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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误国,自由害人?

陀飞轮 陀废论 2018-09-10

向各位报告一下

歪楼记不出意料被治疗一月,期间仅能在此更新。



 


2010年年底,突尼斯一名赊来的货物被警察没收的街头小贩,绝望中点燃自己的身体向当局表示抗议,随后不治身亡。

 

这个小人物之死,在阿拉伯国家中掀起一阵革命浪潮,是为“阿拉伯之春”,利比亚、埃及、也门、叙利亚和巴林等国家,纷纷跌入动荡之中,其中一些地方,至今内战还在继续。

 

据一些国际机构评估,这一浪潮,最少造成140余万人死亡,1500万人沦为难民,近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损失,以及经济衰退和失业率高企。

 

从稳定到动荡,从和平到战乱,与其说这是“阿拉伯之春”,不如说是“阿拉伯之冬”。

 

在这一浪潮之中,无论是国内走上街头抗议的民众或者架起枪炮的反对派,还是进行外部干预的西方国家,都是以“民主自由”之名进行,很多人因此认定,正是民主自由给阿拉伯人民带来了冬天,民主自由是制造灾难的元凶。

 

这一看法,在上半年特朗普下令“定点打击”叙利亚军事目标时,达到了顶点,“民主误国,自由害人”的结论在被导弹擦破的夜空中,俘虏了从文盲到博士的一大批追捧者。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看这些被冬天笼罩的国家,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前,究竟都是副什么模样。

 

先从始作俑者突尼斯开始。

 

那名小贩身上的火焰,点燃的是突尼斯人对国家领袖本·阿里的怒火。本·阿里自1989年就任总统以来,多次连选连任,至2011年已经连续掌控这个国家22年。

 

在这近四分之一世纪里,他在改善民生上表现乏力,本人及妻子、儿子等家族成员却深陷腐败丑闻之中,二次推动修宪延长总统任期上限,压制异议声音和打击反对派,是实打实的强人政治、威权统治。

 

在本·阿里流亡外国前的电视讲话中,他宣称已经下令部队不得向示威民众射击,解除强硬镇压民众的内政部长职务,并承诺在任期届满后不再寻求连任,誓言将进行政治自由化改革,消除言论钳制,赋予国民更多自由。

 

这份给突尼斯人民“一个交代”的誓言,正好是自认他治下的突尼斯既不民主也不自由的供词。

 

再来看最高领导人在这波浪潮中毙命于街头的利比亚

 

2011年10月份,一代枭雄卡扎菲那血肉模糊的尸身的照片,一定让他的同情者更坚定地诅咒民主与自由。

 

然而,在充当民主自由的敌人上,卡扎菲比本·阿里更坚决。自1969年发动政变之后,他一直掌握住这个富油国家的政权,时间长达42年。

 

从统计数字上看,利比亚的人均GDP十分漂亮,2010年位列全球第48位。

 

但是,这个数字应该归功于上天恩赐的石油不说,它还是“被平均”的结果,因为利比亚的贫富悬殊,与它的人均GDP排名一样靠前,其基尼系数长期以来维持在0.5以上,这意味着庞大穷人阶层的存在。

 

政治上的混乱和腐败,是利比亚另外一个显眼“名片”。

 

在成功夺取政权后,卡扎菲充分发挥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前无古人地创造了所谓的“民众国”政体,没有宪法、元首、政党、部委和官员,国家由一堆“委员会”和和一群“特派员”实行“人民管制”,他本人声称不担当任何职务,仅保留“革命导师和兄弟领袖”的称号。

 

这个看起来非常“人民主权”的制度,和历史上类似政权一样,不过是更加放肆更加残酷的个人独裁而已,酷刑、屠杀、暗杀、制造空难、在电视上直播绞刑等等,都是卡扎菲身上的关键词。

 

“上校、暴君、疯子”这三个头衔,则是对他最好的概括。利比亚的异议人士说:如果卡扎菲对人类史有什么贡献,那就是让利比亚直到2011年,还未进入文明社会。

 

下台时已经81岁的穆巴拉克,统治埃及也长达30年。他治下的这个文明古国,经济发展乏善可陈,四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同时政府腐败,2010年在透明国际上的排名为第98名,比这里还差20名。

 

埃及的腐败,源于穆巴拉克以改革之名推行“商业侍从主义”,那些“侍从”他的家族以及其他政府高官的商人,在私有化改革之中借机疯狂捞金。他的小儿子贾迈勒,就是这个权贵勾结圈子的核心人物。

 

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后,多位内阁高官包括总理、内政部长、财政部长、旅游部长和新闻部长,就被指控腐败,他本人及二个儿子也被判决挪用公款罪名成立。

 

其他地方,包括阿萨德的叙利亚、萨利赫的也门,以及之前萨达姆的伊拉克,也都是半斤八两,都具备这个鲜明的特征:


权力长期被垄断,搞终身制,施行高压统治,政府腐败,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不公民生凋敝。

 

这样的地方,如果不发生动乱,那才是奇迹。

 

所以,动乱之前,阿拉伯地区就是冬天,“阿拉伯之春”仅仅是长久冰冻之后的爆裂而已。

 

明白这一点,这个结论就显而易见:动乱的真正元凶,不是民主自由,而恰恰是它们的对立面“不民主,不自由”。

 

正是清一色的强人政治和威权统治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在阿拉伯地区的民众之中滋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这个情绪一直以来缺乏民主自由下的表达渠道,无可避免地成为一座高悬于全社会头顶的堰塞湖,任何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剧,都可能激起广泛共鸣成为爆炸品引发决堤带来灾难,唯一的问题在于什么时候由谁引发而已。

 

那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认定“民主误国自由害人”?

 

那是因为他们得了严重的短视症,只看到在动乱之中走上街头的民众喊出了民主自由的口号,没看到正是长期的不民主不自由迫使他们冒死走上街头。

 

恰如其分地说,这些得了短视症的人,实在太过愚蠢,愚蠢到连“官逼民反”的最简单道理都不懂。

 

可以从反面推演:如果追求民主自由是造成动乱的元凶,那么为呵护“来之不易”的稳定,阿拉伯地区的民众就不应该追求民主自由,这意味着他们应该继续保持逆来顺受的顺民本色,对多少自焚都无动于衷,继续把忍受当享受,同时祈求真主保佑,在某一天卡扎菲们突然大发善心,给他们民主,给他们自由,给他们幸福。

 

如果这样,这和主张为了避免与强奸者冲突,被强奸者应该调整姿势继续配合被强奸有何区别?

 

愚蠢又无耻。

 

有人说:可以承认的确是不民主不自由才是元凶,追求民主自由没有问题,但是,从不民主不自由到民主自由,完全可以温和地进行,没必要采用动乱或战争的方式。

 

这说得没错,改良从来都比革命的代价更小,更值得选择。


然而问题在于,是改良还是革命,往往取决于执政者而非民众:当民众变革的愿望表达出来之后,执政者如果选择从善如流,施行真心实意的变革重获民众信任,就很可通向改良;如果执政者选择的是暴力镇压垂死挣扎,动乱和战争就不可避免。

 

当然,现实往往是,当民众走上街头之时,就是非民主政权已经透支完所有信任之日,无论它的改革是真心还是假意都无法被民众接受,被暴力革命是唯一命运。

 

这种情况,同样是执政者的错,而不是民众吃饱了撑着在贱骨头地非要自我毁灭,因为他们已经给执政者太多时间了。

 

又有人说:就算不民主不自由是元凶,可民主自由未必就是救世主。

 

这也没错,世间本就没有什么能够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就算能包治百病,也不是今天服用明天见效,民主自由也不例外。

 

但是,不管如何,这个结论是颠扑不破的:


误国的正是不民主,害人的正是不自由;任何一个不民主不自由的地方,稳定只是表象,不稳定才是本质,不主动向民主自由转型,稳定崩塌动乱降临是必然命运,有悬念的仅仅是发生的时间

 

如果“阿拉伯之春”还不足以让你接受这个结论,那么请把目光投向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死于剧变的苏联和东欧。

 

如果还不够,那就把目光对准阿拉伯地区的近邻伊朗,观察这个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政教合一的反世俗国家的走势,如果它接下来进入动乱,究竟是因为当局对不民主不自由的死守,还是因为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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