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回应殡仪馆手机照片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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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日记回应殡仪馆手机照片一事

有用有料有趣 2021-04-10

灾难来临时，很多事情都不可能按照日常的程序办，就连办死亡证的手续都已经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地步。活人都顾不过来，而死者的善后，又怎么可能那么周到?

八、关于手机照片

文/方方

这也是一个陈旧的话题，但却是引发人们对我攻击的一个最重要的“证据”。

尽管我已经在日记中说明过一次，对记者采访时也说明过一次。再加上清明节前后，武汉新冠肺炎的死亡状况，渐为人知，人们对此事的议论已经渐弱。很多人已然明白，我所说的，完全真实。但是作为备忘，我还是把它完整地记录在此为好。

当时，指责我的观点有四：1、这是二手手机市场的照片，绝对不是火葬场的照片，你造谣;2、医生怎么可能会到火葬场去拍照?你造谣;3、火葬场和医院对病人遗物都有管理规定，不可能这样草率，所以你是造谣;4、你拿出照片来才能证明你没有造谣。

非本文配图，图/百度图片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

在武汉疫情已经开始缓解的某一天，突然传来画家刘寿祥去世的消息。我的好多朋友都在纪念他，因为认识，我也感到非常吃惊和难过。恰是这天，我的一位医生朋友传来一张照片。照片上散落着一些手机，上面注明了所拍处是火葬场。

我看到照片时的确非常难受，并且把这个感受写进了日记里。但我并没有贴出任何照片，我所有的日记，每一篇文内都没有配图。意想不到的是，隔了两天，有人传给我一张二手市场一堆手机的照片，问我这是不是你配的。我说不是呀。对方说，微博上有人说这是你配的图。自从我的微博被封后，我也懒得去看，所以并不知微博上有什么东西，以及人们怎么议论我。听到此言，我赶紧上微博看了一下，这才发现某人的微博将这张二手市场的手机照片配上我的文字，并指责我造谣。于是当晚，我即发了声明，因为微博被封，我的声明发在微信上。考虑到我的微信朋友圈人很少，所以我也通过微博进行了投诉。第二天，那位博主删除了他的内容，并就此事表示了道歉。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张照片却在网上遍传。很多人看到了这张二手市场的手机照片，却并没有看到我的声明和对方的道歉，然后就认定这张照片正是我所看到的那张，由此判断我在造谣。这个结论一旦得出，对我的指责也就越来越多。这里面，自然有极左人士的煽风点火。其实追溯到那几天的微博看看，是活跃在哪些网站上的人在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甚至恶意挑唆，就会一目了然。

也有人认为，就算有照片，火葬场不可能这么做，还有说医院也不可能这样做。是的，在常态情况下，这些都不可能，即便到了疫情后期，这种情况，也没有再发生过。但是，在疫情的早期，武汉的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些人却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人是怎么死的，更不知道医院和火葬场的工作人员是如何超负荷运转。灾难来临时，很多事情都不可能按照日常的程序办，就连办死亡证的手续都已经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地步。活人都顾不过来，而死者的善后，又怎么可能那么周到?这就是灾难与日常的差别。所以，大约隔了一两天，我写下了关于灾难的一段文字。我得承认，那天我是有些愤怒的。

其实，为了息事宁人，我也曾询问过医生朋友，但对方并没同意我披露这张照片。我表示理解，不是所有的东西皆可示众。有人说医生怎么可能会有火葬场照片?这个问题很幼稚。大家都可以通过网络得到照片，以医生的职业，认识的人遍布各行各业，有人传其照片，这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吗?

而以武汉疫情早期的状况，以及后来大家了解到的事实，难道还不相信有这样的照片存在?武汉因新冠肺炎死去的，不是两千多人，目前正式公布的数字就已达三千八百多，我想统计应该还没有完结，这还不包括因为其他原因去世的人们。

此事发生后，不止一个人给我留言，讲述他们的家人去世后，手机一直没有找到的事。其中有一个留言说：“方方老师，所言极真、千真万确、字字入骨。悲痛后，我才想着再次联系医院，有没有可能将父亲的遗物存留几件，哪怕只是他的手机，这恐怕是每个承受灾难的家人最后的念想。这是一台他新买的手机，今后看到手机哪怕是能有半点的睹物思情，我都愿意为父亲好好存留。看到它，我能想起他换新手机时神采飞扬的模样，他会用微信发照片时欣喜的只言片语，他带着手机住进医院时唯一与亲人相联的念想。在今后哪怕是轻触手机屏幕，我们仿佛能感受亲人生前指尖的温度。”那些逝者亲属的伤痛，他人何曾能够体会得到。

在我怀着愤怒写灾难是什么(2月16日：你看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喷)的那天，我还写道：“据我所知，已经有专家们在草拟给新冠肺炎死者及家属更多人文关怀和尊重的报告。其中就有关于设法保存死者遗物，尤其手机的条款。建议先集中保存，疫后消毒，以及与电信部门沟通，根据手机内信息，设法找到亲属。这是亲人的一份纪念。若实在无主，也保存下来，或可为历史留作证物。”

实际上，一位专家告诉我说，在武汉，不止一个专家组对此写了内参。其中都提到希望保存好死者遗物，尤其手机。疫情之后，尽可能通过其中信息找到主人。

武汉解封后，我也看到有关部门有组织地一家一家送还手机的视频。接到手机的亲属们，几乎个个热泪盈眶。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份多么沉痛而珍贵的纪念品啊。

重点是：

1. 我的日记从来没有配过照片。那张二手手机市场的照片，出自网络上他人之手，由此引发的轩然大波是别有用心者对我的构陷。

2、我看到的照片，与谣言中二手手机市场的这张完全不同。我因受人之嘱，不便将它公开而已。重要的是，疫情前期，事发突然，人人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各种资源均达极限，一些逝者遗留的手机受制于当时客观条件，无法按照常态处置，这是灾难中令人心痛的一个事实。

我们这代人总是和时代同步行进的。时代在想什么，我们就会跟着想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深刻的烙印伴随我们的人生许久许久。

文学千年来都被人吸引，重要的是源于个人表达

文/方方

我最初的写作，是19岁。那时我是一个个头矮小身体瘦弱的女装卸工。因为文化大革命，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于是我被街道办事处分配到一家装卸站工作。在这里，我前三个月能拿到38元的工资，三个月后，可以拿到42元人民币的工资。我靠这份工资养活母亲和我自己。在父亲去世以及兄长都下乡的年代，这是我家一笔重要的收入。

19岁，正是青春蓬勃的年龄。装卸劳动的繁重劳动和艰辛生活以及整个社会对装卸工人的蔑视和可怜，令我感到生活的苦闷和压抑。因为装卸工几乎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群人。在这样的生存背景下，面对这样的工作环境，19岁的我开始写诗。那是七十年代，写诗仍然需要两副面孔，一方写一些激昂的歌颂劳动的诗寄给报纸或杂志社，试图依赖诗歌改变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写一些抒发自己内心情绪的诗，藏匿在自己的笔记本里或是只在好朋友中传阅。

文革结束后，我有幸参加了高考，并且考入了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

我的大学同学大多都是历经生活的艰辛而终于有机会读大学中文系的文学爱好者们。1978年到1982年间，文学几乎占据了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成天讨论着当时最流行的文学话题。记得它们主要是：1、文学作品应不应该写爱情;2、文学作品是不是只能歌颂光明而不能暴露阴暗;3、文学作品是不是只能有喜剧而不能有悲剧;4、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它们被我们简称为：爱情问题;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悲剧与喜剧的问题;工具论等。在那样的时代，争论从来都没有结果。最后拿出结果的是时间。时间自顾自地往前走。走着走着，这些结果便在无需争论的情况下水落石出。

但是，有些事情是不必讨论出结果的，有过程就可以了。

我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争论背景下开始了小说创作。

我们这代人总是和时代同步行进的。时代在想什么，我们就会跟着想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深刻的烙印伴随我们的人生许久许久。当然，时代有多幼稚，我们也就会有多幼稚。因为成长背景和教育背景的局限，似乎很少有人可以超越。八十年代，我们就生活在激情之中。写作也都为这种激情所驱使。

一九八七年我写了四个不同类型的中篇小说，它们分别是《白雾》《闲聊宦子塌》《船的沉没》和《风景》。这一系列小说，令我收获到极大的荣誉，给我鼓舞也让我更有信心。然后，我就被人叫作“新写实”作家。及至八十年结束，九十年代的来临，这种激情业已度过了它的高峰和低潮而进入了强帑之末。八九年之后，严酷的现实和被挫折的理想使得生活冷峻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示在眼前。改变现实的无力变成了无奈和厌倦。在无奈和厌倦中又不想放弃温暖。那时的我就是这样心情矛盾而虚空。我在九十年代的许多作品，都表达着这样的一种无奈。及至今天，这种无奈感纠结在心，一直延续着，不肯散去。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小说创作不仅是我的热爱，它更成为我的心理需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道人心常常与我们所构想的或是所需要的完全不同。它使我们的内心因各种情绪的涌动，形成一种冲动或张力。这股力量一刻不停地在寻机迸发，写作便成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它得以让我通过文字来倾诉和发泄，以减轻我的内心压力。我想许多作家大概也是如此。

这是一种很个人化的倾诉。至于有没有听众或听众有多少，在倾诉者来说并不重要。这个倾诉的过程全然可以尽情尽性。没有人阻止我倾诉激情，也没有人会轻视我倾诉平淡;没有人厌烦我的燥乱，亦没有人嘲笑我的痛苦。文字就是我絮絮叨叨的话语，笔便有如舌头。它带着强烈的个人心境和个人情绪，是最为纯粹的个体表达。

而文学千年来都被人吸引，即令网络发达至今，热爱文学者仍然不计其数。其重要理由，正是在于文学作品源于这样的个体表达，它坦露的是每一个写作者的内心。无数的个人内心中折射着无数不同的世界。它记录着社会真实的场景和莫测的变化，也记录着人性复杂的层次和幽暗的内在。同时，也体会着人和人之间既简单亦微妙，既紧张亦舒缓的神秘关系。世界如此之大，而我们个人的生活触点如此之小。文学尤其是小说，让我们得以了解到一个超越我们自己视野、超越自身常识、超越自己认知深度的另外的世界。我们从中可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生。有强者的人生，亦有弱者的人生，而更多的是像我们自己一样的庸常之辈的人生。于是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很多参照，内心得到很多鼓舞。精神上得到某种力量。我们每一个阅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所对应和所需要的。文学的魅力持久不衰大概也正在于此。

虽然一个人的声音很微弱，并没有多少人可以听到。但当它与无数的声音汇集一起时，便会强大，时代的声音就是这样一点点汇集而成。

就如那个默默去世的老人——能使人陷入绝望的，并不是无衣无食，而是不再被爱。能杀人的，不仅仅是新冠病毒，而且是冷漠。

能杀死我们的，并不仅仅是新冠病毒

文/小万工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带着女儿和朋友们一起去探望了武汉儿童医院和协和医院的几个重症儿童家庭——随着新冠患者出院清零，武汉解封，滞留者返乡，购物中心开放，餐厅恢复堂食，能复工的公司基本都已经复工，高三毕业班预备返校——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武汉又开始慢慢恢复往昔的活力。

至此，我们封城期间发起的志愿者团队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未来预备长期服务和跟进的就是这个重症儿童群体。

繁忙复工后，难得有假期，不知怎的，我常常想起封城期间的种种，想趁着还记得，将这些写下来，尤其念念不忘的是一位疫情中过世的老人。

一

那正是武汉封城初期混乱的时候，床位不够，许多人来不及确诊在家中过世;医院的防护用品天天都在告急;公共交通停摆，求医基本靠步行;120打不通，通过网络排队也需要等24个小时以上;分诊权刚刚下放到社区，社区既没有防护，也没有专业的人，超负荷运转忙到飞起。

为了服务城中的市民，武汉城内的朋友们自发成立了志愿者联盟。我们分成好几个组：信息组，采购组，救援组，和医疗组。我是信息组的成员，而我当时回湖北乡下过年了不在武汉城里，便用自己的公众号作为求助入口。救助的帖子如果你在武汉，需要帮助，请联系我们在我的公众号一登出，瞬间就涌入了上百条求助信息。

其中让我最为揪心的，就是这位老人的求助。

向我们求助的是老人的孩子，他说老父亲快八十了，因为患基础疾病卧床多年，生活不能自理，一直由母亲照顾。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母亲感染，没几天后就在家中过世。几个儿子成为密切接触者被隔离。社区没有防护不敢上门，老人在家无人照料已经多日，目前奄奄一息，不知道是否还活着。

儿子希望我们可以给老人送些食物，最好能联系个床位。

二

那时候武汉还是一床难求，要住进医院，首先要去社区分诊确认发热，然后去定点医院的发热门诊查血、拍CT、做核酸检测——再拿着这三个确诊结果再回社区登记，等床位通知。正常的轻症患者完成这些尚且困难，何况一位四肢瘫痪的老人。

接到这条求助，我立刻想起了那个疫情中死去的十七岁脑瘫儿，同样是生活不能自理，同样是亲人被隔离无人照料。

读到媒体报道的那个脑瘫儿的故事时，我曾经很愤慨，和大家一起谴责有关部门的不作为，导致一个孩子的无辜枉死。

但是这次，当有同样需要真实地摆在眼前，我的感受却不一样，我想的是：换成是我，敢去吗?

根据老人儿子的描述，老人快八十岁了，疾病有特殊性，四肢都瘫痪，但头脑清醒可以说话。

他不能自己进食，需要一口一口地喂饭。不能自己上厕所，需要帮忙翻身换成人纸尿裤——以往这些工作都是老人的妻子来做，处理排泄物，为他擦洗身体，喂他饭，甚至在天气晴好的时候，用轮椅推他出去走走，说说话。

而现在，老人的妻子因为新冠去世了，那个最爱老人、愿意为他付代价的女人已经去世了。

三

我可以想见一个清醒的老人的绝望——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在家中过世，然后躺在床上，无人敢去照料，家里应该是一片狼藉，他的儿子们也被隔离。

这时候我发现，我没法责怪社区，因为即使换成是我自己，要进入一个陌生人的家，照料一个陌生的老人，为他换纸尿裤，清洗被褥，一口一口喂他饭——说实话，在正常的情况下也很难找到谁愿意做这样的工作。更别提老人的妻子刚刚因新冠肺炎过世，儿子都被隔离，他至少是密切接触者，你要用轮椅推着他去社区分诊，去医院做核酸，帮他找床位，而你自身则要冒着被感染而死的风险?

我自问做不到。

事实上，后来我们发现，老人有一个很近的亲属就住在附近，因为她说如果我们志愿者团队愿意过去照顾老人，可以找她拿钥匙。——不要说社区和陌生的志愿者，即便是老人的亲人，也做不到。

而且我还会想，就算我们的志愿者去了，老人挺过了这次疫情，他还能活下去么?这是更现实的问题，我不太敢想。

四

即便如此，我们的信息组仍然将这条求助信息转给了当地的救援组，但当时我内心是绝望的，因为我不知道有谁真的会去，即使去，也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帮助到这个老人。

很快有人接单。

是武汉南京路的义工们，疫情期间，他们一直在街头分发口罩，传那个古旧的好消息。

我担心他们的安全，他们说他们有工业用的防护服。各地给志愿者联盟寄来许多防护物资，他们把符合医用标准的N95和防护服挑出来送去医院，民用的发给民众，所以甚至有疫情期间的车辆通行证。

他们愿意去照料这位老人，给他送食物，联系车辆。

我当时就哭了，这是不同寻常的爱。

我意识到老人的绝望境地突然就可能有了转机，不是因为他能被医治或是活下去，而仅仅是因为有一位舍己的人愿意去到他家里，喂他食物，为他擦洗身体，换干净的衣服，给他讲——“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

这样，老人哪怕去世，临终前他不会是绝望，反而有可能是喜乐而有盼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