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楚国八百年》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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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楚国八百年》第八集：涅槃

纪录片《楚国八百年》第一集：初生

【解说词】

年轻的楚怀王无力对抗权贵集团庞大势力，屈原的改革事业被迫中断，秦相张仪以六百里土地的承诺骗取楚怀王与齐国断交，楚怀王勃然大怒，草率出兵。丹阳之战，楚师大败，大兵压境，楚怀王亲自赴秦议和，却遭囚禁。三年后，楚怀王在咸阳郁郁而终，屈原在绝望中跳进了汨罗江。秦师南下，寿郢陷落，楚国宣告灭亡，承载了八百年历史的楚国在战火中沉埋于地下，古老的楚文化又将如何延续自己的生命。

战国晚期，随着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华夏大地上只剩下了七个主要国家——秦、楚、齐、魏、赵、韩、燕，各国合纵连横，上演着一场场精彩激烈的争斗。公元前329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代雄主楚威王去世，其子楚怀王即位，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国人张仪来到秦国，不久成为相国，这两件事深刻地影响了楚国历史的走向。

即位这一年，楚怀王三十一岁，这位在楚威王羽翼下一帆风顺成长起来的君王性格宽厚、率直天真，他有着楚国国君一贯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却缺少在这个严酷时代生存所必须的狡诈和城府。楚怀王登基前不久，父亲楚威王刚刚灭了越国，楚国由此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楚怀王继承的是令当时所有人都艳羡不已的遗产，疆域广袤、物产丰饶、国库充盈。年轻的楚怀王雄心勃勃，力图有所作为，在楚怀王的支持下，屈原在楚国展开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国家的兴衰关键在于人才，因此屈原殚精竭虑要建立起严明的法律，制定公开的用人标准，以求那些外流的人才回到楚国，使楚国重新焕发青春。

屈原的改革势必影响权贵们的利益，因此遭到贵族们毫不迟疑的抵抗，他们开始施展娴熟的手段，污蔑诋毁屈原。听信了谗言的楚怀王渐渐疏远了屈原，年轻而没有政治经验的楚怀王无力对抗权贵集团盘根错节的庞大势力，在官场根基不牢的屈原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改革事业就此中断。一心报国的屈原迷茫不已，他怨愤楚怀王对自己忠贞的怀疑，满怀悲凉地写下这样的诗歌：“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屈原悲愤地仰天长啸，如果我的进言不是出于忠诚，可以让苍天来为我作证。然而没有人听到他的呼喊，在各国争先变法，日新月异的同时，楚国政治却沿着旧节奏缓慢地走下去，权贵集团的惰性和内争断送了楚国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

早在楚威王即位期间，“合纵连横”这个新的名词就开始出现在各国政治家之口，“合纵连横”的产生源于战国晚期各国之间愈演愈烈的兼并战争。由于秦国位于西部，阻止秦国东进的办法是由北到南建立一道垂直的屏障，这道屏障以燕赵为北端，韩魏为中端，楚国为南端，各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面对这个制衡秦国的合纵战略，秦国的对策是建立横向同盟，与韩魏结盟，截断这道南北屏障。

反秦联盟这个理论基础跟今天欧洲的均势理论非常相似，国际和平是建立在各国力量对比大致均衡的前提之下，如果有一个国家过于强大，那么势必破坏这种平衡，从而引起战争。

于是战国时期，外交战场上展开了以张仪为首的连横派，和以公孙衍、苏秦为代表的合纵派之间的斗争。公元前318年，经过苏秦的游说，楚、赵、齐、燕等几国结成联合共同伐秦，因为楚国最为强大，楚怀王被推为纵长。屈原等眼光长远的政治家一致支持合纵之策，因为楚国最大的威胁毫无疑问来自于秦国，虽然秦国实力与楚国相当，但它的扩张欲望却是六国之中最为强烈的，对于楚国而言，团结六国，共同抗秦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然而，楚怀王对于合纵的意志并不坚决，秦楚两国曾有着数百年的友好关系，心地善良的楚怀王不愿意主动率兵攻击昔日的盟友，楚国将领一再请兵但怀王始终踌躇不决，反反复复地犹豫之后，楚怀王最终决定派出很少的军队象征性地应付一下这场反秦的联盟战争。

其实，关东六国无论从人数、兵力、装备，都可以说是远远超越关西秦国的，关键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各怀异志，打着自己的算盘。怀王作为纵长，只是做做样子，他当时就说：“我仍然能号令诸侯”仅此而已，因此他并没有一个周密的计划，甚至也缺乏战胜秦国的勇气和信心，其它的国家也觉得这是一个临时的乌合之众，不足以和秦国抗衡，每个人都是不去不行，去了也打不赢。所以每个人都不想恋战，都不敢正经的和秦人交锋，所以他们在函谷关外驻扎了很长的时间，最后不了了之只能退兵，秦人便开始追击，然后分化瓦解，分而治之。

轰轰烈烈的反秦联盟战争草率收场，楚怀王的国际威望大受损失，而经此一战，秦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楚国和齐国的联合将是秦国东进的最大障碍。

公元前313年，秦相张仪带着全力拆散齐楚同盟这一任务出使楚国。战国时代，国际间出现了一类专门人才，叫做纵横家。他们的特点是以口才学为立身之本，专靠游说谋取成功。老练的国际政治家张仪和缺乏城府的楚怀王在楚宫中展开了一场会谈，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楚国，但张仪对于破坏反秦的连横同盟满怀信心。张仪首先提起楚怀王率军攻打秦国的那场战争，他说，“秦楚三百年交好，怀王却联合六国攻打昔日盟友秦国，但秦国国君并不怪罪怀王，秦楚两国想恢复过去两国的友好关系条件便是楚国必须和秦国的敌人齐国绝交。”为了让楚怀王动心，张仪呈上地图，表示只要楚国不再与齐国交好，秦国愿意将过去从楚国手中夺走的六百里土地归还给楚国。收复六百里故地是楚国君臣多年的愿望，楚怀王颇为动心，于是张仪的计谋奏效了，为了得到六百里楚地，楚怀王做出了与齐国断绝关系的决定。

当群臣知道这件事之后，大家都来向楚怀王道贺，恭贺他又拿回了“商於之地六百里”，但这时有一个叫陈轸的大臣就觉得：如果你要毁灭齐楚联盟也可以，但是不能够被张仪耍了，你要得到土地之后，再毁盟也不错。但是可惜的是，陈轸的这一番忠言，楚怀王并没有听进去，因为楚怀王觉得秦人不会欺骗他。

受过严格贵族教育的楚怀王还信守着春秋时代贵族的诚信传统，他没有想到秦国已经把这个传统抛到了九霄云外。在楚国宣布与齐国绝交后，怀王派使者到秦国接收土地，不料张仪矢口否认自己的承诺，六百里土地变成了六里。

这段历史在《史记》里的记载更具有戏剧性，楚国断交之后，张仪闭门不出，假装乘车摔断了腿，不接待楚国使者，楚怀王认为是自己断交不够彻底，又派勇士去骂齐国人，齐国便和楚国断交了。等到楚怀王和齐国断交之后，楚怀王派使者去齐国索要土地，没想到张仪出尔反尔，言而无信，非说当初说的是“商於之地六里”，但一个国家要六里地有什么作用呢，所以追根究底张仪是存心欺骗楚怀王的。

发现上了当的楚怀王勃然大怒，秦人的言而无信让他感到深受侮辱，楚怀王在一怒之下决定立刻起兵攻打秦国。楚怀王轻率的决定遭到了将领们的反对，但是他还是坚持把缺乏充分准备的楚军派往边境，与秦军大战于丹阳。楚国匆忙出兵，秦军有备而待，丹阳之战，楚师大败，楚国不但没有拿回秦国所承诺的土地，而且还丧失了自己的大量领土，以及两座地处战略要地的城市。丹阳之战后，楚国边境门户大开，秦国终于打开了东向发展的通道。

在丹阳之战后，楚国在多次战争中失利，公元前299年，秦国又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大兵压境，楚国不得不忍辱求和。秦国开出的条件是，只有楚怀王亲自去秦国议和，秦国才能考虑和平。秦国险不可测，楚怀王赴约，就如同羊入虎口，楚国上下顾虑重重。

秦国再次提出秦楚联姻，就是秦国把秦国的公主许配给楚怀王，来结两国的“秦晋之好”，提出的条件是楚怀王必须亲自去秦国迎娶秦国的公主，当这个事情在楚国传开之后，楚国出现了两派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派声音反对楚怀王去秦国迎娶公主，但是另外一派，也就是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主张楚怀王到秦国去，理由就是一旦把秦国的公主娶回来，秦楚联姻，楚国就没有来自秦国的威胁了。

身为一国之君的责任感让楚怀王在危险前面没有选择逃避，虽然几年前他被张仪欺骗得那样惨痛，但是这位厚道天真的国王仍然认为那只是出身卑贱的张仪不讲贵族原则的个人行为。他相信作为世代贵族，秦王绝对不会在天下诸国面前公然失信，深受礼仪之规、贵族传统束缚的楚怀王依旧没有吸取之前被骗的教训，执意踏上了赴秦之路。

在春秋时，别人都很遵循周礼，但楚人是上升时期，他往往就是不遵循周礼，“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从西周到春秋都是这样的，把周天子，把其他的诸侯国甚至不放在眼里，但是到了战国时期以后，楚人随着和中原的交往越来越多，楚人对中原文的吸收力度越来越大，渐渐地受华夏文明的影响也越来越深，楚国效仿中原的那些国家，放弃了原先的那些遵守，但是楚国又很慎重的把它捡起来。

在崇尚权诈的战国时代，楚国统治集团还保留着春秋时代礼乐文明熏陶而成的质朴和文雅，他们的一言一行仍然要在《诗经》、《尚书》中寻找依据。在国际关系上，他们本能地讲求诚与信，他们迟迟没有发觉此时诚信已经不再是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反而成了政治家身上的绳索和镣铐。

楚怀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赴秦的代价竟然是彻底失去自由。抵达武官之后，秦昭襄王没有如期赴约与他会谈，相反楚怀王被秦人劫持到了咸阳。秦昭襄王提出楚国必须割让两个地位极为重要的郡，否则就把楚怀王囚禁起来。此时的楚怀王才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所以非常地愤怒，但楚怀王觉得自己毕竟还是大国之君，不能接受要割地的耻辱。

秦国的如意算盘是把楚国国君抓到手里就可以任意操纵，轻而易举地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利益，却没想到无论怎么威胁，楚怀王都毫不退让。楚怀王的举动让秦昭襄王大惑不解，从小所读的那些法家著作早就告诉他，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在异国为囚和回国为君这两个选择面前，答案是如此简单。生长在实用主义氛围中的秦王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楚怀王为何宁死不屈。无奈之下，他只好下令将楚怀王继续囚禁。

公元前296年，被囚禁三年后，楚怀王在秦国国都咸阳郁郁而终。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楚怀王是礼乐文明培养出的最后一代国君，他用自己的生命为礼乐文明殉葬。事实证明，在残酷的战国晚期，任何一点天真和单纯都是无法承受的奢侈，只有铁一般冷酷坚硬的实用主义之花才能在这个寒冷的季节怒放。

楚怀王直到最后还是有一种骨气，还是有自己的底线，他不会因为自己性命的得失而献出自己的国土，因此楚怀王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在他的身上有平庸、有单纯。一方面对于楚国有爱，但又不知道怎么爱，另一方面对于秦国的恨，或者说对张仪的恨，但是又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他们。

秦人最终也没能利用楚怀王得到任何好处，只好把楚怀王的遗体送回楚国。在楚怀王出灵之日，楚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这位生不逢时的君主一生历经失败，但是最后关头，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楚国的利益，没有割让一寸土地给秦国。

在乱世中，道德常常败于不义，楚国在早期的争霸路上曾经将那位轻信仁义的宋襄公碾于轮下，如今历史再度重演，只不过角色进行了互换，楚国变成了为礼义文明殉葬的一方。

公元前278年，秦国成功地夺取楚国西部包括郢都在内的半壁江山，楚国都城被迫迁往河南淮阳，史称陈郢。后来，在秦国步步紧逼之下，楚国又迁都安徽寿春，史称寿郢。楚国人经营了几百年的郢都灰飞烟灭，秦军对楚都的破坏不仅出于对财富的贪婪，更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征服力量，并最终毁灭楚国再度复兴的可能。秦军撤离后的郢都满目疮痍，毫无生机。

在被楚怀王放逐后，屈原原本可以远走高飞，但是他徘徊在放逐之地久久没有离开，他还没有对楚国死心，还在期待着这只凤凰能够涅磐重生。郢都失陷彻底粉碎了屈原对楚国的最后一线希望，他意识到楚国离灭亡的日子不远了，在绝望之中，屈原跳进汨罗江。这位伟大诗人的自杀成为楚文化毁灭的不详序曲，虽然最终屈原的几首诗歌侥幸逃过了秦王朝的大火流传下来，成为了中华文化永恒的经典。这个古国在八百年间积累的无数辉煌灿烂的文化成果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黑暗之中。

郢都失陷后，楚国丧失了半壁江山，苟延残喘期的楚国工艺技术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在楚国东迁后的墓葬中发掘的青铜器铸造简陋，完全不见楚国以前青铜器的技艺复杂与器形的精美。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批青铜器物中，有铭文的铜器26件，其中由“铸客”所铸的青铜器竟高达19件。

铸客是指在楚国手工业作坊中做工的那些外国工匠，楚国的铸造技术原本是十分发达的，现在居然聘请外国的工匠来为王室铸造器物，而且铸造的水平并不见得很高明，可见郢都的陷落对楚国造成的影响是多么沉重且深远。

在郢都故地凤凰山汉墓中出土的一些漆器虽然风格与楚式漆器有些相似，但上面清晰地标有“城市草”、“城市饱”这样的字样，“城市”是成都市府的简称，这说明这些漆器根本不是郢都本地产的，而是从较远的成都市府运来的。也就是说从秦到西汉初期，本来制漆业非常发达的郢都一带很少有人能制作漆器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人们在江苏和安徽等地分别发现了大量楚国金币，数量竟然多达三万多克，从战国中晚期的楚墓中还出土了多件专门用来称量贵金属的天平和砝码，众多诸侯国之中，只有楚国能够制造黄金货币，这反映楚国经济的繁荣，这也正是楚国在丹阳、蓝田两大战役中大败给秦国后仍然能够继续抗衡秦国一百多年的原因。

举国东迁，重建国都，楚人渴望东山再起，此时的秦国迎来了又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秦王嬴政，这一切注定了楚人倾尽所有努力也无法改变楚国坠向深渊的命运。

公元前224年，秦国统帅王翦率六十万大军攻入楚国，他们大破楚军于安徽宿州，楚军最后的精锐损失殆尽。这支以尚武闻名的军队，最后的结局是悲壮的集体毁灭。尸横遍野、北风萧瑟，楚国最后一位将军项燕在绝望中挥剑自杀，用自己的鲜血为名将迭出的项氏家族画上了一个最后的徽章。

公元前223年，秦师南下，攻打楚国最后一个都城——寿郢。最后一任楚王负刍作为俘虏被装在囚车之中运往秦国，他离开的那天漫天大雪覆盖了楚都，上天似乎正是用这种方式为楚国的历史书写一个悲凉的结局。囚车缓缓离开楚宫，宫墙一寸寸远去，楚王负刍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国家。一个古国的历史在他手中永远的结束了。

征服楚国带给秦王嬴政前所未有的信心，最为强大的敌人毁灭意味着历史的走向已毫无悬念。在战国这样一种天下纷争的局面之下，只有强者可以生存到最后，这是一个铁的规律。在战国七雄里只有秦国彻底地建立了这种中央集权的军国体制，那么东方六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周礼遗留下来的贵族政治传统的一些羁绊，所以说它们的变革都不是这么彻底，所以它们最后在竞争中逐渐走向失败也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楚国的最后一位君主匍匐于地上，向秦王行臣子之礼，至此，有着八百年历史的楚国宣告灭亡。灭掉楚国，大势已定，灭楚的第一年，秦国扫除了燕赵残余。公元前221年，齐国不战而降，东周五百年剪不断理还乱的纷争，嬴政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将它彻底终结。原本默默无闻的秦国最终统一天下，法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事实证明，法家文化最适合国际环境，它将秦国上下组装成一架精密坚固的战争机器。对军功和财富的贪婪，对严刑峻法的恐惧成为秦国这辆战车的两个车轮。在短时间内，这架战争机器爆发出难以想象的效率和力量。

法家文化只依靠物质的刺激以及刀剑的惩罚，而中原文明更重人文，更重教化，更重精神追求，中原礼乐文明更适合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但是它不利于在一个在战乱当中保护自己。而法家文化则是能够在这种激烈竞争的剧烈变动的这种社会环境之中能够迅速地凝聚整个社会的力量使一个国家强大起来。

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可惜说出这句话的是刘邦的谋士，而不是秦始皇的大臣。过于迅速的成功使得秦始皇更加迷信法家的力量。在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把法家文化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他用严刑峻法驯服那些刚刚被征服的六国人民，谁稍敢反抗就会立刻被关进监狱，秦始皇毫不尊重那些不能变成粮食和兵器的文化遗产，他将诸侯各国的书籍统统烧掉，其中包括楚国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和无数精美的诗歌作品。为了彻底封锁百姓的大脑，他将那些敢于发表不满言论的知识分子一个又一个活埋。然而，成也法家，败也法家，缺乏节制的巨人最后总会因为滥用自己的力量而倒下。秦始皇死后还不到一年，楚人陈胜、吴广就敲响了秦王朝的丧钟，因为服劳役时遇到了大雨误了期限，将被处死的农民决定发动起义，这一小小的意外事件很快点燃了楚国故地反秦的大火。

他们的起义大军很快就攻陷了原来楚国的都城，他们以陈县为中心建立了楚的政权，这个政权就号称为张楚，所谓“张楚”意思是张大楚国，发扬光大楚国，从另外一个意思来讲，可以发扬光大楚民族，楚文化这样的一个精神，以此来号召全国的老百姓起来推翻秦的暴政。

楚虽三户，而能亡秦，这一事业虽然没有由陈胜、吴广完成，却由另一位楚人项羽完成了。率领着楚国世家后代为核心的八千江东子弟，项羽杀进咸阳，一把火烧毁了秦始皇费尽心力硬件起来的壮丽皇宫。秦国数十代君主努力的成果，耗费了几百万生命建立起来的秦王朝和这座短命的宫殿一样终成昙花一现。秦王朝留下的唯一遗产是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秦文化的非人道性导致它是一种不能长久的文化，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在征服阶段，统治者可以依靠武力和狡诈，但是在治理天下之时，就要视民心之所向，调整统治政策，吸取中原礼乐文明的长处。遗憾的是，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没有来得及学会这一点便土崩瓦解。秦文化如火，虽然壮烈绚丽，却很快烧尽了一切；楚文化如水，表面柔弱，实际持久，它的灵魂如同九头鸟一样很快就死而复生。

公元前202年，昔日的楚国百姓，沛县人刘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那些和他一起推翻秦王朝的战友也大多是楚地之人，汉王朝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楚国的再生。刘邦建立汉王朝之后，汉朝在政治体制上是汉承秦制，也就是说像法律、规章制度、国家体制是用的秦朝的，但是在文化上是汉承楚制，像服饰、歌舞、文学、哲学，都是从楚国人这里继承的。

然而，汉王朝毕竟不是楚国的延续，历史之车无法回头，虽然抛弃了秦朝的历法、秦朝的歌舞，但秦王朝最主要的政治遗产——皇帝制度却由汉王朝纹丝不动地继承下来。可以说，汉王朝是楚文化和秦文化的混合体，不过秦文化是骨，楚文化只是肉。

一个承载了八百年历史的古国在战火中永远沉埋于地下，不过死亡的只是躯体，永远活着的是高蹈的灵魂，那些古老而辉煌的文化总会有着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它们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顽强地传递着自己的优秀基因。

今天，在楚国故地，我们仍然可以辨识出大量楚文化的基因，楚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进取精神，锐意革新，不断开拓的创新意识，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和崇武爱国的传统穿越了两千多年的时光依然流淌在楚国故地百姓的血脉中。人们习惯把湖北人称作“九头鸟”，这个称呼充分表现了湖北人灵动机变和富于创造力的性格特点，古人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近人杨度则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与荆楚大地的火辣辣、热烘烘，执着好胜的性格不无关系。

武汉有一句方言，叫做“不服周”，就来源于楚人对周人的反抗，他就从来不遵守既成的礼制，敢于独立创新。

楚文化的传承不仅是精神的传递，更是物质文化上的继承，在湖北恩施，至今仍然又一批靠割漆生存的人，正如同今天这些漆树的基因仍然来自两千多年前的种子，楚国古老的髹漆技术依靠这些人传承至今。同样，荆州地区的艺人经过多年摸索已经完整地复原了楚系青铜器的制作技艺，几千年前那些精美绝伦的楚国青铜艺术重获新生。

楚国灭亡之后，王宫之内的织工绣匠星散四地，原来只见于王宫的楚绣针法从此在荆楚大地流传开来，如今，在这些灵巧的手指间依然流淌着两千年前楚国绣工的韵律。在今天鄂西地区，民间流传着楚国苞茅缩酒的遗风，为了祈求五谷丰登，巫师们燃起大火将一杯杯酒洒于茅草之上，透过炙热的火苗，我们依然可见楚文化的灵魂在火焰间的跳动。

楚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的灵魂获得了永生，战胜了时间，战胜了历史，楚文化已经涅槃为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永远翱翔在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