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于右任》
1964年末，已经卧床数月大小便失禁、皮肤溃烂的于右任，突然回光返照，在已气若游丝之际，从沉睡中醒来，颤颤巍巍地先是竖起一根手指，而后又竖起三根手指。
陪侍的一屋子人均不解其意，不断问于右任何意？不管怎么猜测，于右任都还是摇头。人们无从辨猜，只能哀叹！
弥留之际的于右任
直到1964年 11月10日，于右任驾鹤而去，才不断有人悟出：先生的那个“一”和“三”，指的是将来中国统一了，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啊！
重病之时，写了一辈子字的于右任把遗嘱写了又撕，撕了又写，终于还是一个字也没留下。鉴此，治丧委员会将他两年前病危时写的《国殇》（即《望大陆》）视作他的遗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这啼血的诗篇，而今已广为炎黄子孙所传颂。他眷故土、思统一的爱国情怀，与陆游的“但悲不见九州同”一样，已然成为成为千古绝唱。
1964 年台湾邮政总局发行“元老记者于右任”邮票，上面有于右任所书“为万世开太平”
在战争年代，作为奉行“天下为公”的书法大师，时人评价于右任的书法是“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
书写中的于右任
1948年5月，国民政府副总统选举空前激烈，几位候选人各显其能，派车、摆酒、送礼、拉关系，问及另一重要参选人于右任，答曰：“我有条子。”代表们诧异：于大胡子啥时候有金条了？到时一瞧，却也不凡：为了让代表了解自己的思想和打算，于右任每天在屋内摆一书桌，置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凡代表即送“为万世开太平”条幅。同时，另设一长桌，放置他签名的照片2000张，每张照片上签有各代表的名字，分省、分市、分县或分职业排列，由代表们上门时自己检取。每天上门拜访于右任的人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大多数人都悟出于右任是以声望和一支笔作为竞选的力量。
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即遭淘汰。他的一位同乡代表说得十分中肯、有趣：“纸弹是敌不过银弹的。”次日他准时出席，一派飘逸大度，全场代表起立鼓掌，达10分钟不息。即使最后是李宗仁获胜，但于右任清贫豁达的形象，却成了民国官场的典范。
于右任从小便在私塾中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间从太夫子汉诗亚农公学草书，临王羲之《鹅字帖》，遂得书学启蒙，对他后来书法求新求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活临”而不是依样画葫芦，是于右任临习古人法帖的最重要艺术经验，这正是体现了“学我者活，拟我者死”的艺术理念。于右任把写字当作一种运动，一种乐趣，每日临帖不辍。他作书时常以香烟罐贮墨，每罄一罐则大呼“取墨来”！他的草书深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喜爱，政坛显要、名流时贤、后学僚属，以至贩夫走卒索墨者如过江之鲫。
曾经就有一则趣闻，说的是于右任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期间，常有人在墙角便溺，于是于右任便写下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大字，叫侍卫官贴到该处。侍卫官灵机一动，来了个“偷梁换柱”，他请人另写了六个字贴出去，把“真迹”改为“小处不可随便”裱起来，视为珍宝。
于右任书秋瑾墓志铭
当时于右任为知友作书很讲究用句的贴切。如为张大千题的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为蒋经国题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校友黄季陆赴台后掌管教育，于为他题的是“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科学文明迎头赶上”。一南洋华侨请他为当地的关帝庙题楹联，他考虑华侨不谙古汉语，用白话文写就：“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于右任既然不贪财，那么为人写字就更不会看来者的职位与身份，标准只是他喜不喜欢。宋子文很喜欢于右任的字，特置一把珍贵的扇面，托人请于右任题墨，于右任拒绝。但于右任却为南京夫子庙大集成酒馆的女侍写了一副：“玉壶卖春茅屋赏雨，座中佳士左右修竹”。
于右任 《第二次大战回忆歌》 局部
因为于右任的字很值钱，台湾的很多落魄文人都靠写于右任的伪作来度日。于右任的下属知道后坚称必须“严惩”，于右任反倒关照“不要为难他们”。不仅如此，见到台北和平东路街头一商店招牌也假冒他的字，于右任不仅不恼，还欣然为店主重题了一幅真迹。店主送一大笔润金，于右任却坚持不收，店主则感激涕零嗟叹不已。
于右任前后修订了九次《标准草书》方才定稿。在台刊印时，于右任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但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
由此可见，于右任的字品、人品皆为上品。也因此于右任的口碑，在民国政要中一直都是最好的：于右任一生布衣粗食，早年穿的布衣布鞋，都是夫人亲手缝制。他做高官，享厚禄，但他是真正的一介布衣：穷。于右任几乎是一辈子闹穷。
30年代，他患伤寒，上海的名中医陈存仁为他治愈，他无钱付诊费，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赠之。
于右任书总理遗嘱立轴（西安市文物局）
于对陈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
作为国民党要员，政事之余于右任便涉猎碑帖典籍，逐渐醉心于北魏书法。虽然平素“寒酸”，可到了碑石收藏上，于右任可从来没有手软，于右任回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时，闲暇之余对搜求购置碑石墓志兴趣颇浓。经20年的辛苦搜集，耗资十余万银元，收集保存了390余方墓志书法，其中，魏墓志就有149方之多。因其中含有七对夫妇合志，遂自命斋号为“鸳鸯七志斋”。
鸳鸯七志斋
为保护这些珍宝，1940年，他面托杨虎城将军避开侵华日军的追踪，派专人将这批珍贵的碑石由北京护送回西安，捐赠给西安碑林。其中“军中偏有暇，稽古送黄昏”便是当时搜求碑石墓志的写照。
于右任既重视对于文化的保护，也能从中汲取营养，于右任的行楷书艺术，便是在北魏楷书中融入了行书和隶书的笔意，可谓融碑帖于一炉，形成他独特的书作。于右任早年书从赵孟頫入，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于右任之所以喜欢魏碑，是因为他欣赏魏碑中的“尚武”精神，有粗犷豪放之气。这就是他把书法审美与振奋民族精神结合起来的理念。
于右任手书 中兴大任
那么，究竟为什么以于右任的地位和才干，却甘愿穷上一辈子呢？
这缘于他一生清廉，不置私产，但是，就在持守清廉安于平民化生活的同时，于右任却以其远见卓识，以极大的热忱关心扶植文化教育事业，或出巨资；或亲自奔走上下斡旋。一腔爱国之诚感动引导过无数人。于右任艰难兴学，深得孙中山赞赏。他认为“欲建设新民国，当建设新教育 ”。他十分注重兴学，除在上海创办“复旦”、与共产党人共办“上海大学”外，更关注家乡的教育。
二三十年代，他就呼吁社会贤达“兴学兴农”、“开发西北”。在陕西，于右任首倡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大），他任国民革命军陕西总司令期间，创办了陕西中山军事学校，以及渭北中学。最早于1917年在三原县建民治小学，让穷人的孩子上学，减免学杂费，甚而提供助学金。资金完全由他募集。他无产业，亦不经商，其困难窘迫可以想象。1940年前后，民治小学校长王麟生写信给于，称学校经济困难难以为继。于右任复信云：“我就是穷得卖字，也要支撑这所学校。”
最令人感动的是，1927年间，陕西三年大旱，饥民为了活命，挖坟掘墓，变卖殉葬品度生。抚育于右任成人的伯母房太夫人的坟也未能幸免。乡人报告于右任，于右任悲痛万分。他由此猜度灾情严重，理解那是饥民“万不得已”，自感不该责怪饥民，复电：“不要追究”。
后来，于右任返故乡扫墓以诗记之：“发冢原情亦可怜，报恩无计慰黄泉。关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儿哭墓年。”
于右任《行楷吕坤呻吟语》
晚年的于右任，仍然闹穷。耄耋之年患牙疾，想装一口假牙，因付不起8000元新台币而作罢。生病住不起医院，副官惊动蒋经国后才得以住院就医。
于右任逝世后，台湾当局政要和于右任的长子一直在追寻他的遗嘱，却始终不得一见。打开他的保险箱后众人呆了，人们赞誉：“右老遗产，仅有账单，清廉自苦，元老典范。”台报则说：“三十功名袖两风，一箱珍藏纸几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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