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和她的养女
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关露，一个被历史尘封的名字。
今年是她的百年诞辰，没有纪念大会，没有追悼文章，一如当年她的去世，悄无声息。
在关露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了她一生。
1907年7月，关露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
幼年家贫自学完中学课程，1927年至1928年，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
1930年初，第一篇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发表于南京《幼稚周刊》。
当时，关露、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在关露的一生中，曾经接受过两次重要的特工任务。
一次是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76号，接近并策反当时的特务头子李士群。
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份，打入76号魔窟，渐渐地使李士群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并成功将李士群成功策反。
但尽管如此，关露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在做这些工作时，关于她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已经在上海滩传开了。
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视，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
一次是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
《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
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共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但是在敌营苦熬六年，在外人看来，关露的形象已经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汉奸”。
后来，日本终于投降，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却发现自己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
没想到，痛苦的打击才刚刚开始。
很快，她接到恋人王炳南一封绝交信。
尽管这并非王炳南本意。
却使关露几乎崩溃，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
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
之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
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
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
8年的牢狱之苦，使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受到摧残。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澄清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
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似的。
没几天，她就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
关露临死前，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
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当年关露写下这句豪迈诗句时，她是打算为国家奉献一生的。
1935年1月，20岁的中共地下党员沈安娜离开上海，去了杭州，利用她的速记专长，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里面找到了一份机要速记员的工作。
没有录音笔的年代，会议记录全靠纸笔。
在淹没于文山会海之中的政府机关里，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速记员是人见人爱的宠儿。
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机关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
1938年，沈安娜在周恩来与董必武的指派下，通过朱家骅的关系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继续为党做情报工作。
由于是经朱家骅亲自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的，又是朱家骅的“老部下”，沈安娜深得机要处上上下下的信任和器重，并立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
从此以后，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是速记的不二人选，而来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绝密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延安，且从未暴露。
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才宣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进入国家安全部工作直至离休。
黄幕兰
黄慕兰出身湘中名门，父亲曾是谭嗣同的老师，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成为当时的妇运领袖。
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
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结婚。
宛希俨后来在赣南牺牲，黄则调往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和交通员，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同居。
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黄慕兰则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此时，黄慕兰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恼，她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展开了对她的疯狂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