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力图支持台湾地位，只差承认主权

为了吓阻大陆武统，同时又不鼓励台湾独立，美国在是否会出兵阻止大陆武统一事上，一直持模糊立场，让大陆感觉美国会出兵干预武统，也让台湾感觉如果是自己引起的武统，美国不一定会出兵帮助自己。

常驻华盛顿的《纽约时报》资深记者黄安伟（Edward Wong），在这篇题为“美国力图支持台湾地位，只差承认主权”（U.S. Tries to Bolster Taiwan's Status, Short of Recognizing Sovereignty）的分析文章中指出，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访台、美台军售到美台可望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特朗普政府近来明显加强与台湾关系，强化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目的在于凸显身为亚洲民主政体的台湾，以及反制中国大陆弱化台湾国际地位的行动。这一切都是美国国家安全官员一项更大行动的一环：设定让美国踏上与中国竞争对抗，日后无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入主白宫，都无法偏离的长期道路。

文章引述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柯伯吉（Elbridge Colby）的观点，从军事和信誉角度来看，台湾至为重要。选战策士告诉特朗普，若想连任，就得对中国硬起来，这让美国政府的友台官员找到着力点。美中建交后的历任美国政府，都想办法在“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上对台湾问题维持模煳立场，以维持台海稳定。但随着中国崛起，以及特朗普秉持“美国优先”宗旨，部分美国官员与华府策士认为，美国在对台问题上打模糊仗的传统做法，反而助长北京鹰派气燄，徒增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威胁。

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东亚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的政治学者谢淑丽（Susan L. Shirk）认为，无论美国在台海两岸的政策为何，最重要是阐明对台湾的支持。但她提醒说，美国官员在制定台湾政策时的立足点，应该是在于强化台湾，而非打击中国大陆，因为北京虽然不会报复华盛顿，但会惩罚台北。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升级

文/祁冬涛

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上，都曾长期坚持“底线清晰，目标模糊”的战略。底线清晰让双方都不敢轻易挑战对方底线，限制了双方的矛盾无限升级为武力冲突；目标模糊为双方都创造了不少操纵空间，尤其对于暂时处于战略劣势的一方来说，可以在不挑战对方底线的情况下，运用各种政策来逐渐增加自己的战略资本，期待着当自己具有压倒性战略优势时，可以改变底线，迫使对方接受新底线。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历经长期内部动荡后正在崛起的大国，无论在台湾问题还是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曾长期处于非常严重的战略劣势，所以“底线清晰，目标模糊”的战略对于中国来讲更为重要。

在对外关系，尤其是对美关系上，邓小平曾用更隐晦的“韬光养晦”来表达“目标模糊”这一概念，意思同样是以模糊的目标换稳定的发展环境来积累战略资本，逐步、低调改善对外战略态势。但过去十年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的发展，见证了中美都逐渐将战略目标清晰化，导致各自的底线提高，最终使长期被双方掩盖的深层矛盾公开化，加深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

中美互相指责对方要为矛盾冲突的升级负责，都说自己是为回应对方升高的威胁才被迫反抗。换句话说，美国认为中国挑战美国霸权的战略目标越来越清晰，而中国也认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越来越清晰，所以双方都被迫升高冲突等级，谁也不想在事关国运的战略对抗中妥协。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是观察中美两国这种恶性循环式战略对抗的窗口，也是有可能把两国引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议题。

大陆对台战略升级

在台湾问题上，大陆“反独”的底线非常清晰，甚至用《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大陆将以非和平方式和其他必要措施打击三种“台独”情形。但长期以来，大陆“促统”的目标比较模糊。这不是说大陆没有统一台湾的目标，而是说何时统一、如何统一的问题长期没有明确答案。大陆一直主张用和平方式统一，只在无法和平统一时才用非和平方式统一。

但如果没有明确的统一时间表，只要台湾不主动独立，大陆就不得不一直尝试用和平方式促统，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有和平无统一。大家都理解大陆领导人长期采取“目标模糊”战略，是因为它有利于大陆经济发展这更高的战略目标，而且大陆的军事实力，长期以来无法保证在美国介入的情况下，能够成功武统台湾。

模糊的统一目标为大陆提供了发展经济和军事等重要战略资本的时间和机会，台湾的资金和人才利用大陆所提供的机会，积极参与大陆早期的改革开放事业，同时减轻了对台湾和美国的压力，只要台湾当局没有严重的台独行径，中美台之间就相安无事。

随着大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快速上升，台湾对于大陆的经济价值急速下降，但对于大陆民族复兴这一新时代战略目标的意义越来越大，因为统一台湾是民族复兴的应有之义。

中共十八大以来，大陆明显加强了促统的步伐，反复强调统一不能一代代拖下去，2049年成为统一台湾的最晚期限；不少迹象表明，当前领导人不想把统一拖到那么晚。所以，统一目标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但随着2016年蔡英文上台，两岸关系从合作变为对抗，大陆促统面临台湾的强烈反抗。2018年国民党政治新星韩国瑜出人意料地当选高雄市长，在全台掀起对大陆有利的“韩流”。大陆领导人抓住机会，在2019年1月发表重要对台讲话，期望台湾接受重新诠释过的“九二共识”，与大陆一起促统，并提出“两制台湾方案”作为统一后台湾的治理模式，把统一目标进一步清晰化。

不料2019年6月香港爆发持续半年的激烈社会反抗，民进党利用这个机会，在台湾成功发动起“反中”情绪，最终击败“韩流”，蔡英文高票连任。随后两岸以至全球进入冠病疫情，美台关系进一步提升，与大陆的关系相应更加恶化。简单讲，大陆的统一目标逐渐清晰，促统力度逐渐加大，但自2016年蔡英文和特朗普上台后，促统遇到很大困难，进展非常有限，唯有坚守“反独”底线。

美国对台战略升级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长期以来也很清楚：大陆和台湾须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反对任何一方发起或引起武力冲突，即一方面反对大陆主动武统，另一方面也反对台湾独立，因为那会导致大陆动武。这种“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底线，曾长期符合大陆和台湾的期望，成为中美台三方相安无事的重要基础。

但在台湾问题的一些关键目标上，美国一直持模糊立场。首先，美国并没有明确接受大陆认为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一个中国原则”，而是根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与台湾断交时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提出非常模糊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相区别。

“一个中国政策”的核心是对台湾和大陆现在和未来，是否属于同一个中国进行模糊化处理，并不明确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实质上秉持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对两岸关系的未来目标也模糊化处理，并不认为统一是两岸未来唯一的选项；对美台关系的未来也模糊化处理，虽然不会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仍然保留了巨大的模糊空间，可以和台湾发展各种具有实质意义的关系。

其次，为了吓阻大陆武统，同时又不鼓励台湾独立，美国在是否会出兵阻止大陆武统一事上，一直持模糊立场，让大陆感觉美国会出兵干预武统，也让台湾感觉如果是自己引起的武统，美国不一定会出兵帮助自己。

最后，美国对于什么属于台独行为和中国有很多分歧，事实上是对台独行为的定义进行模糊化处理。所以当中国惩罚自己眼中的台独行为时，美国经常指责中国制造台海矛盾，认为那些台独行为属于台湾的正当权利。

美国一方面以清晰的底线来促进台海和平，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种模糊立场制造出大量空间，来灵活处理与台湾的关系。当中美之间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时，因为美国不会利用这些模糊空间，大力发展与台湾的关系来挑战中国，中美台三方相安无事，美国使用“自动驾驶”模式来处理台海关系，并不会投入太多精力。

陈水扁时期因为其激进的台独政策造成两岸关系动荡，有可能连累美国，再加上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把全球反恐作为要务，须要中国配合，所以本来相当反华挺台湾的小布什政府，竟然和中国合作一起“共管阿扁”，美台之间本来就不密切的关系变得更加疏远。马英九时期因为接受“九二共识”而与大陆开启官方合作之旅，因为奉行“不统、不独、不武”而符合美方立场，也一直受到美国赞扬，中美台关系进入历史最融洽时期。

但随着2016年蔡英文和特朗普上台，台湾拒绝接受“九二共识”，美国政界掀起一致反华的浪潮，中美之间由战略竞合关系快速恶化为战略对抗关系，台湾对于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价值大大提升，美国开始史无前例地利用自己的各种模糊立场，大力发展与台湾的关系：通过一系列挺台法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加强与台湾的各种互访、交流及合作、在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中把台湾视为重要战略伙伴、武器售台升级并力图常规化、军舰军机频繁在台海出没等等，美台关系上升至断交后最好时期。

另一方面，美国指责北京要为台海关系紧张负责、公开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同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等等，中美关系则进入建交以来最困难时期。面对美台联手，北京虽有常规性反制，但基本无法影响美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促统工作更是遭遇困境。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台湾关系法》40年台美烟花绚烂的背后

文／万敏婉  东森新闻云

美国对台湾的持续成功与安全有着深远且持久的利益，此乃深植于我们对共享的核心价值及民主承诺之中。

2019年3月19日，美国在台协会（AIT）处长郦英杰（Brent Christensen）首度走入“外交部”位于凯达格兰大道上的官署，与“外交部长“吴钊燮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台美将建立新的对话机制「印太民主治理咨商」，象征台美关系再向前迈进一步。

郦英杰于演说中指出，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强调「《台湾关系法》这项美国法律，不但为美台关系提供了框架，也使我们双方得以发展紧密又长久的伙伴关系」，因此在2019年，美方将用一整年时间，举行一系列活动。其中，台美共享的民主价值，正是把双方连结在一起的最重要思想体系。

掩饰「抛弃盟友」的遮羞布

郦英杰这段话中，清楚点出台湾关系法的几个本质，第一，这是一个美国的国内法律，第二，台美关系从来不是邦交，而是这个由美国国内法所提供的「框架」。第三，台湾关系法所隐含的台美「连结」，在于民主价值这一个看不见、摸不着，需要时可被使用，不需要时又可被弃置一旁的意识形态。

尽管如此，对不少台湾人来说，看到这部法案，总有心理上的满足感，似乎这样一套法律就可说明，台美虽无邦交，但美国老大哥为了照顾台湾，特别订立法律来「保护」台美关系，法案也成为台美友好的最佳实证。

然而，若仔细检验其立法过程，不难发现，这个让台湾人视为台美友谊坚如磐石的法案，当年其实是在美台断交背景下，透过一份事后补订的法案，让美国能够有块以「维护及促进台湾人民人权」为名的遮羞布，掩盖美国为自身利益、抛弃盟友的现实。

40年前的1978年12月15日，当时的美国在经历了1971年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密访」北京、1972年前总统尼克森（Richard Nixon）「明访」中国大陆并签署《上海公报》，表明双方同意搁置台湾问题，开启建交可能；以及1973年双方互设办事处，甚至是1975年前总统福特再次出访中国大陆确立双方建交意愿后，终于在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手中，与北京正式签下建交公报，双方于1979年的1月1日开展正式外交关系。

消息传至台湾，激起民众强烈反弹，不但包围美国使馆，连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于1978年12月27日抵达台北松山机场，计划与蒋经国政府进行断交后谈判，则是刚下机就遭时任“外交部“

政务次长的杨西昆赴美展开长达两个多月的谈判斡旋，终于让美国国会在1979年3月28与29日，也就是美国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近三个月，由参众两院通过这份以「协助维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与稳定，并授权继续维持美国人民与在台湾人民间之商业、文化及其他关系」为立法目的的《台湾关系法》。并在当年4月10日由卡特签署通过，同时追溯至当年1月1日起生效。

法案运作全依美国所需

尽管不可否认，《台湾关系法》中明白写出的「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人民」条文，让台美军售能透过美国国内法所提供的法源，多年来持续运用，从而让台美政治人物，都能藉由「美国卖武器给台湾」的行为，与「美国也有可能保卫台湾」建立印象连结。尽管这种连结实际上仅是一戳就破的泡沫，但在泡沫尚未实际接触外力前，都可作为政治人物借以宣传的美妙愿景。

平心而论，即便没有台湾关系法，美国仍可对台军售，反之，即便法源存在，也不代表美国「必须」军售台湾。毕竟这段条文只是让台美军售更具法律正当性，而不是对军售行为订立许可性规范。也因此，即便有着法源依据，美国也可根据自身需求与利益判断，来决定是否对台军售。

例如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逐步走向更紧密结合，2010年起双方更就《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签署第一次协议，并在隔年成立「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就双方后续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保障及争端解决机制展开协商。在此情势下，美国从2012年起，国防部与国务院官员便曾两度缺席主要讨论台美军售议题的「台美国防工业会议」，2014年美国国防部还删除已批准的台湾F-16A /B型战机升级案，变相地单方面暂停对台军售。直到2014年3月，太阳花学运发生，学生占领立法院，并迫使已获通过的《服贸协议》被无限期推迟后，台美军售才在2015年获得恢复。

衡酌形势智取生存空间

但另一方面，若要说《台湾关系法》只是个单方面对美国有利的国内法，也不尽公允。该法案至少白纸黑字地写明「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另外，法案更指称美国的政策包含要「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

尽管条文中所谓的「美国严重关切」，以及美国要维持能力「抵抗任何高压手段危及台湾人民安全行动」等描述，究其细节，相对空泛且充满了扩充或是限缩的解释空间，但如此描述所反映的现实是，台美之间确实存在某程度的共同利益，而这个共同利益与两岸关系有一定的连动，也因此让台湾有可能在维持或维护台美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向美方多讨要一些「照顾」或「保护」。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种台美利益与两岸关系情况的连动，让台湾得以藉由台美交往程度的保守或激进，反过来向北京寻求相应补贴。

换句话说，中美两强如今因中国大陆的崛起，双方必然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之际，对美国来说，台湾在中美间的「作用」就会被凸显出来。因此，在中美间竞争与合作必然同时存在的国际格局下，就逐步出现了呼吁台美高层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台美军售定期化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甚至是近期美国议员公开呼吁美国副总统或是阁员访台、美国第一届「印太地区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在台北举行，甚至AIT更首度联合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与外交部在3月26日至28日于台北共同举办以打击贪渎为主题的2019年「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GCTF）。

各式台美联合活动与合作陆续推出，确实彰显出双方友好现状，就如同满天耀眼的烟花，让人目不暇给，拍掌叫好。然而台美友谊烟火之所以能被燃放，仰赖的是背后中美结构性矛盾大格局。同时，这样的格局却也产生台美关系拉近时，势必损及两岸的后遗症。因此，若没能掌握好台美的距离，莽撞行事，一旦造成两岸关系破裂且难以修补，对台湾反而更为不利。

在当前中美大局未转向调整前，或许台美的友好烟火还能持续燃放，台湾也有机会借此争取到更多利益，但要如何掌握好那个「度」，让烟花的美景能常留心中，而不是只剩满地炮竹残渣，犹是对执政者智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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