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推荐|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陈学飞教授专访

编者按

陈学飞教授是我国最早从事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之一。他40余年来笔耕不辍，出版著作20余部，在各类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包括专著《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当代美国高等教育思想研究》《国际视野中的高等教育探索》、译著《大学的功用》、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49-1999）》《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精论集》等，其中《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是我国第一部中国人用中文写的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研究成果获教育部、北京市优秀成果奖多项。陈学飞教授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等职务，并获评北京市优秀教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等荣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陈学飞教授多年来活跃在高等教育研究及人才培养第一线，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和高等教育决策咨询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次访谈即围绕“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这一主题展开。

【摘要】在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高等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凸显。而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是创新高等教育理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增强国家竞争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陈学飞教授在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注重处理好高等教育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问题，指出高等教育研究需结合时代实际，研究人员和研究生需树立学理意识、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历史意识、政策意识和国际意识六个意识，掌握从精准选题、完善文献梳理与分析、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事实资料到切实建构理论五项学术研究必备要素，坚持将立足国情的本土化研究与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国际化研究相结合，并对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研究及实践中存在的功利化、课题化、行政化问题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本土化；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文献来源：陈学飞，王祯，蒋凯.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陈学飞教授专访[J]. 苏州大学学报，209 5-7068（2019）04-0001-07.DOI:10.19563/j.cnki.sdjk.2019.04.001.

作者简介：陈学飞（1949—），男，辽宁复县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王祯（1993—），女，山东潍坊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原理、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通讯作者：王祯 Email：[e-mail].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Chen Xuefei

Chen Xuefei  Wang Zhen  Jiang Kai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higher education plays an increasing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Hence promoting high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is the key to innovating higher education theorie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enhancing the country’s competitiveness, and building a leading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With over four decades dedicated to research, Professor Chen Xuefei has made pioneering efforts in unpac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of high education research. He points out that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needa to be situated in the reality of the times. He suggest that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rs need to concern themselves with a wide array of causes, which includes academic, problem-oriented, methodological, historical, policy-related,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concerns. To improve research practice, he recommends focusing on the five essential elements covering topic selection, literature synthesis and analysis, standardized methodology, evidence support, and theory construction. He further proposes informing locally-based research endeavors with application insights from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o as to reflect on the utilitarian and bureaucratic problems in domestic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ization; localization;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愈加面临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如何处理好基于国情和走向国际的关系，是高等教育研究者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当下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在追逐国际化的潮流中也存在一定的本土迷思。作为我国最早从事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之一，陈学飞教授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四十余年，对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实践和比较研究都有深邃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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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此，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王祯、蒋凯（以下简称“王”） 以“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为主题对陈学飞教授（以下简称“陈”）进行了专访。

一、从比较高等教育到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转向

王：

北京大学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成立专门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高校之一。1980年，您和几位同事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当时您为什么选择离开学校机关的管理工作，投身于高等教育研究？

陈：

1978年国家正式提出改革开放，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转变本质上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反映了大众需求，在学校层面上也与高校管理人员群体、知识分子群体的诉求相吻合。当国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学就应该转向以开展科学研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为中心。

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夜之间吹遍大江南北，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办大学的道路俨然已走不通，大学要得到修整与恢复，势必要进行改革。重新出发研究教育发展规律，是当时所有希望办好大学的知识分子共同怀揣着的一个愿望，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则适应了这种需求。彼时，我在北京大学党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我以及另外一位老同志经过商议后决定将研究重心转向教育问题，具体探索如何研究高等教育、如何进行高校治理以及现代化大学面临哪些问题。做出决定后，我们迅速而果断地向党委提交了关于成立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的报告，并很快得到了党委的批准同意。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最初属于学校党委机关的一部分，成立后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作为学校机关的一个分支机构开展教育研究，其目的主要是服务于高校管理层面的领导决策；另一条路则是通过成立学术研究机构，真正把高等教育作为研究对象，去研究高等教育领域的现象和问题。虽然第二个选择前路艰难，缺乏足够的经费、设备等资源支撑，但我们还是毅然搬出学校办公楼，进入原本是教工宿舍的两间小屋进行高等教育研究。最初研究室有五位成员，后来逐步增加至六七位，从星星之火的一点小火苗，慢慢发展起来，最终形成如今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王：

您本科就读于中文系，为什么在转行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期将比较高等教育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

陈：

北大高等教育研究室成立之后的主要发展方向是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在所长汪永铨先生的带领下，我们的主要指导思想是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只有了解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等教育学科发展趋势，以之为样板，才能去慢慢探索我们的发展方向。当时研究所里有六七位研究人员，每人负责研究一个国家，去了解学习美国、德国、法国、苏联等国家的高等教育模式。

我中学学过两年英文，有一定的英文基础。在进入高教室后，我开始进一步自学英文。学校当时也在积极号召培养教师的外语能力，特别是英语能力，我因此参加了学校的英语培训班，考试合格后努力寻求机会，于1983年被派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密西根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当时是美国最好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我重点学习的内容是美国高等教育历史和高等教育管理，随着学习的深入，我逐步转向比较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当时中美之间差距颇大，亲眼见证美国发达的高等教育模式及人才培养体系，我感触颇多，更坚定了要向发达国家学习、改革国内高等教育体系的想法。在日常学习之外，我利用假期时间访问了美国二十几个州的多所大学，参观了美国联邦教育部，正是这些经历帮助我了解了现代大学制度体系，为我后来的学术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

回国后，我开始讲授外国高等教育史，在课上还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模式，也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等内容做了开创性介绍，这些讲稿内容被整理成《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1989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因出版时间恰逢其时，顺应了国内迫切地希望了解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诉求，这本书受到欢迎，后来我才了解到这是第一部中国人用中文写作的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我们是中国最早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批人，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之下，国内慢慢形成了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浪潮。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研究人员只要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开展那些我们现在称为基础性的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的研究，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引领潮流的作用。进行学术研究是一件非常纯粹的事，无关功利，一心只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努力。

王：

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正是因为您和其他几位同事的无关功利、一心向学，比较高等教育研究才得以逐步发展起来。世纪之交，您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从比较高等教育转向高等教育政策，从主要研究国外高等教育问题转向主要研究国内高等教育问题，请问您调整研究方向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陈：

我的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始于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在我看来，比较教育研究的内核里本身就有着政策含义。我对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就是为了学以致用，致力于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但转向教育政策研究，确然是转向了跨度相对较大的一个新领域。我在日本名古屋大学的访问研究经历是促成我研究方向转变的直接因素。名古屋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马越彻教授是我们教育学院的老朋友，我受其邀请到名古屋大学联合进行中日高等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其中，我承接的是90年代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部分，而日本高等教育部分则由他负责。我过去很少研究国内的高等教育，在做国内高等教育改革课题的那半年时间里，我发现，政府推行的政策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大的推动力。这也是中国社会各行各业得以蓬勃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推动力。政府的政策决定了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国内也有研究人员研究政策相关的内容，但大多是对政策进行解释性和宣传性研究。而这些政策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如何实行的，有没有发生变迁，是失败还是成功，恰恰是一个非常重要却鲜少有人研究的领域。

我所进行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是研究真实的政策现象，研究高等教育政策是如何发生、如何提出、如何制定以及其具体的实施情况。也因此，我们提出要建立教育政策研究的范式，即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基于对实然的教育政策现象的经验认知，运用相关理论或提炼本土概念和分析框架对现象加以解析，从而在发展政策理论的过程中揭示教育政策现象的真相、性质和规律。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既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纯粹推演，也不是从经验到经验的纯粹归纳，而是力求将理论与经验融为一体，呈现为理论与经验资料互动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环状过程。提倡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旨在改变国内目前普遍存在的“闭门造车”式的政策理论研究和主要凭感官直觉的经验性政策研究的偏向，这种研究路径，有助于积累我国本土的政策知识，有助于借鉴、检验、修正和发展政策理论，从而推动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和教育政策制定系统与政策过程的改进。[1]

王：

最近一些年，您多次在一些场合呼吁加强教育领域的基础研究。加强基础研究有何重要意义？在高等教育领域，基础研究有哪些重要的研究问题？

陈：

学术研究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基础研究，一类是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即通过研究相关领域的基本事实来认识事实，解释事实，并由此形成新的知识，且不为任何特定的目的服务；应用研究则以解决某一个问题为目的，有多种研究方法和范式，时下研究人员大范围开展的课题大多是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在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应当是最为重要的。如若基础研究做不好，缺乏正确的学术方向，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会变得含糊，就可能出现一系列方向性错误。基础研究有助于把控方向、掌握基本、抓住关键。可惜的是现在的研究越来越偏向功利化的方向，研究人员把重心放在越来越多的应用性的课题研究上，我并非否定应用研究的重要性，只是这些应用研究的结果是否真正发挥作用，落到实处了呢？

在这些基本方向错误的功利性研究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我们现在更应强调高等教育的基础研究。在我看来，高等教育的基础研究至少应包含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高等教育历史的研究，我们对中外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研究过于宽泛，远不够深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空白状态，尚待研究人员去开拓发现。只有对中国高等教育历史认真研究，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历史研究既是为了补充知识的空白点，也是为了培养我们独立思考、对历史独立判断的能力。当代大学生，即便是博士生，其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也相当薄弱，需要进一步锻炼培养。第二是对高等教育原理的研究。究竟什么是大学？大学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大学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大学到底应该培养什么人？这些问题从纽曼开始就争论不休，现在我们却不太讨论这些方面。对基础概念的模糊和基础问题的忽视会导致研究人员盲目跟风，不仅不利于对学生的培养，也不利于高等教育学科未来的发展。

二、高等教育研究的普适原则与本土化路径

王：

您刚刚谈到对基础研究的忽视会不利于对学生的培养，这让我想起您之前提到研究型大学应培养学生树立“六个意识”。这“六个意识”更像是对您学术生涯的一个总结，您能就这“六个意识”具体谈一谈如何做好高等教育研究吗？

陈：

在教育学院里我一直致力于向学生们宣扬这“六个意识”，虽然这“六个意识”能否真正落到实处是另一个问题，但至少学生的脑海里，应该有这样一个方向性的指导思想。其中最基础的就是学理意识，也就是对学科基本原理的把握和理解，而想要把握这些原理性的知识，则要读经典。从纽曼开始，一直到克拉克·科尔等，这些著名教育家所撰写的经典著作，高等教育专业的学生务必要研读一遍。唯有读原著，读经典，学生方能了解前人大家对高等教育的看法，明确高等教育的功用到底是什么，以及历史上曾经有何争论，而后才能逐步理解什么是高等教育。部分学者讲授高等教育的时候过于侧重提几条基本规律，这种概述性的讲解很容易给学生带来误导。

除了注重学理意识外，还要重视问题意识。当下非常值得担忧的一个问题就是学生无法主动 且独立地提出问题。提不出问题的原因在哪？在于他们在看文章著作时缺乏思考，也在于其对具体实践缺乏了解。随着知识碎片化现象的出现，人们的问题意识逐步淡化。如果学生没有问题意识，他们如何向前发展？学科如何向前发展？方法意识则无须细谈，学生唯有掌握方法，才能走遍天下皆可用。历史意识、政策意识和国际意识的重要性我此前已经提到，要重视历史、借鉴历史；要考虑政策、研究政策；要树立国际意识，借鉴先进成果。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认准一个主攻方向，明确树立这“六个意识”，注重研究基础性的、客观世界存在的“真”问题，或者运用已有的理论加以解释，或者抽象出新的概念和理论。真理永远是具体的、朴实的、简明的。只要找准方向，坚持不懈，就终有所成。

王：

您提出学生应树立“六个意识”，具体落在实处，在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的过程中要从何做起呢？

陈：

要做好的学术研究，离不开五个基本要素。研究前提，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要选择一个恰当的、值得研究的、能够研究的问题，或者叫作“提出有意义并能通过实证来研究的问题”。导师在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中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指导研究生确定一个真实的、能够概念化的、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提出一个好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探索、顿悟的过程，往往从模糊到清晰，从宽泛到具体，从不太专业到比较专业，逐步聚焦、逐步深化。我的博士生在寻找研究问题的过程中都花费了颇多精力。其中一位研究民办教育发展的学生，为了查找与民办教育发展相关的内容，到教育部档案馆翻阅档案资料，前后耗时长达半年。然后其又到民办学校做访谈，最后才能够就“民办教育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这个问题找到 政策空间和策略空间的解释点：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既不是完全遵循政策规定，也非完全脱离政策，其相关政策从中央到地方链条颇长，涉及部门众多，正是在这些政策的空隙中，民办教育逐步发展起来。后来其又发现国内其他有些事业的发展也是在这种政策空间和策略空间当中发展起来，因此这个研究结果有比较强的解释力。我指导的每一位研究生几乎都经历过这种漫长的探索、顿悟、聚焦、概念化的艰难过程，一旦选择了一个好问题，论文就被支撑起来了一大半。

其次是要有比较完整的文献梳理和分析。我们的研究总是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 唯有了解清楚已有的研究基础，方能发现目前研究中的不足之处以及空白点。在进行文献梳理和分析时要注意文献引用内容的相对完整性、引用文献的权威性以及与所研究问题的密切关联性。第三是研究方法要规范、适当。研究生需要熟练地运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若研究方法都没有习得，又何谈做研究？第四就是资料数据充实或论据充足。要对事实资料有充足的调查，无论是对哪一问题的研究，都要尽可能详细地查找与之相关的事实资料，如同耕地一般，这块土地从翻地、播种、除草到守护，若整个过程都经历过，最后无论是用何种理论去解释，或提出自己的新理论，都会变得水到渠成。如果事实资料不完整、不充分，论文就很难获得成功。最后，需要适切的理论解释或理论建构，通过广泛阅读与深入探索来寻找现有理论来解释事实，或在事实的基础上建构新理论。我们研究的事实可能本来只是一堆原材料，而理论构建了建筑的框架，画龙点睛，这是学术研究的灵魂。[2]

王：

您提出的“六个意识”和“五个要素”都是做好高等教育研究必备的普适性原则和方法。那么基于中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比较，您能就研究人员如何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方面谈谈您的看法吗？

陈：

研究最本质的特点是“求真”，是探求客观世界的“真相”；研究的另一特点则是“解惑”，即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解释客观世界的“真相”。学术研究的目的即在于描述世界、解释世界。但是，目前国内不少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存在外来理论与本土现象“两张皮”的问题，这种不协调使得其研究成果缺乏真实性和解释力，无法达到描述世界、解释世界的目的，更遑论改变世界。西方高等教育研究兴起时间早，发展时间长，具有丰富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成果，只有在学习借鉴他们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继续前行。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高等教育研究特别是教育政策研究领域，我们绝不能照搬照抄，更不能依葫芦画瓢。中国教育政策过程从议程设置到方案制订、政策合法化，再到执行变迁等，都有其自身的环境、特点和行为逻辑。西方理论是在一定政治、制度、文化等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具有某种情境性，不少西方的相关理论与话语并不能切实地解释中国独有的教育政策过程，并难以借此将研究推向深入。[3]

因此，研究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特别是政策问题时，需要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本土话语和理论，从而建立自身的解释框架。具体地说，就是既要深入到中国真实的高等教育现象中，贴近高等教育实践，探讨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教育自身因素及其与我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外部变量的复杂关系，又要及时了解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前沿，学习、借鉴国外特别是西方包括政策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从国际比较和远距离审视的角度，敏锐地捕捉中国经验中具有独创性的概念和逻辑，并加以理论化阐释，从而将其上升为兼有本土性和一定普适性的本土学术概念和理论框架。[4]本土的高等教育理论能够对改进高等教育运行体系、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产生积极影响，又反过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此外，在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的过程中，不忘树立“六个意识”、坚持“五个要素”这些普适性原则，才能真正做好的教育研究。学术人员唯有开展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研究，才能够增加高等教育相关知识的积累，推动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助力本国高等教育实践的现代化与国际化。

三、高等教育研究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王：

根据您的观察，当下国内高等教育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

陈：

首先就学术人员来说，当下国家和社会为高校学术人员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支撑，但与这些日益增加的资源相伴的却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功利化、课题化。其一是大学明显功利化，学术人员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不少人都不把做学问、发展学术知识和探索真理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和主要价值追求，而是将名誉、待遇作为出发点。过去，学生读博的最大动力是对学术感兴趣，对知识感兴趣，先有研究然后才谈发表。而今则本末倒置，功利被置于第一位，为了谋职加薪而发表。我曾经和学术大家汪永铨先生共事二十余年，先生历来主张不要轻易发表文章，在他看来文章千古事，文章发表不仅是给当代人看，也是给后代人看的，写作一百篇，只要有一篇低质量，这一篇文章就会成为衡量个人的尺度。汪先生发的文章虽少，但篇篇高质。现在这种在学术上严谨朴实的作风越来越少，功利主义盛行，研究者为了评比、竞争而在写作上滥竽充数，能发表则发表，自毁长城。

其二是研究的课题化，或者说知识碎片化。现在研究人员做学问同过去的打游击战一样，“打 一枪换一个地方”，“占一个山头，然后再换一个山头”。现在的很多研究人员不断跟着风向转，捕捉热点，抢占“山头”，等占了几年以后会发现自己最根本的内部学问还没有研究透彻，往往会导致“假、大、空、繁、浅”成果的问世，造成这种“游击”习气的原因，与“唯上”“唯风”“唯众”“唯钱”的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评价标准有关。再者，做课题也不等于做学问，也不等于做学术。做课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完成一个任务，这不能被称为做学问，时下每年评审的课题量如过江之鲫，但大多数课题在做完以后，研究人员自己都不再查看，他人则更不会去看。我们耗费了大量的财力、智力，耗费了大量的年华，却做了大量无甚用处的东西。其实做学术想要高效，要站住脚，研究人员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独特问题领域，能够耐心研究下去，越来越深，如此方能在学术界奠定地位和基础。如果在学术上“打游击战”，学术的内里就会被慢慢侵蚀殆尽。

学术的功利化和课题化不断地侵蚀学术人员的内心，使他们忘记了身为学术人员应具备的职业素养和学术风貌。我在做了六年的机关工作后转向学术研究，四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经历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成为一名高校教师、潜心于高等教育研究是我做出的最好的选择。一是因为这个职业最符合人性。人性最大的特点是求自由。学术人员总体来说无论是在精神层面上还是在身体层面上都是最为自由的。是属于自己的。二是这个职业最适宜于人的智识发展，人性的另一个特点是求智，从儿童到老年，我们一直以来最感兴趣的就是追求新知识。身为学术人员，我可以一直研究知识，探索知识，一生都在发展自我。学术人员虽然未戴王冠，却拥有王冠上的两颗明珠，即自由与独立。现在的社会环境为学术人员提供了很大的福利与便利，所以我总是建议我的学生把重心放到学术上，踏踏实实做学问，不必急功近利，只要踏踏实实做学问，最后总会有所收获。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别同潮流走得太近，务必要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要锻炼独立判断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切勿随意跟风。自然之风是不断变化的，百里不同风，且风向几乎没有一天是相同的。唯有拥有独立的定力，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问题和研究领域，选择真正能提供知识的学习场所，方能寻求自身最大可能的发展。

其次就学术环境来说，大学学术自治、学术自由问题依然值得关注。提到高校学术自治、学术自由问题，就避不开政府管理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关系。在我看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优势在于政府的政策驱动、控制和调节。在政府的支持下，我国高等教育这些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由过去单一的以本科生教育为主的培养体系转变为现在的以培养研究生和开展科学研究为主的研究型大学占主导地位的体系；高校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论文发表数量剧增，国际参与度和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高校获得的财政拨款收入和其他不断提高，能够充分地开展科学研究等等。这一切都为我国走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特别是自1998年，借由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上升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后，我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这些成绩的取得，既是政府强力推动和引领的结果，也是高校不懈努力的结果。[5]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或偏向。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大学行政化趋势有一定的强化，国家行政系统对高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控制，一些行政理念和控制方式被内化为高校的管理和运营方式，从管干部、管人才、管工程项目和经费到管科研、管学科和专业、管课程设置、管教材编写，呈现出一种全能主义的管理理念和行为[6]，大学内部“官本位”、政治和行政权力过大的现象相当普遍，高校教师的权力则受到限制，学术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打击，科学研究失去了其应有的自治与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尤其影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使得我们的理论创见受到一定限制，难以推进学科的发展，也很难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更遑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王：

要达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我们的大学应该营造怎样的学术环境？

陈：

要达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就离不开现代化的大学环境。现代大学应具备一些被称之为规律或共性的东西，其在精神气质上就应当具备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取向。首先，现代大学在体制上应当享有学术自治的权利。把大学自治作为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基本或核心原则乃是国际社会的共识。自治的核心含义是指自己拥有对自己的主权、自我管理或自我决定。[7]大学作为学者共同体，其组织的核心内容是追求高深和系统的知识，学者理应拥有学术方面的自治权，唯有不受外界的过度干扰与控制，大学才能有效地运转。其次，所有的现代大学的核心价值观，都离不开学术自由、追求真理。“学者对高深学问的探索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为了保证其客观性，‘学者的活动就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自由‘是 追求真理的基本条件’。”[8]因此，学术自由是学术创新的基本前提，是卓越大学不可或缺的灵魂。世界学术史发展反复证明，只有坚持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才能发现真理，才能解释真理。学者有祖国，而学问无国界。如果要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流大学，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要想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达成建设现代化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能与国际高水平大学对话和齐头并进，就必须避免大学的过度行政化，避免外界力量对大学内部的过度干预。需要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自治与自由的学术环境，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赖政府支持，同时又需要高度的自治和自由。当然，从来不存在绝对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严格的自律是确保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基本条件。学术人员的功利 化、课题化，学术环境的行政化，一点一点侵蚀着我国当下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我国要建成面向世界的一流大学仍是前途漫漫，任重而道远，仍需继续努力。

 责任编辑：罗雯瑶

本文源自《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陈学飞，茶世俊.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探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5）：31-41.

[2]陈学飞.试谈“什么是好的教育研究”[J].现代教育论丛。2016，（6）：2-5.

[3]陈学飞.本土化·理论·经验化——评《中国教育政策过程本土化研究》[J].大学教育科学，2017，（3）：2.

[4]陈学飞，茶世俊.构建本土教育政策理论：目标、价值与研究路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2）：73-79

[5]陈学飞.导向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J].探索与争鸣，2016，（7）：11-13.

[6]陈学飞.高校去行政化:关键在政府[J].探索与争鸣，2010，（9）：63-67.

[7]陈学飞.现代大学制度的“四项基本原则”——基于西方大学的经验[J].探索与争鸣，2013，（7）：87-90.

[8]陈学飞，刘新芝.西方学术自由思想的历史演变述略[J].教育研究，1993，（5）：7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