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t Street Studio：以当代设计激活中华手工
策划 周三霞
采访 Suzy Annetta 翻译/编辑 Juan 视效 严诚
在工厂：野生柞蚕丝的加工制作 ©Alec Davis
注：视频拍摄地是Fort Street Studio在中国北方的加工工厂，镜头记录下了当地纺织女工一天的工作日常
这部短片名为“AT THE MILL在工厂”，以平民的视角，看似简单的拍摄，甚至随意的画面，对当代中国被边缘化的工人群体进行现实主义解读，似与贾樟柯执导的纪录片电影《二十四城记》有所共鸣。
不过，本片的掌镜者是一位美国青年，名叫Alec Davis，目前在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攻读电影学硕士。本期顶好访谈的“主人公”正是他的父亲母亲——Fort Street Studio联合创始人Brad Davis与Janis Provisor。
Janis & Brad ©Seth Smooth
Brad与Janis的住所位于香港北角的Fort Street（堡垒街），工作室Fort Street Studio便由此得名。这一随性自然的行事风格与他们的艺术家身份相贴合，但或许也暗含他们在手工地毯行业的品牌愿景——使之拥有如同Savile Row（萨维尔街）之于男装高定手工的“圣地”之位。
当传统手工艺被机械化量产推向社会日常生活的半径之外，它的式微与消亡几乎是不可逆的必然。丝绸一直被视作中国的象征符号之一，从丝绸之路千年史走来的手工真丝地毯，也无法逃遁商业化演进的生死劫。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Fort Street Studio，以其独立设计师品牌的历程，为手工业存续难题给出了可求解的一个公式。
Inspired by
wisdo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rafts
A luxury brand
that inherits craftsmanship and classics
发想于东方造物智慧
真正传承工艺与经典的奢侈品牌
Crinkle Celery (羊毛) ©Fort Street Studio
Suzy：我是《Design Anthology》杂志的Suzy Annetta。与我面对面的是Brad Davis，地毯品牌Fort Street Studio的联合创始人。Brad的生活和工作伴侣Janis Provisor这次遗憾缺席。事实上，你们二人皆被业界认可为杰出的艺术家，且在创办公司之前一直活跃于艺术领域。那么，可否先谈一谈你们如何会在中国创办这家公司？
Brad：这要回溯到我们当初为什么去中国。多年来我一直对中国绘画很感兴趣，因此收集了很多国画作品，还策划了一场与之相关的展览。我们定期来香港参加艺术品拍卖，也向香港的收藏家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馆藏中借了一些作品参展。我一直很想去中国，但那个时候要想畅游中国还是不太可能。
缘起 一次中国旅行改变的艺术轨迹
Suzy：那大概是在哪一年？
Brad：那是在1981-82年间，1981年我们第一次来香港。1989年，Janis受旧金山皇冠顶点出版社等的邀请去创作中国传统版画。所以我们来到中国，度过了一段非常愉悦的时光。我们尤其爱上了杭州，甚至打算再回到那里生活。
当时艺术圈中每个人都认为我们的想法太疯狂了，为什么要再回中国，因为我们已经在艺术圈中享有盛誉。我们的艺术作品在欧美到处展出，作品被纽约各大博物馆，全美以及欧洲的博物馆收藏。但在1993年，美国经济进入衰退，艺术品市场受到波及。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做得很好。我们在科罗拉多建了一座房子，悠闲的时候就住在那里。我们于是想，与其在纽约为艺术圈的现实状况沮丧，不如趁机展开我们为期一年的中国冒险，这就是我们的机遇之窗。
在杭州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建立了一个版画工作室，来印制我们的作品。同时我想到，杭州是丝绸业的中心，何不为我们在纽约的Loft制作一块真丝地毯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通过朋友的介绍，我与一位退休了的真丝地毯公司经理共进午餐。我们谈到了真丝地毯现存的种种问题，诸如绒毛过短，光泽过亮，并非我们理想中的产品。
Cavern Deep ©Dominique Vorillon, furniture provided by Eccola
Brad：早前我们收藏了一块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装饰艺术地毯，产自天津。我们很是衷爱，尤其是它直径达16英寸的超大花朵图案设计，有着从一种颜色渗透到另一种颜色的水彩效果。于是，我想既然能在花朵的细节上做到这一点，那为什么不能将这种工艺运用到制作整块地毯？这是促使我们将地毯与水彩效果关联起来的真正直觉。Janis和我在绘画创作时都会采用相互渗透的水彩技法，我们想要创作一块类似这种绘画作品的地毯。而这却是从未有人做过。
之后我把想法告诉陆女士，即那位退休了的地毯公司经理。她说“也许可以做到，不过设计图稿可不是这样的，我实在不能确认……”我说“我们可以花一周左右的时间先设计几个图稿，你再过来看看是否可行。”就这样，Janis和我全心投入设计创作。我们在寓所里连续工作了10天，从未离开过这寓所。我们在一个小卧室兼工作室中总共做了40个设计，之后把它们全部订在墙上。陆女士过来看到了这些新颖的设计。她把手搭在额头上说“没有，没有，没有……”这个词的汉语意味很微妙，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没办法，不会发生，你不能这样做，这相当不便”。于是，我询问她“这个设计如何，那个设计怎样，如果这样细化一点又怎样。”她虽说“好吧，也许”，但实际上却不认为可行。
酝酿 像素化图案拼接的灵感蓝本
我又把图纸和图片带到了香港。我去了香港大学艺术史系，这里刚好有我的一位朋友在任教，借助他们的影印机，将其中一个设计图稿分解成极细小的部分，看起来像是地毯的结头。碰巧，当时隔壁有一个人正对他的幻灯片库进行数字化处理，他说“为什么不试试Photoshop，把图案分解成像素？”顺着这个思路，我说“一个像素，一个地毯结头”。这就是我们实现这一想法的真正灵感，算得上是灵光一现。
我依照影印效果画出小部分图案，展示给一家小而精干的地毯编织工厂，并告知我的诉求。但是因为我们不久就要离开杭州，所以没有时间去完成它。后来我们搬回香港居住，不过我坚信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作品，此时的艺术市场也还没有好转，我们不会错过什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艺术史，晚上和周末则向平面设计师求教如何使用Photoshop，研究如何将水彩画转换为相应的地毯设计图案。这位设计师原本认为我们会花上2个月，结果是6个月。这个过程比我们任何一位所预想的都要困难得多。
困难在于，扫描后的水彩画有数以千计的颜色，这需要借助Photoshop来简化成较少的颜色数量。进而，我们还必须将颜色再减少到可编织的数量，在当时是12到24种颜色之间。这是目标，也是难题，必须将这个异常复杂的图案，简化成编织工人可以进行编织的颜色数量，同时保留水彩的视觉效果。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染色。传统的中国地毯，有着大胆艳丽的色彩和简单的色彩组合，我们则要求染色技师针对一种颜色，从浅到深分成5个色差层次进行染色，换个颜色再分5个色差层次，再换个颜色再分5个色差层次。这成了我们下一步最大的挑战。设计图案完工后，我们可以用图案网格的形式呈现它。我们解决了设计图案的可织性和分辨性，但染色是更为棘手的问题。
Aura Teal (野生柞蚕丝) ©Fort Street Studio
Brad：设计图稿出图之后要制作第一件样品，为此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地毯工厂的编织工从来没有接触过类似我们给出的图案，一筹莫展，因为它看起来太怪异，太具挑战性，谁都不知道要如何下手。最后，厂长不得不亲自编织。他一心想要拿下我们的业务，并认为这不失为一个机会，因为当时的地毯行业已经开始衰退，他需要寻找业务。所以他愿意竭尽全力，接受这样一个疯狂的来自纽约的艺术家的项目，而这个项目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开花结果。他用心地一个一个结头编织着这个设计图案。
Suzy：这个过程花了多长时间？
Brad：其实，那只是一张很小的图稿，规格是2英尺宽3英尺长，基本上只有一块浴室地垫的大小。可以说它只是一块偏大些的样品，但那位厂长花了两个半月才完成编织。
Suzy：整个过程如此具有挑战性，显然你们双方都坚持了下来。究竟是什么动因，使你不仅相信自己能做到这一点，还相信这会是一项可持续的生意？
Brad：我常常会回想，问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件事。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这个答案就是，艺术家是问题的解决者。他们发现了问题，随后就深入挖掘，并尝试解决它。我认为这种坚韧和好奇，试图实现没有先例的创新，这个过程类似登山。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真的去做，那我们真的会有所收获。
融合 延展创作的边界，让艺术回应生活
Suzy：这种描述适用于设计师，在我看来不一定适用于艺术家。你是否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有所跨界？
Brad：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认为答案包含几个方面。其一，Janis和我情趣相投，我们在科罗拉多建造了一所房子，这个过程美好而有趣。但房子完工后，我们却若有所失，因为我们不用再去木材行，去管道卖场，去选购灯具，去采购地板和挑选涂料颜色了。而我们如此喜欢这个过程。我们喜欢在一起工作，因为我们都个性顽固，但一起工作时真的有一种化学反应，这令人神往。我们享受反复争论后达成解决方案的过程，这对于我们是有趣的挑战。
这是我们乐意接受这个挑战的背景因素。我们也认为设计是有趣和迷人的，这还可以追溯到我早年的经历，因为我曾参与名为图案与装饰的艺术运动。所谓图案与装饰，其实出自一群热情不羁的艺术家，他们想要挑战当时盛行的极简风格，甚至于像避难所一样的风格。
我们从各种来源中汲取灵感，特别是来自南亚、中东和东亚的设计和绘画。这些作品大多具有装饰性，因此将艺术与设计的距离拉近。我们不认为装饰、设计以及艺术之间有明显的分界，它们是彼此和谐的关系。因此，对我们来说，编织一块地毯又怎样？我创作过壁纸，用布料为画作的边框做过装饰，创作过类似空间装饰的大型装置。这一过程非常自然，像是我思想的延伸。Janis也有同感，她曾制作珠宝首饰。即使有不同之处，也只在于艺术对比设计，前者融入了更多个性，但两者并无较大的分离。
Suzy：这其中的界限很大程度上被模糊化了。
Brad：我认为这是重要的一步，因为艺术已经成为苦行一般又远离生活。艺术世界变得与设计疏远，与建筑疏远，与生活的艺术疏远。我指的是，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实物，它是一种想法，是瞬息的，它只作为一系列的策略而存在，诸如此类。基于此，我们想要去做这个地毯项目，做这样一件疯狂之事。
Aura Cream ©Jonathan Leijonhufvud
Suzy：回到你面临的最初挑战，即把你的艺术作品进行数字化诠释，再把它交给编织工。是否可以说，这些挑战的独特性具有时间局限性，因为当时可用的软件和硬件，显然与现在全然不同。
Brad：其实，当时没有专门的软件可用。只在纺织品设计中，有软件可自动重复进行颜色细分。在面料设计中，已经使用了数字软件来设计新的花型。地毯行业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严格依照亲手相传，手工制作，一切遵循旧有的方式，所以，地毯行业本身缺乏改变的动力。而且地毯行业当时相当萧条，因为那些来自中东和印度文化的传统设计已经流传了数百年，一如既往地呈现出略显低劣的明艳色彩，千年未变。地毯设计中唯一的创新发生在艺术装饰时期，突然之间这些地毯的图案设计出现了几何形状，讲究对称感，并采用新的颜色组合。但在地毯制作的技术层面没有变化，改变的只是样式设计，制作上则全部是以原来的方式进行。
落地 一战成名的行业发声和效应
Suzy：你们当时推出这些地毯，的确是开创性的，从未有人那样做过，特别是那样一种绘画风格与水彩风格。当然，它们现在几乎成为常见之物。你是否认为，这个过程因为技术而变得更容易了？
Brad：我们是探路者和解决了如何去做的开创者。地毯行业认可了这个作品，它流行开来，人们乐意购买。我们很幸运。当时我把那块2英尺宽3英尺长的样品带到纽约，展示给设计界媒体的编辑们，他们都感到非常惊奇。我又展示给建筑师朋友，他们也感到前所未见。几个地毯陈列室看过之后说，“或许我可以使用它”。我走进了Ricky Zolt的办公室，他是Stark Carpet的采购经理。Stark Carpet是美国最大的地毯公司，在全美拥有约20个展厅。Ricky看过样品后说，有人不久前向他询问过这种产品，“或许值得一试”。就这样，他径直问道“我们什么时候能有一些成品，我可以为你做个产品展。”所以，在纽约D&D大楼举办的设计周上，我们完成了在美国的首次正式亮相。我们一步登顶，实在是一次飞跃，这种运气千载难逢。我们开始在纽约设计界崭露头角，进入这个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最重要、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圈子。
Drift Bone (羊毛/真丝) ©Fort Street Studio
Suzy：不过这种风格已被仿制，现在仿制之类的事似乎也变得更容易了。
Brad：地毯行业终于跟了上来，现在各个国家，比如尼泊尔和印度，纽约就更不必说了，都有了各种用于地毯设计的软件，专门将无固定形状的水彩式设计转化为可编织的图案模式。但我要补充一点，他们并不如我们所做的那么好，因为它们把颜色渗透得过快了一些，导致不能保持色彩中微妙的层次感，也往往处理不好如此丰富的颜色。它们推动了世界各地的市场中都出现了这种风格，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选购地毯，就是挑选地毯的风格。
Suzy：地毯设计看似变得更加容易了，但实际的产品生产却因为染色和编织的技能而变得更加艰难，各地的年轻一代并不一定愿意学习这些东西。你能稍微谈一谈尤其在中国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吗？
Brad：对于中国，我必须说回前话，我们进入的时机正好合适。地毯行业没有蓬勃发展，工厂都需要想方设法维持生产。他们以往所制造的地毯都是面向一个并不存在的幽灵般的市场。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根本不会选择在家里使用地毯。然而其地毯设计却基于中国旧式的图案，色彩极其鲜艳，西方市场根本无法接受。
洞见 材料迭代，时代背景下的偶然与必然
我记得住在纽约的时候，曾看到如今称之为Pop-Ups的大型展览，期间中国的地毯公司用数百甚至数千块地毯铺满整个场地。他们非常廉价地销售这些地毯，就几百美元。当我弄清楚制作地毯所需要的一切，尤其是所花费的时间和投入的金钱时，感觉就是在白送。当然，当时的经济状况与现在大不同，但与其投入相比，依然简直是在甩卖，他们迫切希望找到市场。所以这时候，任何人但凡有个想法，他们都愿意与之合作。
所以，当两位对地毯一无所知的艺术家提出头脑发热的想法时，他们也会愿意合作。我有必要提及一下，当时发生了一个偶然因素，即丝绸市场对桑蚕丝的需求已经过热，因为中国纺织业已经充斥欧美市场，尤其是丝绸服装在美国市场上到处都是，丝绸可是非常流行。因为大量的市场需求和中国本身的超量生产，真丝的成本在中国随之飙升。很显然，苦苦挣扎的地毯制造商再也用不起这种材料了。而同时，野生柞蚕丝作为另一种丝材，却刚好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停止使用。它结实又便宜，曾被中国军队用于制作降落伞、枪带和弹药带等种种军事用途。我猜想，军队后来意识到，柞蚕丝的数量有限，因为它是野生的，无法保证增加产量，他们便选择了合成材料如尼龙等作为替代。
所以突然间，这些野生柞蚕丝进入了市场，但对于如何使用这种材料，人们却所知不多。普通民众曾把它织成粗布，用来做灯罩。地毯行业尤其是做真丝地毯的人们是以试验性的方式，将柞蚕丝这一丝材利用起来。比起桑蚕丝，野生柞蚕丝更难脱胶（胶是蛾用来做成茧的物质）。野生柞蚕丝难以染色，因为它的穿透性不如桑蚕丝。粗硬的野生柞蚕丝也难以缫丝，因为它略微凸起和不规则的表面，导致无法轻松绞成。因此地毯行业必须解决许多技术问题。我们选择使用野生柞蚕丝来进行设计，因为我们想要更厚实的毯面绒毛。我们想要毯面的原生绒毛效果，而不是那种光亮的毯面效果。我们一起几经努力，终于为这种新产品设定了合适的绒毛厚度，恰当的脱胶程度，以及相适应的染色工艺。
所有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如果其中任何因素有变，或者情况相反：比如野生柞蚕丝价格太高，又找不到替代材料，我们很可能会放弃。如果技术问题难度太大，我们也可能弃用这种新的丝材。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坚持下来了，因为大家都希望它能行。
Border Grey CQ ©Adam Williams, interiors by Carden Cunietti, architecture by Alan Higgs
Suzy：当时的市场条件是充分的，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Brad：是的，中国正在发生变化，因为出现了新的就业情况。当我们在90年代初期开始这项工作时，具有终身技能的娴熟织工是一项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工作，现在则被认为社会地位比较低。所以比起当织工，人们更愿意选择接受大学教育，然后在跨国公司谋一份白领工作。由于经济层面的变化和工作观念的转变，中国的制造商们很难招到技能熟练的工人，许多行业都在老工人退休后如何找到替代而一筹莫展。丝绸和羊毛地毯，以及各种刺绣行业，所有这些传统手工艺都在消失，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些。
Suzy：我认为这具有讽刺意味，在时间和历史的转折节点，“中国制造”的意义，和它对于海外民众的意义，正在发生变化。事实上，那些传承的技能、工艺和技术，在眼下可能正在消失。
Brad：就在眼下。但这就是事情的发展方向，不仅仅是中国，我是说这类技能在世界各地都消失了。在美国，手工业曾经一度很兴盛，包括家具制造、各种设计和手工制品。欧洲也不再制造这些东西，他们失去了大部分的手工艺人。不过，仍然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经济体，比如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埃及，仍然保持着手工艺传统，但在新的经济发展趋势下，它们的手工艺也在逐渐走向衰弱。
笃信 以手工之力，重构人类应有的“本我”
Suzy：有趣的是，一些西方国家似乎与此相反，开始重返手工艺，我尤其想到的是英国，甚至还有日本。
Brad：日本在保留和重视传统工艺方面做得很好。
Suzy：这些态度，或许年轻一代会有些改变，离开城市深入乡村，学习手工技能，这会和上一代人的观念有所不同。
Brad：我想，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导致对发展的方向没有太多反省，很多东西正在失去。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正意识到地毯行业的问题。他们在湖南建立了一所学校，每年可毕业200名编织工。但是毕业后没有一个人想要去织地毯，却转而去旅游业、商店和其他领域寻找工作。所以他们最终放弃并关闭了这个学校。虽然此举能为当地的年轻女性提供技能培训，但她们不想织地毯，她们看不到织地毯的未来。
Border Grey (野生柞蚕丝) ©Fort Street Studio
Suzy：这听起来有点伤感。我们的访谈快要接近尾声，你有什么结束语想与我们分享，也许是关于行业的未来，或者是Fort Street Studio在真丝材料上的新设计？
Brad：我们非常幸运，近24年来，我们一直在发展和建立品牌，如今凭借顶级的质量、卓越的设计和工艺而享有国际声誉。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在中国从事这一行，让这个项目蓬勃发展。亲自见证中国的改变并且参与其中，这是一次伟大的冒险。我要感谢那些与我们合作的人们，很多人奉献了他们整个的职业生涯在为我们工作，我们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我很感激他们中的每一位。未来会是什么？我们将为之努力，倾尽全力。
Suzy：非常感谢Brad与我们分享的时间，再次遗憾Janis未能加入访谈，也许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续上未完的话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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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 Street
线下体验召集令
以本次访谈为窗口，顶好设计现向室内、软装、陈设及家居产品设计师发出邀约，共赴Fort Street Studio香港展厅参观体验并同Brad Davis与Janis Provisor当面交流。活动为小型组团深度研学，行程由学员与设计师协商后最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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