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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1

1939年9月,据《林彪日记》记载:“苏军统帅部召集军事会议,邀请林彪参加。苏联元帅大都认为德国将先攻占最富饶的乌克兰”。

但林彪认为:“希特勒如果攻打苏联,不是要掠夺苏联的财富,而是要消灭苏联,所以他不会从乌克兰打,他将从西线高加索方向进攻,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全线进攻,占领莫斯科。

与会者都摇头,苏联的主要兵力仍部署在乌克兰,但不幸被林彪言中。对于此次准确预言,罗瑞卿认为林彪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林彪性格内向,在晚年经常处于自我封闭状态。但他在青年时代却关心时局,具有宽阔的视野,同晚年形成强烈的反差。

在山沟里“妄言”,准确预测到“中日战争可能发展为世界大战”

1937年12月,而立之年的林彪率八路军一一五师到达晋西南的赵城。面对日军气势汹汹的进攻,他正认真思考着时局问题。

经过平型关战役、广阳战斗同日军的较量,林彪已经认识到这是他从北伐到十年内战都没有碰到过的强劲对手。他除了对这些战役、战斗进行总结以利再战外,开始从宏观角度,从中国的国际环境的角度来思考抗战问题。

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已经签订了反共协定,1937年意大利也参加进来,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其矛头固然是指向苏联,但也表明他们已经结成侵略集团,准备在瓜分世界的斗争中同英美较量。

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苏联表示支持,但英美却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对中国提供一些援助,另一方面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企图牺牲中国的利益,求得同日本妥协,乃至一厢情愿地希望把日本进攻的矛头引向苏联。

1937年12月22日深夜,林彪在赵城一个小山村的窑洞里踱来踱去,对苏、美、英、法、日、德、意等国掂量来掂量去,终于坐到桌旁,在如豆的灯光下,给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写信。他写道:

任主任:

我对时局很想了解全般情况,但苦无材料,同时自己分析力量更缺乏。我近来在抽象设想中也得到一些感想,故以姑妄言之的方式向你陈述如下……

林彪“抽象设想”了一些什么“感想”呢?

他对可能或已经是中国的朋友的苏、美、英、法如何对中国进行援助逐一进行了估量。鉴于德、意、日已经联手,他认为:

“苏联单独出兵打日本是完全不可能的,单独太平洋战争也是少有可能的。”“英法出兵到中国与太平洋上打日本是不可能的,因过不得地中海和红海,路也太远。德意一动则英法陷于腹背受敌。英法对日进行经济制裁是可能的。”

但是,林彪认为这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是会联合起来对付德、意、日轴心的,而这就是世界大战。他说:

中日战争可能发展为世界大战。中国应坚持打到底的方针,使此战蔓延成为世界大战。成为世界大战时,中国才更能胜利,世界革命也乘机发展与胜利。

果然,一年零九个月后,即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又过了一年零九个月,即1941年6月,德国突然进攻苏联。半年后,即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

至此,世界所有主要国家都卷入了这场大战。用1937年12月以后世界形势的发展来检验林彪的话,可见其非但不是“妄言”,甚至可以说,他的预见相当准确。

在此信中,林彪还预测了日本的动向。他说:

“日本在中国的战争不是一举灭亡全华的,而是逐步鲸吞的。盖如此才便消化与对付国际上的嫉妒。在日本适可而止的时候,它甚至将已占领的地区一部退还中国,以诱惑中国的分化。

那时将是国内时局的紧要关头。我们应该准备对付那种关头,反对公开妥协投降,反对表面上虽不和但实则不战的局面,而应主张反攻敌人。在目前的阶段中,国民党是会继续抗战的,但局部的降敌仍可发生。”

对日本的动向,林彪的预测也是八九不离十。一年后,日本陆军省制定的“对华处理方略”即规定,占领武汉、广州后,“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

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即加紧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分化、诱降。1938年12月29日,也就是林彪写完此信后的一年零一周,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

主张走出去,联络和争取友军抗战

身处晋西南山沟里的林彪不仅具有开阔的视野,而且有强烈的走出去的愿望。

1938年1月13日,林彪同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赴洛阳,出席由蒋介石召集的第二战区师以上将领会议。

1月17日,蒋介石分别接见了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和刘伯承。他在同林彪谈话时称赞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役打得好,希望今后好好合作。这是林彪离开黄埔军校后第一次会见蒋介石。

从洛阳回来后,林彪感到八路军有到友军去联络和视察的必要。2月3日,他致电朱德、彭德怀并报毛泽东:

我建议我军派人到各主要战区(和津浦线)去联络与视察。此举作用为:

(一)了解友军作战的真实情形,研究和利用他们的教训和经验,以利我及全国军队今后之作战。

(二)依照各地的具体情况,向各地长官贡献适今情况的战略战术意见,以争取战事的胜利和持久。

(三)传达我党我八路军对抗日的忠诚精神与对抗战的军事、政治方针与经验,扩大我党我军影响,联络和争取友军的抗战,提高他们对抗战的认识、信心、决心和办法。

林彪建议先组织一个小组到东战场去,并毛遂自荐,第一批去自己算一个,另从延安和八路军总部各去一二人。他还说,如果军委和总部抽不出来人,他一个人先去试试也行。

2月13日,毛泽东答复说:去友军参观原则是好的、有意义的,但需取得国民党的同意,同时还要考虑部队作战的需要。

毛泽东没有批准林彪的要求,但记住了这件事。

驻莫斯科,折冲樽俎,不辱使命

1938年3月2日,身穿日军大衣的林彪行军时被阎锡山部队的哨兵误以为是日军而开枪击伤后,离开前线回延安养伤。1938年底,林彪赴苏联疗伤。

1940年3月,任弼时回国。林彪接替任弼时任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负责人。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这一期间,林彪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做了大量同苏联、共产国际联络的工作。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仅1941年他和林彪的交往就有:

2月7日:

“把林彪有关中国事务尤其是国共之间关系的汇报寄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

4月3日:

“同林彪同志谈中国共产党问题。”

4月7日:

“同林彪详细交谈中国问题。他讲了他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的批评性意见。”

4月26日:

“林彪谈苏日条约对中国国内发展的影响。”

林彪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干了些什么,传说很多。

有说他参与了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指挥的,有说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要用15个将军换林彪的……吹得神乎其神。

这些传说的源头应该是当时与林彪同时在苏联的干部。现在我们找到的关于林彪在苏联活动的传说的最早版本是刘亚楼向罗瑞卿说的,罗瑞卿将其写在揭发林彪的材料中。罗瑞卿写道:

刘亚楼告诉我,苏德战争爆发后,对于希特勒的某次行动,他(指林彪)有一个估计告诉了当时苏方相当重要的军事当局,以后敌人的行动,证明他估计中了(大概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据说苏方当时很重视。

罗瑞卿加上“瞎猫碰上了死老鼠”的评语是“九一三”事件后特有的现象。当时人们把对“文革”的愤慨都加在已经摔死的林彪身上,林彪成为人们发泄对“文革”不满的出气筒。当时,说到林彪的过就用放大镜,说到林彪的功则予以贬低或轻描淡写。

在1940年7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还发表了由林彪署名的文章《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

这篇用俄文发表的文章是否由林彪亲自撰写,笔者尚未弄清楚。但从文中引用的大量数据,比如日本军费开支及其占国家预算的百分比,日本发行公债的数量,日本的税收等等,在苏联养病而又不懂俄文的林彪是不可能掌握的,只有苏联方面可能提供。

如果文章是林彪写的,发表时已经翻译成俄文。我们现在看到的中文文本是由俄文翻译过来的。经过这样两道翻译,从文章的风格和语气看,同当时由俄文翻译过来的一般风格刻板的政论文章毫无二致,已经看不到林彪撰写的痕迹了。

这篇文章在笔者见到的“九一三”事件以前印刷的各种林彪文集中,都未见收录。但是,在人民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却见到了这篇文章。

这一套“参考资料”共选了林彪两篇文章,另一篇就是《论短促突击》。

“参考资料”不收林彪其他文章而唯独收这两篇,应该是为了批判。文中有这样的字句:“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以最高统帅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周围。”

显然,当时的编选者认为这可以作为林彪鼓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王明路线的证据。当时,苏联和共产国际都认为,唯有蒋介石能担当领导中国抗战的重任。

林彪这样写正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当时对中国抗战的态度。林彪这样的提法,在当时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

1942年初,林彪回国,1月5日,飞抵兰州,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等予以热情款待。

1月16日,林彪抵达西安。黄埔一期的国民党嫡系将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特地从外地赶回来欢迎林彪。

林彪在同胡宗南的谈话中大谈国共合作。1月31日,林彪对胡宗南预言:

“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取各国新机器与技师,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义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一跃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

林彪认为,两党之间的分歧主要为两点:即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和如何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之统一,共产党并非怀疑三民主义,并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统一军令、政令。

对林彪这一番话,胡宗南频频示以同情,称之为“新言论”。

胡宗南还当场表示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武器、让八路军干部到战区医院治疗。会后,胡宗南专门派军医处长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给那里的干部看病,并亲自押车为林彪送来大批书籍。

1942年2月8日清晨,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出门,同毛泽东不期而遇。毛泽东惯于夜间工作,白天休息。师哲在大清早见到他,颇为意外。毛泽东一边向山下走,一边对师哲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师哲又一次感到意外。他回忆说:

我听后心中一震,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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