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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众号将从“先秦士人的政治态度和人生选择”“依附王权的法家”“疏离王权的道家”“与王权合作的儒家”四个篇章依次推出朱汉民教授的《先秦诸子的儒道法》以飨读者。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士人集团，源于西周的贵族集团较低阶层，到了东周的社会剧变时，他们成为一批失去贵族身份、流落民间社会的文化人。他们既希望与国家政治、君主权力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是他们又是相对独立自由的个体，并不依附于某一个固定的、具体的君王。先秦诸子之学出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诸子们一方面为未来的世界探寻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案，另一方面也对宇宙与人生开展深入思考，他们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中国文化两千多年。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与他们的政治态度有密切关系。这里，我们试图通过对先秦诸子学派不同的政治态度的分析，并进一步比较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
与法家依附王权、道家疏离王权的政治态度不同，儒家追求与现实王权的一种合作态度。所以，儒家往往既会执着地向君主权力集团靠拢，希望取得君王的信任，以进入到权力体系中去，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活动；与此同时，儒家亦会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和价值理想，并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一味地取悦于君主，像法家那样完全成为王权的依附者。儒家本来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士人，他们希望成为与王权合作的政治家，他们凭借什么去与君王们合作？或者说，君王如何可能与他们合作？儒家士人并没有掌握任何硬实力，既无军队，又无财富。他们唯有帮助君王治国理政的一套观念和方法，即所谓的“道术”。但是，儒家之“道”不过是一套有关政治的价值理念，儒家之“术”则不过是贯彻这一套价值理念的治国方法和手段，他们这一套“道术”既不同于法家，又不同于道家，儒家却殷切地盼望以这一套“道术”完成与君王的政治合作。对于那些急于富国强兵、开拓霸业的诸侯君主，他们需要并且愿意采用儒家这一套道术吗？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儒家所谓的“道术”，其实是包含着政治理想主义的“道”和具有政治现实主义的“术”的结合。一方面，儒家是一种独立的士人群体，他们拥有超越现实政治、超越王权治理的政治目标，他们追求的政治目标就是“天下有道”、“仁政”。所以，他们的政治思想往往是理想主义的，他们设计了一整套理想化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并且用这一套理想化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作为规范政治、约束君主的政治道德准则，也作为衡量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应该说，对于那些急于富国强兵、开拓霸业的诸侯君主来说，儒家这一套道的价值理想、道德标准既无实际用处，又太高远而难以企及，所以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接受儒家所谓的“道术”。所以，儒家士大夫如果坚持自己独立的价值理想，坚持自己的政治诉求，则常常会受到君主的冷落而成为“丧家之犬”，或者是和君主权力产生冲突而“以身殉道”。但是，另一方面，儒家是一个参与君主政治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必须与现实政治的王权系统密切合作，实现国家治理的政治目标。作为积极参与现实政治、与君王合作的儒家士大夫群体，他们拥有现实政治运作的政治手段，掌握、倡导一套实用理性的“治术”。儒家士大夫的“治术”不仅包括有关礼治秩序、礼乐教化，还特别提出了富国、爱民、举贤、足兵等一系列富强之治术。后来，儒家的经世之学，发展出了包括“礼乐”、“兵刑”、“食货”、“吏治”、“兵赋”等有关国计民生的治国之术。他们以此作为国家治理的方法和手段，以完成对政治功利的现实追求。儒家学者一旦成为“大夫”，他们就会将自己掌握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治术”付诸政治实践，这也是后世出现大量“儒臣”并受到君主欢迎的重要原因。儒家应该是一个有共同价值信仰的士人群体，但是儒学毕竟是一套入世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信仰，当儒学拓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就成为一个由众多不同社会身份、不同政治诉求、不同思想趋向的人们组合起来的庞大社会群体时。这样，儒家士大夫的思想角度十分多元，层面十分多样，儒家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并不断演变发展。所以，当我们今天考察儒家士大夫群体、儒学思想体系时，应该特别注意某一个时代的儒家政治思想与作为两千多年的儒学整体的区别和联系，注意某一个儒家学者的政治思想与作为体系化的儒学思想的区别和联系，注意某一个儒家政治思想或命题与儒学全体政治思想的区别和联系。所以，我们应该肯定：孟子是儒家，荀子也是儒家；董仲舒是儒家，王充也是儒家；王安石是儒家，邵雍也是儒家；许衡是儒家，刘因也是儒家；倭仁是儒家，康有为也是儒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每一个具体的儒家学者，都是儒学基本思想、信仰的追随者，但是每一个具体的儒家学者，又只是儒家部分思想的遵循者、实践者。儒学系统需要这些不同类型、不同旨趣、不同道路的实践者，才能够更好地推动儒家思想体系、儒教文明体系的建构，更加充分发挥儒家文化的功能，更加全面完成儒教文明的奠定。而且事实上，儒家士大夫在其具体的历史条件、政治背景时，他们与君主的合作的政治态度、思想追求又表现出很大区别。一方面，同一儒家学派的不同学者，他们的个人经历、思想性格、学术旨趣不同，故而往往可以归类到不同政治倾向的士人群体之中。譬如，儒家士人选择与国君的合作后，其内部又产生了有很大思想差别的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尽管他们都是与王权合作的儒家学者，但是孟子的道德理想主义和荀子的政治现实主义就有很大差别。另一方面，同一个具体的儒家士大夫个体，可能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不同人生阶段的思想观念变化，因在朝和在野的不同人生处境，他们会形成多样化的政治态度。在历史上，那些强调政治现实主义和经世致用的儒家人士，甚至可能在与王权合作的过程中转化为对王权的依附。虽然他们的思想仍然是以儒家为主体，但是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却可能体现出依附型士人的转变。而那些坚持独立的价值理想和政治诉求的儒家学者，可能在与王权合作失败后转化为对王权的疏离，走入出世的道路而亲近佛、道。同时，由于儒家对王权的政治态度是合作型的，他们希望与君主政治的这一种政治合作能够取得成功，所以他们努力兼顾“道”与“术”两个方面，即自己独立的价值理想与君主政治的现实治理。与此相关，儒家在学术思想上追求两种不同的学术旨趣和思想目标，故而在后来的学术史上作为整体的儒学又分化出来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术传统。一种被称之为“内圣之学”的学术传统，另一种往往被称之为“外王之学”的学术传统。在政教合一的传统中国，“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常常融合为一体，但是在实际的学术建构、思想整合的历史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术思潮、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学学派、不同儒家学者，会有对“内圣之学”或“外王之学”的不同倾向。当代学者在研究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时，可以通过考察这种学术与思想的基本立场、问题意识、最终目的是“内圣”还是“外王”，从而将其思想特征作“内圣之学”或“外王之学”的分疏。一般来说，“外王之学”的思想目标、学术旨趣在经世治国，故而这一种学说的问题意识均是维护礼治秩序、强化王权治理、追求富国强兵。“内圣之学”的基本立场、问题意识是实现合乎价值理想的道德人格，其最终目标是“成圣成贤”。传统中国的“外王之学”和“内圣之学”之间相互渗透，在政治问题上有许多交叉和合作，但是梳理他们之间的差异则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原文以《先秦诸子政治态度平议》载《现代哲学》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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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著
人民出版社 2021年12月
朱汉民 ，湖南汨罗屈子书院院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会主任。担任岳麓书院院长二十多年，推动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等系列学术文化活动的发起人。兼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承担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项目《（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主编与《清史·湘军史料丛刊》主编，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湘文化通书》与《宋学源流》首席专家，著有《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儒学的多维视域》、《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宋学·理学·心学》、《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等著作二十多种，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三百多篇。获评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建国70周年百名湖湘人物、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徐特立教育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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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子书院始建于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比岳麓书院只晚建30多年。曾称汨罗书院、清烈书院、屈原书院等。历史上为汨罗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如明初户部尚书兼掌行在六部、太子少保兼太傅夏原吉；明宣德年间任谅山知府易先；清雍正五年（1727）进士孟启谟等均就读于汨罗书院。重建后的屈子书院由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常青教授设计，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539.2平方米，由牌坊、求索堂、沅湘堂、藏骚阁、清烈堂、众芳阁等19个单体建筑组成，是中国目前体量最大的穿斗式偶数开间的全木结构仿古建筑，地处湖南省汨罗市玉笥山北麓的屈子文化园内，具有讲学、展览与藏书三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