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关键：鹤的30年
◎作者 | 前沿君
◎来源 | 前沿观察（zhengjingguancha） 已获授权
他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前沿君查阅了他30多年来140多篇署名文章，寻找他的思想轨迹，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当前经济政策来路和去处。
01
货币主义的幻象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
就如现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学界讨论的高频词。在上世纪80年代末，“跨越低水平陷阱”是当时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1988年，36岁的鹤和他的同事一起发表了《我国产业政策研究的回顾和深化》，他是第二作者，这是在中国知网可以查到他最早的文章。因为上山下乡、参军和在无线电厂当工人耽搁了十年，他再次参加工作年龄已经很大了。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十年，农村实行承包制，城市向工厂放权搞活，财政实行包干制，这些放权让利的改革使中国经济一下活跃起来。但是，计划向市场转轨时期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而宏观调控体系几乎是一片空白，再加上政策的摇摆，经济的波动性很大。
当年3月,价格闯关启动，物价开始飞涨，CPI从年初的9.4%涨到了年末的27.9%，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时，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刚刚被引入国内，“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这句话成为当时一部分学习西方的中国经济学家的信条。
按照这样的逻辑，货币多了导致了通货膨胀，控制货币就可以了。后来的治理整顿期间也确实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控制信贷，猛踩刹车。
但鹤不赞成这么简单的做法，他的认识更深刻一些。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直接指出，“货币主义的幻象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
他认为，通货膨胀的表象虽然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但实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倾斜引起的结构矛盾。在不触动分配格局和经济机制的情况下,单纯地从总量入手“管住货币、砍下投资”,只能紧了供给、松了消费、紧了重点、松了一般、 紧了基础、松了加工,最终出现经济滞胀的结果。
改革开放初期，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快。1979年至1988年，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年上升3个百分点。鹤认为，通货膨胀除了成本推动，更多的是需求推动，也就是居民收入过快导致对各类商品的需求大增，进而导致物价上涨。
但是，旺盛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带动对上游基础工业投资的增加。相反，对基础产业的投资不断下滑。1987年，基础产业的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却由1978年的42%下跌到了26.8%，当时，电力紧缺，铁路运输能力也严重不足。这让他非常忧虑。
进口成为了弥补国内基础工业不足的渠道，于是原材料进口大幅增长，导致了本已十分紧张的外汇储备更加短缺。
他在一篇文章中称，“近几年来，有关综合管理部门花了很多时间,仍然难以准确地统计出我国究竟引进了多少条汽车、彩电、冰箱、卷烟等高消费类生产线，为此花费了多少外汇节余。”
1991年，他在《管理世界》（双月刊）发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化与出路——需求、生产、就业和贸易的关联分析》一文，他指出，“由于体制约束和技术约束等因素，供给体系的调整明显滞后。”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对“供给体系滞后”的分析和2014年和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十分相像。传统产业饱和，但新兴消费却供给不足，中国的供给体系滞后于需求的变化，这导致了居民旺盛的海外购物需求。一度，在海外买马桶盖成为热门话题。因此，改革要从供给体系动手，去产能，补短板，转型升级，改造中国的供给体系。
1988年末，面对通货膨胀，如果仅仅简单地实行信贷收缩，那么直接受伤的可能就是本已十分脆弱的基础产业，因为对这方面的投资会进一步收缩，基础产业的供给体系短缺会更严重。所以，鹤并不同意单纯地靠货币政策来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
那么，该怎么办？他提出，不是要收缩投资，而是要加大对基础产业的投资，“凡是能跨越基础产业关口的发展中国家,都已跻身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
可是，国家没有钱，谁来投？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方法：在人民银行相对独立的同时,将现有其他金融机构一分为二,一块转变为政策金融机构,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承担发展基础产业的职能,另一块则加快向商业银行的转化。
这来源于对日本经验的学习，“前10年中,大量中国学者到日本访问，对高速增长阶段日本的二元金融体制无不称赞。”
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他再次呼吁成立政策性银行：在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完全承担发展基础产业的全部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引导社会资金流入基础产业,并相应完善对粮、棉、油、煤炭、石油和交通运输的补贴、贴息。
这项改革建议得到落实，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不过，后来国开行发展壮大，不断进入商业银行业务领域，引起其他银行的不满，并燃起了对政策性银行定位的争论，这是后话。
1991年，鹤的结构性分析方法已雏形初现。他在一篇文章中总结道，“我国人均收入提高后引起的产业结构的转换现象, 从局部出发是无法理解甚至解释这些现象的，唯有结构性的分析方法能使我们从光怪陆离的现象中解脱出来，抓住主要的发展线索。”
02
结构性政策由来
经过1980年下半期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和讨论，到1989年，共识基本形成。当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这是中国第一份关于产业政策的文件。
方向很清晰，就是要大力发展基础产业，跨越低水平陷阱。这份文件指出，“集中力量，首先把粮食、棉花、煤炭、电力、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以及市场紧俏的轻纺产品的生产建设搞上去。”
这时候，比鹤小四岁的杨伟民也调到了计委产业司，杨伟民也下乡插过队，当过工人，后来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到产业司之前，他是煤炭管理干部学院的一名教师。
那些年，他们一起署名发表了多篇文章，研究产业政策的各种问题，推广产业政策的调控思路。现在，这样的组合搬到了中财办，因此由产业政策发展起来的“结构性政策”得到重视不稀奇。
经济史有时像是一个轮回。当时提出的口号叫“五年电八年钢，以电钢为突破口全面振兴基础产业”。电力和钢铁成为最受重视的产业，现在的“去产能”政策之下，这两个产业仍然是最受政策关注的，但方向却完全相反。
电力要发展，首先是火电，这就需要对煤、运输、发电设备、采煤设备、电力布局和资金、人力、物资进行统一规划。除火电外，水电超大型项目也在推进。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不可否认，当时的产业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大强化了中国的基础产业，为后来中国的制造业成长提供了基础。
1988年，中国的发电量只有5451亿千瓦时，但是到了1996年就到了10794亿千瓦时，接近翻倍。钢铁项目也实现了大干快上，1990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6600万吨，十年之后就接近翻番。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年最需要重点扶持发展的产业，一直高速狂飙了二十多年。2016年，中国发电量突破6万亿千瓦时，是1988年11倍，粗钢产量8.8亿吨，是1990年的13倍。但是，在“四万亿”政策之后，本已过剩的基础行业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首当其冲的是煤、钢和电。
可是，当初谁会想到现如今的局面？当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时，2015年底，“去产能”从发改委层面上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层面，成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时隔将近三十年，针对基础产业的供给侧调节再次启动，当时是增产能，现在是去产能。
对产能过剩的现实，业界有基本的共识，但对于去产能的手法，却产生的激烈的争论。
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一文毫不回避这一问题。提问直入主题——有舆论质疑“去产能”是“一刀切”“搞摊派”“计划经济老一套”。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行政手段是否必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当怎么摆？
权威人士的回答以反问句式答道，“比如，减少对“僵尸企业”的补贴，不靠行政命令、单靠市场行吗？”权威人士指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好决定性作用。但是靠什么手段能做到这一点？“解铃还须系铃人”，减少行政干预离不开政府自我革命。
2016年底，张维迎炮轰产业政策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可他是否知晓，中国的产业政策这段发展历史？
在1989年颁布上述文件后，中国的产业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当时为了支持基础产业发展，采取了不少扭曲市场公平竞争的做法，如产业间实行差别利率、差别税率、行政性的价格调整等等。
鹤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反思了当时的产业政策，“这部产业政策的颁布，对紧缩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一定导向作用，也确定了国家产业政策在计划机制中的核心地位。但是，这部产业政策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缺乏预见性和层次性,忽视区域差别,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不够。”
199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从总体上看，产业政策要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鼓励研究开发，支持国际企业化从整体上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服务。”
2000年，他在《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四个方面》一文中进一步总结了自己对中国宏观政策的看法，“回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年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经济增长的动源总是起源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而增长的实现或消失又总是取决于结构性矛盾的缓解或加剧扭曲。因此，结构性政策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核心的政策。”
不过，此时他的职位发生了变动，从1998年开始，他开始担任国家信息中心的副主任，这使得他对刚刚兴起的互联网经济有新的认识。
他到信息中心仅三个月,IBM 、NEC、富士通、道•琼斯、路透社等多家大公司都来和信息中心洽谈合作。这使他意识到美国的信息产业十分火热，当时美国的互联网科技泡沫正在兴起。
那些年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信息产业鼓与呼。直到将近20年之后的今天，这些文章读起来仍不落伍。
2000年，他就提出了，“网络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结构，就像水、空气、高速公路一样与大家共存。”他大力鼓吹“新经济”，认为“目前发生的网络经济现象,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 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发展现象，其影响是全局性、全方位、战略性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但是，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互联网经济到底是什么。他批评一些人的麻木不仁，“最危险的是对新事物麻木不仁和熟视无睹的态度。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新的网络经济席卷而至，我们内部相当多的官员及政治、经济、科技精英却置若罔闻，陷入传统的线性发展阶段论，认为一个人均80美元的国家只能重视劳动密集产业，只能先工业化后信息化，不具备参与新经济竞争的基础和实力 。”
显然，他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这样的状况很多年都没有改变。随着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以及他工作岗位的变动，他关于信息产业的文章也逐渐减少。
03
风云际会
每一个十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就会面临新的问题。1980年代末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主要问题已经由通货膨胀变成了通货紧缩。
1994年，中国的物价上涨水平曾经高达24.1%，到1996年下降到了8.3%,到1997年只有0.8%，1998年和1999年连续出现了负增长。经济增速和物价水平一路下行，如何走出通缩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
1998年是经济形势异常诡异。鹤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反思道，最初中央并没有意识到亚洲金融危机对经济影响有那么严重，1998年初，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新的产业政策，凡是符合产业导向目录的产品、技术都可以享受进口减免关税的待遇。这时候中央仍在鼓励进口，并没有担心出口问题。
但是，让他们意外的是，“十几天后基本没人到国家计委跑项目，或者说当时政策的判断和市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市场的感觉是经济不景气，但是政策设计者感觉经济还是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所以，第一个政策判断并不准确。”
对经济形势有了清晰认识之后，继续放松货币政策应是不二选项。但是对于是否应继续降息，经济学家有分歧。一派认为实际利率过高，应该降。一派认为，在1996至1997年已三次降息之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流动性陷阱，降息没用。前一派占了上风。
1998年，央行分别在3月、7月和12月再度三次降息。但市场的反映却并不那么热烈，三次降息的当天，上证综指三次均下跌。1997年全年，上证综指下跌了94.65点。
于是，经济学界意识到，货币政策的效应似乎没那么明显，市场的回应也不积极。
当时朱老板提出的目标是保住8%的增速。货币政策不足，财政政策加码。199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预算调整方案，决定增发1000亿元国债，同时配套增加1000亿银行贷款，全部用于基础设施专项建设资金。通过一系列的积极政策，1998年度过了难关，虽然没有保住8%，但达到了7.8%。
除了短期问题，当年对于中国长期增长前景，经济学界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在本公号独家发布的原创文章《易先生往事》一文已讲述过这段争论。）
鹤坚持中国经济会有光明的前景，他批评了中国难以突破“20年高速增长的物理极限”的悲观论调，认为中国在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三个方面存在潜力，将会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机会。
正是这些争论和讨论，使他意识到，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应进行严肃的讨论和交流。于是，他做了一件对中国经济学界至今仍有巨大影响的事，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他曾经讲述过成立的过程：1998年6月，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
50人论坛很快成立了，这个平台聚集了几乎所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至今仍对中国经济决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鹤身居高位，不再参加每年的年会。
在1998年那场围绕中国经济长期走势的争论中，鹤的判断是对的。在加入WTO之后，中国逐渐走出了通缩，开启了新的高速增长期。
2003年，他进入中财办工作后，除了在公开论坛的讲话，他发表的学术文章大幅减少，更多的文章是解读中央政策。
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他再度活跃起来。在网络上，鹤流传最广的一篇文章是《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这篇文章实际上是2010年他带领团队做的一个课题，2012年发表在《比较》杂志，2014年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
2007年中国经济欣欣向荣，乐观情绪膨胀。鹤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2007年10月之前,中国经济繁荣，股市和楼市兴旺, 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有人乐观地估计,这个势头至少将持续20年之长。但是，全球的结构性失衡和矛盾已经积累多年，如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国内消费占比过低等问题越来越突出。
2008年的宏观形势与1998年何其相似，年初和年末的政策几乎都是相反的。
2008年年初，CPI从7.1%迅速攀升到8.7%，年初的政策还在试图控制经济过热，但到了9月份美国雷曼兄弟破产，中国开始真正感受到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迅速调整政策。“立刻将宏观调控的基调由2008年初的防止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年中的保增长和控物价调整为全力保增长,并且着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初，鹤在一次高层发展论坛上对前一年的政策转向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为了应对巨大的外部危机，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这一计划带来的正负面影响至今仍让中国的经济学界争论不休。
作为中财办的副主任，他在四万亿政策的推出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至今仍难以了解。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金融危机即将横扫世界的2008年，鹤在美国和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商讨应对之策。这被解读为他向中国高层介绍金融危机的深度。此后，“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
2012年初，他再次谈到了中国应对危机的做法，“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当全球 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时候，我们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确实还有一些问题。”2014年初，中央提出了对经济形势处于“三期叠加”的判断，其中包括“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04
他的时代
2011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鹤提交了论坛委托研究的课题报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扩大国内市场》，报告的第三部分为：改革的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重点内容。距离十八大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顶层设计”成为了当时的热词。他的时代即将到来。
2012年末，十八大结束后，重要人物的首次地方考察选在深圳。虽然在官方的新闻稿中没有鹤的名字，但从电视画面和图片可以看到，鹤是考察团中的一员。
2013年3月，他正式接任中财办主任一职，从副职到扶正，花了整整十年。2013年5月，中国的重要人物对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说，“这是鹤，他对我非常重要。”这让鹤名声大振。
在十八大以前，经济学界就呼吁重启改革议程。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承担了新一轮改革再出发的历史重任，市场对此热烈期盼。
当年会议召开前夕，媒体广泛报道了一份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衔的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这被称为“383”方案，该课题由李伟和鹤担纲。这个方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不过，中国经济很快进入了四万亿刺激政策之后的低潮期，经济增速不断下降，企业效益也不断下滑。到了2015年，形势越来越严峻。
在这个迷茫的时期，鹤开始在沿海多个省份考察，唱响中国经济前景光明论，并寻找解决问题的药方。2015年，鹤分别到上海、广东和浙江调研，其中浙江去了两次，第二次在浙江召开了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以及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除了大力呼吁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大力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之外，在广东调研期间，他还提出了“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当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宏观政策的核心。
从2015年年中开始，权威人士曾三次在官方媒体发表谈话，表达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看法，引导市场预期，指出改革方向。虽然官方从未披露权威人士是谁，但是坊间多传言主要由鹤操刀。
至今为止，最后一次的权威人士发言出现在2016年5月，提出了“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的判断，并且指出“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除了顶层设计之外，作为发改委副主任鹤也亲自部署国企混改。2016年9月，鹤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部署国企混改革试点。将近一年后，2017年8月，联通发布混改方案，引起市场震惊。
1978年，当26岁的鹤参加高考时，中国刚刚启动改革开放。2008年，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30年前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那时，他赶上的这趟末班车，而今他成了影响列车行进方向的人。
时代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在2008年的那次讲话中，他说，“我们正处在实践变化快于理论形成的大变革阶段，出乎意料和不知所措的局面不断出现，这使得很多理论无法经受住历史检验。”他指出，“有三件事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
——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未来推进改革需要新的社会共识，既有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挑战，也出现了自满的“天国”情绪，最多的电视剧是古老帝国的繁荣，但推动改革和这些自满浮躁情绪格格不入，需要建立真实的危机感和自我批判精神，进入思想解放的精神状态，推动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再认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重新定义公共产品，再认识价格机制的重要作用，再认识在全球化条件下战略性产业政策的功能，再认识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发展模式调整之间的互动关系，再认识保护产权、完善激励机制等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因素的重要作用。
——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顺利实现转型的核心问题是，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失衡状况以及人力资本和知识的有效积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从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有一张明确的改革导航图。
这仍是未竟之途。
而今，在众多省部级干部中，65岁的鹤特立独行，一头白发。
俊杰评论：这次军师们进入高层足以显示国家对智囊团的重视，政客就是政客精致利己，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崛起需要有历史大局的人。
军师的“位置”换了！透露一份“闭门会议”资料！
昨天，开了一个会议
细心的人，会发现
军师最近的动静很大~~
这一次，军师的“位置”
换到了“领导席”！
大家可以看看下图
这是军师以前的的“位置”~~
不巧的是，下周，军师还有一件要事：军师将第一次正式走向世界舞台，军师将率代表团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
一般来说，这种非正式外交场合，是最重要的利益交换和勾兑时机，原来都是1、2号人物去，今年换成了军师，这种信号是强烈的，这是要走向前台的节奏，这一次的达沃斯，除了特朗普，还有60余位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确认出席~~
这不知不觉之中
老兵突然发现
那些幕后的智囊
居然都跑到了前台：
（1）沪去了“常”；
（2）神童“李”去了“纪”
（3）“一新”到了长江经济带的武汉~
（4）最后，就是军师了，看来马上要做“副”总经理了~~
老兵觉得军师的能力肯定是有的，但是从谋士到前台，老兵觉得还是有点迫不得已，这个逻辑很简单：你让一个搞研究的人去做副总经理，那么他的研究精力，研究时间肯定是顾不上了，他的精力肯定会倾向于“落实”和“执行”。这种安排，肯定是要干事的节奏了~~
好在军师上面有人，在下面干事，应该是“事半功倍”的（上世纪60年代军师与大大就在北京101中学上学时认识了）。军师的风格，是很有意思的，他特立独行的个性，是很扎眼的，譬如，他任由头发变得灰白，这是不墨守成规的标志~~
军师目前遇到的最大难题，在于：其重要的“朋友”川哥，马上就要退休了，军师与川哥合作多年，是很有默契的，也只有老兵这种长期跟踪政策的人才会知道，军师和川哥在好几年前，就谋划着放慢向“影子银行”放贷的步伐。但是，想归想，做归做，这种“断人财路”的事情，他们两个文人，还真是缺点火候~~
那一年，老兵打听到的消息是：内部人士透露，银行并没有遵照指示，只是表明上干了一些向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放贷的标志性样板工程，但是背地里还是想方设法搞“小金库”，搞“影子银行”~~，这让军师和川哥是感到失望的。那一年，军师使劲了全身力气，终于获得批准，与川哥一起策划了一场“钱荒”（放任银行间市场的利率上升到高达30%，造成一些银行的踩踏），一些利益集团瞬间“勃起”，历史上第一次“团结友爱”起来了，这些平时刀剑互博的小人们，突然手拉手精诚团结的一致对外，也下了点“本钱”，最终，高层从“大局”出发，还是妥协了~~~
但是军师和川哥，也是有收获的，高层为了弥补这2位受伤的“心”，答应了一件，他们一直“想”，却“不敢提”的事情：将金融业彻底对外开放！！军师和川哥的逻辑很简单，进入WTO之后，所有开放的领域，都升级了，只有没有开放的金融，还是原地踏步~~他们认为：让外国人来“改革”，是靠谱的~~
随后，军师把方星海从上海拉到北京，就是这个政策的起点：当年，方星海到北京之后，立即就被赋予了一项重任：帮助起草金融改革方案（主要是金融对外开放政策）。军师选择方星海，就是因为方星海在上海曾帮助资金出入中国变得更容易。（方星海是世界银行前官员，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MSCI就是方星海最大的功劳，后来军师让方星海去证监会，也是一脉相承，其目的，就是金融对外开放，从结果上来看，方星海显然干的不错：沪港通之后，方星海一直在推动引流外资，除了MSCI，还有马上要开通的“沪伦通”，这都是方总的功劳~~）
军师曾经说过：从中国长期的历史进程来看，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物成功的关键，内部自身的动力常需要外部的压力来激活。
呵呵，这一语就道破了所有金融政策的秘密：军师这一次接管金融第一委，就有了拍板权，就不用担心其最好的哥们，川哥要退休的事实了！川哥，显然也累了！
军师接手金融第一委之后，准备干什么呢，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老兵反复打听消息和考证，得出了如下结论：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大家看到的外面流传的军师文章，是很久以前的了，经过这些年的淬炼，军师理解和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军师最新的“宣言”，是在1年半前，军师为一本监管的书做了序言，后来，我们就看到了“老郭”上任银监会，开始杀伐果决的行动，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老兵也不想再多言了，老兵的重点是：下一步，军师要干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2013年的那篇“序”说起~~~
这篇序言，含金量是非常高的，他告诉了我们，军师要干什么：这两年，军师的头发白的好快，军师为什么这么急呢？首先是自己的年龄，66了，老兵清晰记得，在18年前，军师初出茅庐，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学术研讨会上，军师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中国经济不抓住增长的好机会，在人口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尽可能快地解决结构性改革的历史任务，就可能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了”。
而这，就是军师着急的原因，18年前，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到老龄化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的人口红利还在激情释放~~，军师却一语中的，老兵认为军师的结论是正确的：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之前，必须完成结构性改革的任务！！
到2050年,也就是现在80后和90后变成60、70岁老人的时候，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未富先老，这恐怕是军师内心深处的忧虑吧。（那个时候，军师恐怕不在了~~）
军师开出的“药方”，主要是3副药：
（1）中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重新定位；（低端给“一带一路”，高端我们自己玩）
（2）城市化模式，要玩一点创新；（大家眼珠可别掉下来了，军师要搞“卫星城-特色小镇”模式）
（3）收入分配“巨变”；（给8亿“村民”放水）
军师的原话是：（看3遍吧，这种机会是难得的）“如果缺乏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出现两极分化加速的现象，将会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更谈不上发展。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第一，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增强协调性，提高质量，尤其要大力发展小型微型企业和服务业，为创业和就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第二，加快建立在财力上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国际正反经验显示，提高政府用于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务支出，既有利于增长，也有利于公平分配。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城镇化发展，消除城乡、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重要着力点。第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创造起点公平的各种条件。要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调整收入分配的基本目标。”
针对军师的目标，老兵来翻译下：现在一行三会，都是由金融第一委来负责协调和指挥，军师马上就要到任了，目前银监会的这场战役，对军师是非常重要的，老郭这一次这么卖命，也为了“报恩”，并不是简单的为了个人利益（要说完全没有，那是扯淡，但是驱使老郭这么激情澎湃的原因，还是一种“情怀”），当年，老郭被搞得很惨~~
当年的在证监会的老郭，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老郭主张：
（1）大幅提升股市退出机制
（2）另外,鼓励农业方面的股上市。
呵呵，老兵现在是看透了，历史上，谁敢喊“退市”的口号，谁就面临或被“围攻”，被“狙击”~~~，当年，老郭被赶到了“山东”，今天，士余被传要被赶到“湖北”~~，但是这个传闻是真的吗？老兵为什么一只不提这个事情，因为，老兵还有梦想，还有期望，股灾之后，抓了一批人，有些人以为跳楼就可以把老虎“摘”干净了~~，呵呵，大家可别忘记了，许翔是放在老郭的山东审的，许翔说了什么，让老郭法外开恩呢？？？？
老郭一只期盼着能够“杀”回来，报当年一箭之仇，这一切，军师可能都做了侧面掩护，所以，老郭投桃报李也是应该的，老郭与川哥、还有继伟都是朱相体改的老部下，血雨腥风的事情，他们见过~~~~
下一步，军师在金融第一委，要解决的问题是：
（1）钱从哪里来
（2）人往哪里去
（3）债务如何处置
（1）
这个问题，现在来看，是非常清楚地，就是从“影子银行”中来，我们是不缺钱的，存量货币170万亿，哪里会缺钱，就看敢不敢把“影子银行”的钱挖出来了，从目前来看，这张战役，已经从“抓人”开始了~~~昨天老郭接受《人民日报》的独家采访，已经明说了~~
（2）
“人往哪里去”的问题，老兵最后讲，这个里面有投资机会，先把债务的问题交代清楚了，再往下走~~？债务的问题，老兵要搬出一个人，他说得比老兵好，也比老兵权威，此人是：
前段时间，有朋友搞了一个闭门会议，特意邀请了王主任给大家上上课，下面的闭门会议PPT，是绝密的，请大家收藏好~~
下面这个PPT的内容，大家是不是很熟？？？昨天老郭接受《人民日报》专访的时候，说过的，以什么为“突破口”？？？对了，就是下面的PPT内容，以“僵尸企业”为突破口~~~（破产违约才刚刚开始~~）
王主任在现场说的还直接些，王主任说：
那么问题就清楚了，债务的处理方式：主要就是让其破产重组~~，
这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准备怎么办：呵呵，无论怎么吹牛逼，喊口号，真要出现“破产违约潮”，要是没有应对措施，谁敢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还好，王主任也给我们透露了：“僵尸企业破产”带来的不良资产，我们准备这么去：（下图小字请看3遍）
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注意了，王主任透露了：
（1）允许银行加大税前核销力度；
（2）通过消耗拨备和银行利润来冲销不良资产；
（3）限制银行分红比例；；；；
（特别是第三点，请看3遍）这3招一起动，银行的行情就要结束了，请大家务必要注意这个时间节点！！
（3）最后，说最重要的，“人往哪里去”？
军师对城市化发展的两派：“小城镇派”和“特大城市派”的论争已经给出了结论：军师强调，要发展城市群和建设网络化城市发展模式，强调在合理的运输半径内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
所以，老兵判断：未来的城市布局可能是一个大城市周边会有很多的特色小城镇，所以，“两城联通”工作将会异常重要，这对交通运输、物流、同城服务等产业带来新的机遇。
“人”的问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老龄化问题：军师一直对这个问题颇感焦虑，可能自己的年级也大了，能够感同身受了，老兵判断：以军师这种将经济问题具体化解决的个性，《中国养老产业发展规划》很快就会出台（目前，一直都只是调查研究状态，政策力度，还没有看到），养老板块的机会，老兵是准备持续的轮动的，方向比较确定~~下面这张绝密表，请看3遍，并收藏~~（机会尽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