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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l 粥左罗（ID：fangdushe520）近几年，疫情不仅冲击了全球经济政治，也影响到了我们每个人。国际环境越发复杂，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今天这篇文章，来源于时代财经联合新周刊硬核读书会携手推出的深度访谈栏目《锐见》，他们围绕经济发展和个人关切，与学者对话，传达理性和智慧之声。
“FIRE”，一个在年轻人之间流行的新词。FIRE全称是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翻译过来就是财务自由、提早退休。饶然有趣的是，FIRE作为一个单词，还有辞退的意思。某种程度上，对于年轻人来说，实现财务自由似乎并不需要家财万贯，只是需要辞职的勇气和降低自己对物质的欲望，比如，离开大城市，回老家或搬到乡下。或许是不想被各种世俗的愿望，例如买房，裹挟得停不下来；又或许工作把人的精力、热忱、多样性都被榨干，就连晒阳光的机会都没有……在这个不确定性增大的当下，有些年轻人对生活感到迷茫和不安。这些情绪背后的底层原因是什么？怎么看待这些年轻人的迷茫？应该如何对待买房买车的世俗标准？近日，我们带着这些年轻人关心的话题专访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68岁的梁永安是一位“网红教授”，也是年轻人争相追捧的情感导师。在专访中，梁永安表示，诚然，当下世界处于不确定性中，年轻人的迷茫是可以理解的。但回溯历史，年轻人都是在不确定性甚至低迷的时期成长起来的。在梁永安看来，年轻人要有大历史观，不能只看到波涛汹涌，看不见大河奔流入海，看不到大方向。年轻人若只会带着灰暗的情绪抱怨，后面赶上大发展时期就会失去自己的社会价值。梁永安进一步指出，当代年轻人的迷茫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有关，社会从过去乡土的熟人社会进化到陌生人社会，人与人的连接、彼此的支持并无建立起来。在此背景下，当代年轻人的使命是构建新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特别是建立人与人之间新的连接方式。“要这种建立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连接是需要人们去探索与实践的，需要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独立精神。”在梁永安看来，买房买车等世俗标准可能是过去农业社会积累下来的、陈陈相因的范式，人一旦迎合那些标准，资源就被耗尽，难以探索其他可能性。梁永安谈到，社会不断涌现出很多新的需求、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因此，年轻人如果找工作追求安稳、安逸，或是父母对孩子过分保护、让其“啃老”，都是不可取的。 梁永安：这挺正常的，每一代人都是这样过来的，都要经历不确定的时期。当下年轻人生活的历史跨度比较短，像我们这一代，从小学到大学，再到后来改革开放，每个时期都面临巨变，经历很不一样的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类进入了第一次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不久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又是人类经济发展的高速时期。每一次不确定的动荡时期，后面都会进入大发展时期。在不确定的时代，一些关于人性与社会的复杂性都会呈现出来。所以，我认为，当下的不确定使得这一代年轻人获得了自己精神的拓展，这是青年人修炼成长最好的时代，是认识世界、认识社会最好的时代。年轻人过分注重当下的焦虑，其最主要的任务应是为下一个大建设、开创性的大繁荣时期做好准备，即繁荣时代到来之前，你是什么角色？有什么价值？准备了什么能力？我担心年轻人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大历史观，只会带着灰暗的情绪，抱怨、内卷，后面赶上大发展时期就会失去了力量，失去自己的社会价值。 梁永安：那倒不一样。过去农业社会是一个重复的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更新的社会，更需要人拥有一定的精神厚度以及内在的成长力。未来是个创新的时代，不像农业社会世世代代都过着春种秋收的日子。年轻人未来要打开的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 梁永安：全球化过程中有很多利益需要调整，国际处在试探性、冲突性较强的时期，但不会太长。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各个主要经济体都会受损，必然要尽快寻求新的共存之道。中国属于后发展的国家，影响力逐渐在扩大，GDP的增长速度快，全世界都要适应这个事情。我估计这个不确定的时期大概会持续10~15年左右，过后正好是这一代年轻人进入建设期，基本格局稳定下来的时候。如果你在抱怨中度过了宝贵的10年、15年，你的人生就被动了，苍老了，会被历史甩到后面去。 问：所以你觉得“不要过度努力”这样的言论是不太可取的？ 梁永安：对，就像过峡谷和险滩，如果你只看到波涛汹涌，看不见大河奔流入海，看不到大方向，你就变得狭窄了，情绪、精神就缺乏热能量，缺乏热力，缺乏阳光。 梁永安：很大部分中年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44年来，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最完整的工业，都是那一代人建设出来的。那一代人既有农民对土地的朴实情感，又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工业化时代需要学习很多知识和技术，不管是高铁、高速公路，还是大型工程建设，具体到每一个产业、每一项科学都需要学习。我觉得那一代人“佛系”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应该歇一歇了。他们的付出是巨大的，历史书写那一代人时也是无限尊敬的，他们完成了应该完成的使命。他们“佛系”是因为内心深处已经走完了一段创业路程，面对后代问心无愧。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理由佛系，还没有把这一代人应该做的事做出来。他们要做的不是前一代人那样的工业建设，而是更重要的文化与精神方面的建设，比如新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游戏规则种种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新的情感连接建设。我们从农业社会的血缘与乡土情感应该怎么走向陌生人社会的社会情感？现在年轻人过得很焦虑，是因为孤独。人们的生活慢慢稳定下来，但精神领域里人和人之间怎么重新连接起来，这是全球的大问题。在城市里、在巨大的流动性面前，人和人之间要有一种新的情感基础，一种互相的怜悯与共情，现在这方面还是很欠缺。这一代人的建设任务比前一代还要难，因为这种建设是无形的，是文明维度上的，要去重新创造的。 梁永安：中国人的情感在文化上有属于自己的历史脉络，我们从5000年前就是成规模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养育的中国人文化品质底线是性善论。这就是为什么孔孟讲的都是仁义道德，表达了中国农业民族最根本的情感，是非常朴素的仁爱精神。但以前的仁爱大多存在于家族里、乡土里、熟人社会里。英国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这本书里面讲道，中国社会就是个互相嵌入的紧密社会，彼此是亲缘或乡土关系。但现在我们要实现的转型是一个陌生人社会，是大尺度、大空间的社会。人们背井离乡以后，陌生人之间如何建立起一种温暖的情感关联，这是最难的。在新的经济社会里，利益是相互共生的。在大规模的陌生社会里面，相互之间在有序的规则里形成生活的安全性、稳定性、基于平等基础上的命运互联性，这么一种全民的社会情感，要经过好几代人才能积淀下来。一旦这种社会情感建立，就不会再有“老人跌倒了不敢扶”这一类可怕的现象。我觉得，如果95后、00后这一代人，到了七八十岁时，回头看自己这代人给社会建设出或者初步建设出一种新型社会情感，那就算是已经很了不起了。 问：梁老师说不同于农业社会，现代人生活是陌生人社会，这是年轻人感到压抑、苦闷的原因吗？ 梁永安：现在年轻人的父母一辈是农业社会的最后一代，他们尽管完成了工业化，但他们是用农民精神去开创，进行工业化建设。他们吃苦耐劳，对子女无限地付出，生活上追求买房安居等，类似“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升级版。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化模子养育下一代，年轻人既吸收了新的观念，但内核精神还是继承了父母的文化，所以矛盾性特别强。潜意识、深层意识这样想，脑子里又是那样想，所以现代年轻人很艰难，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是一个战场，都是自我对立的战场，就像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困境。这一代人不能仅通过看书、思考改变自身的困境，更要去行动，要在实践中真正体会怎么生活，自己适合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事。行动是第一重要的，因为社会经验不像农业社会时可以互相传递，有参照系，比如哪个人刻苦学习考科举，如何行孝道等等。现在年轻人要靠自己创造，需要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独立精神。年轻人要去做一点别人没做过的事，或者别人做了，但没做好的事情。我还是特别提倡现在年轻人“行万里路，要给这个世界做点事”的精神。但是，这要付出很多，首先就是生活就要脱离模块化，不要想着又要去做新的事情，又要买大房子，又要开车。世俗的标准一旦压在头上，你就动弹不得，资源都被消耗掉，不能去探索了。你所追求的东西归根到底最后是否会给你带来幸福，还是只有快乐？我觉得一定要把快乐和幸福区分清楚——快乐是一种获得感，但幸福是生命的投入。比如爬黄山，如果坐缆车上去，在山上看到这么漂亮的风景，那是快乐的。如果你一步一步爬上去，爬了两天，回头一看那才叫幸福。因为看到自己力量和汗水，看到自己的生命一点点地展开。所以对当代青年来说，最关键的是行动力。缺乏行动力就一定要搞清楚，你是在追求快乐、还是幸福。如果追求幸福，你会感到内心深处源源不断的温馨。 问：就是说，年轻人并不一定是要买房买车，而是要找的属于自己的幸福？ 梁永安：是的，我觉得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林中的小路》就写得很好，每个年轻人都应该把它背下来。大意是说，树林里分出两条路，一条人人在走，很热闹开满鲜花，另外一条很偏僻很崎岖，而且没有鲜花，但最后还是选了那条小路。即便知道一旦选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但还是走了那条路。如果每个人走自己的路，这个世界的路是不是就变宽了？像米兰·昆德拉写的《生活在别处》，像安德烈·纪德写的《窄门》，凯伦·布里克森写的《走出非洲》等，这都是真正的现代精神，也显现了现代的生命价值。 这个社会需要有原创的人，因为出现很多新的需求、矛盾和问题。人类社会在未来需要想象力，需要科学知识和实践的力量，需要新局面。一个人只有自己探索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互相之间有价值才会互相尊重，互相推动。如果不想通这一点，将来很多人可能活到了40来岁，就变成精神老人。 问：当下一个现象是年轻人更趋向于稳定，找工作比较挑剔。怎么看待年轻人求稳定？ 梁永安：年轻人求安稳是很正常的。因为虽然很多人从小生活在城市里，但我们城市化的时间比较短，我们的文化基因还是农业文明，祈求风调雨顺是根深蒂固的。农业就是希望一切都可以预期，没有蝗灾、水灾、火灾、瘟疫，那就是最好的生活。不像商业文明习惯了动荡，在不定性里面寻求利益。 问：有的年轻人觉得工作太消耗，宁愿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使得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悠闲、去摄影。 梁永安：真正去上那种稳定的班，习惯了那个节奏，还想保持业余时间去摄影、去画画，也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这两件事性质不一样，要转换状态。 问：这一代年轻人他们追求安稳，是否也跟从小比较富足的环境有关？ 梁永安：就像前面所说，人一辈子既要度过一个不确定的周期，又要度过一个建设周期。现在的年轻人成长时候遇上了改革开放44年的和平时期，再加上独生子女这一代，父母都不愿意让孩子吃自己受过的苦。很多人在独生子女文化里被呵护长大，但实际上，他们的能力并没有被培育起来。这一代人的苦是被放在后面的，将来要独立成家立业或者工作，所要经受的考验一个也逃不掉，现在一下子来到社会，觉得很苦，过去的人十一二岁就经受的砍柴、喂猪的磨难，现在都没有了。而社会竞争形形色色，受不了的时候就特别想要稳定的工作。
问：现在“啃老”现象蛮多的，是父母教育方法出现的问题，没有把“苦”给孩子前置吗？ 梁永安：是的，父母把子女保护得很好，将来会更加不放心。父母这一代艰苦奋斗、很能吃苦，韧性很强，但优良品质没有传递下去。将来孩子面临世界、生存、生命的各种难题时，自我支撑的能力、成长力可能是很差的。如果是消费型的啃老，什么事情都想依靠父母，这种孩子将来就是“蚕宝宝”，要有一个大大的“茧”来保护自己。还有一种“啃老”是不一样，父母为了孩子的未来给他做投资，让时间要素赋予他特别的品质。我在韩国见到一位父亲，他没让儿子去上正规的学校，小学时把他送到英国，中学时把他送到中国，让他在跨文化的环境中成长。大学时，又把孩子接回到韩国，大学毕业又把他送到美国，让他去不停在海洋上远航。父母花了不少钱，孩子在外面也勤工俭学，这样教育下的孩子确实不一样。有的孩子有点自己想法，但父母往往就说不要，危险、不确定、将来可能要吃苦云云。孩子本来只有50%的勇气，被父母这么一说变得只有20%了，行动力也没有了。如果父母能够鼓励一下，支持他闯几年，孩子本来只有50%的勇气，一下子涨到80~90%，行动力就来了。现在的父母是农业社会成长的，很多父母觉得孩子将来不必有什么大出息，也不必建功立业，把一生过得平平安安就挺好。父母之心也是善良温暖的，但面对未来，孩子在不断创新的社会中，不断走向新的变化。他的未来是不断被打开的，不能让孩子只能站在一边看、没有能力去参与。别人过得生龙活虎，你的孩子却没什么作为，将来你的心里还是会放不下。 问：你的这番话对陷入“鸡娃”焦虑的家长也有特别大的启发。 梁永安：父母保护着孩子，但不要做孩子的“老母鸡”。一种鹰在悬崖上筑巢，小鹰破壳而出以后，悬崖上没有下去的路。小鹰一直在悬崖上面也不可能，它一定要早点离开，上千米的悬崖，父母硬是让小鹰跳。因为如果它现在不跳，长大了跳就死了。小时候小鹰的身体轻，绒毛有浮力，跳起来有很大的生存几率。如果小鹰站在悬崖不敢跳，父母也只能催促往下跳，最后有的落到峡谷里，有的摔死，但是大部分都活着，这就是进化。父母要有这种眼光，为了孩子未来能够飞翔，让他走出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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