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做过头，就离结束不远了

时代的稻草人

易枝沥泉文 |

北大的江湖，一直流传着他的“段子手”传奇：一口山西腔，语不惊人死不休，一生“放荡不羁笑点低”，总是突然迷之哈哈大笑，学生商议着带录音机去逗他说话，只为了录他的笑声和段子。

1969年，他被关进“牛棚”，类似的经历已经是人生第三回了——前两回是办进步学生刊物，被国民党抓了进去。

而他的改造，也让“同棚”的季羡林看得啧啧称奇——真有这么画风奇特的“反动知识分子”吗？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的弟子、钱理群教授的老师——王瑶，一个在学问上严肃不苟，但在人格上却洒脱不羁的知识分子。他本该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式的隐士，却不幸生错了时代。

在那个无论大事小事，都空前严肃的年代，他是唯一敢于“不严肃”，也做到了“不严肃”的人。

◎“明白人” 是怎么破解三道难题的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深沉的隐逸情结，而王瑶已无处可隐，干脆就撸起袖子，隐居于“牛棚”。

我们知道，“牛棚一代”的知识分子中，不管是什么学术大牛、文学巨匠、革命先锋，统统都要做三道题：劳动改造、接受批斗、写检讨书。在这三件事上，没有哪位比王瑶玩得更洒脱。

洒脱不羁的王瑶，教出来的学生当然也不走寻常路。钱理群写王瑶，是怎么写的呢？在《岁月沧桑》中，他把王瑶从1952年到1969年写的四份检讨书，逐一抖落出来，除了每份检讨书背后沉重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是“明白人”王瑶在面对三大难题，如何“放大招”的：

——教授们被赶去扫大街，一个个窘迫难堪，觉得“斯文扫地”，他抢先上前，“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干完活，更不忘寻乐：“偷偷泡上一杯茶，抽上一斗烟”。

——被批斗时，他看懂了群众批斗的游戏规则，成了最熟练的“蒙混过关派”：认错永远最积极，反思永远最深刻，却总是编造自己的“小错误”来回避“大错误”；道德污水从不回应，被学生批判从不解释，而被要求揭发别人时，从来都是“我不认识”“和他不熟”。

——检讨书，他是一众“大牛”里写得最好的。别人一肚子才华都变成了极端年代的“八股体”：内容雷同、政策性强、词条量少、句法简单、检讨书文体，唯有他保持着“王瑶式文体”，语言精彩，金句频出。

“上课马KS，下课牛KS，回家法XS”，王瑶对于他的名言如此辩解，“我是在分析文学人物形象”。

世界逼他认错，他精心应付，世界想让他屈服，他却懒得理睬。

事后来看，那个一切都要求严肃的年代，反而对生命和尊严最不严肃。而他是为数不多的，真正严肃对待生命和尊严的人。

知识分子，真的不简单。

◎他一眼看穿了结局

在批斗者看来，王瑶最狡猾，最顽固，也最不老实：

“王瑶时时观测政治气候，以便及时戴上口罩，预防瘟疫，这是何等的心虚。”

可他也有脆弱的时候，一是被子女划清界限时，感到紧张、悔恨和痛苦。二是在学术问题上，他总有股不悔改的傻劲冒出来，吃了很多苦。

家庭和书斋，是王瑶式知识分子最后的精神寄居之处。孔子说，如果天下有道，读书人应该入世，相反，则应该去隐居。这也是中国文化最后的精神退路——当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时，郁郁不得志时，至少可以做陶渊明、做嵇康、做王维，避居世外，回归书斋和家庭，寄情自然、人文和学术，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尊严。

然而，在最具“彻底性”的革命洪流中，知识分子两千年来最后的退路也被吞没，无论是寄托学术理想的书斋，还是亲情支撑的家园。

可王瑶毕竟是王瑶，不仅没有像邓大人说的那样“哭哭啼啼”，反而在“牛棚式隐居”中，一眼看穿了那个年代的结局：如果连王瑶这样无可救药的乐天派都忍不下去了，还有几个人能忍得下去呢？

逻辑简单，却无法辩驳，慢慢地，批斗变成了奉命表演，法官和犯人都不认真相信和对待所说的一切，大家都开始走过场。王瑶长长吐了一口气：事情做过了头，就离结束不远了。

◎他永远是“飙车老顽童”，却有着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1987年，已73岁的王瑶，在北大学生的哄堂大笑中介绍自己：

“水深火热”——天天喝水，天天抽烟；

“颠倒黑白”——牙齿黑了，头发白了，可还是个老顽童；

“语出多谐”——爱开玩笑，到死也改不了；

“时乘单车横冲直撞”——原来，他竟是个被时代辜负的“飙车少年”。

一个王瑶式知识分子最大的遗憾，莫过于生不逢时，如果早生数千年，他也许可以和庄子谈论鱼的志向，和竹林七贤在山林中长啸和裸奔，披着草提着酒壶去陶渊明家里吃鸡，和李白一起跟酒杯里的影子对饮。如果晚生几十年，他至少也可以在北大燕园里飚起单车，卷起一片泥点子和尖叫。

当一个人的有趣刻在骨子里，甚至深入灵魂时，就算外表滑头，内心深处却永远无法媚俗。钱理群回忆，他和王瑶越来越熟后，就格外反感知识分子经历那十年后的状态——大都变成了“爬行现实主义者”。

乐观到无可救药的王瑶先生，内心深处也有无法弥补的隐痛——王瑶亲传弟子、被奉为北京大学精神符号的钱理群先生，在《岁月沧桑》中记述了这一幕：

当他和学生谈到“中国需要学者，却没有大学者”时，听者突然捕捉到他“眼光中的一丝惆怅，心中一震。猛然意识到，先生的不满、失望也许更是对他自己的吧”——他的“做第一流大学者”的梦想，早就终结在不断的批判和检讨中了。

王瑶与他的学生（后排左二钱理群）

两年后，王瑶去世，钱理群等学生送上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

写下传世文章，继承往圣绝学，为天地生民立命，开万世太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最深处的信仰。但这一信仰，也成了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跨不过去那道坎——夹在“修齐治平”的中国传统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的现代之间，但却意外地被革命叙事俘获，至今依然“为赋新词强说愁”。

“是真名士，自风流”。钱理群先生笔下的王瑶，他生错了时代，却用爽朗的大笑，击穿了铁一般的沉闷现实，让人们对知识分子重拾信心，却又不免为之扼腕叹息。这一逍遥、优雅而高贵的人格，已随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离去日益迷失，他们的精神家园、内心追求和对时代的深刻洞察，也少有人再去追溯。

巨变时代，知识分子群体不只有王瑶这样的逍遥派。名仕变节、巨匠厄运，也从未缺席过。钱理群教授在《岁月沧桑》中，足足描述了七位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七类最典型的知识分子，潜藏着七种不同的文化脉络和思想根源。

然而，他们都迎来了共同命运——同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革命叙事和历史逻辑发生了大碰撞。

由此，也留下了苦难的人生传奇，只有在碰撞的火星中才能迸发的人格魅力和高贵才华，以及用一生悲剧写下，却总是被时代忽视的教训、反思和洞察。

已到暮年的钱理群先生沉思十年后，写下的这部《岁月沧桑》，不只是对自己恩师的致敬和缅怀，更是为了被遗忘的北大精神传承，和王瑶先生最后的教导：“说了等于白说，白说还是要说。”毕竟，知识分子最大的失职，就在于“不开口”，而让悲剧在一片沉默中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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