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群美国《生活周刊》摄影记者给上海留下一堆“时代生活废片”
前几天我们写了《George Lacks在上海度过了1946年的中国春节 传奇摄影师的一段中国往事》（链接点进去看看），这位传奇美国摄影记者和中国有缘。有时想新闻记者靠啥出名，胡思乱想吗？对驻扎在海外的美国摄影记者们，要考虑多的是什么选题是美国人要阅读的，要拿来传阅的。
1936《生活周刊》被卢斯这位中国出生的美国出版商接手改造以后，他派来中国的摄影记者多了起来，他们既有新刊物《生活周刊》的名头也为《时代周刊》服务，老板同一个人，他还有《财富》杂志，“全球500强”这个排行耪是TA家的。
亨利·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随传教士父亲路思义（外国名字：Henry Winters Luce ）在山东登州生活了十多年，名字要写全，外国人名的中间那个字也很重要的，在上海做老房子资料收集和研究的话至少要知道马立斯和小马立斯父子两代人关系，这样才能搞清楚他们的事迹，要不会老爷的事情变成了儿子的。还好，卢斯他爹在中国起了中国名字，官至燕京大学（今天的北大）副校长，副部级或者正局级干部。当卢斯看到自己的部下拍摄到司徒雷登的照片（1947年），他爹还活着的话（1941年去世）估计他会第一时间看到老同事的。
1947年《生活周刊》摄影记者Jack Birns 拍摄到了司徒雷登等一系列著名人物照片，他的故事我们也曾写过一个：《Jack Birns 的1813张老照片很精彩 法国总会网球场东正教堂十字路口和圣三一秋千摇啊摇》；《Jack Birns所摄的南京西路1288号旧影 新华社高级记者吴复民传来珍贵老照片》（链接点进去看看）。
而和Jack Birns 和George Lacks一起在中国战斗的摄影记者们还有一些，我们收集了如下的三位，一位叫Carl Mydans，一位叫Mark Kauffman，还有一位叫Jack Wilkes。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1937年至1950年的上海街头巷尾，那时候举着照相机拍照的摄影师还有很多，那个做过托洛茨基保镖兼摄影师的 Alex Buchman 影响了印度摄影师Sam Tata，Sam Tata后来又认识了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Robert Bresson），上海很大，上海很小。
24岁时，Sam Tata 开始了全职摄影，并成为了上海摄影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Sam 在俱乐部有个朋友叫 Alex Buchman，时任 China Press 《大陆报》的摄影记者，在他的影响下，Tata 买了人生中第一部莱卡相机，从此，Tata 便经常在街上晃悠拍照。
他们不是美国《生活周刊》的摄影记者，今天暂时不提他们的记实摄影作品，Alex Buchman和伊罗生（Harold Robert Isaacs）是铁哥们，伊罗生1943年也曾担任过《新闻周刊》副主编一职，都是一个朋友圈里，谁有什么本事，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
Carl Mydans 最著名作品为麦克阿瑟将军涉水登陆吕宋岛
One Is Not Really A Photographer Until Preoccupation With Learning Has Been Outgrown And The Camera In His Hands Is An Extension Of Himself. This Is Where Creativity Begins.（Carl Mydans）
熟能生巧，灵活自如，，努力至极，有如神助。Carl Mydans的名言对摄影对其他任何工作都是一个道理。
1947年Carl Mydans来到上海拍摄过一些闲片，我们用关键词在谷歌书籍里翻阅《生活周刊》（已全部上线可一页页看），发现那些个美国摄影记者们的照片绝大多数是未被刊登的，我们称之为——给上海留下一堆“时代生活废片”，当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采用，但给近代上海提供了历史影像素材，经过谷歌文化艺术APP的整理以及谷歌书籍的采集，我们看到了1940年代的上海城区各地风貌。
Carl Mydans 在外滩33号英国领事馆里拍摄到温情一幕，1948年。
以上两张的外滩构图工整，怡和洋行已加一层，后来又加了一层，再后来罗斯福公馆进驻以后修改了一下，外立面总有点怪怪的，非原装。链接点进去看看：《北京东路外滩源轮船汽笛声里“点歌台”引出一篇《外滩27号6楼的回忆》》；而下图看文字说的是英国乡村总会，是原先上海电视台大院里的那个老洋楼吗？知情者可以认一认，认准了也为将来重建复原提供了宝贵资料。
英国乡村总会的内景，老外们一定在交流对时局的看法。
Managing director of Jardine Matheson interests John Keswick (R) at his home. Carl Mydans去了怡和洋行大班家，他原来准备跟拍这个大班吗？John Keswick的故事一定吸眼球的，恺自威，真是神翻译。
克锡之孙，生于日本横滨。1928年任怡和洋行机器部经理时，曾代理英国著名军火厂商阿姆斯特朗·维克斯公司向南京国民政府出售坦克，因佣金问题引起纠纷并涉讼。1936年进入工部局董事会，1939年任副总董，1940年以怡和洋行经理身份当选公共租界董事会总董。在1941年1月23日纳税人大会上遭日本人林雄吉枪击受伤。抗日战争期间，曾任英军驻华战时情报处处长，战争结束时他已升至准将军衔，1952至1965年期间，他担任哈德逊湾公司的负责人。
再看看他爷爷叫克锡，上海地方志载：
克锡（Keswick William）（1835～1912）英国人，怡和洋行创办人查顿的外甥女的儿子。清咸丰五年（1855年）来华。咸丰九年任上海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and Co.，Ltd.）经理，控制中国沿海鸦片走私贸易，同时也兼营其他商品进出口贸易。19世纪60年代初参加发起汇丰银行，并赴日本为怡和开辟地盘，往来于横滨、上海、香港之间。同治元年（1862年）当选为香港定例局（Legislative Council）委员。同治五年任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董事长，积极主张工部局强占跑马厅一带越界筑路（从西藏路向西到静安寺）。他是怡和的核心人物，与怡和财团的形成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看看红颜色的字就可以知道他家在上海的权势和神秘谍战故事。Carl Mydans 在上海期间还拍摄了已闲置改为国民运动场的原跑马场。
这块石牌也引起了Carl Mydans的注意，外滩海关大楼奠基石，CHU YU CHI 是谁？还有一位是梅乐和（F.W.MAZE），设计师为公和洋行，建造单位就有点神秘了，Sing king Kee 是谁？ 我们做上海老建筑的资料收集和浅研究，Sing king Kee，按照威妥玛注音翻译为“新金记”应该没错，但问题是写到海关大楼和新金记，文字非常队伍整齐：
承建是英国新金记祥号建筑公司。
搞不懂此名号怎么来的，G一下。
还是可以查到一些线索，发现这家纯粹为中国营造商，非英商。
The new Custom House was built by Sing King Kee and designed by Edwin Forbes Bothwell of Palmer & Turner. Bothwell became an Associate of the RIBA in 1915 and a Fellow in 1922, and also worked for the Shanghaibased architectural firm Lester, Johnson & Morris. The new Custom House retained a clock tower, the bells ...
The British Jardin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took charge of the electrical work, a Japanese company (Tankai) installed the terrazzo floors and a Chinese construction company, known to foreigners as Sing King Kee,
Sing King Kee (Kong Lao) company of Shanghai have the contract for erecting the new library. Chi Hsln Pottery Works in Manchuria Pottery making has not been as fully developed in Manchuria as it has in other parts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e U. S. .Trade Commissioner John H. Ehrhardt, Mukden. Three years ago, however, ...
谷歌书籍给出的截图读起来还是蛮吃力的，但快照留存了一些信息虽不完整但可以了。后来我们在浦东史志里也发现了“新金记”和“新升记”的记录，都和当地的木作营造领袖人物杨斯盛有关系，海关新大楼是浦东工匠建造的应该没什么大错的，老海关大楼是杨斯盛建造的。1925年，Sing King Kee在山海关路366号营业。
Carl Mydans 最著名照片是麦克阿瑟将军吕宋岛下登陆艇英武地涉水走来。
Navy Seabees had quickly built a small pier with pontoons so that MacArthur and his staff could exit their vessel without getting wet. On seeing this, MacArthur ordered his boat to swerve away from the pier so that he could wade ashore through knee-deep water as he had done at Leyte. He knew that Life magazine photographer Carl Mydans was on the beach. As he strode toward shore, MacArthur struck the same pose and steadfast facial expression as at Leyte. Mydans snapped the famous photo that soon appeared on the front pages of newspaper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came what Time magazine called “an icon of its era.” No one, Mydans said later, appreciated the value of a picture more than MacArthur.
他知道Carl Mydans 在那里拍摄，我们在翻阅大量《生活周刊》摄影记者的图片集发现很多伟大人物的神态极其自然，看得出摄影记者们和伟人非常熟悉和亲近，这种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关系，perfect。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MacArthur chose to avoid the pier—and dry feet—for dramatic effect. “Having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MacArthur,” Mydans said, “it flashed on me what was happening. He was avoiding the pontoons.” Biographer D. Clayton James wrote that the Luzon landing “seems to have been a deliberate act of showmanship. With the worldwide attention that his Leyte walk through the water received, apparently the Barrymore side of MacArthur’s personality could not resist another big splash of publicity and surf.”
混在领导身边辣么长时间，难道能看不出领导的心思吗？
Mark Kauffman：记录吴市长工作和日常生活的摄影师
Mark Kauffman之于上海人来说最著名的记实照片是1947年他在路边拍摄到一个孩子吃大闸蟹。哈哈，70年过去了，大闸蟹身价不菲。
我们感兴趣的是他拍摄了吴国祯市长以及他的全家福。有关报道链接点进去看看：《来来来 让我们仔细寻找那些外国原始房东上海史迹（第一篇：穆安素的安福路201号）》，当时吴市长住在安福路201号原先大律师穆安素的房子，穆之后被汉奸潘省三挪用，潘眼光还是蛮好的，还看中一处大宅是武定西路1498号，链接点进去看看：《重回武定西路上影乐团大院 重拾成长岁月记忆 雪梨老师讲述严家故事》；1949年后，上海很多文化单位进驻洋房大宅办公和排练，安福路201号成为上海青年话剧团的办公所在地，链接点进去看看：《上海文化机构里的老洋房谁最嗲 现在开门迎客老洋房穷赚租金》。
上图也被解读出很多另类意思，不展开。
论照片数量，Jack Birns、Carl Mydans、Mark Kauffman等人都是高产摄影师，谷歌文化艺术APP里的Jack Birn的图片有18000张，当然有重复的，涉及中国部分也有2000张。在谷歌书籍里Jack Birn也是个被点名比较多的摄影师，还被主编在编前话里表扬过。Mark Kauffman 1947年发过一个另类的专题，他拍摄了电影明星李丽华。
Mark Kauffman的人像摄影水平比较高的，后来去做了《花花公子》的摄影指导没想到。
Jack Wilkes：关于中国最著名照片是重庆谈判两位伟人合影
他还拍摄过当年人们如何坐民航班机也想不到条件这么差。
出版巨头时代华纳在2007年3月26日正式宣布，从下月开始停止发行旗下《生活》杂志的印刷版，将内容全部转移到互联网上。
回到1947年，Carl Mydans拍摄到一艘上海的沙船逆光而行，哪怕是黑白照片也看出云层压得低，船知道自己的方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报道过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摄影师屈指可数，而且这些摄影师大多都来自同一个美国传媒集团，那就是《时代》《财富》出版集团。隶属于这个传媒集团的《生活》杂志1936年创刊，第二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尽管隔洋相望，而且中国经济也并不发达，但是拥有众多人口的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仍然具有无法忽视的地位，加上创刊人Henry Luce在中国出生、成长的经历，这都使得这本杂志从创刊起，对于中国的形势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关注。（《1941，抗战中的陕西》 2018-08-15 20:34 来源：澎湃新闻 湃客）
稍微吐槽一下，谷歌的文化艺术取得了Carl Mydans 照片做底扫的时候大概扫反了，工作人员也对上海不了解，于是出来这样的画风：
Carl Mydans一直在新闻摄影第一线，后来他又回到上海采访。
I Think It Is Fair To Say That All War Photographers Hide Behind Their Cameras. I Hid Behind Mine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It Was A Shield ... I Think That The Photographer In Combat Has A Greater Protection Than The Soldier Who Has A Rifle In His Hand. That Camera Has Unbelievable Protective Power.（Carl Mydans）
Carl Mydans终身热爱摄影。看看，和老板卢斯像远亲，卢斯给《生活周刊》写的广告语是：
看见生活，看见世界
To see life； see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