是,老子的道家思想与他作为史官记载的历史典籍不完全是一回事。他已经从历史的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变作了深入的思考,他探寻并通过独立的著述论述了这一主宰历史的“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最终由老子后学完成的《老子》,后来又称《道德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最初,《老子》这一部书还不是以“经”名。随着《老子》的逐步完善和地位进一步提升,《老子》成为《道德经》,可见《道德经》是道家将这一部书经典化以后的书名。


法家也是如此。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理官在历史上是主持狱讼的官员,可见,法家与王官之学也有密切联系。但是,法家形成学派比较晚,由于战国时代社会动荡,社会政治秩序十分混乱,许多诸侯国君主为了加强统治力,大力加重刑罚,故而形成了十分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的法家。显然,法家的兴趣在现实中刑罚对国家治理的效能上,对整理历史典籍没有兴趣。法家的代表著作有《李子》、《商君》、《申子》、《韩子》,均和三代文献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涉及具体的刑罚制度、君权之术,均是子学著作。但是,后来的法家为了张扬自己的学术主张,将法家的创始人是李悝的著作称为《法经》。所谓“《法经》”,其实就是李悝“集诸国刑典”而成。《晋书·刑法志》载: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可见,李悝的《法经》提升为法家的经典,完全是法家后学所为。


先秦诸子比较普遍崇拜上古时期的“圣王”、“圣人”,墨家学派提出:“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道家学派提出:“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法家学派提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谨修所事,待命于天,毋失其要,乃为圣人。”尽管先秦诸子普遍崇拜“圣王”、“圣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将圣王与传经联系起来。只有儒家还将圣人崇拜和三代典籍结合起来。儒家意识到,圣王传道的文献才是“经”, 故而必须将圣王与传经联系起来。先秦儒家认为:真正的经典必须来自于三代时期的先王,即唐虞和夏商周时期的“圣王”、“圣人”之言。所以,先秦儒家一方面也十分崇拜上古时期的“圣王”、“圣人”。《论语》末篇《尧曰》称颂尧、舜、汤、武等圣王的“保民而王”,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子贡曾经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葬其犹病诸。”孟子也十分向往尧舜的圣人之道,提出:“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另一方面,孔孟儒家认为经典必须来自于三代时期“圣王”,故而希望从“三代圣王”留下的文献中寻求普遍意义的大道,并且将这些载道的典籍称之为“经”,这正是儒家之“经”产生的思想基础。


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只有孔子及其儒家学派是通过收集、整理三代时期的档案材料、历史文献来建立自己的经典体系和学术思想的。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来考察,《诗》、《书》、《礼》、《乐》、《易》、《春秋》,就是经孔子及其弟子的整理后,后来才逐步成型、并被合称为“六经”。也就是说,在夏商周的前轴心时代,“六经”建构的主体即儒家士人还没有产生,只有官师一体的王官贵族;被视为有着恒常价值和普遍意义的载道之“经”也没有产生,只有被皇室收藏的各种文献档案。中华原典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虽然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文化源头,但是它们定型为“六经”的经典体系,却是孔子及其儒家建构起来的。


由此可见,“经”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产生以后才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尽管其他学派也与三代王官之学有一些联系,但是他们并不重视对三代文献的研究整理,而往往是脱离三代留下的珍贵文献档案,忙于独立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道、墨、法诸家的宗师们针对现实问题而提出自己的学说,各家学派的弟子们均是将本学派创始人的重要原创典籍称之为“经”。但是,儒家学派却能够有一种华夏文化的自觉意识,主动从三代文献中寻求历史智慧、价值理念、文化传统,直接整理出代表华夏思想文化传统的经典来。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朱汉民  著

人民出版社 2021年12月




朱汉民教授简介

朱汉民 ,湖南汨罗屈子书院院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会主任。担任岳麓书院院长二十多年,推动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等系列学术文化活动的发起人。兼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承担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项目《(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主编与《清史·湘军史料丛刊》主编,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湘文化通书》与《宋学源流》首席专家,著有《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儒学的多维视域》、《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宋学·理学·心学》、《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等著作二十多种,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三百多篇。获评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建国70周年百名湖湘人物、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徐特立教育奖等。







朱汉民|儒家、六经与三代文明
朱汉民|圣贤兼豪杰:中国传统士大夫人格理想的审视


关于屈子书院


屈子书院始建于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比岳麓书院只晚建30多年。曾称汨罗书院、清烈书院、屈原书院等。历史上为汨罗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如明初户部尚书兼掌行在六部、太子少保兼太傅夏原吉;明宣德年间任谅山知府易先;清雍正五年(1727)进士孟启谟等均就读于汨罗书院。重建后的屈子书院由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常青教授设计,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539.2平方米,由牌坊、求索堂、沅湘堂、藏骚阁、清烈堂、众芳阁等19个单体建筑组成,是中国目前体量最大的穿斗式偶数开间的全木结构仿古建筑,地处湖南省汨罗市玉笥山北麓的屈子文化园内,具有讲学、展览与藏书三大功能。


END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