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名中国人涉嫌“职业乞讨”境外被捕 不只是丢人

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谋生手段，部分职业乞丐在脱离“组织”后将无法生存。于是，他们在遭受残害后，又心甘情愿地依附于犯罪分子。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形成，对职业乞丐的打击就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遑论根治。

7月5日，多家澳媒报道称，7名年龄均超过65岁的中国人被控持旅游签证前往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当起了“假乞丐”，还将所得澳元兑成了人民币。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时代报》（The Age）等澳媒7月5日报道，周一、周二，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警方采取突击行动，在墨尔本闹市锁定了疑似假乞丐。

当地警方指控7名中国人涉嫌“职业乞讨”，他们持旅游签证飞往墨尔本，针对CBD（中央商务区）的路人实施乞讨。虽然被控犯罪，但他们仍然可以自由离开这个国家。

在维多利亚州，乞讨系违法行为，可被判处一年监禁。

5日下午，警方表示，这5名女性及2名男性均在65岁以上，最年长者为72岁。

警方还查获了近1000澳元（约合人民4810元）现金，有人持有600澳元，有人则只有48澳元，嫌疑人被控拥有疑似违法所得的财产。

当地慈善组织“救世军”（SalvationArmy）201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一小部分职业乞丐的日收入高达400澳元（约合人民币1924元），他们会恐吓女性和国际游客。

此外，一名警方官员称，嫌疑人声称自己无家可归，但警察后来发现，他们住在CBD。“我们是一群慷慨的人，但我们对那种行为零容忍。”

“我们缴获了相当数量的现金和外汇票据，这表明墨尔本善良市民捐出的很多钱基本都被换成了人民币。”

警方称，遭指控者可被转送至流浪者救助机构，但只有一人接受了这个建议。维多利亚州警方正在与澳大利亚边防局（ABF）、澳联邦警察（AFP）、墨尔本市以及“救世军”合作调查此事。

两周前，有网友在网络上发布视频称，CBD出现了一个有组织的假乞丐“团伙”。

在视频中，乞讨者面前摆着的“求助信”写着，“由于心脏病、尿道疾病、各种疾病和脏头发，我无法自立。”

警方周五证实，视频中出现的一名女子是本周被指控的团伙成员之一。

墨尔本市长萨莉·卡普（SallyCapp）则表示，她因乞丐持旅游签证从中国飞到墨尔本CBD赚钱而“目瞪口呆”。

卡普说，希望这次警方行动能重申乞讨的非法性，并阻止善意的人给乞丐钱。她敦促那些关心无家可归者的人士，应将他们引导至专门的救助服务机构，而不是给他们现金。

也有人担心，职业乞讨者会进一步破坏社区居民对无家可回者的印象。

澳媒指出，澳大利亚华人论坛上的一篇帖子收到了超过5000条回复，大多数人都在谴责这一行为。

6日，驻墨尔本总领馆就澳媒报道表示，据媒体报道，澳大利亚警方拘捕多名来自中国的老年“职业乞讨者”，并怀疑乞讨者属有组织团体。当日，我馆即向警方了解核实有关情况。目前，警方尚未向我馆正式确认被捕者中国公民身份。

我领馆强调，组织、操纵老年人进行乞讨的恶劣行径理应受到谴责。总领馆将密切关注事件后续进展。如所涉人员中确有中国公民，总领馆将要求警方依法公正处理。

7名年龄超过65岁的中国人，被控在澳大利亚当假乞丐被捕一事，引发热议“丢脸丢到了国外”，这是不少网友的第一反应。网友们的心情可以理解，只是，把这些“出征”海外的乞讨者简单的归结为“不要脸”有些简单。那么，这些乞讨者到底能从中获得什么？他们的存在，对社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职业乞丐漂洋过海

这已不是国内职业乞丐第一次远征海外，几年前马来西亚就曾出现中国的残疾乞丐。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从2008年起，来自中国的职业行乞者便攻占了旅游景点和早夜市，让当地人感到苦不堪言。

而在今年早些时候，泰国《曼谷邮报》曾报道称，6名中国人因在曼谷街头乞讨被捕，其中三人坐在轮椅上。他们都持旅游签证进入泰国，且大多数逾期滞留。

为何他们愿意漂洋过海？选择马来西亚，是因为当地华人乐善好施，且生活成本较低。说白了，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澳大利亚经济发达，看到可怜的异国面孔，澳大利亚当地居民也容易动起恻隐之心。

以前经常能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某个乞丐的月收入能够上万甚至更多，日子过得非常之滋润。在国内，我们很少看到准确的统计数字。

职业乞丐带来的恶果，远比想象中严重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当地人普遍担心，职业乞讨者会进一步破坏社区居民对无家可回者的印象。这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眼下，当在街道上偶遇乞讨者时，笔者都会下意识地产生疑惑——这是真乞丐，还是职业乞丐？

久而久之，职业乞丐将会损害的不仅是那些真正需要靠乞讨为生的底层群体，更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信任感。无论如何，拿他人的善心大做文章，都是一种挑战文明社会底线的行为。

但问题还不仅于此。由于有利可图，一些犯罪团伙将目光投向职业乞丐这一行当。据媒体报道，一些犯罪分子非常残暴，故意使老人和小孩致残，然后逼他们乞讨。

在街上行乞的残疾儿童

也就是说，在公众看不见的黑暗角落里，某些职业乞丐也可能只是求救无门的无辜受害者。而真正从中获利的，则是在幕后操控职业乞丐的犯罪分子。

令人担心的是，我们能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等大城市中发现职业乞丐的踪迹，却很难追踪到背后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尤其是，这些犯罪分子往往会物色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难以发声自救的群体。这样一来，此类行径往往难以被察觉。

更糟糕的是，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谋生手段，部分职业乞丐在脱离“组织”后将无法生存。于是，他们在遭受残害后，又心甘情愿地依附于犯罪分子。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形成，对职业乞丐的打击就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遑论根治。

回过头来看，那些流落在墨尔本街头的职业乞丐，究竟是自愿前往，还是在某些组织的胁迫之下？目前，我们还缺乏权威的调查结果。因此，不妨在谴责、批评之余，探究一下乞丐们背后的“故事”。要知道，他们可都是平均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人。

根据思想家罗尔斯的说法，使社会中“最不利者”的处境得到改善，是社会公正的体现。乞丐，无疑正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的“最不利者”。如果还有乞丐因为各种原因遭受无端的苦难，损害的就是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无论如何，不能因为他们身处黑暗之中，就作视而不见状。

整治职业乞丐，在两难中寻求对策

行文至此，一定会有人问，我们该拿职业乞丐怎么办？其实，要整治职业乞丐，难就难在，如何在保障乞丐权益的同时，有力打击不法行为？

乞讨，是人类最后的生存底线。不管从法律层面还是从道德层面上来说，我们都很难找到完全禁止乞讨的理由。因此，无论我们会拿出怎样的治理办法，前提都是把乞丐当作“人”、当作与其他公民一样平等的公民。

所以，关键问题如果区分职业乞丐和一般乞丐？只要没有侵害到他人利益，没有使用欺骗性手段，乞丐应该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得到最起码的宽容。

但或许还应继续进行区分，因为职业乞丐也未必是犯罪分子。就算其用“演技”骗取同情，但毕竟和犯罪组织对弱势群体的残害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因此，要整治职业乞丐，就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复杂和棘手的局面。仅靠城管或警方采取某种突击式运动，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而要进行上述区分，又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参与。查证身份、调查背景、及时救助······想要逐一完成以上环节，缺少任何一个有关部门的配合，都是不可想象的。

进而言之，有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行乞现象的办法？很容易想到，没有了贫困，或许也就不会再有乞丐。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比如，我们无法预防和阻止天灾的产生。一旦有人成为灾民，无家可归，出去乞讨就将成为无奈的选择。

由于各种原因，有的人会有不劳而获的想法，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提高当地居民的劳动所得，但有时收效甚微。公众有理由鄙视和批评“懒汉”，却不能剥夺他的生存权。打击职业乞讨中的犯罪行为的同时，也要容忍真乞丐，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局面。

这是一种两难，但也是当代社会治理者应该跨越的障碍。就拿滞留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乞讨者来说，如果是主动实施欺骗行为，就该依法处理；如果是遭受胁迫、无奈为之，则也应该得到积极救助。难归难，学会积极应对，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向着文明又近了一步。

早前报道：中国”第一乞丐村”调查

甘肃省岷县小寨村第一乞丐村

甘肃省岷县小寨村，因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乞丐村”而闻名全国。由媒体拼接的图景里，这个村庄八成至九成的农民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之间季节性迁徙乞讨。如今为了正名，村里“别跪了，站起来”的标语随处可见。

报道说，上世纪80年代初，小寨人尚未解决温饱，村子里出现了最早一批外出讨要的人。那时，整个小寨村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庄稼不够吃，连青稞面也吃了上顿没下顿”。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小寨的外出讨要现象渐成规模，“60户村民仅有4户没去讨要”。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贫困依然困扰着这个村庄。

毕竟“中国第一乞丐村”不是“中国富裕第一村”，没有光彩和荣耀，只有耻辱与辛酸，他们很想正名，因为这样这座被污名化的村庄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烦恼，“中国第一乞丐村”的称呼不仅让他们感到了尴尬，而且带来了许多困境，小伙子在外找对象，人家一听是小寨的，投来的是不信任的眼光；做生意，只要说到小寨的，人家是异样眼光的打量着……臭名容易正名难，我不知道小寨村拿什么来为自己正名？这决不是刷几条“别跪了，站起来”的标语就能解决问的。这种诗意的热闹只是表象，但依然掩盖不了它的贫困与忧伤。

中国有句古话叫“人穷志短”，当一个人面临着贫困，贫困得连填饱肚子也成问题，甚至饥饿威胁着自己的生命，就不可能有尊严。站起来，不再跪下，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其实富人在饥饿威胁着自己的生命时，也同样是没有尊严的。曾经看过一部电影，一个大款生活惯了养尊处优的环境，吃多了山珍海味，想做一回“受苦梦”，于是和一家旅游公司签订“受苦梦”的合同，这家公司把大款丢到一个交通不便的偏远穷山村，让他真正受了一趟苦，这趟苦让他彻底地没有了大款的尊严：偷吃完了村民的鸡，连老鼠也不放过。

电影情节是虚构的，但却是现实的真实反映。如果小寨的村民不用愁吃愁穿，有谁原因去吃讨？当然也不排除吃讨想致富的人，但这种人应该是少数人。有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村里有一个叫杨龄人，有一手熟稔的泥瓦活儿。2001年前后，他曾外出打工，但勤勤恳恳的工作并没有让他获得该有的报酬。岁末，黑心的老板卷钱跑了，没有路费回家的杨龄，最终跑到了街头。很快，他发现“讨钱比打工容易多了”。

试问，假如他能拿到应有的报酬，他会走上吃讨路吗？有人说，拥有财富的优势心理会打败人的尊严，不可否定，乞讨比种地、出卖苦力收入要高会有诱惑力，但如果他们能勤劳致富，乞讨就不再会有诱惑力。从没有村民承认自己建的新房是乞讨来看，就足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乞讨毕竟不是很光彩的。

改革开放30年，城市的变化是日新月异，但一些偏远山区的乡村变化可用“依然如故”来形容。也就是说，许多偏远山区的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多少改革带来的成果，至少可以说享受得非常少。如果国家的投资仍是关注城市，而不倾斜于这些贫困乡村，大量投入到民生上，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要他们不去吃讨就难。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小寨乞讨的根源是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严重的地域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制造了流动所需的不平衡。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由于农民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就形成了政府剥夺农民利益的巨大剪刀差。其实这种剪刀差的盘剥，都在堆积城市的繁华，让城里富有，让乡村贫穷。上个世纪农民不仅要交农业税、各种提留，每年还要做义务工，政府建办公大楼，城里修路建大桥等公共实施，农民却要自带干粮无偿地干那些繁重的体力活。

同是中国人，农民和城市人却同命不同价，同工却不同酬，没有退休工资与养老保险的农民，只有做到两眼一闭两脚伸直才能不干。一方面是掠夺农民的利益，另一方又不让农民获得福利。农民缺失社会保障，而读不起书，看不起病，这“两座大山”已使多少农民受穷？我在《对不起农民的中国人》一文中说，“如果不是那'高墙的体制’，或许农民就真的比城里人幸福，事实上城里人如今的幸福是建立在农民五十年来痛苦之上的，难道不值得我们城里人反哺，并说一声对不起吗？”

按理，13亿中国人，有9亿农民，投入应注重于这个最大的群体，但事实并非如此。无庸置疑，这几年国家增加了对农村的投入，许多农村的面貌有所改观，但与城市的投入仍然差距很大，国家财政预算支出有多少是用在农村和农民？

由此可见，要让小寨人站起来，不再下跪；要让全国的农民兄弟有尊严，体面地生活着；国家就要彻底地拆除那堵“体制之墙”，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如今我国已是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是反哺他们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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