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治理人口拐卖问题？
一、数据显示丰县人口拐卖问题很严重
我一直相信数据和逻辑的力量，通过不同的数据比对，可以发现很多靠日常现象发现不了的事实。
2010年丰县少数民族男女人数对比：
数据来源：江苏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报告
首先的一个疑点是，丰县作为东部平原地区，位于淮河以北，居然分布了大量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南省份特有的少数民族。以怒族为例，怒族主要分布在云南怒江福贡县，过去很多住在大山里面，总人口不过3万人，至今还保留着自身传统文化习俗。福贡县位于云南西部，靠近中缅边境，丰县则位于江苏北部，靠近山东一带，离着十万八千里，很难想象二者竟然有这么密切的人员往来。
另外从图中也可以明显看出，丰县的少数民族里面，男女比例明显失衡，大部分都是女性。要知道丰县经济并不发达，在江苏排名倒数，这些少数民族女性是自愿去的丰县？还是被拐卖去的丰县，值得人怀疑。
更值得疑惑的地方在于，小花梅是僳僳族人。但2010年丰县人口六普数据里面，并没有显示有僳僳族人。这可能是因为小花梅在户口登记的时候是以汉族的名义报上去的，丰县应该也有大量少数民族被拐女子是被报成了汉族。以此来看，六普数据还是低估了丰县被拐少数民族女子的数量。
除了丰县外，徐州另外两个出生人口比严重失衡的县市——邳州和新沂也存在明显的数据异常，这两个县市出生人口男女比例接近2:1，但少数民族的性别比则完全反过来。
2010年邳州+新沂少数民族男女人数对比：
数据来源：江苏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报告
从这两个县市的人口统计来看，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性别比明显失衡。可以看出图中有大量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云南西部，与徐州相距甚远，不知为什么会“远嫁”徐州？
2010年丰县各年龄段男女比例：
数据来源：江苏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报告
第二个疑点在于丰县诡异的各年龄段男女比例走势。丰县是个重男轻女的地区，出生人口男女比例非常悬殊，达到140以上（公安部数据为187），潜在的可能就是大量的女婴被流产/抛弃。从丰县1-19岁的人口也可以看出，丰县性别比例在130：100以上。
但到了20-29岁这一阶段，丰县的男女比例突然恢复了平衡，男女比例竟然达到了1:1。等再到了30-49岁这一阶段，男女比例竟然逆转了，跌到了90以内。这可以有两种解释：
1、丰县人口大量外流，且男性流出远多于女性。但我们知道丰县有重男轻女传统，且人均收入较低，参考其他地区人口流动经验，应该是女性流出多于男性才对。
2、丰县大量引进外地人口，且女性流入远多于男性。既然丰县重男轻女，且人均虽然较低，那么有多少外地妇女自愿嫁入这一地区呢？又有多少是被拐卖的呢？
在丰县50-59岁人口里面，男性的人数再次超过女性。这可能是因为50多岁的女性生育能力大幅下降，因此很少有被拐到丰县的了。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丰县的被拐卖妇女大部分集中在20-49岁这个阶段，买主看中的更多可能还是其生育价值。
2010年云南福贡县各年龄段男女比例：
数据来源：云南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报告
为了更好的验证，这里和云南怒江福贡县（小花梅出生地）的人口数据做个对比。
从数据可以看出，由于云南的少数民族没有重男轻女的传统，福贡县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非常平衡，基本接近1:1,未成年人口男女比例也基本平衡。但从10岁开始，人口性别比就走向失衡，女性占比越来越低，这一趋势直到40-49岁才得到缓解。
福贡县的各年龄段性别比走势与丰县完全相反，潜在的原因可能是过去福贡县大量妇女被拐卖至外地，以致于男女比例从10岁开始就逐步失衡；丰县则大量买入拐卖妇女，以致于男女比例从20岁开始就逐步平衡。一个是男女比例被拐到失衡，一个是男女比例靠拐卖来获得平衡。在过去，福贡县乃至整个怒江、云南省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有多少妇女被拐卖到外地，以致于性别比失衡。重男轻女的丰县大量抛弃女婴，以致于人口性别比失衡，却把这种代价转移到了西南省份身上。
这里用少数民族性别比例来大致估算下丰县+邳州+新沂被拐女子的数量。从数据可以看出，这三个县市少数民族男女比例为59:368，假定比男性多出来的女性都是被拐女子，也就是309个，瞒报率50%，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重为8.5%。那么被拐女子大约为：309÷0.5÷0.085=7270个。也就是说，按六普数据，徐州这三个县市大约有7000多被拐女子。建议调查组对这三个县市进行精准排查，估计能解救出更多被拐妇女。
二、古代是如何惩治人口拐卖犯罪的？
中国古代对人口拐卖可谓是高度重视，历朝历代均为此出台过严厉的法律。
比如秦朝就将贩卖人口列入严重刑事犯罪，秦律规定：只要是人贩子，无论是主谋还是胁从犯，被抓住一律处死。
汉朝以宽仁治天下，废除了秦朝很多严刑峻法，唯独在人口拐卖方面，汉朝的法律比秦朝还要严格。汉律规定：人贩子处以磔刑，也就是车裂，将罪犯五马分尸，再把尸体挂起来示众，以儆效尤。汉朝的法律也对买家做出惩处，规定买家要被处以黥刑，也就是在脸上刺字，并罚作劳役，过着奴隶一样的生活。
唐代的中国文明而开放，但对人口拐卖依然严惩不贷。唐律规定：贩卖人口者，首犯判绞刑，从犯流放荒野。对于买主，也会严厉处罚，比如监禁、拘役等。
宋朝的法律在人口拐卖方面和唐朝差不多，但宋朝加了一条：如果地方官员对拐卖人口犯罪不闻不问，那要判玩忽职守罪，轻则罢免，重则入刑。
到了明朝，关于人口拐卖的法律又有了很大改变，明律规定：贩卖人口者流放3000里，而且不仅是人贩子要流放，人贩子的家属及子孙后代也要永久流放，可谓是一人拐卖、全家遭殃。
清朝对人口拐卖也绝不姑息，清律规定：人贩子斩立决，窝藏人贩子的，也一并处斩。地方官员如果对人口拐卖玩忽职守，交由朝廷处理。乡村的族长、乡长对人口拐卖问题如果知情不报，则杖刑100下。故意释放、包庇人口罪犯者，杖刑100下、流放3000里。清朝的皇帝有时候甚至会亲自判罚，将情节恶劣的人贩子凌迟处死。
可以看出，历朝历代对待人口拐卖犯罪均采取严刑峻法的政策。之所以会这样，可能是因为在古代，人口是第一生产力。古代不像现代这样经济增长可以依靠设备投资和技术进步，那个年代只能依靠人力去创造财富。清朝中期以前，中国的税收来源主要是人头税，人口拐卖会造成人口隐匿问题，破坏了国家税基。因此历朝历代均对人口隐匿和人口拐卖行为严厉处理，否则就面临税收收入减少、财政入不敷出的问题，这关系到政权的稳定。所以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官员还是百姓，只要被抓到贩卖人口，一律处以重刑。
现代社会，比古代有了诸多进步，拥有更丰厚的物资资源和更优秀的教育水平，但即便这样，人口拐卖现象也依旧没有得到根治。在某种程度上，古代的人口拐卖法律或有借鉴之处，其中包括：
1、人贩子重判。在古代，人口贩卖的罪行仅次于谋反罪，基本都是杀无赦，甚至会牵连亲属。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对人贩子惩罚非常宽容，通常是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判罚的威慑力度较小。
2、买卖同罪。从汉朝开始法律就规定买主也要被惩罚，让买主也付出极大的代价，体会一下当奴隶的感觉。现代社会虽然也会对买者做出一些处罚，但总体来说惩处较轻，有些甚至无罪释放。
3、对地方官员问责。古代不仅同时追究买者和卖者的责任，也会对故意包庇、玩忽职守的官员进行追责，这就使得一些官员在处理人口拐卖案件的时候不敢太大意。对于乡贤、宗族族长之类的乡村治理者，如果包庇人口犯罪，也会被处罚。
古代的一些政策和法律如今未尝不可以借鉴，人口贩卖对社会稳定有极大危害。试想一个现代女性，十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熬出头，在大城市找了份体面的工作，经常可以去吃喝玩乐，结果一个不注意被人贩子拐卖，扔到山村，锁上铁链，不服从就殴打强奸，甚至拔光牙齿，沦为生育机器。那后半生得多悲惨！
因此，首先可以做的是提高对人贩子的惩罚力度。如果拿出禁毒的标准来惩处人贩子，或许能增加对人贩子的威慑力度，使其在犯罪的时候再三权衡。其次，对于买者来说，也应该入刑，如果判刑标准能十年起步，可能会让一部分买者望而却步。
对地方官员问责比较值得尝试，可以借鉴的案例就是地方债务终身追责制度。我们知道2017年以前我国地方债务问题非常严重，地方官员经常会为了政绩举债发展经济，毕竟经济成就都是自己的，债务问题都是继任官员的。因此中央才会出台地方债务终身追责制度，规定谁任上举的债，将来出问题了，就追谁的责。对于还没退休的，影响考核和升迁；对于已经退休的，扣减养老金发放。这一招可谓是釜底抽薪，很多地方官员自此之后再也不敢随便借债，地方债务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缓解。
因此如果也搞人口贩卖终身追责制，一旦地方干部/基层官员任内包庇、纵容、忽视人口贩卖案件，无论该官员日后升迁到什么位置，都进行追责。轻则降职，重责罢免，甚至问刑。如此一来，地方官员将有足够动力去处理人口贩卖问题。特别是一些村长、村支书。因为在很多人口拐卖案件中，乡/村政府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长期的不作为甚至是纵容、合谋，事实上成为了人口拐卖的帮凶。另外，对于乡县一级的官员，也可以将其处理人口拐卖案件的效率作为晋升考核标准之一。我们知道去年政策将单位GDP能耗纳入地方考核标准后，地方政府鼓足了劲搞碳减排。如果将处理人口拐卖案件也纳入考核标准，基层官员估计也有足够动力去治理该问题。
三、治理人口拐卖的绝招——猜疑链机制
不过我认为光靠严刑峻法，还是难以制止人口拐卖犯罪，主要有两个原因：
1、繁衍是人类本能，对于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地区，一些男性面对绝后的风险，可能会铤而走险。古代有些农民起义就是因为很多社会底层找不到对象所致。一个男人当性欲和繁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在缺乏道德约束和精神信仰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冒着杀头的风险去干违法的事情。
2、单纯提高量刑标准，未必有用。因为量刑尺度有时候和犯罪成本未必成正比。犯罪成本=量刑尺度×被发现概率。这里可以举个例子，我国贪污受贿的量刑标准很严，贪污十万块的判刑标准是十年以上，甚至会判死刑。但贪腐现象依旧存在，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有些官员总是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被发现概率很低。特别是在十多二十年前，一些地方存在官官相护的现象，贪污腐败被发现、被处置的概率很低，因此一些官员才敢肆无忌惮地贪污。人口拐卖问题也是一样，如果只是量刑尺度高，但被发现概率很低的话，还是会有很多人抱着侥幸心理去拐卖/收买妇女的。
因此想治理拐卖问题，最关键的在于提高被发现的概率。只有大幅降低拐卖事件被隐藏的概率，才能有效威慑犯罪。像小花梅这样被拐卖到农村，结果几十年都没被发现的人有很多，所以首先要做的是想办法如何把她们都找出来。
光靠警方挨家挨户去找也不太现实，因为警力和成本有限，全国范围内地毯式搜寻难度太大。而且一些区域的公安部门可能和村干部存在勾连问题。人贩子—买主—村民可能也会存在一种利益同盟的关系，共同保守秘密，以维护拐卖产业/村子的繁荣。因此需要引入猜疑链机制。
博弈论与囚徒困境：
猜疑链机制源于博弈论。正常情况下，人贩子和买家之间会保持一种合作关系，只要双方对拐卖事件都守口如瓶，他们的罪行就不容易被别人知道。但假如存在一种选项，如果出卖对方比保持沉默有更好的效果，他们可能会选择出卖对方。
比如说，一个人贩子，如果举报买主不仅可以免罪，不仅如此，他还可以获得对方全部财产，那他就有动机去告案。反过来，一个买主，如果举报人贩子，不仅能够逃脱法律制裁，还能获得人贩子全部财富，那他也有动机去告案。在这种情况下，人贩子和买主之间就会形成一种猜疑链。
正常情况下，如果买主和人贩子都保守秘密，那他们各自相安无事。但这个时候买主就会猜想：如果被人贩子举报，那他不仅可以免罪，还能获得我全部财产，我反而会牢底坐穿。这种时候买主就会坐立不安。同样的，人贩子也会有这种担忧，害怕买主先发一步举报自己。哪怕买主和人贩子之间达成某种约定，他们之间都会互相猜忌。即便自己不贪图对方财产，但也会担忧对方因为图谋自己财产而举报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先举报者占据了很大优势，最终双方都有动机去举报对方。
甚至有可能会出现钓鱼的行为，比如一男一女事先串通好，男的假装把女的卖给村民，然后迅速报警，不仅可以免罪，还能获得对方财产。也可能反过来，村民假装买主，把妇女买到手后立马报警，这样就能轻易赚取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买家和卖家之间都会互相猜忌，以致于大部分卖人交易根本无法达成。
村民之间也可以引入猜疑链机制。我们知道很多村落普遍存在拐卖现象，很多村民均收买过妇女儿童，因此他们之间很容易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互相保密，而且互相帮忙看住对方买来的女子，用集体的力量来防止被拐妇女逃脱，有时候甚至村干部都会参与其中。
因此可以用猜疑链和连坐法来打破这种利益同盟。比如规定：如果有一户人家存在收买妇女的现象，不仅要没收他全部财产，还要没收其周围知情不报的邻居一半的财产。相反，如果有人举报收买妇女的现象，不仅可以获得对方全部财产，而且当该举报者自身存在收买妇女的行为时，或者是买主邻居时，还能免于受罚。
这样一来，拐卖村村民之间的利益同盟关系就会被打破。比如如果一个村子很多家庭都拐卖了妇女，在原本他们可能会互相保密。但在引入猜疑链和连坐法后，他们之间就很难再保密了。一户人家收买了妇女，他的邻居可能会因为担忧受到牵连而选择举报。因为举报有赏，不举报则被罚。即便这些邻居之间都达成协议，而且确定大部分人都会守口如瓶。但他们也会担心被内部的少数人举报，毕竟这种事情谁先举报谁就获利，谁后举报谁就吃亏。因此从猜疑链的角度来说，他们里面最终很可能有人会去举报，先下手为强。而且，即便该举报者也买过妇女，只要他第一个举报，就能免于受罚，因此他也有足够动机去报案。
这样一来，潜在的拐卖利益同盟就不攻自破。以后谁拐卖了妇女，第一个担心的不是警方，而是买主。谁收买了妇女，第一个担心的也不是警方，而是人贩子和邻居。猜疑链会瓦解人贩子和买主之间的信任机制，将人口拐卖问题中止在交易环节。
当然，从长远来看，要想根治人口拐卖问题，还是得靠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消除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杜绝选择性流产和抛弃/溺杀女婴现象，毕竟拐卖妇女的根源在于人口性别比失衡，让男女走向真正的平等才是治标又治本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