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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土耳其”之类的把戏,不过是张弄权的画皮

陀飞轮1984 陀废论 2018-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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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美国是恶魔,特朗普是流氓,加征关税是损招,但在美国宣布对土耳其的钢铝产品翻倍加征关税后里拉的应声暴跌,还是证明了这个冷冰冰的事实:

 

如果埃尔多安真的塑造出一个所谓的“新土耳其”,那么它一点都不新,或者说,它的确是新的,只不过新在“更脆弱”而已。

 

新土耳其”是土耳其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在2015年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的。

 

按照学者的解读,所谓的“新土耳其”,由三部分组成:强势民主,活力经济,积极外交。

 

三部分之中,“活力经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目标,哪个地方不是对此梦寐以求?

 

不过,对土耳其来说,这的确还是有某种特殊意义,因为直至1980年代,土耳其经济的半壁江山仍由国有企业占据,缺乏活力,是厄扎尔推行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才为它注入活力。

 

埃尔多安执政以来,继续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实现了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被誉为“经济奇迹”,“经济活力”可谓是他最大的一张王牌。

 

但进入2012年之后,这张王牌突然失色: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由过去年均6.5%下降至4%以下,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则双双飙升,前者至2016年高达11.8%,后者至2016年高达8.5%,是典型的滞胀状态。

 

滞胀的原因,有人归结为经济扩张长期过度依赖于外债,有人归结为制度改革滞后,不一而足。

 

但在诸多经济措施中,埃尔多安对土耳其央行独立性的破坏,令人印象深刻:为降低通货膨胀率,各国央行通常会提高利率,但埃尔多安认为高利率恰恰是高通货膨胀率的根源,要求反其道而行之,继续维持低利率。

 

而这,依据的是伊斯兰厌恶利息的教义。

 

里拉的此次暴跌令人震惊,但其实早在2013年标普就发布报告,将土耳其列入最易受全球货币市场冲击的五个国家之一,是为“脆弱五国”,土耳其年年榜上有名。

 

连最引以为豪的“活力经济”尚且如此,可见这个“新土耳其”,有多少“胡氏吹嘘”的成份。

 

相比之下,“积极外交”是最实打实的。

 

挟之前出色的经济增长之威,又赶上穆斯林兄弟在“阿拉伯之春”中纷纷跌入动荡,埃尔多安这些年来大出风头,“大国外交”风生水起。

 

他底气十足地推行“一路向东”的外交战略,改善与伊斯兰国家关系,强硬对待以色列,在与俄罗斯、美国和欧盟的周旋中毫不示弱,击落俄罗斯战机,支持美国死敌伊斯兰国,与德国互怼,一个闪烁着昔日奥斯曼帝国荣光的土耳其,似乎近在眼前。

 

对这个“大国梦”,埃尔多安毫不掩饰。

 

2015年1月份,他在总统府迎接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时,就无惧被外界讥讽为是“马戏团”,安排16人打扮成古代战士列队站在楼梯上,声称代表土耳其历史上16个帝国,最后一个就是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

 

然而,“积极外交”的效果,除了满足他的个人野心之外,一点都不积极。

 

它逆转了土耳其建国以来的亲西方传统,对北约成员国这个身份暴殄天物,持续恶化与欧美关系,无视这一重要事实:二战之后,谁和美国过不去,谁的日子就不好过。

 

美国不是神也不是圣,和它过不去原本也没什么了不起。问题是,土耳其还要不要“崛起”,还要不要“复兴”?

 

要崛起要复兴,那就必须学会韬光养晦,学会忍耐妥协,竭尽全力维持与欧美等主流国家的良好关系,因为这影响到的是民众的“票子”问题。

 

而“一路向东”,关系到的只是领袖的面子,“舍西就东”明摆着就是把民众当成那个“不惜一切代价”中的“代价”。

 

毫无疑问,“积极外交”是“新土耳其”最大的负资产,直接要为此次因被美国加征关税而引发的重大危机负责。

 

强势民主”同样是笔负资产。

 

得益于凯末尔当年的全盘西化,土耳其共和国一直是伊斯兰国家中的“例外”,是世俗化与民主化的样板。

 

但是,埃尔多安崛起以来,借助经济上赚到的筹码,在世俗化和民主化上频频开倒车,一个被泛突厥泛伊斯兰迷梦笼罩着的土耳其出现了。

 

在反世俗上,他宣称女性与男性平等违反自然秩序,通过“强奸幼女合法化”法案,重新开办宗教学校;在个人集权上,通过二次修宪,将实权由总理转移至总统身上,以先担任总理再担任总统的方法,完成了普京需要用“二人转”才能完成的长期掌权目的,赫然成为“新苏丹”,被伊斯兰世界的民众视为偶像。

 

在挫败2016年的“七月政变”后,他借机进行大清洗,抓捕大批的军人、法官、律师、作家和记者,这些群体都是土耳其世俗化的主要捍卫者,钳制舆论打压异议者,“强势民主”的确表现得十分强势。

 

“强势”的第一个恶果,就是严重影响土耳其加入欧盟大计。

 

多年来,土耳其一直汲汲以求加入欧盟,但自埃尔多安启动第二次修宪改变政体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诸多欧盟国家纷纷对提出批评,欧盟也调低了对土耳其入盟可行性的评估,入盟计划更加遥遥无期。

 

第二个恶果,就是在价值观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渐行渐远。

 

正是其反世俗化反民主化的举措,引发军队反弹发动政变;挫败政变后,土耳其一方面指责美国牵涉其中,一方面在国内进行政治大清洗,拘捕一名美国牧师并多次拒绝美国释放的要求,成为此次美国加征关税的直接诱因。

 

可见,“新土耳其”非但不新,还很陈旧,它不过是开倒车的产物。

 

历史上,大凡政治强人,多数患有“喜新”的癖好,热衷于为自己的时代标新立异,起个带着个人烙印的名字,不管有没有明确冠上“新”这个字眼。

 

这么做,表面上是为流芳百世名垂千古,虚荣心驱使而已;实际上,它是张弄权的画皮,在“新”的名义下,突破制度约束打破均衡以完成个人集权。

 

埃尔多安的“新土耳其”就是如此。以经济增长为筹码,通过迎合民粹思潮巩固“选举霸权”,以恶化国家发展的国际环境为代价营造“大国崛起”的虚幻,最终就是破坏民主把国家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

 

2014年,一些追随者写了一本宣传他的小册子,称他为“新土耳其之父”,应该是最能击中他心坎的赞颂。

 

而这一切的代价,就是民众的“新牺牲”:更少的财富,更少的自由。

 

因此,面对诸如“新土耳其”这样的诱人口号,民众应该做的,不是竖起双耳,而是睁大双眼,看清楚政治家在“新”的背后,是顺应历史潮流拥抱普世价值,还是逆反历史潮流背弃普世价值。

 

但愿这场危机,能让土耳其人明白这个道理。


延伸阅读:土耳其,一个可能毁于“大国梦”和“特色论”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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