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抗战时，中国是唯一一个伪军超侵略军的国家，还会重演吗？
整个抗战期间，中国伪军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除了人口基数外还有什么原因？会重演吗？
今天，七七事变82周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不仅要坚定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者的决心，而且要反思历史的“痛点”，铭记民族的耻辱和教训。
应该说，“汉奸现象”就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最大的“痛点”。我们赞美近代中国百年沉沦后的民族觉醒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无数中华义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史诗，但也不能忘记，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多少民族败类变节投降、卖国求荣，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奇耻大辱的一笔。直到今天，抹黑英雄、洗白叛徒、为汉奸“翻案”的奇谈怪论，仍在挑战我们的价值和道德底线。
溥仪访日。
沉渣泛起——民族抗战中的一股历史逆流
电影《地道战》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民兵队长高传宝在大槐树下敲钟传达情报：来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对这一传为笑谈的镜头，我们又怎能一笑了之？
汉奸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按照《辞海》定义，汉奸原指汉族之变节败类，后演变为“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造就英雄的历史，也是一个出产汉奸的历史。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对华侵略的屡屡得手，“汉奸现象”的历史沉渣泛起滔滔浊浪。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人扶上了“执政”宝座，再一次心甘情愿当上了“儿皇帝”，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伪政权。
1938年12月，身为国民党二号人物的副总裁汪精卫，竟然从陪都重庆出逃越南河内，公开发表“艳电”叛国投敌，并于1940年3月在日本军刀支撑下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做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
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前左)与华北汉奸首领王克敏(前右)在南京的集会上。
在此之前，以王克敏为首的伪华北政府、梁鸿志为首的南京“维新政府”，以及内蒙德王伪蒙政权和冀东自治政权就已粉墨登场。而汪精卫的特殊身份有一定的“号召力”，再加上日汪的狼狈为奸、软硬兼施，一时间大大小小的汉奸如过江之鲫，形形色色的伪政权似一簇簇“恶之花”，绽开在饱受侵略者蹂躏的神州大地上。
惊回首，1938年伪军数量已达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大批国民党军部队投入伪军序列，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日军在中国战场兵力为186万人，本刊注）。
国家危难，大厦将倾。无数精忠报国的壮烈之士慷慨赴死,而这些生长在中国土地、喝着祖国乳汁长大的无耻之徒，却背叛了祖国和人民，充当日本法西斯侵华的“狗腿子”，干起了祸害同胞的罪恶勾当。但沉渣终究是沉渣，终究还要沉下去。到头来，一个个汉奸卖国贼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于世的下场。
国家之耻——汉奸资敌的危害有多大
提起“汉奸”，实在是中国人的国家之耻、民族之羞！
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遭受汉奸之害像我们中国这样严重。检视中国的历史，多次民族劫难并非败于异族外寇，而是败于汉奸。
用“祸国殃民”评介汉奸的危害毫不为过，说历史往往因汉奸而改写，并非过分之辞。
明朝末年，倘若没有吴三桂那样引清兵入关的大汉奸，满清王朝根本不可能入主中原，统治神州大地近300年。而今，翻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撕心的沉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三大傀儡人物：溥仪、汪精卫和贝当（法国），其中中国就占了两位。
抗日战争，中国是战胜国。然而，我们的胜利却只能说是一场“惨胜”。之所以付出耗时长达14年、死伤3500万人、财产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的巨大代价，汉奸猖獗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关注微信“大海旅游人”
在抗战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侵占一个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之。
据日方档案证实，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宋哲元军长身边的参谋周思静，向日军提供了南苑守军撤退的情报，并称“(赵登禹)已经登车出发了”。正是根据这一情报，日军在天罗庄设下埋伏，直接导致了百战名将赵登禹和佟麟阁的战死。
在南京保卫战中，一到晚上根据指令全城宵禁，一些汉奸竟用火把、手电筒引导日军飞机轰炸弹药库、兵营等重要目标。日本兵初进南京城，还有的汉奸把藏身于民众中脱下军装的守城军官兵一个个指认出来，致使手无寸铁的中国军人活活被日军刺死。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危难中的中华民族，除了要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外，还要分出相当大的力量，与背叛祖国和民族的不肖子女们作斗争。
当年,抗日英雄杨靖宇陷于日伪重围之中，辗转雪原之间，周围人一个个叛变投敌，而又反过来替日军劝降。一个叫赵廷喜的同乡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岂止不杀，投降了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当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呢。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叹道：“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令人震撼的历史拷问！今天之所以还有中国，就是因为有杨靖宇这样大写的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倘若一个个大小汉奸们成了气候，还有今日之中国吗？
汉奸之害，是全方位、深层次而又难以挽回的。正是靠着伪政权、伪军的支持，日本军队才能在中国横行如此之久。在伪政权“治理”下，大量的金钱、粮食、矿产被源源不绝地运往日本，留下的是中国农民被大量饿死冻死……而汉奸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伤害更是令人痛心。记者曾采访亲历者回忆抗战时期的伪满生活：在日伪联手14年的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下，当时绝大多数年轻人，只知道自己是亲日的“满洲国”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史“怪胎”——中国的汉奸为何如此之多
任何一个国家遭受外族入侵时，出现“有奶便是娘”的卖国贼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为何冒出这么多汉奸来？
汉奸，并非生来就是汉奸，也不都像影视片里尖嘴猴腮、歪戴帽子、斜挎盒子炮、一口一个“皇军”的样子，那实在是小瞧了汉奸的水准。
想当初，曾经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是如何了得的热血青年。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讯汉奸陈公博。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亲赴北京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所作《致南洋同志书》何等壮怀激烈！谁能想到，这个曾经有着荆轲刺秦般豪迈和勇气的人，最终却沦为出卖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
谁又能想道，汪伪政权中仅次于陈公博、周佛海的骨干头目，官居汪伪政权组织部长等要职的梅思平，当年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点第一把火的学生领袖，这个慷慨激昂大骂曹汝霖是卖国贼的人，抗战期间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汉奸。
汪精卫及梅思平等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
而陈公博、周佛海也曾是显赫一时的中共一大代表。他们先是背叛了共产党，又背叛了国民党，死心塌地地将自己的命运牢牢绑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战车上。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然而，这就是人和历史的诡异、深刻之处。
其实，看似偶然的社会现象，背后一定有必然的东西在支撑。“汉奸现象”的繁衍，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
之所以有汉奸，一定是因为有外部敌人。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孳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日本侵略者实施“以华制华”策略并与汉奸亲日派相互勾结的结果。
抗战初期，日本首相发表对华宣言，就公开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日本侵华无异于“小蛇吞大象”，没有汉奸，他们就是聋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视采取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
1935年3月18日，以民国“美男子”著称的汪精卫画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颇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经历时把他比喻为“鲸鱼的胡须”，意思是容易弯曲，也容易反击，暗讽汪对日态度变了，已经弯曲了。
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后，曾一度主张积极抗战的“鲸须汪”，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积压下，他的“鲸须”彻底弯曲了，再也找不到那个热血青年的影子了。
正如毛泽东同志深刻剖析的：“民族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悲观主义，即民族失败主义”。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屡战屡败，使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初期“民众经过上海撤退、南京沦陷的大变，在爱国的心情上呈着害怕敌人的薄雾”。
“不战亦亡，战亦亡”。汪派汉奸们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片面认识中日力量的差距，视敌人如神物，看自己为草芥，无视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汪精卫、周佛海认为，以落后中国与强盛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自知”，“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正是这种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们自作聪明地得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结论，以为只有采取“非常举动”“坚定地与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脱离抗战阵营，走上自绝于民族的“和运”之路，实际上完全成为受日本人摆布的傀儡。
有学者研究“汉奸文化”时发现，在汪伪中央政府中，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一些甲午战后赴日留学接受了“洗脑”的中国学生，轻而易举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了铁杆汉奸。他们自以为对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准确，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破坏性。
”汉奸现象”的泛滥，说到底是人的价值观的沦丧。
“居其地，而献其土，视为不忠。食其禄，而弑其主，视为不义”。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基本也是最大的道德命题。
汉奸的本质特征是背叛、出卖民族利益。既然是“出卖”，就必然会有“进益”，赔本买卖汉奸是不会做的。为了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是汉奸定义的基本条件，也是汉奸真实心态的记录。
所谓“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汪精卫敢跳火坑做汉奸，与其野心勃勃、权力欲望膨胀有较大关系。汪精卫本来拥有优越的政治优势，长期与蒋介石争领袖地位而居于下风，只得到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虚名而无实权，自嘲为蒋记“账房先生”“秘书处”。故此，另辟蹊径，再起炉灶，企图借助外力以满足其“领袖欲”，成为汪精卫附逆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
被川岛芳子勾引下水、身居伪江苏省长等高位的李士群常对其部下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收入优厚的汪伪头子周佛海，当年竟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宣布脱离共产党。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等要职后，对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仍不满足，而做汉奸从事“和运”，自感“始觉与两年前作幕僚和地方官完全不同也”。
周佛海在汪伪政府成立时的留影。
与大汉奸相比，低级点的汉奸理论就是“人总得活着”。当问及作为中国人为何当伪军不当八路军时，有的伪军竟作答：伪军有军饷，能养家。
其实，汉奸们活得很悲哀，因为他们没有祖国；汉奸们活得很卑贱，因为他们没有灵魂。
汉奸的繁衍，反映出我们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出了问题。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封建君主专制造就了许多国人懦弱和奴性的性格，“中庸仁厚”“明哲保身”等传统文化的糟粕，对国人心灵造成极大侵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思想、“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哲学，忍气吞声、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等传统心理，使得一些人在国难当头时很容易叛国变节，跪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旷日持久的内战，使近代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致使一些民众地域观念很强，缺乏国家认同意识与归属感。这种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状况，为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民国建立后，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相反是独裁统治，吏治腐败，军阀混战，外强凌辱，国运日衰，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加剧，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
当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时发现，抗战中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达58人之多，成建制投敌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六十万人，追随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多人，并由此构成了汪伪政权的班底。
中国的汉奸是世界上最多的一个国家，为什么？
中国历史上不乏奸人，诸如石敬瑭、秦桧、张弘范、吴三桂、洪承畴之流,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遭人唾弃。想不到的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竟然打着“解放思想”“言论自由”的幌子和“学术研究”的旗号，随意“任性”地解构历史、歪曲真相，为抗战期间的汉奸、卖国贼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难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别是随着社会思潮的多样、多元、多变以及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影响，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小觑的一个问题。
中国从秦到明初都很善战，明末到民国，汉奸多到张都没法打，民国汉奸多到伪军占到正规军三分之一那么多，当然，很多人说中国政府腐败如何，所以我们不爱国，但是曾有人调查越南和中国愿意为国献身的比例，政府更加贪腐的越南远远高于中国，所以爱国跟政府关系不大完全是个人问题，曾经有个日本兵记录里写到，日军图灭朝鲜的一个镇子，3000朝妇无一投降，而在南京，很多妇女涂脂抹粉上街勾搭日军乞命，同样在美国高胖子也讲过韩国人极为团结持枪与黑人搏斗，但中国人一盘散沙只顾各自逃命。
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基因里，天生存在一种利己和怨天尤人的基因，当国家不好时就因为国家不好我才不行，当朋友不好时又说我圈子不行，要是我爹是王健林如何，存在一种讨巧的心态，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中国经历的战争太多，导致过爱国人士以及士兵被打死，其实忠臣古代也容易被叛军杀死，而往往到处逃命的老百姓，乞命的降将，自私自利的人却活了下来，经过上千年的基因筛选，人们自然就更加的怕死。
第二就是文化的多样性，在中国的文化里，各种奇葩理论层出不穷，不像国外那么单一认为做人就要爱国，有人高喊团结一心共创辉煌，也有人高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同样有些人给外国人洗起地来不光角度刁钻，甚至你感觉他的整个立场都不是在中国人这边，而不仅仅是反驳这么简单，无论是比中国更好的国家还是更差的国家，都有人抱怨政府，抱怨国家，但是你感觉他们始终是站在这是我的国家的这个立场上，但是中国人很多抱怨中会出现很多比如你们中国，，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难以统一，就极为难易形成战斗力，其实在哪国都是这样，文化越单一的人越爱国，但中国的文化并不单一，各种角度各个方向的文化多如牛毛，你能找出无数理由爱国是对的，也能找出无数的理由不爱国更好。
岂容“翻案”——把汉奸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战争遗留的“汉奸现象”依然横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中国历史上不乏奸人，诸如石敬瑭、秦桧、张弘范、吴三桂、洪承畴之流,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遭人唾弃。想不到的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竟然打着“解放思想”“言论自由”的幌子和“学术研究”的旗号，随意“任性”地解构历史、歪曲真相，为抗战期间的汉奸、卖国贼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难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别是随着社会思潮的多样、多元、多变以及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影响，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小觑的一个问题。
其一，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应“以个人生存需求为最重要需求”“出于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出发，则汉奸的选择也不那么不可饶恕”。
这完全是一种为汉奸张目的歪理。诚然，人有维护自己生命的自由，但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舍生取义、捐躯为民，是必须始终不渝坚守的核心价值；对一支军队来说，精忠报国、视死如归，是无论何时何地的惟一选择。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临大节而不可夺”，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推崇的行为准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抗日英雄吉鸿昌，“宁死不当俘虏”的东北抗联八名投江女战士，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
在侵略者的野蛮行径面前，“你为个人的生命考虑”，但是以牺牲更多人的生命和民族利益为代价，汉奸们的这种“苟活”还有一点正义的良知和生命的尊严吗？
倘若按照上述“汉奸理论”行事，活着就是“最重要需求”，为国捐躯倒成了“傻老冒”，中国人还能站起来吗？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1942年12月，日军扶植的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右三）前往东京，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会”。图为汪精卫会见东条英机（左三）时的情形，东条英机抽着烟，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其二，有人公开宣称，“殖民就是进步，殖民时间越长越先进，汉奸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
这种论调可谓荒唐至极。作为十八九世纪帝国主义的产物，“殖民”一问世，就是带着血腥和掠夺印记的东西。一个国家进步与否，和有没有被殖民没有必然联系。像非洲许多国家也被殖民很久，非但没有什么进步发展，反而成为这个星球上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一些人的“汉奸思维”只看到殖民者带来的些许小利，却忽略了因殖民所遭到的歧视、暴行以及所导致的种种恶果。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完全靠殖民，实现经济独立、政治民主、人民幸福了？
美化殖民完全是一种没有一点正义感的虚幻想象。背叛民族、背叛祖国、背叛同胞，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只能在历史上起到一点反面教员的作用，何谈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只有实现独立自主，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中国绝不能成为仰帝国主义鼻息的附庸。
其三，尤其令人愤懑的是，有的著名学者竟然辨称：有些汉奸如汪精卫“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
这种公然为汉奸翻案的言论，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自由和道德的底线。
稍微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汪氏一伙叛国投敌给当时抗战局势造成“超级震荡”，不仅直接削弱了抗日实力，打击了抗战信心，而且帮助日本人屠杀抗日军民，筹粮筹款，掠夺资源，进行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完全沦为侵略者的打手和帮凶。一个出卖民族尊严的人，怎么会是“英雄”？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人，怎么会“没有错”？
汉奸就是汉奸，卖国贼就是卖国贼。
不论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不管打着什么华丽旗号，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当年，面对所谓“和运”“保民”“曲线救国”的汉奸论调，爱国侨领陈嘉庚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一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据称，当时主和派的汪精卫在念到该提案时脸色发白。
想不到，当年汉奸卖国“视降敌为保民，称亡国为和平”的陈词滥调，今天居然成了为汉奸翻案的借口和依据。
英雄岂容亵渎，汉奸岂容美化。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时尚，则离亡党亡国真的不会太远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阿拉伯之春”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历史验证了一条真理：凡是出卖祖国，甘当汉奸走狗的民族败类，最终绝无好下场。汉奸们的叛国罪行，永远记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汉奸们的名字，牢牢地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痛定思痛——中国还会再出汉奸吗？
汉奸，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永难消除的一块伤疤。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已经渐行渐远，但曾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汉奸现象”并未绝迹。
君不见，就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继承了汉奸先辈的衣钵，成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经济汉奸”“政治汉奸”“网络汉奸”等。
君不见，西方国家搞“颜色革命”和“政治转基因”工程愈演愈烈，一些政治上的意志薄弱者和利欲熏心的贪婪之徒，已经或正在成为敌对势力捕猎的对象。
君不见，今天的中国产生汉奸的土壤仍然肥沃，“汉奸理论”“汉奸思维”并未清除，甚至在新形势下有了某种“创新发展”。
假设八国联军、英法联军再进北京，大小汉奸们会不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假设甲午战争、抗日战争重新打响，“维持会”“皇协军”会不会再度登场？
一个非常现实的严峻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应该怎样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
——致力国家强大。汉奸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敌的侵略？如果当时中国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又怎么会有汉奸的大量出现？物质基础影响或决定政治选择。只是简单地提“爱国”口号往往是苍白无力的。
——在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实现民族由大向强跃升的同时，更多地让人民群众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体味国家理念，涵养家国情怀，从而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就从根本上祛除了产生汉奸的条件和基础，这本身就是一种震慑外敌的强大软实力。
——砥砺民族气节。“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崇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民族气节。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坚定的志气和节操。作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脊梁，这个脊梁弯曲了，整个民族都会低头。人格是国格的基础。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个民族的站立。汉奸心态不除，民族脊梁难硬。没有民族气节，没有民族精神，你经济力量再雄厚，也不过是强盗手中的窃取之物。“一个民族只有从精神上站立起来、强大起来，才永不颓谢”。
——高擎法治利剑。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饱受汉奸之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个国家对“汉奸现象”采取了超过一般暴力的残酷镇压和道义谴责。自诩是世界人权典范的法国，二战胜利后，戴高乐政府成立了整肃委员会，一旦发现战争期间的通敌者统统依法枪毙，对于叛国者起到了强力震慑的作用。有的国家还专门立法，惩治那些“汉奸”及为“汉奸”翻案的人。相形之下，历史上深受汉奸之害、而今又厉行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更要拿起法治的武器，对汉奸卖国贼及其为之翻案行为狠狠打击，彻底整肃，决不手软。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作为一种社会赘瘤，“汉奸现象”应时而生、应时而灭，而我们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同“汉奸现象”作斗争正未有穷期！
附： 中国近代史上的十大汉奸
回顾历史我们都知道有个“汉奸”角色，世人皆嗤之以鼻，不过你知道中国十大汉奸有谁吗？为什么他们会成为中国的汉奸？他们做了什么坏事？那他们的下场究竟如何？种种疑问困惑着大家，那我们就一起来解开心中的困惑吧。
1.汪精卫--从志士到叛国者
汪精卫出生于广东三水。幼年接受家塾的传统教育，曾获番禺县试第一名，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赴日留学。其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兴起之时，汪精卫加入了革命派行列。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氏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脑。
下场：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多，汪精卫因患多发性骨髓肿病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终年62岁。
2.陈公博--汪伪政权第二号大汉奸、代理“主席”
自称“乱世能臣”的陈公博是一个富于多变的人物。他少年时就随父亲参加反清秘密会党的很多活动，决心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青年时期，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从此便一生追随、效忠汪精卫。
大革命时期，他以国民党“左派”自诩。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成为拥汪反蒋的改组派代表人物。汪蒋合流后，他则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抗战爆发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一生在政治上变化多端，最下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汪伪政权日暮途穷。1945年8月25日，陈公博夫妇等人乘机秘密离开南京飞抵日本，10月3日又被强行引渡回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1946年2月，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等三人被押往苏州狮子桥监狱关押。
下场：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道前街第一法庭对陈公博进行公开审判法官认为对陈公博应 “从重处断，以为叛国者戒”，并在判决书中指出：“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奉命将陈公博在江苏第三监狱执行死刑。
3.周佛海--反复无常，三次叛变
中共一大闭幕后，周佛海准备同杨淑慧结婚。后因杨父反对，他带着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读。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毕业回国。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
下场：一个来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由于蒋介石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出面干预，才被减为无期徒刑，保住了脑袋。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4.梁鸿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在上海组织维新政府，并担任伪行政院长，卖国投敌。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持政府，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敌占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任“行政院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维新政府”成立后，立即与日本签订《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要纲》等一系列协定，使日本得以迅速控制华中经济，掠夺中国的资源和物资等。
下场：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梁鸿志携两妾、幼女逃往苏州。10月2日梁鸿志在苏州被捕，随即被解押上海，送到楚园里作了“楚囚”。在强大的社会舆论指责下，梁鸿志以汉奸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1月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枪决，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5.傅筱庵
被“两代义仆”朱升源连砍数刀气绝身亡傅筱庵，浙江镇海人，曾出任北洋军政府高级顾问，1927年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北伐军进军上海之前，他十分的不看好蒋介石，认为北伐军打不过孙传芳的直鲁联军，于是他将宝押给了孙传芳。没想到孙的直鲁联军在北伐军的进攻下，一败涂地。他也因支持军阀孙传芳而被蒋介石通缉，被迫离开上海逃往大连。也就是在此时，他的内心已经在盘算着寻找新的靠山，并开始与日本人暗通款曲。通过杜月笙的斡旋，南京国民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傅筱庵得以返回上海。
下场：1940年10月11日凌晨，国民党军统局策动跟随他数十年的亲仆朱升源，趁其宴游回来倦睡之际，用菜刀砍毙。
6.殷汝耕--华北第一个傀儡伪政权主席
殷汝耕，浙江省平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了联系。回国后，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后投靠国民党亲日派、新政学系首领之一的黄郛。1927年，殷汝耕以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的名义，代替蒋介石与日本勾结、密谈。
下场：1947年12月1日，被枪决。
7.李士群
投靠日本却被日本人毒死 1905年生，浙江遂昌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毕业。大革命失败后，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以蜀闻通讯社记者身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潜伏南京，1938年逃至香港，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
下场：1943年被日本宪兵特高课毒死。
8.陈璧君--抗日头号女汉奸
陈璧君（1891--1959）广东新会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今槟城），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槟城与汪精卫相识，遂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追随汪去日本留学。二年，随汪回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秘密使命。1912年5月，与汪精卫正式宣布结婚。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支持汪精卫对日本妥协的路线。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政府迁往重庆。1938年12月19日， 随汪精卫逃往越南河内，叛国投敌。
下场：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璧君于1945年9月12日被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被国民党当局以汉奸罪判无期徒刑，终身监禁。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5月，由苏州监狱遣送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1959 年6月17日病死上海监狱医院，年69岁。
9.丁默邨
先是汉奸后又变成卧底,最后惹怒蒋介石被判死刑，看来中国十大汉奸个个下场都比较凄惨呢。
下场：抗战胜利后，丁默邨功过难定，因为他先是汉奸后又变成卧底，更糟糕的是后来他保外就医、游览南京的消息传开，蒋介石一怒，下令枪毙丁默邨。丁默邨最终在1947年5月1号被“通敌叛国”、“戕害军统、中统地下工作人员”理由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时年46岁。
10.王克敏
王克敏原籍中国浙江杭县(今余杭)，生于广东。字叔鲁。清末举人。1903年任留日学生监督，后改任驻日使馆参赞。1907年回国后历任直隶交涉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1917年任中国银行总裁，并一度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23年助曹锟贿选大总统。1932年起，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北平政务整理委员。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投敌。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汉奸组织“新民会”会长、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
最终下场: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汉奸罪被逮捕。1945年12月25日在狱中畏罪自杀。
附二：中国古代史上的十大汉奸
汉奸，原指出卖汉族利益的败类，后引申为出卖中国利益的卖国贼。以下汉奸皆是历史耻辱柱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往大家冷静观赏。
第十名：汉朝 中行悦
中行悦是西汉汉文帝时的宫廷太监，席汉与匈奴和亲时陪同时辰到达匈奴，随即投靠匈奴，利用自己熟悉西汉国内情况的优势，帮助匈奴出谋划策，多次鼓动匈奴对汉朝进行烧杀掳掠，对汉朝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汉、匈奴漠北之战前夕，中行悦病死，死前仍为匈奴出谋划策，建议把病死的牛羊丢入水源之中，企图使汉军染上瘟疫，所幸被汉军识破，最终取得了漠北大战的胜利。中行悦居匈奴数十年，先后为三代单于出谋划策。
第九名：明朝 王振
王振勾结内外官僚，擅作威福。在京城东造豪华府第，大兴土木，逐杀正直官员。瓦剌大举入侵。王振鼓动帝亲征，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瓦剌兵追至，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王振被明将樊忠锤杀。
第八名：宋朝张元
第七名：明朝 范文程
数典忘祖。投降满清多次出谋划策，荼毒东北汉族同胞。范文程对清朝功劳卓著，历事四朝，于清朝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多所贡献，却对明王朝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满洲人在当时作为外来入侵民族，而范文程因为自身不得重用，为了个人功利而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于大节有亏。
第六名：宋朝 贾似道
一提起贾似道这个汉奸就气不打一出来，小编怀疑此人也是蒙古人的内奸，襄阳苦苦抗战五年，此人居然不闻不问，最终导致南宋灭亡，此人实是罪魁祸首，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了。
第五名：宋朝 张弘范
蒙元灭宋的急先锋，攻破南宋首都临安、俘获文天祥、击败张世杰，鸭山之战灭亡南宋后，曾经无耻的立碑刻石“张弘范灭宋于此”，后来被人改为“宋张弘范灭宋于此”以嘲讽之。
第四名：宋朝 秦桧
当时宋金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岳飞正要直捣黄龙，光复幽云十六州，收回长城，重建汉唐一样的盛世。可惜这秦桧刽子手。秦桧让谏官万俟卨弹劾岳飞，张俊又诬告岳飞部将张宪谋反，岳飞父子被押送大理寺。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因岳飞在议和、立嗣等问题上和自己冲突，秦桧便诬告岳飞曾说自己和宋太祖都是三十岁任节度使，谩侮先皇、意图谋反，又以受诏不救淮西等罪名，将岳飞赐死狱中。
第三名：宋朝 赵匡胤
从大唐灭亡后建立的宋朝开始，中国两次分别被蒙古人和满清征服，北宋被金国这样的蛮族所灭，南宋被蒙古人所灭，一亿人口的明朝被后金二十多万女真人所灭，我们看到的中国人不再是意气风发的大汉大唐的英雄们龙舞纵横，意气风发，而看到的是宋明一群侏儒一样的中国人丧权辱国，腐败昏庸，百丑层出，屈辱不断，悲剧不停，这一切是为什么？
宋朝，重文轻武是表面，实质上是宋朝中央彻底的拆散剥夺了了地方权力，剥夺了军队，易将制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剥夺了地方自治的权利，剪除了官僚阶层来自军队和百姓两方面的威胁，主要是地方自治军队对他们的威慑，于是一个官僚阶层主导的社会诞生了。这都出于赵匡胤。
第二名：石敬瑭（半个汉人）
儿皇帝石敬瑭为了一己私欲，公然割让幽云十六州。使得汉人失去抵御外敌的屏障。
此人之作为从五代时期一直影响汉人到明初才算是结束。是绝对不允许翻案的。
第一名：清朝 吴三桂
影视剧图
贪生怕死，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开关迎敌。作为一个统军主帅没有一点民族大义。死有什么可怕的，至少不能开关。
历史证明山海关不破，清军永远不可能占领中原，及时绕道进来，明朝也就有时间做好相应准备。
此奸贼的行为从明末一直影响汉族到今天都还没个完……
一个有自省精神的民族，才有远大的未来。80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战争，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味和反省的东西。包括汉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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