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杨大丰的博客
我不可能忘记那一天，那天发生的事情震惊了整个兵团，那天我失去了七位朝夕相处的战友，那天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
5.28是——1970年的5月28日。那天夜里一条小木船在黑龙江江心沉没了，我成了唯一的幸存者，也是那段历史活着的见证人。那年我十七岁。每当我回想起那一天，我的心情总不能平静，我不止一次不止千万次的想，我该把那段历史写出来，让人们了解我们，记住那个时代，这机会终于有了。我感谢给我们——包括我死去的七位战友——提供这次机会的朋友们，由衷的感谢。
五月的黑龙江变得和气多了，跑冰排的日子已经过去，大地有了春的气息。我当时所在的一师独立三营二连驻扎在江边，二连下属有个打鱼排，打鱼排下属有个清一色女生组成的织网班，我当时就在织网班当战士，织网班是先进小集体，除了完成生产任务，各方面工作大家都要争全连第一，我们的工作多次在营里、连里讲用。28号那天天气格外晴朗，织网班的姑娘们第一天脱掉沉重的冬装，快乐的天性都显露了出来，这一天我们要到上游的渔点补网。去时沿着沙滩向上游走，春风吹拂在脸上痒酥酥的，给人以说不出的快感，一路上有说有笑连蹦带跳，不知不觉就来到十几里外的渔房子。补网在沙滩上，大家乍乍呼呼，把网支起来，面对湍湍的江水，手里飞快地动作着。我们那时织网比着干，谁也不甘落后，外行人还没看清梭子的走向一排网扣已整齐地织出来了。那天任务完成得很轻松，只用了两个多小时，一条几十米的大拉网就全部修补好了。劳动之余我们划出两条小木船，到江湾子里的争议岛上玩。那天江面静极了，江面上只有我们划出的两条小木船和我们几个叽叽喳喳的说笑声。我们唱歌，高声朗诵主席诗词。哈尔滨姑娘刘毓芳想起什么似的大声喊起来：“你听到了吗”，远山传来回声：“了吗”，了吗”。我们觉得好玩，都喊起来，彼此的回声逗得我们嘻嘻哈哈笑个不停。那天是我们最高兴的一天，当然也是除了我之外这群女孩子们生命的最后的一天。回到渔房子，排长刘长发亲自下厨，做了一顿我们吵吵了很久才吃到的鱼丸子。春夏季节天黑得晚，七点多钟天空还挺亮，班长许淑香决定，我们走山路回连队。刘长发看看天，说：“起风了，我划船送你们，省得你们得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听说有船，大家立刻欢呼起来，争先恐后地跳上小木船。小船长4.7米，宽1.16米，只比城市公园里划艇稍大一点，我们七个姑娘再加上刘排长严重超载。刘排长开始也意识到这一点，呼唤我们去两个人到男生的大船上去，但那时我们还有些保守，谁也不愿动，刘排长不再坚持，小船启动了。
船在江套子里就刮起了风，到大江上天气骤然变了，风越刮越猛，顺流偏风，这种风最容易翻船，我们望着江涛，看着低低的船舷，都有些害怕。江水变得黑浑，借着风势一股股向船舷涌来。小船已经进水了，章秀颖和贾延云忙不迭地往外淘水。这时刘排长叮嘱我：“大丰，你要坚持划到家，中间不能再换人划浆，免得来回走动船摇晃。”船上死静死静的，大家都不讲话，心缩得紧紧的，手紧紧抓着船邦。忽然孙燕颤声地说：“排长，航标灯下可能是沙滩。”她大约在提醒排长是否靠岸。（就是凭借孙燕这一声喊才使我在事后能较准确地说出船沉在距航标灯800米远的江面上。）但已经晚了，小船猛地歪向一侧，江水忽地涌了进来，紧接着船身又向反方向一倒，江水立刻灌满船舱，我们所有的人本能地刷地一下子全站立起来，我听见刘排长在喊：“不要慌，不要动------”但不等我们反应过来船已在我们的脚下沉没了。江水一下子没过我的头顶，脑袋嗡得似炸了一般，心跳得仿佛要从嗓子眼蹦出，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死了。由于我受过专门的游泳训练，马上我就本能地踩出水面，继而游动起来。在水中，我听见我的好友章秀颖在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我也曾看见秀颖和金凤游出了出事地点，但后来都看不见了。我想秀颖的呼喊是在鼓励我，也可能在鼓励她自己，或者鼓励她身边的金凤。秀颖水性比我好，她却没游出来，我始终坚信她是为救金凤而牺牲的。她俩距离很近，而舍己救人的事，秀颖是绝对做得出来的。但这永远是我的猜测，大约只有我深信，是那样的。精疲力尽浑身透湿的我跑回连里报告后，二连全体出动，在黑龙江沿岸呼喊、打捞、手电的晃动和人们呼喊惊动了对岸的苏联，第二天对方就提出了抗议。这件事震惊了全连，震惊了全师，震惊了整个兵团，甚至震惊了北京。这不仅因为它是兵团建制以来第一起重大伤亡事故，还因为当时中苏边境紧张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的边境争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及我死难的七位战友竞无端地被怀疑为苏修特务，沉船事件也随之被认为是有预谋的政治事件。那是我第一次懂得了眼见的事实在无休止的怀疑和盘问中显得多麽的无力，我也懂了一些我曾敬重的人居然可以睁着眼说瞎话。我并不想过于责难他们，那是有历史原因的。大约半个月后刘长发（退役军人）的尸体第一个漂上来，由此结束了刘长发携织网班投苏叛国、将我留下做内线的“天方夜潭”。但他被草草地发葬，死后仍被开除d籍和公职。刘毓芳（哈尔滨知青）的尸体是在苏方的江岸被发现的。孙燕（哈尔滨知青）的尸体漂到一个争议岛上，尸体已不全，是凭她衣袋里的物件才确定出身份的。我的好友章秀颖（天津知青）的尸体四个月后才被发现，尸体居然完好无损。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常常怀念我的战友、我的姐妹，我始终在想：那个时代带走了她们，却留下了我，可她们留给我的都是些什么呢……
赶来的家长们又各回各家了，我也收拾收拾回到连队，回到我的伤心地。回到连队的当天，工作组就找我单独谈话，一方面是了解每个遇难战友的生平事迹，另一方面是了解刘长发的事。工作组一再地问我刘长发跟织网班有没有不正当的关系，我听了特别生气。告诉他：没有。以后的日子就是开始整理遇难战友的事迹和生平。这次整理事迹，以章秀颖、许淑香和刘毓芳为主。我在1970年6月20日写给秀颖父亲的信中说道：自从你们走以后，一直非常想念。我计算着时间，现在是20日14点了，我想这时伯父一定已经到家了，秀英打来的电报我已收到了，你们放心。刚送你们走以后，我们就收拾一下回到二连。回连以后，工作组就找我了解情况，打证言。第二天还是干这份差事。主要了解了每个人的生平事迹和刘长发的事。我就把秀颖的情况和工作组讲了，对刘长发我没说什么，也没给打证言。他们问我刘长发和我们班有没有不正当的关系，我听了特别生气，我说没有。现在对刘长发，他们根本不掌握情况，在政治上也打不开缺口，就从生活作风上扣东西，一些没影的事也不知从谁嘴里讲出来的。回连二天，和老职工一起干活，听他们讲起刘长发，还是能一分为二看他的，对他的缺点也提了，但把他这个人基本上给予肯定了。听到了解他的人这样讲，我心里才多少宽点心。秀颖生平我已看过，写的还是很高的，这次整理事迹，以秀颖、许淑香和刘毓芳为主，三个人的生平简集我全看了。对秀颖评价很高，你们放心吧。只是她文字留的太少，所以材料不好写。像许淑香光日记就十本，所以材料就比较好写。工作组快走了，可能今天下午就走。告诉你们，在伯父走的那天下午4点多钟，三团十九连又淹死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是在小河沟边洗衣服，由于天热，猛一起来，可能贫血了，一头栽到水里，死了。发现的比较晚了，2个小时以后才有人找，发现时已太晚了。马上这个事又通报了。现在连江边都不让去，洗衣服也得加小心。我一切都好，你们不要惦记了。回家的事儿，我也不想它了，让回去就回去看看，高兴几天，反正这辈子还得在这儿过。我现在已干活了，还是在织网班，我也不管好坏，对付着来吧，反正现在我什么话也不讲，乍一到排里，谁也不认识，先看几天再说。不多写，有机会见面详谈。当年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情绪也极度低落。自从秀颖离开我，我感到说不出的孤独和迷茫。我就像没了家的孩子再没人疼爱，我更像没了根的树苗没有了根基。虽然我还在织网班工作，但工作中常常走神，思绪不由自主地总是游离在织网班以往的日子里。想起姐妹情深的遇难战友，想起曾经的患难与欢笑，眼泪总是不住地往下淌。
那个时候，我太想太想秀颖了，不知道她到底在哪儿？不知道没有她的日子里我该如何熬下去！那个时候，我的心泡在悲痛中，淹在伤感里不能自拔。那个时候，我变得越来越胆小，一点点的动静都能吓我一个机灵，我也越来越后怕，尤其到晚上，那个在出事的晚上，在江水沉浮中看到的张着血盆大口的“魔鬼”总在眼前晃，只要看到它，我就浑身筛糠般地瑟瑟发抖。那个时候，我特别特别地想家，想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三番几次跟连里请假想要回天津探亲，但迟迟不被批准。最让我难以承受的是信仰上的迷失。“5.28沉船事故”的发生及善后的这段时间里，许多事情我想不明白，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不明白：出事的那个晚上我是自己游上来的，却被怀疑成是“苏修”安排的“特务”，留下我是为了“里应外合”；我不明白：我实事求是地讲述事情经过，却被他们呵斥“休想蒙混过关”。我不明白：为什么队长那么好的一个人却被全连怀疑，还说他作风有问题?我不明白：整个事情就是一个事故，为什么有的人非要往政治事件上靠？我不明白：原来我们织网班曾是连里的先进集体，怎么一出事，人还是那些人，事那是那些事，怎么就一无是处啦！我的单纯向上，我的GM热情，我的思维模式，都因“5.28”而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动摇。我在落魄中体悟着世态炎凉，我在悲痛中体会到孤寂无奈，我在痛苦地煎熬着，不知道以后路在何方。秀颖遗体掩埋后，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回家探亲，以前领导总以“善始善终地为遇难战友料理后事”为由不予批准，这次，实在再找不出合理的理由，于是1970年10月11日我被批准回天津探亲。就在我探亲期间，营部在12月26日突然通知：12月28日为遇难战友举办追悼会。经过27日一天的准备，1970年12月28日在连部广场上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三团王团长亲临会场，王副营长作为主祭人主持、全连作了十五个花圈。1970年12月28日在连部门前，为七位牺牲的战友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全体默哀后，王俊峰代表知青念《悼词》，郭连长代表连领导念了遇难战友们的《生平事迹》、遇难战友们的生前友好北京知青徐香菊等相继发言，前后四十分钟结束。因为事出突然，且我当时还在天津治病，没能参加追悼会，没能向我的姐妹，我的战友致以最后的哀悼与敬意。就在我探亲期间，一师开始了全面的整合、调动工作，原在孙吴县的师部迁往北安县的赵光，原在爱辉县的二团也迁往赵光。隶属三团独立营的我们的连队被化整为零，所有的四个男生排，两个女生排全部被分到附近的五十连、四十五连和四十二连，我们打渔排和织网班虽然还在原连队工作，但已经隶属其它连队了。至此，我们的连队被取消了番号，我们的连队彻底的从兵团建制上消失了。1971年3月10日前后，董股长带队，杨和国（哈尔滨知青）与徐香菊（北京知青）组成的事故善后小组，出发前往哈尔滨、北京、天津等地，访问遇难战友的家属，并传达兵团对“5.28沉船事故”的处理意见。善后小组的工作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据我所知，除了给予遇难者一定的抚恤金外，家长们提的要求什么也没答应。为此章秀颖家、贾延云家拒绝领取抚恤金。1971年2月，我申请调离连队去赵光找姐姐的要求被批准，我在爱辉县潮水，三团团部办理了调往二团的所有手续：（工作调令、粮食关系、工资介绍信、迁移证、临时边防证），随即前往另一个新的连队位于赵光界内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团一营二连。
1971年4月5日清明那天。我最后一次回到老连队，王俊峰、冉彩珍、杨玉凤等战友陪我去一架山坟茔向姐妹们告别。看着那一堆堆鼓起的坟茔，再次想起与姐妹相处的日子，想到这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来，泪水横溢。我从秀颖的坟前捧起一把坟土，精心地用手绢包起作为永久的思念，我最后给姐妹们鞠躬告别后，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这一别竟是二十五年，直到1995年10月，我再次站在她们坟前。1971年4月6日，王俊峰送我到孙吴县，我们在孙吴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1971年4月13日我如期到新的连队报到，从此在新的连队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艰苦劳动。如果说，我在四季屯四十一连所经受的是“苦其心志……行佛乱其所为”的磨砺，那么我在赵光二团二连所经历的就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增益其所不能”的锻炼。我所在二团二连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新的连队我参加并体验了一年四季所有农活的辛劳与艰苦。从开春的“春播大会战”到夏天的“夏锄大会战”；从起五更睡半夜的“麦收大会战”到连队麦场上的抢收、抢晒、上跳、屯粮；“秋收大会战”后，马上就是沤麻、脱坯、盖房子等等零七杂八的活儿；一入冬就开始了劳而无功的“水利大会战”，赶上特别恶略的天气，才可以在宿舍搓麻绳。冬天最好的活计是夜间去河滩拉沙子，装车时挥汗如雨，来回跟车时又被冻得透心凉。拉沙子不仅能吃到一顿夜宵，还能在下午的时候自由活动，这活儿让我们女知青特别青睐，都抢着争着要干。虽然劳动的艰苦和困乏暂时缓解了失去秀颖的痛苦，但原本“坚定扎根边疆革命一辈子”的心已不复存在。那段时间，我想方设法要离开这个地方，家里也千方百计为我寻找门路。1972年10月我终于从兵团转回老家河北省务农，从此我永远地的离开了那片黑土地，离开了让我爱恨交集的北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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