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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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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前，西湖龙井山顶，一个已经被盗过的古墓旁，墓碑面的一角写着“光墉”二字，这正是胡雪岩的本名。
胡雪岩研究会负责人找到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想请杭州警界公认的DNA检测技术第一人试试看，150年前的遗骸里，还寻得到生命密码么？
李佑英带着她的团队，以她丰富的骨骼选材处理经验，精细的实验手法，证实了这件事。
身高1米56的李佑英给人的印象是纤细的。
可一旦，她穿上白大褂，走进杭州市公安局DNA检验室，好像电视剧《琅琊榜》里的霓凰郡主，精干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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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物质用眼看不见，使得DNA鉴定具有很强的不可预知性。图为李佑英（左一）在现场采集物证。可能是在流淌的河水中不知浸泡多久的旧遢遢的鞋子，也有可能是烧焦的手指头大小的衣服碎片……而李佑英和她的DNA检验团队，就是穷尽一切办法，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在可能中找到能像钉子敲在木板上，一样结实的证据。李佑英记得第一次看到DNA分子结构的样子，是在2000年初，她在浙江省公安厅，跟着亦师亦友的吴微微开启DNA鉴定之旅时。18岁，齐刘海儿、娃娃脸的她，只是单纯地觉着当警察很英气，但又因为长辈们说女孩儿学医比较好，就选了“法医”专业。穿着白大褂的李佑英，大一时在华西医科大学教学楼旁留影，那时，她对当法医最大的期待是，早点穿上警服。1992年，李佑英从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业毕业，进入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刑侦大队，处久了同事们戏称她“小李飞刀”，是因为在现场，她身上有股巾帼不让须眉的英气，反应迅速，行动敏捷。有时候，在案发现场被允许的范围，李佑英都会点上一根香烟。“真正的工作现场和学校里的解剖课是两回事，尤其是过了很久才发现的尸体，香烟味儿在那个时刻变得可爱起来。”
丈夫在杭州工作，公公婆婆在温州苍南，父母亲在江西南昌，她自己带着女儿在瓯海生活。有时，遇到夜里要出现场的案子，李佑英总是先摇醒女儿，“先送到同事家，如果太晚了，就放在派出所值班室。我们那个团队特别好，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亲切。有时，我出门办案子，女儿就在同事家住两天，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李佑英的女儿从小就很乖很独立，那时，还没有视频电话，有时两天三夜都不在女儿身边，就在出发前托给同事或亲戚家，李佑英说，很感谢我女儿和我的亲戚朋友一直体谅我工作。图为李佑英女儿（左一）和亲戚合影。“曾老师是从法院退休后，返聘到我们刑侦的，发挥余热，他本来可以不用这么努力的。那时，我女儿大概3岁，他帮我这个年轻的新警察，挡了很多事情。硅藻检验可以帮助判断水中尸体是生前还是死后落水。当年，没有专门的检验室，硅藻检验时挥发出刺鼻的气味，即便戴上两层口罩，也会很呛人，所以一般法医都不做，温州只有曾老师在坚持，他说事情总要有人去做。一有案子，他就带着简易的装备，到我们公安局的楼顶上去做。后来，曾老师身体出了毛病，没多久，因患肺癌离世。这让我们所有人都十分难过。穿梭于生活中最残酷的一面，是刑警和法医的工作日常。那几年，我加班回家路上，看见支起的路边摊儿，都会很想念他，想念大家一起出现场回来，饥肠辘辘地，随便儿就找个位置坐下，吃碗热腾腾的鱼丸面。其实，这没什么好怕的，你看我们这支队伍，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2000年，李佑英调入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着手准备创建DNA专业实验室。“杭州是比较早准备开展DNA实验室的。我到杭州来以后，就去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法医支队学习。当时，浙江省厅法医DNA就两名技术人员，一个现在已是我们的总队领导了，另一个就是吴微微老师。吴微微老师比我年纪还小，她当时刚刚产假回来，做事情一丝不苟。我们杭州DNA实验室里的很多规则，都是从她这里学来的。现在吴微微老师正在参评全国百佳刑警，于她那应该是实至名归的荣誉。”要想从微小的物证中，检验出有效痕迹来，首先就要有个洁净的实验环境。保持实验室的洁净有序，是作为DNA技术人员的基本功。“必须要保持实验环境的整洁干净，这不仅关系到数据的准确程度，也关系到一个实验室的精气神儿。”直到现在，在杭州DNA实验室，每周都会进行集体大扫除，实验器材严格分类分区。”DNA鉴定意见的证据属性决定了DNA技术人员应该以严谨负责的态度对待每一起案件。“察微观真，笃诚为公”。这是吴微微工作的座右铭，李佑英也极为认同。“这些工作细节，其实也是一种惯性，在洁净的环境下工作，会驱使着你更为清醒，就想清清爽爽、干脆利落地赶紧找到罪犯。”2002年，李佑英创建了杭州市刑侦支队DNA实验室，她的工作台，总有一个记事本，每一次的检测对象、检测方法、检测流程、检测结果都有非常清晰的记录。“吴微微说过，检测人员的每一个签字，都要庄重。不仅仅是这个签字关系到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命运，一个家庭或几个家庭的幸福，也是让更多人相信法律公正。”2016年，临近元宵节前，富阳一个鞋厂宿舍内，祖孙四人被杀，最小的孙子，只有3岁。杭州市刑侦支队法医王东京，第一时间进入案发现场采集物证。图为2016年2月2日《钱江晚报》A8版面对此案件的报道。“现场情况有点复杂，鞋厂宿舍有4层楼，被害人家住4楼，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客厅，为了不遗漏线索，我们在现场提取了几十处物证。”王东京回忆，“这个案子极为凶残。大家都想快找到凶手，实验室忙了一周，日夜不停。”案发5天后，民警在皮鞋厂附近找到了几块手掌大小的衣服碎片，但已经烧焦了，同时，从附近河道里，捞上来一只可能是嫌疑人穿的鞋子。通常，烧焦的衣服碎片，就已经是非常棘手的案件物证。假若，衣服碎片上混合着犯罪嫌疑人和受害者的DNA，检测难度更大；何况当时现场又有四名死者大量出血，这让检测难上更难。在实验室，苦征恶战了三天，从烧焦的衣服碎片上成功检验出死者与嫌疑人的DNA，证实了与案件的关联，但那双鞋子，在第一轮检验中，取了几十个点，竟什么也没检出。李佑英每次走进实验室，总会怀抱一个决心，“哪怕犯罪嫌疑人已经消除过现场痕迹，只要他作案了，总会留下一点。我们就是要找到那个点。”在河流里被不断冲刷的鞋子，会让嫌疑人的生活痕迹全部消失么？李佑英不信，她坚持地在鞋子上寻找着各种可能性，最后她把目光定格在了鞋尖部内层的破口处。在李佑英的指导下，团队成员王东京对鞋子再次进行取点检验，结果成功检验出嫌疑人的DNA信息，案件也随之很快告破……李佑英说：“DNA技术人员要有超常的耐心和细心，不轻言放弃，反复多次检验是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李老师做实验有一股子韧劲，你看，她眼睛都累得老花了，但是即使是半夜里来案子，李老师也会从家里赶来，和我们一起加班加点做。她总说，如果我们找不到物证，就对不起受害者。我们一定要快！”王东京补充说：“她虽然要求我们快，但从来不急躁，她只是反对拖沓。她从来都是特别相信我们，如果检测不出来，她会把和这个案子相似的检测资料都找出来，和我们一起分析、想办法，重新制定实验方案。”王东京记得，有年，实验室接受全国公安机关重点司法鉴定专业实验室评审，其中有一项是对骨骼检材进行实验室间比对。对方实验室寄来了一段耻骨，我埋头做了好多天，都做不出来。最后，我都有些怀疑自己的专业能力了，李老师又和我重新讨论了一下检测方案。
李老师没有任何埋怨，而是联系比对实验室寻找原因，对方告知，‘这是一块连自己实验室也检测不出的骨头，发给你们做做看’。”王东京说：“李老师得知这一原委后，马上来告诉我，因为她的信任，让我对自己的工作职责更有责任感。我们是一个实验室的，不能给实验室丢脸。一定要刻苦。”李佑英从实验室成立以来，就开始带教DNA技术人员。每次有人请教她是怎么带教的？“她总说自己没做什么，都是年轻人自己在努力。”就像每次有人问她，“为什么你总能在山穷水尽时，找到让案件动起来的那根线？”2008年以来，杭州市公安局利用DNA技术破案的效率在全省持续名列前茅。 4
每一次实验都离真相近一步
法医学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对骨骼DNA检验，但对保存超过100多年的骨骼样本进行检验。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医高林林，全程参与了这次鉴定。2009年，研究胡雪岩的专家，意外发现在龙井山顶上，有一个被盗过的古墓地，古墓里的遗骸距今大约150多年。因为墓碑上写着“光镛”，而胡雪岩本名‘胡光墉’，专家觉得，这有可能是胡雪岩祖父祖母的墓地。取样本的那天，我和李老师在墓穴处，见工作人员小心翼翼捧出两个陶罐。墓穴口很小，盗墓的人，应该是从女性遗骸的墓穴处挖洞进入的，相对而言，男性遗骸的腐蚀风化程度好一些。当时，母系遗传的线粒体基因比对，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但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基因的STR比对，还没有在学术期刊上看到过成功案例。我猜不到李老师心里有多大把握，只是全心投入，当作挑战。在选骨骼、洗骨骼、研磨骨骼等前期准备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让人觉得有意义的是，经过比对，这具150年前遗骸的Y染色体DNA，与胡雪岩家族父系后代的Y染色体的DNA，数据一致！比对成功！”这次比对，为陈旧骨骼牙齿DNA的快速检验方法奠定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技术基础。李佑英团队参与鉴定的胡雪岩祖父之墓的墓碑，目前已陈列于胡雪岩故居。家人报警后，找寻了800多天，最后发现，死者被装进一个不足1米高的铁笼里，从丽水青田千峡湖底被打捞出水。如何确定死者身份，李佑英团队也是应用了陈旧骨骼DNA的快速检验法，送检后当天夜里12点，就确定了死者张某的身份。高林林还对一个案子记得很深，拱墅有一个案子，一家三口被杀。”我们到现场提取了很多物证，我们觉得这些物证至少能有一样找到DNA，但都没有。最后，我们又重回现场，在李老师的提醒下，提取了马桶上的尿斑，才成功找到DNA。”高林林说：“提取DNA需要技巧与耐心，李老师总是鼓励我们。比如，有时候从这个点突破不了，那换一个点试试呢？这样的实验方式不行，那尝试另外一种呢？每一次实验都是给自己和他人一次机会，即使实验失败了，也离真相更近了一步。”让实验室年轻人钦佩又羡慕的是，李佑英的眼睛和手，有一种判案的直觉，但这也许是因为她有8年的现场勘察经验，不可替代。李佑英说：“大家在一起工作，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激发的过程。我们实验室的平均学历高，平均学习时间长，如果不是留在实验室，他们有很多机会赚更多钱，但他们还是热爱DNA检验。我们这里一个90后年轻人说，他埋头做DNA检验，是因为要对人民群众负责。图为2012年杭州地区DNA技术人员全家福，即使是同行，大多数人也只是知道他们的名字，很少有机会看见口罩之下他们的笑颜。我们这个团队都从事法医DNA技术分析，都很单纯，虽然是在实验室寻找罪犯，但直接面对的还是丑与恶，好在大家的好奇心、同情心、责任心总是相辅相成。”高林林回忆，“大概10年前，我女儿还在老家，我有四、五个月没见到她，盼着国庆回老家，提前买了火车票。听说国庆轮班，我急得在实验室哭了，下班时又去退了火车票。李老师后面听说这件事，她说她替我值班，让我回家看女儿。我又买了火车票，回家和女儿一起呆足三天，心满意足地回来。当时我就想，回来以后怎么加班，我都愿意。”李佑英团队，有个微信群，名字叫“等位基因”，这是同源染色体中最亲密的一种基因。值得一提是，在我们真水无香公益采写过很多文章的叶家喜老师，曾是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一名法医，也是“等位基因”的超级亲密战友。杭州DNA实验室从三间房延伸到了一层楼，从一个李佑英只身应对，成长成了一个团队协同作战。他写：“李佑英的实验室里大多都是女法医，她们是柔弱的女子，她们又是案件迷航时的希望，她们不惜代价在网上布下的那些基因密码，不断地在填补缺憾。我偶然想，如果说李佑英是一朵花，那么现在，她已经将花开成了两朵，三朵，四五朵……每每乘坐杭州地铁一号线途经李佑英实验室的楼下时，我都会不由地在心中默默念叨，花儿，安好。”李佑英一向谦虚，只有在回答“女儿喜欢妈妈多，还是喜欢爸爸多”时，她会很开心得回答，“喜欢我更多”。李佑英的办公桌，一抬头，就能看见两只猫头鹰，是女儿去曼谷带给妈妈的礼物，猫头鹰上还分别绣上了她和妈妈的名字。两年前，李佑英女儿要去远方读书，出发前，担心妈妈会偶尔觉得寂寞，送给李佑英两只小猫咪，替自己给妈妈作伴。平时如果有空去食堂吃饭，她总会多买一份白虾，带回家给小猫咪享用。“有时候，我看见小猫的眼神里，好像看见了人类看不见的东西。我顺着它们的目光看过去，觉得明明是平淡无奇的，可是还是会好奇，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猫咪的DNA是怎样的？猫咪中，真的有神灵么？为什么猫咪的平衡感这么好？飞檐走壁，尤其当她瞬间跳跃起身，是那样的轻盈，你知道吗，猫咪是会飞的！”李佑英的猫咪，左边小猫咪名叫嘿呦，是个粘人的小小猫，右边小猫咪名叫C罗，这是它自己抓阄选的名字。李佑英在讲这些时，全然不像是一位科学工作者的模样，她的大眼睛里依然有《城南旧事》中，英子一样的好奇与忧伤。想来，这也许是岁月给一个女人最好的礼物，就是让她的心，总有一个角落，一直崭新，一直闪闪发光，一直探索未知。前几天，李佑英难得地休了年假，她带着女儿回江西南昌去看父母。“走在小区，遇到从记忆中走进现实的叔叔阿姨，他们见到我走在父母身边，都会热情地打招呼说，是去杭州的老二回来了么？听着觉得很亲切。”临回杭前，86岁的老父亲嘱咐她，“春节要值班就不用回来了。好好工作吧。”文中，萧红写的爷爷家的院子，也不觉让李佑英想起她童年时，奶奶家在丰城乡间的宅子，雕花窗的老屋门前是小河，屋后有菜地，风吹过来，春天有树叶的苏醒，夏天有光阴的流淌。这才知晓，她早已不是那个一直在温柔乡之中的女孩了。李佑英，浙江省首家重点司法鉴定DNA专业实验室的创建人之一，被浙江省公安厅聘任为第五届、第六届全省公安机关刑事犯罪侦查专家。先后荣获个人三等功3次，获得过“杭州市公安局优秀共产党员”“杭州市公安科技先进个人”“浙江省优秀人民警察”“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刑事技术先进个人”“杭州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2003年1月，首次对大载体（黑色皮手套）进行DNA核验；2007年4月，首次引进细胞收集仪器检验脱落细胞破案；2010年起，在李佑英的引领下，杭州市规模化建设分县局实验室，目前建成的12家分县局DNA实验室，投入使用后均能迅速在实战应用中发挥实效作用。在温州工作时，因为一个案子去北京出差，李佑英特意留了一点时间去长城，也许从那时起，她就懂得了，在法医的世界里，只有不断攀登，才会不畏浮云遮望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