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
出版年：2020-11
字数：305千字
定价：112.00元
装帧：精装
丛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杨富学主编）
ISBN：9787101148855
基金来源：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第一辑，共5册：牛达生：《西夏考古论稿（二）》、杨富学：《敦煌民族史探幽》、王志鹏：《敦煌文学与佛教文化研究》、朱国祥、张铁山：《回鹘文佛教文献中的汉语借词研究》、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第二辑，共10册：王惠民：《敦煌历史与佛教文化》、杨富学：《敦煌与形成期的裕固族》、杨富学主编《唐代长安与丝路文明》、包朗、杨富学：《霞浦摩尼教文献〈摩尼光佛〉研究》、杨富学主编《裕固学新论——“裕固与敦煌”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裕固学研讨会文集》、张俊民：《悬泉汉简：社会与制度》、樊锦诗、杨富学主编《敦煌与中外关系研究》、商春芳：《洛阳考古与丝绸之路人文交流》、唐均：《胡天汉月方诸——阿尔泰学论稿初编》、谭世宝：《悉昙学与汉字音学新论》。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总序/杨富学
丝绸之路是一条贯通亚、欧、非三洲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自古以来，世界各地不同族群的人们都会在不同环境、不同传统的背景下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成就，而人类的发明与创造往往会突破民族或国家的界限，能够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丝绸之路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东西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和互补性。
在中西的交往经久历程中，中国的茶叶、瓷器及四大发明西传至欧洲，对当时的西方社会带来了影响，至今在西方人的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反观丝绸之路对中国的影响，传来的大多是香料、金银器等特殊商品，还有胡腾舞、胡旋舞等西方文化。尽管这些西方的舶来品在考古现场也有发现，在壁画、诗词等艺术形式上西方的文化元素也有展示，但始终没有触及中华文明的根基。
早在远古时期，虽然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之间并非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
草创期的丝绸之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最开初起首要的交易物资并不是丝绸。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原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交流。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于是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成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公元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而分散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据传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才开始饲养马。双峰骆驼则在不久后也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另外，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这样一来，一支商队、旅行队或军队可以在沿线各强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或激发敌意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旅行。
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强盛，他们同定居民族之间不断的争斗、分裂、碰撞、融合，这使原始的文化贸易交流仅存于局部地区或某些地区之间。不过，随着各定居民族强国的不断反击和扩张，这些国家之间就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如西亚地区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安息王朝与罗马在中亚和地中海沿岸的扩张、大夏国对阿富汗北部、印度河流域的统治以及促使张骞动身西域的大月氏西迁。这些都说明上述地区之间进行大规模交通的要素已经具备，出入中国的河西走廊和连通各国的陆路交通业已被游牧民族所熟知。
丝路商贸活动的直接结果是大大激发了中原人的消费欲望，因为商贸往来首先带给人们的是物质（包括钱财等）上的富足，其次是来自不同地域的商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紫驼载锦凉州西，换得黄金铸马蹄”，丝路商贸活动可谓奇货可点、令人眼花缭乱，从外奴、艺人、歌舞伎到家畜、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而外来工艺、宗教、风俗等随商进入更是不胜枚举。这一切都成了中原高门大户的消费对象与消费时尚。相对而言，唐代的财力物力要比其它一些朝代强得多，因此他们本身就有足够的能力去追求超级消费，而丝路商贸活动的发达无非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而已。理所当然的就有许许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异，有钱人不仅购置珍奇异宝而且还尽可能在家里蓄养宠物、奴伎。诚如美国学者谢弗所言：七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从而大大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丰富了各国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更是繁荣昌盛。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由于生活的环境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如印度文化系统、中亚诸族系统、波斯—阿拉伯文化系统、环地中海文化系统、西域民族文化系统、河西走廊文化系统、黄河民族文化系统、西藏高原文化系统等等。而在这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无疑是中原汉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波斯—阿拉伯文化。
季羡林先生曾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这两个地方汇聚了四大文化的精华，自古以来，不仅是多民族地区，也是多宗教的地区，在丝绸之路沿线流行过的宗教，如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甚至还有印度教，以及与之相伴的各种文化，都曾在这里交汇、融合，进而促成了当地文化的高度发展。尤其是摩尼教，以其与商人的特殊关系，始终沿丝绸之路沿线传播。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摩尼教自13世纪始即已彻底消亡，而最近在福建霞浦等地发现了大批摩尼教文献与文物，证明摩尼教以改变了的形式，在福建、浙江一带留存至今。对霞浦摩尼教文献的研究与刊布，将是本丛书的重点议题之一。
季先生之所以要使用“最好的”和“最有条件”这两个具有限定性意义的词语，其实是别有一番深意的，因为除了敦煌和新疆外，不同文明的交汇点还有许多，如张掖、武威、西安、洛阳乃至东南沿海地带的泉州，莫不如此。新疆以西，这样的交汇点就更多，如中亚之讹答剌、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怛罗斯、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花剌子模，巴基斯坦之犍陀罗地区，阿富汗之大夏（巴克特里亚）、喀布尔，伊朗之巴姆、亚兹德，土耳其之以弗所、伊斯坦布尔等，亦都概莫能外，其中尤以长安、撒马尔罕和伊斯坦布尔最具有典型意义。
西安古称长安，有着11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交流的坩锅，世所瞩目的长安文明就是由各种地域文化、流派文化融汇而成的，其来源是多元的，在本体上又是一元的，这种融汇百家而成的文化进一步支撑和推动了中央集权制度。在吸收整合大量外域文化之后，长安文明又向周边广大地域辐射，带动了全国的文明进程，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推向高峰，并进一步影响周围的民族和国家；同时中国的商品如丝绸、瓷器、纸张大量输出，长安文明的许多方面如冶铁、穿井、造纸、丝织等技术都传到域外，为域外广大地区所接受，对丝绸之路沿线各地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体现出长安文化的扩散性和长安文明的辐射性。这是东西方文化长期交流、沟通的结果。在兼容并蓄思想的推动下，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不断进取，由此谱写了一部辉煌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长安文化中数量浩繁的遗存遗物、宗教遗迹和文献记载，是印证东西方文化交流、往来的重要内容。
撒马尔罕可谓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枢纽城市之一，其地连接着波斯、印度和中国这三大帝国。关于该城的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为康国的都城，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由这里出发，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这里汇聚了世界上的多种文明，摩尼教、拜火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里都有传播。位于撒马尔罕市中心的“列吉斯坦”神学院存在于15~17世纪，由三座神学院组成，他们虽建于不同时代，但风格相偕，结构合理，堪称中世纪建筑的杰作。撒马尔罕的东北郊坐落着举世闻名的兀鲁伯天文台，建造于1428~1429年，系撒马尔罕的统治者、乌兹别克斯坦著名天文学家、学者、诗人、哲学家兀鲁伯所制，是中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天文台之一。兀鲁伯在此测出一年时间的长短，与现代科学计算的结果相差极微；他对星辰位置的测定，堪称继古希腊天文学家希巴尔赫之后最准确的测定。撒马尔罕北边的卡塞西亚，原本为何国的都城，都城附近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面是突厥、婆罗门君王，西面供奉波斯、拂菻（拜占庭）等国帝王，这些都受到国王的崇拜。文化之多样性显而易见。
伊斯坦布尔为土耳其最大城市和港口，其前身为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地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是世界上唯一地跨两个大洲的大都市，海峡以北为欧洲部分（色雷斯），以南为亚洲部分（安纳托利亚），为欧亚交通之要冲。伊斯坦布尔自公元前658年开始建城，至今已有2600年的历史，其间，伊斯坦布尔曾经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拉丁帝国、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位处亚洲、欧洲两大洲的结合部，是丝绸之路亚洲部分的终点和欧洲部分的起点，其历史进程始终与欧亚大陆之政治、经济、文化变迁联系在一起，见证了两大洲许许多多的历史大事。来自东方的中华文明以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这里彼此融合、繁荣共处，使这里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地区。
综上可见，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多元、民族和谐主要得益于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民族政策的宽松——无论是中原王朝控制时期，还是地方政权当政期间，都不轻易干涉居民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上各种思想文化之间相互切磋砥砺，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中，包含着各民族对各种外来思想观念的改造和调适。“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通过多手段、多途径的传播与交流，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构成一道独具魅力、异彩纷呈的历史奇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可称得上是一条东西方异质经济的交流之路和多元文化传播之路，同时又是不同宗教的碰撞与交融之路。
为了进一步推进“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价值的研究，本人在甘肃文化出版社的支持与通力合作下策划了“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的出版事宜，得到全国各地及港澳台学者的支持与响应。幸运的事，该丛书一经申报，便被批准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为一套综合性学术研究丛书，从不同方面探讨丝绸之路的兴衰演进及沿线地区历史、宗教、语言、艺术等文化遗存。和以往的有关丝绸之路文化方面的论著相比，本套丛书有自身个性，即特别注重于西北少数民族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在充分掌握大量的最新、最前沿的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内容的选取和研究成果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前沿性。整套丛书也力求创新，注重学科的多样性和延续性。
今天呈现于诸位面前的这5册图书只是该丛书的第一批成果，今后会连续出版第二第三批乃至更多，竭诚欢迎各位同仁的参与、批评与指导。
1996年冬天，我调入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编辑部工作。第一次去敦煌，在莫高窟办公楼的二楼，敲开编辑部办公室的门，里边一张颇为简陋的办公桌前，坐着一个年轻人，桌上摊开着一本书，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自我介绍后问“梁老师在不？”“梁老师今天没来。你上他家去找吧！”为不打扰他读书，我知趣地退了出来。这是我和本书作者杨富学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此后二十多年，为同事、为同学，为研究领域相互交集的同道，可谓彼此了解。 本书出版前，富学兄发来电子文本，继而打来电话，命我为本书写序绍介。 富学兄是大家公认的才思敏捷、论著等身的快手。知其已经出版的数十种著作，序言均为国内一流学者或赫赫名家。本人几十年来，虽孜孜矻矻，在敦煌资料的海洋里，搜得一鳞半爪，充为学界末流，学路窄小，学问浅薄，何敢造次乃尔？ 其一，我于1996年调入敦煌研究院，与富学兄同在《敦煌研究》编辑部作编辑，前后共事6年整。 其二，两人均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博士均就学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本科，我早于他数年入学、毕业；而他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点获批后的第一届博士，我则晚于他一年，为第二届博士，属同一师门。我常自嘲“年龄长而得道晚”。 其三，应是最重要的，是我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就是裕固族民俗研究，此后几十年，断续发表了二三十篇关于裕固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小文，还与邰惠莉女史共同校注过一本我称之为“裕固族专史”的方志《肃镇华夷志》，薄涉过《敦煌与形成期的裕固族》书稿中的某些研究领域，有一定学术交集。有此三者，当欣然从命。但内心忐忑，下笔凝涩。 盖富学兄学问该博，汪洋恣肆，涉猎范围极广。从早期的回鹘研究（回鹘文文献、回鹘历史、文化、对周边政权的影响、回鹘语言文字、回鹘文学作品等），到北方民族、裕固族研究、敦煌石窟考古、敦煌佛教史、敦煌民族史、丝绸之路走向、摩尼教、丝路钱币史等领域，咸有措意贡献。其关于裕固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有早期回鹘历史研究的铺垫，出手不凡。 从20世纪初开始的裕固族研究（最早由外国探险家开始的裕固族语言、风俗、历史的田野调查），已历百年。我国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即开启了与裕固族形成史相关的研究（岑仲勉《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东四卫考》，《金陵学报》第6卷第2号，1936年）。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形成的《裕固族简史简志合编》（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1963）出版后，裕固族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裕固族研究深入到各个不同领域，迎来了最为辉煌的时期。自此后，裕固族研究向深度和广度进发，关注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成果越来越丰富。 在此领域深耕且贡献不菲学者中，富学兄以其独特的视角，新鲜的资料，开拓出了裕固族研究一个崭新的领域：裕固族研究与敦煌石窟。 我们知道，洪武五年（1372年），宋国公冯胜下河西，河西蒙古势力多不战而逃亡，或被逐出河西流落他处。但明军没有继续西进，而是弃置玉门、苦峪、瓜州、沙州等地，据嘉峪关而守。随着明政权在河西统治的稳固，原流窜他处的各部落陆续返回故地，归顺明政府，明政府采用“为我藩篱”，使其“捍御西垂”的策略，陆续在多处设立卫所，给部落酋长官职印信，以“羁縻”之。正是在此背景下相继设立了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沙州卫、罕东卫、罕东左卫、赤金蒙古卫，史称“关西七卫”（也有加哈密卫而称“关西八卫”者）。其中沙州卫、罕东卫和从罕东卫分裂出去的罕东左卫的聚居地，一直在瓜沙一带。因自然灾害、部落仇杀、吐鲁番东侵掠夺、套部蒙古大酋亦不剌、阿尔秃斯侵扰等原因，各部落相继残破，随之发生了裕固族形成历史上重要的一个阶段：向肃州及其周边东迁。不同部落、不同时期、不同批次的东迁行为，正是产生并流传的史诗般的民歌《尧呼儿来自西至哈至》（或《说着唱着才知道了》《我们来自西至哈至》）和其他一系列东迁传说（有关东迁的口传文学作品，不止《尧呼儿来自西至哈至》一首歌，还有其他内容。见拙作《关于裕固族东迁传说的研究》，《甘肃理论学刊》1990年3期，第62-68页）产生的历史背景。 作为东迁出发地的“西至哈至”，究竟是哪儿？似乎是突破裕固族历史研究的瓶颈或解锁裕固族形成历史的密钥。 以往的研究者，根据其发音，多沿袭早年俄国学者C. E. 马洛夫关于“西至”是“西州”的音变，“哈至”是“火州”音变的观点。1995年，胡小鹏先生连发两文（《试揭“尧呼儿来自西至哈至”之谜》，《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68—73页；胡小鹏：《元明敦煌与裕固族的历史关系》，《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8—131页）。根据王琼《晋溪本兵敷奏》卷六《为夷情事》中音译写作的两个地名“写出”“哈出”等材料，首倡“西至、哈至”就是“沙州、瓜州”说。 富学兄在认同胡小鹏“西至哈至”即“沙州瓜州”观点的同时，独辟蹊径，从回鹘传统民歌押首韵、两句一韵、四句一首入手，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这首民歌的原始状态，厘清了在传唱并收集整理过程中存在对民歌的改编和再创作，进而误导了后来的研究者的实情，进一步证明元代撒里畏吾人主要生活在沙州路境内。至此，“西至哈至”为沙州、瓜州可为定论。 “西至哈至”地域的确定，其意义不仅仅是对裕固族东迁历史的正确揭示，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生活在瓜沙州一带的裕固族先民与敦煌的关系。这应是富学兄这些年来深入研究、卓有成就的一个新领域。 根据诸多材料，明代关西七卫中的“沙州卫”“罕东卫”及稍后的“罕东左卫”部众，自元代起，作为蒙古统治下的属民，就是瓜沙一带的主人，自明初相继建卫时，就一直生活在瓜、沙二州，至明嘉靖七年（1528年）最后一次东迁安置，至少在瓜沙生活了约一个半世纪。对于笃信佛教的裕固族先民，对居住区域内的敦煌石窟群不可能没有任何作为。但由于资料的缺乏，后世很难知道这些部众与石窟的关系。很长时间内，学界对此知之甚少。本书名之为《敦煌与形成期的裕固族》，不仅提出了“敦煌石窟研究应关注裕固族因素”的命题，且其第二章至第十二章，系统整理了敦煌与裕固族先民回鹘相关的文献资料，解读了敦煌石窟壁画中发现的大量与裕固族先民相关的回鹘文、蒙古文题记，将其归入“裕固族先民文献”；在敦煌石窟群中，根据其题记、壁画内容和风格，从原来被认为属于“西夏石窟”群中，析出了部分“元代营建”或重绘的石窟，而这些洞窟，与元代统治瓜沙一带的豳王出伯家族有密切关系，并对莫高窟北区石窟的营建年代做了蠡测。这些，不唯裕固族研究向深度和广度的开掘，亦且是敦煌学研究新的增长点。 尽管书中所揭示的个别问题和观点，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学界还有不同看法。我想，这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如若没有任何争议和不同意见，也难以体现论著的意义。作为敦煌学和裕固族研究的新著，本书的出版必将为敦煌学界和裕固族研究带来新的启发和亮点。 富学兄博闻强记，学术眼光敏锐，常能在无问题处看出问题，在平淡的资料中看出其价值意义，加之十分勤奋，故其学问成就卓然。作为同门师兄弟和共事过的同事，感到由衷欣喜。寥寥文字，权为推介。 2017年，拙作《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作为本人主持的国家出版基金——《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之一种由甘肃文化出版社推出，重点探讨由中亚迁入河西之蒙古人在河西一带进行的活动，尤其是与河西回鹘交融，进而探讨其对裕固族形成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如所周知，今天居于河西走廊地区的裕固族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东部裕固主要是蒙古裔，西部裕固主要是回鹘裔，由于回鹘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发达，加以本民族之称谓本书就是回鹘（Uighur）的音变，故裕固族研究（或称“裕固学”）主要集中于回鹘因素而较少关注蒙古因素，直到今天这种格局依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本人应邀主持的《河西学院学报·裕固族研究》专栏，即如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常常希望得到研究东部裕固的论文而不得。有鉴于此，近些年来本人特别关注裕固族发展史上之蒙古因素，《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本书将裕固族民歌中所谓的“西至哈至”推定在沙州瓜州（敦煌与瓜州）而非昔日所谓的西州火州（今新疆吐鲁番）更非遥远的撒马尔罕等地；过去一直认为甘州回鹘乃裕固族的直系祖先，本书否认之，认为沙州回鹘才是；在裕固族形成过程中，蒙古因素如同回鹘因素一样都起到了核心作用；元代的蒙古豳王家族在明代演变为安定王，清代演变为“黄番七族大总管”，民国时代称“大头目”。诸如此类，许多观点都与当前流行的说法不尽相同甚至迥然有别，大多关乎“裕固学”之核心内容，原意为该书的出版即使不引起轩然大波也会引发学术界的关注甚或热烈探讨，至少应有批评与商榷之声，只有正常的学术批评才是推动学术获得正常发展的真正动力。令笔者颇感意外的是，这种局面完全没有出现，如石坠海，略无涟漪，诚新生期“裕固学”不应有之义。 拙作发表的次年，甘肃政法大学副教授胡蓉博士撰《开裕固学新篇 拓蒙古学视野——〈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述评》（刊《石河子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122—124页），首先总结了拙作的特点与贡献，同时也提出了批评与建议兼具的如下意见：金无赤足，白璧有暇，该书也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如书中将裕固族的形成地确定在沙州，这是很有见地的，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但是，今天的裕固族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而沙州回鹘应是以农业为主的，生业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如何解释这种差异？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有必要予以阐释，但书中却付之阙如。再如，本书将沙州回鹘与黄头回纥划等号，从理论上说，这一观点是可以接受的，但史书记载的黄头回纥位处甘青新交界地带，与沙州回鹘的中心——敦煌绿洲之间存在着较远的距离，如何将其联系起来，是不是需要中间环节来衔接？否则，读者难以理解。再如瓜州锁阳城，其西北角墩呈圆形，非常奇特，作者将之与西亚、中亚之伊斯兰建筑风格相连接，别有一番新意。考虑到蒙古豳王家族本身就来自中亚，具有伊斯兰文化情结是有可能的，但作出这种结论尚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对敦煌晚期石窟的断代，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将许多过去被确定为西夏的洞窟改判为回鹘窟或元窟，令人耳目一新，但系统的论证尚显不足，不无遗憾。无论如何，笔者期待这些问题在今后能得到更深入的探讨和更妥善的解决。 这些意见提的非常好，尖锐而有建设性，其中有些问题是我过去没有认真思考过的，有些则是我有意而为之，专门留下为后续的姊妹篇《敦煌与形成期的裕固族》一书做准备。今天呈现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即回答了胡蓉教授提出的所有问题，当然，还有不在其间的其他问题。是耶非耶，尚有待专家学者鉴定与批评。 在本书出版后，我还有另外一个计划，就是编纂一本《敦煌裕固族文化图鉴》，将敦煌、瓜州甚至玉门的大凡与裕固族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壁画、写本、题记、碑刻、故城、古塔等文化遗存裒为一辑，为裕固族研究提供尽可能全面而可靠的资料。十年前，高林俊主编《中国裕固族传统文化图鉴》（民族出版社，2010年），独辟蹊径，图文并茂，设计美观大方，赏心悦目，略显不足的是未能将裕固族文化集中地——文殊山留存的元明清时代的裕固族文化遗产纳入其中，更不要说敦煌了。 《敦煌裕固族文化图鉴》若能遂愿，则可与《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敦煌与形成期的裕固族》比肩而立，三足鼎立，或可为裕固族早期形成史的研究奠定更加稳固的学术基础。 本书的撰写，得到了几位年轻同仁与弟子的协助，其中第八章《甘州回鹘天公主在敦煌的活动与影响》是与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路虹博士合力完成的，第十一章《敦煌出土裕固族古代文学作品及其特点》是与胡蓉、叶凯歌二位博士合力完成的，第十二章《裕固族民间文学之多元宗教意蕴》与塔里木大学副教授屈玉丽博士合力完成，第十五章《欧亚学视阈下的裕固族历史文化》是与弟子兼同事张海娟博士合力完成的。书后所附“索引”则是由研究生闫珠君编制的，南开大学汪威博士和弟子叶凯歌、安美龙、丁小珊参与了全书的校对工作。在资料收集和书稿撰写过程中得到河西学院副教授阿尔斯兰（安玉军）博士、玉门市博物馆王璞馆长、文殊山文管所马风花所长、榆林窟文管所宋子贞所长、锁阳城文管所谢延明所长、肃南裕固族语言代表性传承人安玉玲大姐、肃南夏日塔拉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安梓仪董事长的帮助与支持。兰州广播电视传播中心艺术总监、纪录片导演、裕固族研究会副会长赵国鹏先生多年来一直关注裕固族的社会变迁与学术研究，对本人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尤其是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教授，作为师兄弟、共事多年的同事和裕固族研究专家，慨允赐序，为本书增色不少。在此谨对以上诸位的协作、帮助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出版之际，寄望“裕固学”作为敦煌学的交叉学科，能与敦煌学一起并入国际学术列车的快轨道，立足自身，强化前沿，活跃学术气氛，增进国际学术界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促进学科的深入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