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诸子学派与经典诞生
本公众号将从“儒家、六经与三代文明”“诸子学派与经典诞生”“儒学与‘六经’的相互生成”三个篇章依次推出朱汉民教授的《儒学与六经》以飨读者。
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中国的轴心文明时代，亦被称之为“哲学突破”的时代，在这一个时代，思想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在强烈地呼唤，就是要要建立作为价值信仰、思想依据的“经”。
什么是“经”？“经”是具有普遍性、恒常性价值的重要典籍的特称。《释名·释典艺》解释说：“经，径也，常典也，如经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在儒、道、墨、法等诸子学派创立初期，当时还没有将某一些书称为“经”的说法。但是，到了诸子学派进一步发展的战国时代，诸子各家学派的思想体系均已经发展成熟，其中一个特别鲜明的标志，就是逐步形成了代表各自价值体系、思想依据的重要著作，即形成了各自的经典体系。
我们不妨例举道家、墨家、法家、儒家等诸子学派对经典的确立。
墨子很早就在历史上提出圣王传道，是通过“书之竹帛，藏之府库，为人后子者，必且欲顺其先君之行”的观念，但是，有一个矛盾的现象，就是墨子学派对儒家重视历史文献整理十分不满，《墨子·耕柱》载：“公孟子曰：吾子不作，术（述）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矣。”墨子学派主张“善者则作之”，所以，墨子学派不重视对三代历史文献研究和整理，这可能与墨子学派的成员大多已经是“农与工肆之人”的庶民社会身份有关。墨子学派似乎他并没有兴趣去做整理历史文献，不赞成从王官之学中寻求治国思想，而是针对现实社会问题而系统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墨子后学在编辑墨子的著作时，往往将墨子的著述称之为“经”。据《庄子·天下》：“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这里出现了《墨经》之名。因为《墨子》一书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许多以此为《墨经》。但是学界还有不同意见，认为《墨经》还要加上《大取》、《小取》，或者还要加上《兼爱》、《非攻》等。不管《墨经》具体所指是哪些文献，但均是墨家后学确立的墨子的著作，是为了提升墨子著作的地位。即如谭戒甫《墨辩发微·墨经证义》所说：“大抵经名之起，疑尚在三墨晚年；其时弟子众多，龙象卓越，结集群议，尊以经名，且决定后之墨者俱诵此经。”墨子后学确立的经典，体现出墨家学派对具有普遍、恒常价值的相关典籍的认同。
道家也是如此。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和墨子的庶民出身不同，老子与王官之学有着密切联系。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老子本人就是周室史官。但是，老子的道家思想与他作为史官记载的历史典籍不完全是一回事。他已经从历史的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变作了深入的思考，他探寻并通过独立的著述论述了这一主宰历史的“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最终由老子后学完成的《老子》，后来又称《道德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最初，《老子》这一部书还不是以“经”名。随着《老子》的逐步完善和地位进一步提升，《老子》成为《道德经》，可见《道德经》是道家将这一部书经典化以后的书名。
法家也是如此。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理官在历史上是主持狱讼的官员，可见，法家与王官之学也有密切联系。但是，法家形成学派比较晚，由于战国时代社会动荡，社会政治秩序十分混乱，许多诸侯国君主为了加强统治力，大力加重刑罚，故而形成了十分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的法家。显然，法家的兴趣在现实中刑罚对国家治理的效能上，对整理历史典籍没有兴趣。法家的代表著作有《李子》、《商君》、《申子》、《韩子》，均和三代文献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涉及具体的刑罚制度、君权之术，均是子学著作。但是，后来的法家为了张扬自己的学术主张，将法家的创始人是李悝的著作称为《法经》。所谓“《法经》”，其实就是李悝“集诸国刑典”而成。《晋书·刑法志》载：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可见，李悝的《法经》提升为法家的经典，完全是法家后学所为。
先秦诸子比较普遍崇拜上古时期的“圣王”、“圣人”，墨家学派提出：“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道家学派提出：“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法家学派提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谨修所事，待命于天，毋失其要，乃为圣人。”尽管先秦诸子普遍崇拜“圣王”、“圣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将圣王与传经联系起来。只有儒家还将圣人崇拜和三代典籍结合起来。儒家意识到，圣王传道的文献才是“经”， 故而必须将圣王与传经联系起来。先秦儒家认为：真正的经典必须来自于三代时期的先王，即唐虞和夏商周时期的“圣王”、“圣人”之言。所以，先秦儒家一方面也十分崇拜上古时期的“圣王”、“圣人”。《论语》末篇《尧曰》称颂尧、舜、汤、武等圣王的“保民而王”，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子贡曾经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葬其犹病诸。”孟子也十分向往尧舜的圣人之道，提出：“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另一方面，孔孟儒家认为经典必须来自于三代时期“圣王”，故而希望从“三代圣王”留下的文献中寻求普遍意义的大道，并且将这些载道的典籍称之为“经”，这正是儒家之“经”产生的思想基础。
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只有孔子及其儒家学派是通过收集、整理三代时期的档案材料、历史文献来建立自己的经典体系和学术思想的。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来考察，《诗》、《书》、《礼》、《乐》、《易》、《春秋》，就是经孔子及其弟子的整理后，后来才逐步成型、并被合称为“六经”。也就是说，在夏商周的前轴心时代，“六经”建构的主体即儒家士人还没有产生，只有官师一体的王官贵族；被视为有着恒常价值和普遍意义的载道之“经”也没有产生，只有被皇室收藏的各种文献档案。中华原典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虽然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文化源头，但是它们定型为“六经”的经典体系，却是孔子及其儒家建构起来的。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朱汉民 著
人民出版社 2021年12月
朱汉民 ，湖南汨罗屈子书院院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会主任。担任岳麓书院院长二十多年，推动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等系列学术文化活动的发起人。兼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承担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项目《（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主编与《清史·湘军史料丛刊》主编，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湘文化通书》与《宋学源流》首席专家，著有《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儒学的多维视域》、《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宋学·理学·心学》、《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等著作二十多种，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三百多篇。获评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建国70周年百名湖湘人物、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徐特立教育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