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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粥左罗的第 3144 期分享
作者 l 梁建章 编辑 l 锁骨养鲸鱼
来源 l 绕梁说（ID：rlsdaily）
分享 l 粥左罗（ID：fangdushe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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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粥左罗，不知道大家都回老家了没？其实每个春节，多数家庭里都有个话题：催生！还没生的被父母催生一胎，生了一胎的被催生二胎.... 父母和国家一样急！但年轻人的抗拒也是普遍的，很多不是不想生，是生不起！是不敢生！是生过一个的更不敢生第二个，别说三胎了！怎么办？
中国已经成为极低生育率的国家。
今天谈论的人口问题、生育率问题，是个很大的话题，但这个看似跟普通人、跟你我没关系的话题，却深度的跟每个人都绑定在一起，希望每个人都认真看看。
这篇文章，分享梁建章的解读和建议。梁建章，携程集团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同时也是知名人口问题学者，早在2007年，他就呼吁尽快放开生育政策，2012年，梁建章联合三十多位主流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共同发起一份签署建议书，呼吁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过去十余年，他在人口问题上持续研究、发声。
以下为梁建章文：
01
历史性拐点！
我国人口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生育率持续低迷，是最关键因素
根据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就意味着，早就引发关注和担忧的“负增长”终究还是来了，也是我国人口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其实对于长期关注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人来说，出现负增长原本就是完全在预料之中的必然结果。自从2016年以来，中国每年的净增人口数都在持续减少，从2016年的906万人一路跌至2021年的48万人，所以2022年的负增长只是延续了近年来的趋势。至于导致这个结果的最关键因素，则是生育率的持续低迷。2016年，当时在“全面二孩”政策的推动下，全年新出生人口达到了1883万人，出现了阶段性的反弹势头。然而短短6年之后，2022年的新出生人口已经降到了956万人，非但跌破了千万级别，而且只有2016年的一半左右，下滑之剧烈要比当初最悲观的预计更糟糕。进行一下横向对比，总人口规模与中国大致相当的印度，每年新出生人口的数量在2000万人以上，达到了中国的两倍以上，未来人口总量将远超中国。如果按照人均寿命80岁来算的话，中国即使勉强能够维持每年900万的新出生人口，长远来看也只能维持七亿多的人口。继被印度超越之后，未来的人口规模还将被美国、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很多高生育率国家超过。按照每年956万的计算，总和生育率还不到1.1，仅为更替水平的一半。通常我们把生育率在1.3到1.5就叫做超低生育率，日本的生育率就是在1.4左右，属于超低生育率。但现在中国的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0.3个孩子，甚至可以称为极低生育率，几乎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仅略高于韩国），比欧美发达国家更是少了0.5个孩子，未来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更令人担心的是，2022年首次出现的负增长几乎不可能是谷底，而是会成为见证持续下滑的一个新起点，短期内几乎看不到迅速扭转趋势的契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几年身处疫情防控的特殊历史时期，但考虑到中国之前曾经取得卓有成效的防控效果，至少以2022年的人口数据而言，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并不是太明显。相比之下，2023年的新出生人口数据倒是有可能因为疫情压力而进一步下滑。整体而言，中国人口的首次“负增长”，并不能主要归因于疫情影响，而是各种长期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同样的道理，即便未来中国迅速摆脱了来自疫情的负面影响，也不意味着新出生人口数据会出现报复性增长，不应当对此报以不切实际的幻想，仍然必须以长期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人口问题。少子化直接导致人口规模萎缩，人口结构老化则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
目前每年新出生的人口，会在二十年到四十年后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是社会财富最主要的创造者，客观上会承担包括养老在内的众多社会责任。那么随着新出生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持续下滑，也就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财富创造者的规模会出现萎缩，需要社会提供资源支持的老年群体却在不断扩大。与现在相比，就是更少的年轻人必须担负起更重的养老压力。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年轻人口的规模出现严重缩减，很可能会动摇中国经济的创新基础。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来自于庞大的市场和人口规模优势，如果人口总量日益减少，尤其是年轻人口规模的减少，这种优势会逐渐消失。另外伴随着经济放缓和人口老化，必然导致年轻人创新和创业意愿的下降，进而导致中国经济的创新活力也会大打折扣。这和过去几十年的日本经济类似，而且中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要比日本来得更快和更猛烈。正是忧虑于此，所以在过去十年里，我们不断呼吁中国的人口问题必须得到高度重视，应当出台一系列有助于提升生育率的政策。应当说，其中的部分建议，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获得了采纳，比如深圳市正在对《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计划对生育三孩的家庭最高补贴3.75万。除此之外，山西、陕西、云南等地近日也都已推出或酝酿推出类似的政策。
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几乎也是世界最低的。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绝大部分国家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超过2个，而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2个。根据育娲人口研究《中国养育成本报告2022版》的具体分析，造成中国低生育率、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生育成本过高，而生育成本中，除了住房、教育等直接花费外，还有就是职业发展的机会成本。这个问题对于职场妈妈尤为重要，毕竟生育和照顾孩子的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担。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男性在体力方面占据优势，导致女性的就业权利和社会地位远远不如男性。但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后，男性的体力优势除了在体育竞技等少数领域仍然有价值以外，往往已经无助于工作方面。而在智力和情商方面，女性并不弱于男性。因此在理论上，女性在职业生涯发展方面可以彻底平权。实际上，自从工业化以后，女性的地位和职业发展也的确得到了全面提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世界范围内，2019年15-64岁女性的平均就业率为52.6%，中国女性的就业率为68.57%，北欧国家瑞典的就业率为81.25%。虽然法律上已经完全禁止各种性别歧视，但是在观念上还残存着一些习俗，例如女性被认为应该承担更多的家务等等，由此仍然会带来基于性别因素而形成的差异。除此之外，由于女性在育儿过程中往往承担大部分的养育成本，也可能导致在收入方面处于劣势。比如，从2018年男性和女性全职工作收入中位数之间的差距数据来看：欧盟平均为11%，中国为22%。很多研究表明，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因为男性在高级岗位有更好的职业发展。一般来说，在企业高管、顶尖科学家和政治家等人群中，女性比例还远远低于50%。所以，即便中国女性在职业平权方面已经今非昔比，但相对于男性还存在差距。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女性需要为孩子付出更多，所以会在职业生涯发展方面处于劣势。对于职场女性来说，因为生一个孩子而导致职业生涯发展中断至少半年到一年，如果生两三个孩子，受到影响的时间会高达两三年甚至更多，而这两三年往往是职业生涯的黄金阶段，最终结果就是妈妈的职业生涯发展因为生育而受到巨大影响。有人说，生育孩子会影响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发展。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两者并不必然矛盾。从国际数据来看，虽然在很多低收入的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在生育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女性地位和女性参加工作率比较低；但是，在北欧等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参加工作比例很高，生育率反而也很高。例如，瑞典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在确保性别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国家之一，瑞典的新《王位继承法》赋予王室女性和男性同样的继承权，从而成为第一个宣布不论男女，长子（女）继承王位的君主制国家。瑞典议会中，2021年女议员的比例占47%，15岁-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81%，近年来，瑞典生育率达到1.9，是发达国家中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再来看冰岛，女性参加工作比例超过70%。得益于丰厚的育儿福利，冰岛也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生育率高达2.0。由此可见，女性职业发展、社会地位和生育率并不矛盾，当生育福利非常好时，女性地位和生育率可以同步提高。
所以我们提出如下的公共政策建议，来降低育儿成本，帮助女性实现家庭和事业的双赢，从根源上解决生育率持续低迷问题。
一方面，相比日益高企的养育成本，现有的现金补贴力度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才能真正起到激励家庭生育的效果。欧洲的一些鼓励生育比较成功的国家，平均会拿出GDP的2-3%来鼓励生育。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更为严重，可能需要拿出GDP3-5%才能有比较好的效果。
我们在过去曾建议以给与家庭现金、免税和补贴房贷利息的方式来降低育儿成本。而且如今正是发放育儿福利来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因为整体经济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正好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如果这些政策向有孩子的家庭有所倾斜，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既鼓励了生育又提振了经济。 02 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政府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根据我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最近有些省份还延长了产假。我们建议政府以增加育儿补贴的方式，承担一部分因产假而造成的成本。否则会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育龄女性，造成隐形的用工歧视。另外，如果仅仅延长女性育产假，很容易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遭受的性别歧视。为此，我们建议出台男女相对平等的育产假政策。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高福利国家都有比较长且男女相对平等的育儿假。例如，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励夫妇双方参与育儿。目前，瑞典父母一起可以获得480天的带薪育儿假，这当中父母双方各享有90天不能转让给对方的育儿假。这主要是为了确保公平和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同时也要鼓励男性员工来休产假（甚至有些国家强制男性去休产假），让男性一起甚至更多承担养育和陪伴孩子的责任和义务。近几年瑞典的生育率在1.8左右，在欧洲国家中仅次于法国。欧洲等国的经验表明，在父母育儿假制度中融入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观念，通过法律规定父亲的家庭责任，不但能促进男女两性职场中的机会平等和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担，而且有利于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我们提倡企业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可以在家办公。以携程为代表的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工作效率没有下降，而且还大幅度提升了员工满意度；同时，社会效应也很明显，非但减少了通勤的拥堵，并有利于环境保护、家庭和谐和缓解高房价。最重要的是，这项措施特别受到刚生孩子的女性员工的欢迎，可以让职业女性获得较大的收益。一方面，通过混合办公的模式，她们可以有2天在家办公，每周可以省下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于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帮助她们减轻原本沉重的育儿压力。另一方面，男性员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和分担家务，可以很好地缓解职业女性的焦虑，减轻职业发展和育儿的压力和冲突，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企业加入到推广灵活办公模式的行列中。
现代职场女性要兼顾事业和家庭，在精力和时间上往往会发生冲突。对于今天的很多职业，大学本科甚至硕士是最低的教育配置。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年轻女性要24-25岁才完成本科和硕士学业，踏上社会进入工作岗位。如果她在工作之后才考虑结婚，又不那么走运地遭遇一两次不成功的恋爱经历，那么等到真正结婚时，很可能已经过了三十岁。但是，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龄还是在35岁之前，对于那些35岁尚未找到合适对象的女性，如果没有技术帮助，很可能会终生失去养育小孩的机会。要解决这个难题，就需要借助于科技的力量。冻卵和其他辅助生殖技术的最大好处，就是延长这部分女性的生育窗口期，帮助她们完成当母亲的愿望。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规范》（卫科教发〔2003〕176号）中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此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造成单身女性无法使用精子库、冻卵等人工辅助生殖相关技术方法行使自己的生育权。这项规定其实可归咎于过去限制生育的政策，但是现在中国的生育政策已经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曾经的规定也应当随之调整。现在有些单身女性愿意用自己的金钱和时间去尝试生小孩，其实有利于提高生育率，完全没理由去禁止这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另一方面，针对新生儿可能牵扯家庭太多精力的问题，中国未来需要新建更多的幼托机构。将0-3岁孩子的入托率从目前的不足5%提升到50%左右，用社会的力量帮助家庭分担养育责任。目前在中国，严重缺乏3岁以下的托儿服务。目前我国有3岁以下婴幼儿将近5000万，能够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社会机构却很少，全国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根据OECD Family Database的数据，发达国家3岁（不含）以下儿童入托率平均值为35%，远远超过中国的入托率。有11个国家的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超过50%，其中最高的卢森堡是63.3%，冰岛达到了59.7%，荷兰、法国、挪威、韩国、比利时等超过了55%。从上图看出，中国的入托率不到5%，比其他国家低得多。如果不能找到托儿所，双职工父母只有两个选项：一是长时间雇佣保姆，二是由老人来帮助看护。但现在很多老人正面临延迟退休的形势，也不太愿意带孩子尤其是二孩三孩，而且保姆也越来越贵。所以剩下的选择只能是其中一人暂时中断工作。通常情况下，做出牺牲的往往是孩子的母亲，这对妇女的职业生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建议大量建设托儿所，而且由政府承担大部分的营运费用，把0-3岁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还可以考虑从东南亚等地引进外国保姆，进一步降低育儿成本。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整个社会对此投入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又比如，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巨大学业压力，也是导致年轻父母不敢多生孩子甚至选择丁克的顾虑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对于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比如通过取消中考、缩短学制等措施，将孩子们从沉重的负担中解放出来，最终也将有利于提升年轻群体的生育意愿。现在企业招聘越来越多的硕士生，导致考研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需要从青春期开始接连面对中考、高考和考研三项压力山大的考试，而每项考试都造成了巨大的时间浪费。这些考试过去存在的理由，是因为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供不应求，而现在，高中甚至大学的教育资源在整体上都已经过剩。我们应该普及高中和大学本科教育，同时可以取消中考和淡化高考，把大学生毕业考（类似考研）作为筛选优秀人才的主要依据。这样就可以把中学阶段的复习中考和高考的时间节省下来。在中国学生现在经历的12年基础教育中，至少浪费了两年时间用于应付高考和中考，我们建议将中小学从12年缩短到10年，彻底解决教育内卷的问题。缩短学制对于女生尤其有好处，因为女生本来就比男生更加成熟，完全可以提早大学毕业和工作。如果女生能够20岁大学毕业、22岁硕士毕业，提前两三年进入社会，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小孩，也能更好地平衡家庭和职业生涯发展。
总而言之，我们虽然早已预测到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到来，但是过去五年的生育率下降得如此之快，低生育率的危机到来得如此猛烈，还是令人触目惊心。这次中国人口出现了久违多年的负增长，其实是再一次给整个社会敲响了警钟。由于生育率走低而可能引发的各类忧患，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已变得越来越近。可以说极低生育率的灰犀牛已经清晰可见。这五年的生育率崩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需要差不多20年才能彻底显现出来（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中期都是乐观的），但对于中国的长期负面影响注定是非常巨大的，这个灰犀牛正缓慢而坚定地冲过来。如果希望摆脱或者至少是降低人口危机对于中国的负面影响，则必须有所作为，且刻不容缓！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绕梁说（ID：rlsdaily）。作者：梁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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